第三章 汉朝圈养的知识圈[1] 

儒教对中国政治的改造主要在于教育：皇帝一方面设立了五经博士，将其他学派排斥在外；另一方面设立了只传授儒教知识的官方教育机构。垄断教育的结果是，人们从此只能接触儒教学说，其他学问流派衰亡。

汉武帝树立儒教为正统思想，是为了利用它来维持统治。但汉武帝之后，作为最高官员的丞相职位被儒教知识分子垄断，这就不是皇帝控制儒教，而是儒教裹挟皇帝了。

汉武帝时期的酷吏张汤学会了用儒经（特别是《公羊传》）来指导审判。对法律的侵蚀让儒教成了社会的基础。

随着儒教对教育系统的控制，学术门阀出现了。大量的儒生只会背诵老师的只言片语，不同学派之间为了争夺对政权的控制，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汉朝政治进入一个书呆子横行的时期。

儒教对社会的破坏作用，还反映在对谶纬、灾异和祥瑞的态度上。汉朝的人们相信“天人合一”，认为老天爷会通过一定的灾异或者祥瑞来彰显自己的意志，或者通过书籍上一些模棱两可的文字预示未来，汉朝成了荒诞不经的预言的大本营。

我们在翻看历史时会发现，汉昭帝和汉宣帝时期的几个令人哑然失笑的书呆子的事迹。这些书呆子身居高位，却缺乏实务经验，满脑子经书和圣人，闹出了不少笑话。

第一位书呆子是汉昭帝时期的学者眭弘。据《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记载，此人年轻时是个浪荡子弟，斗鸡走马，后来学了一点儿《公羊传》，因为通晓一经而当上议郎，后来调升符节令。

眭弘的一生不足道也，他之所以被历史记住，只是因为一件让他丢了性命的事情。眭弘生活于汉昭帝时期，此时人们已经普遍相信董仲舒的“天人合一”，以及《公羊传》里提倡的“微言大义”。从此，老天爷对人类突然关心起来，各地都纷纷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灾异。在泰山就出现了一个无法解释的灾异现象。

时值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正月，在泰山和莱芜山南面突然出现了巨大的声响，如同数千人在吵嚷，当地人看到有大石头自己立了起来，高一丈五尺，有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底部有三块石头为足。石头立起后，有数千只白乌鸦围绕在石头旁。在昌邑还有一段枯社木复活了。在长安的上林苑中，也有一棵大柳树出现了异常，本来这棵柳树已经断掉卧倒在地上枯萎了，这一天突然间自己立了起来，复活了。柳树上还有虫子吃树叶，形成了几个字：“公孙病已立”。

这些复杂的灾异现象已经很难查证。所谓大石头自立，可能是陨石，也可能是地震导致的山上落石；至于树木死而复生，可能是所谓的树木“假死”现象。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当时人们相信灾异说，将一般现象夸大了，以讹传讹造成的。

当这些事件传到眭弘耳中，由于他学过最高深的学问——《公羊传》，立刻意识到这些事情的重要性。他根据《春秋》精神分析道：石头和柳树都是阴类，是下民的象征（根据董仲舒的理论，阴阳之中，阴代表了恶、坏、下等）；泰山是岱宗，是五岳中最高的山，每次改朝换代，皇帝都要到这里来祭祀（同样出自董仲舒的祭祀理论）；大石头自立、死了的柳树复活，这不是人力所为，而是改朝换代的迹象，表明有个下等人要做天子了。

眭弘立刻找到当内官长的朋友，让朋友把他的意见上报皇帝，他的意见是：先师董仲舒认为，如果圣人要降生，现在的皇帝就必须让位，皇帝应当找到这个贤人，把帝位禅让给他来顺应天命。

由于当时汉昭帝还小，这封信送到了掌权的大将军霍光手中。霍光一看，竟然有人正经八百地要终结汉家天下，大怒之下，将上书的眭弘和他的朋友全部问斩。

掉书袋的眭弘丢掉了性命，却因为这件事被记入史册，可谓啼笑皆非。

眭弘并不是孤例。汉武帝之后的西汉，是中国书呆子最多且最猖獗的时期。他们手里拿一本《公羊传》，再配备一两本谶纬书，就可以四处寻找灾异和祥瑞了。不管出了什么事，他们都会先在书里查找一番，看有没有现成的解释，如果没有，就在字里行间寻找蛛丝马迹，自信地做出风马牛不相及的解释。

他们一辈子的运道就来自书中那些晦涩的语言，吃饭穿衣、娶妻生子都靠它，因此对书本深信不疑，闹出不少笑话。

比眭弘稍后的是大臣盖宽饶。据《汉书·盖诸葛刘郑孙毋将何传》记载，在汉宣帝时期，由于儒术过盛，人人高谈阔论却没有人做实务，汉宣帝试图加入一定的法家色彩来治理国家。由于皇宫外的人们都抠书本看“天人合一”去了，没有人干活儿，汉宣帝只好选择宦官来负责具体事务。

汉宣帝的做法受到盖宽饶的阻挠，他明着批评汉宣帝重用宦官，暗里怨恨汉宣帝采取法治而不是儒治。他说：当今圣道已经被废弛，儒术不行，竟然把宦官这样的刑余之人当作周公和召公使用，以法律来代替《诗经》《尚书》治理国家，这怎么能行！他引用儒教经典《韩氏易传》说：五帝时候是官天下，“三王”（夏、商、周）时代才变成家天下；家天下是传给子孙的，官天下是传给贤人的；就像春、夏、秋、冬四季更迭，皇帝功成之后就退居幕后，没有那把刷子，就不要身居高位；陛下应该学习五帝，赶快寻找贤人让位给他。

一听说盖宽饶让自己退位让贤，汉宣帝立刻大怒，盖宽饶不得不自杀，才了结了这场争论。

汉武帝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当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给政权提供了合法性，但独尊儒术之后培养出来的大量书呆子却成了精。他们对于实际的政治运作一无所知，以公孙弘为榜样一门心思往上爬。爬到高位后，他们的无知和迂腐就开始腐蚀政权基础。

西汉中后期，也是官方大批圈养“知识分子”的时期，这些“知识分子”以五经为武装，“天人合一”“天降灾异”是他们的主要依据，一个个都以为窥得了天机，占据了西汉中后期的政治舞台。他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形成了复杂的关系网。

由于不准研究儒教之外的其他学问，善于斗争的他们在儒教内部分立了许多派别，构成了多家学术门阀。不同学术门阀的弟子们互相诋毁，又各自吹捧，还共同防止儒教的官方资源被局外人抢夺。西汉中后期，不管是经济，还是学术、科学，之所以无法再取得进步，就和这些学术门阀控制了官员的晋升渠道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