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尹承东 2021年1月6日于北京

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Vicente Blasco Ibánez，1867—1928）是十九世纪蜚声世界文坛的最重要的西班牙作家之一，也为西班牙著名的“九八年代”代表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被称为革命作家和共和鼓动家。他出生于西班牙美丽的海滨城市巴伦西亚一个商人家庭，父母都是阿拉贡人。据他自己说，他最初的记忆是在六岁时看到第一共和国初期地方分裂主义者叛乱在巴伦西亚街道上筑起的街垒和战斗中的英雄人物。他读的第一本书是法国作家、诗人、政治家拉马丁的《古伦特派历史》，然后就开始读维克多·雨果的作品，特别是他的《悲惨世界》。据他的传记作家拉米罗·雷因说：“从这时起，他就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做一个革命作家和从口头到行动的鼓动家。”在他的政治素养和文学成长中，十九世纪后半叶在政治和文化上倾向于语言和传统运动的加泰罗尼亚激进主义作家康斯坦蒂·利翁巴特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他常常会突然闯进这位作家组织的共和派人士的聚谈会，后者也就慢慢把他培养成了他的文学继承人。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十六岁时就创办了一份《周报》，由于未成年，他只好用了一位鞋匠朋友的名义。他本想做海员，但由于数学不佳只好选学法律。他的出类拔萃的学习才能使他仅仅在考试前的十五天就完成了整整一年的应试准备，进入了巴伦西亚大学。他参加了大学生乐队，过着散漫不羁的生活，尽管实际上他并没有认真学习法律专业，1888年还是获得了硕士学位。

在大学时期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就参加了各种共和鼓动和反宗教活动，开始出席联邦共和党组织的会议，并开启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在最初几次的公开演讲中，他发现自己具有强大的说服才干。他的笔锋犀利，口才也毫不逊色，能激发起听众的热情，鼓舞人们充满伟大的梦想。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来说，当时的根本问题还不是所谓随着十九世纪期间活跃的革命社会主义萌芽提出的阶级斗争问题，而是他所面对的当时巴伦西亚的社会现实——大量的文盲存在，人民生活动荡不安。这一切导致人们的信仰僵化，不相信社会形势会有好转。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历史使命是要从道德上揭露官府的腐败和胡作非为，以及为人民的进步做出贡献。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积极为政治报刊撰稿，并参加各种民众集会发表演说，反对当时的君主专制，很快成为一个激进的共和主义者。他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社会、对人民负有一种高度的责任感，成为当时左翼共和党的领袖之一以后，由于终生投入反封建帝制的运动，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一生坎坷，曾三十次被捕入狱或流放，中年游历拉丁美洲，足迹遍及阿根廷、乌拉圭、智利、墨西哥等国，晚年再次被迫流亡法国，并在那儿悲惨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当然，在他游历世界的流亡生涯中，艰难地冒险进入艺术国度意大利的那段既心酸又有趣的人生经历更是令人难忘的。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是一位多产作家，正是凭着丰富曲折的经历，为理想奋斗的顽强精神，他一生孜孜不倦地笔耕不辍，共创作了四十多部脍炙人口的小说，创作主题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权威的西班牙学者把其作品分为九类：巴伦西亚地域小说；反抗小说，或曰社会小说；心理小说；美洲小说；战争小说；西班牙历史颂扬小说；历险奇遇小说；短篇小说集和游记。

伊巴涅斯这位天才作家，作品不仅在西班牙国内深受读者欢迎，大量地被搬上银幕和舞台，而且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甚至有俄文版和日文版的《伊巴涅斯全集》问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就有了他的《启示录的四骑士》《茅屋》以及一些短篇小说的中文版。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一股新翻译浪潮的兴起，他的《五月花》《不速之客》《酒坊》《芦苇和泥塘》《在柑橘园里》《大教堂》《女人的敌人》《游民》等一大批作品都被介绍到中国来，并且有不少一版再版。这些作品，无论是描写巴伦西亚省边远地区居民生活和风情的《茅屋》《五月花》《芦苇和泥塘》等地域小说，还是伊巴涅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尖锐地提出社会问题，无情揭露大资本家的权势，宣教师、神父的假仁假义，传统成见的压力，真实反映西班牙劳苦大众疾苦的《大教堂》《不速之客》《游民》等社会小说，又或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深刻揭露德国军国主义狰狞面目的反战小说，无一不让广大中国读者享受到西班牙文学的盛宴和乐趣，同时也为我们的创作界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在19世纪，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和另一位最多产的杰出作家贝尼托·佩雷斯·加尔杜斯，被称为西班牙最富有激情的作家，他们把一生的爱全部献给了小说创作事业，因此也是在西班牙乃至世界文坛上最受关注和广泛评论的西班牙作家。当然，他们受到高度的赞扬和敬仰的同时，也招来了不少严厉的非议。伊巴涅斯本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小说创作呢？1918年，他在给伟大的西班牙牧师作家塞哈多尔的信中这样写道：

既然您要求谈谈小说，那咱们就谈谈吧。我认可“小说是通过一种艺术才能对现实的观察”这一著名定义。我也跟司汤达一样，认为“一部小说是照出漫漫长途的镜子”。但是，当然了，创作的艺术才能要加工现实，镜子也不可把那些粗糙具体的现实原样照搬地映现出来，而是要赋予现实一种蓝色的、轻快而流畅的形象，仿佛是在巴伦西亚的大海深处游泳。小说家要按照自己的艺术才能去再现现实，选择现实中的精粹，不屑于那些无意义的平庸单调的东西。画家也是如此，哪怕贝拉斯科是最伟大的现实主义的画家，他的作品比任何画家都更贴近生活，画的人物个个活灵活现，但是，如果这些人物是用照相机直接拍摄出来，他们会更像本人，“但却已不那么栩栩如生了”。在作品和现实中间产生的那种现实，有一种发光的棱镜，它让事物变形，凝聚起它们的本质、精华和灵魂，并将其发扬光大，这就是作家的艺术才华所在。在我来看，一个小说家最重要的是他的艺术才华、他的人格、他的特殊的行为举止及其独特的对生活的观察。这是一个小说家真正的创作风格，尽管实际写起来会有些疏忽纰漏……

这段话无论是从文学的社会意义，还是艺术特质，都清楚地诠释了伊巴涅斯的创作观：文学创作源于生活，但要高于生活。庄重先生翻译的他的如诗如画的菜园小说《茅屋》，我认为这部作品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或许这也是伊巴涅斯作品受到中国读者青睐的原因之一。

至此，我要来谈《血与沙》了。不消说这是作家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只有三个字：血与沙。“血”，斗牛与血的关系太紧密了，在西班牙这项被称为“国家娱乐”的活动中，斗牛士在流血，不管是徒步斗牛士、马上扎枪手、剑刺手，或屠牛手，没有一个不会流血；一头头公牛在流血，而且流血后是死亡；扎抢手的马在流血，同样流血后是死亡；而更悲痛的是斗牛士的家人，尤其是他们的母亲和妻子，她们的心无时无刻不在流血。“沙”，则是斗牛场上斗牛士和公牛生死搏斗的沙地。那片黄沙在斗牛开始之前是松软而洁净，甚至熠熠闪光的，但当经过一场“人与兽”的殊死搏斗，一头头公牛被短剑刺死，或斗牛士不幸惨死在公牛的大角和四蹄之下被脚朝前抬出斗牛场之后，那儿不仅到处是一摊摊的血迹，还有人和公牛、马匹的五脏六腑，以及后者的排泄物。一片狼藉，惨不忍睹。在这搏斗的整个过程中，如果是在马德里的大斗牛场，看台上的一万四千观众始终处于兴奋难抑的状态，他们欢呼，鼓掌，往斗牛场扔酒瓶、柑橘、坐垫、杂物，甚至要越过护栏冲进斗牛场去，那是一个山呼海啸、地动山摇的疯狂世界。

在《血与沙》中，布拉斯科·伊巴涅斯把这些场面描写得淋漓尽致，我在翻译这些场景时不忍卒读，甚至难以继续下去。好在，伊巴涅斯的更难能可贵之处是把整个斗牛行业像一幅幅图画似的展现在读者眼前：专业的公牛养殖场，从幼牛养到成牛后怎样成群地从养殖场引领到斗牛场（一个震撼人心的宏伟场面）；牧场中斗小公牛的娱乐场景；斗牛士在斗牛的那个下午出发前在饭店的准备过程及复杂的心情，尤其是那种能多拖一分钟就拖一分钟的恐惧心理；斗牛士的家庭生活……我敢说，即使那些在西班牙或拉丁美洲亲临现场看过斗牛的人，也还是对斗牛不甚了了。而《血与沙》恰恰是一部让读者真正了解西班牙斗牛这一既古老又现代、既是一种娱乐又是一种文化的独特活动。

《血与沙》描写了一个斗牛士的一生。加利亚多是一个醉鬼鞋匠的儿子，母亲安古斯蒂亚斯（痛苦烦恼之意）太太靠当仆人赚些零钱补贴家用。这是一个贫困的家庭。孩子的父亲早逝，为了生计，母亲给儿子找了一个最好的鞋匠让他去当学徒，但他生性顽固不化，一心要做斗牛士，对斗牛到了痴迷的地步，即使在母亲的毒打下也绝不服从。最后他历经种种艰难和冒死拼搏，终于成了一个驰名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的斗牛士，每个斗牛季合同都雪片似的向他飞来，财源滚滚，他置办了房产和庄园，进入上层社会，侯爵的侄女都甘愿做他的情人。斗牛场对他而言是一个喝彩和掌声的海洋，社会各阶层的人无不对他仰视，他也慷慨地对穷人施舍，似乎是他们的救世主。他的代理人甚至骄傲地称他为“天下第一斗牛士”或“天下斗牛第一人”。但是，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的规律对他也不例外，这种风光无限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太久，突然有一天下午他斗牛失败了，从此一蹶不振，每况愈下，斗牛场上的“天下第一斗牛士”变成了不敢正视公牛的胆小鬼，喝彩和掌声变成了嘲笑和嘘声，贵妇人情人也无情地抛弃了他，经济上已欠债，精神萎靡不振，终于在一次重伤恢复之后力图重振雄风时凄凄惨惨地一命呜呼。

《血与沙》围绕斗牛这一主题还浓墨重彩地描述了西班牙的宗教礼仪。除了那些常规的教堂祈祷活动外，尤其完整而细腻地描写了复活节圣周宗教大游行。这种各派教友会虔诚的信徒排成浩浩荡荡的队伍，抬着圣母和耶稣雕像，走遍全城的大街小巷，从深夜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曙光初露的大游行，名义上是西班牙每年举办的一桩隆重的宗教盛事，而在伊巴涅斯的笔下却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荒唐、愚昧、仇视的闹剧。读读这一游行，对我们中国读者了解西班牙的宗教是有益的。在这里伊巴涅斯对宗教极尽讽刺嘲弄，语言之犀利可谓登峰造极，自然也不乏幽默。而在另一个章节里，他通过一个热衷于革命的叫“国民”的斗牛士之口，更是毫不掩饰地道出了他对宗教的看法，明确地将其归结为“迷信，落后”，无情地批驳道：“圣经？……一派胡言，骗人的鬼把戏！六天创造尘世？……一派胡言，骗人的鬼把戏！亚当夏娃的故事？……同样是一派胡言，骗人的鬼把戏！所有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和迷信。”“我的名字就叫塞瓦斯蒂安·贝内加斯，就是这样；而你的名字叫胡安尼略·加利亚多；您哪，叫堂何塞，也有自己的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名，除了亲属们是同姓，别人的姓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孙，那么，假定亚当姓佩雷斯，我们大家也都应该姓佩雷斯呀！明白了吗？……

一派胡言，骗人的鬼把戏！因此，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姓，那就应该有许许多多的亚当，牧师们所说的什么大家都是……胡说八道！迷信，落后！我们没有文化，所以牧师欺侮我们……我觉得我把话说清楚了。”在这里，显然伊巴涅斯是借批判宗教批判社会。在西班牙，即使在中世纪宗教裁判所动辄动用火刑烧死所谓的异教徒之后的时期，宗教对人民的麻醉和迫害依旧是十分严重的。伊巴涅斯对此深恶痛绝。

在《血与沙》中，作者还用整个一章的篇幅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强盗“小羽毛”。这个悲楚动人的故事同样是对封建专制制度无情的批判。前面讲的斗牛士是穷人的孩子无路可走，要想过上幸福的日子唯有从事这项职业，用生命去换取钱财。而“小羽毛”本来也是一个善良的农民，而且是村子里唯一一个乐于为乡亲们办事的有点儿文化的善良人。但是富人和乡绅却对他进行诬陷，逼得他有家不能归，他为了活命只好做了“强盗”，以抢劫为生。照他的说法，“有些有钱人心肠非常歹毒，他们干的事害苦了穷人！……穷人需要的是公平正义，属于他的东西，就应该给他，他应该得到的东西得不到，那就要自己拿。要变成一只狼，让别人怕，这样别的狼都会尊重你；若是一头牛，自己直到让人家吃掉还会表示感谢呢。穷人，如果你让人看成胆小鬼，没有威慑力，就连绵羊都敢往你脸上撒尿”。这是一个正义而侠义的“强盗”，他只打劫富人，而对穷人不但不打扰，而且还帮助他们。为了避免宪兵的追杀，他每天都骑着一匹马，带着一支卡宾枪奔波于荒山野岭之中，过着野人般的日子，但终于还是被宪兵杀死了。这种对社会上层充满无限的鄙视和仇恨、对社会底层的人们充满了深切同情的文字，可以说贯穿在伊巴涅斯全部的作品之中。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在《血与沙》中充分地展示了他描写人物的功力，围绕斗牛士加利亚多出现的人物，个个特点鲜明，栩栩如生，如：富有而虚伪的莫赖玛侯爵；穷奢极欲、放浪形骸的贵妇人索尔；老谋深算、狡黠奸猾的加利亚多的代理人堂何塞；忠厚善良、医术高明的医生鲁伊斯。这些人物的衬托，把主人公胡安·加利亚多的形象突出得更加鲜明，从而加强了其艺术感染力。

最后我想再谈一谈伊巴涅斯的写作技巧或者说写作风格。《血与沙》属于九类中的心理小说类。这部作品跟伊巴涅斯其他作品一样，充分显示了他心理描写大师的大手笔，每一个人物的心理活动都展示得那么生动逼真，让那些形象活现在读者的脑海中。限于篇幅，我只选取其中的一段以飨读者。

加利亚多在衰败之中受过一次重伤之后，身体已明显大不如前，胆量也失去往昔的光辉，观众也开始鄙视他，讨厌他了，家人和亲朋好友都劝他放弃斗牛。那时，他陷入深深的痛苦，在踌躇不决中，思想斗争激烈：

想到这种耕田种地的卑微生活不得不处处节俭，没完没了地挣扎在贫困中间，加利亚多这个勇敢而爱体面的男子汉不禁害怕起来，因为他已习惯了观众的鼓掌喝彩和大量的金钱。金钱是一种具有弹性的东西，随着他事业的增长而增加，但是从来也没有满足过他的全部需要。以前的时候，如果他拥有现在财产的一小部分，也就自认为是富人了……而现在，如果他放弃斗牛，那就几乎变成个穷人，他就必须戒掉哈瓦那雪茄，以前他不仅自己吸，还毫不吝啬地在朋友们中间分发。昂贵的安达卢西亚葡萄酒也不能喝了。他也不得不约束自己绅士风度的慷慨，不能再一进酒馆和咖啡馆就高喊“所有的账我全包了”。那是习惯了向死神挑战的男子汉慷慨的冲动，死神把他的生活变得发疯的挥霍。他必须遣散那支围在他身边的寄生虫和溜须拍马的队伍，他们只是哼哼唧唧地哭着向他提出请求逗他发笑。如果有某个平民阶层的漂亮女人看到他已放弃斗牛来找他的时候，他再也不能在她的耳朵上挂上耳环和珍珠让她激动得脸色苍白，也不能为了取乐故意用葡萄酒把她美丽的中式大披巾弄脏，然后送她一条更好的让她惊喜不已了。他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因此他要继续斗牛。他是一个老式斗牛士，就像人们心中想象出的那种屠牛手一样：慷慨、豪迈，每逢不幸者能打动他那粗鲁的感情的时候，他会马上像王子一样掏出钱来施舍救济他们。

译者尽管西班牙和拉美都去过，但斗牛却是跟绝大多数中国同胞一样只是在电视上欣赏过，翻译过程中尽管时时查阅词典并多次请教外国专家，相信疏漏之处仍在所难免，还请译界朋友、老师和有关专家，多多批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