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如山（3）
那时候，有人专门下屯去农村收粮食，再卖给粮库，赚差价。
我老姨夫是给收粮食的扛麻袋。两个人跟一台车，收的时候，负责装，卖的时候，负责卸。一天下来，能给五十块钱的工钱。要是顺利的话，起个早，贪个黑，一天能干几趟。老板要是赚到钱了，心情好，一天下来，还能再给点。别看我老姨夫个子小，可有的是力气，又不惜力，找他干活的老板也多。
用我爸的话说，我老姨夫这个人鬼道，不到一个月，就发现了收粮食的门道。一天晚上，他就着蜡烛，清点了一下，手里有五百多块现钱。第二天，凭借收鸡的经验，他找到一个偏一点的、收粮食老板去得少的屯子，把五百块钱都塞给了屯长。要求就一个，“我来的时候，和村民说一声，交公粮了，就行了”。
当天，他就用一堆欠条，换了一大车粮食拉走。粮食卖到粮库，收到现钱，揣在兜里，又连夜赶到另一个屯子。找到屯长，再塞给他五百块钱，第二天，又拉走一大车粮食。一星期后，回到第一个屯子，还了钱，清了欠条。村民一看，都相信了，他顺手又拉走了一车粮食。
这么倒腾半个多月后，粮食收完了，他和人又进了山里，如法炮制，只不过这回倒腾的不是粮食，是榛子、木耳这些山货。
我老姨夫是我们那儿的第一个万元户。
在富拉尔基成立了一个粮食晾晒点，除了秋天照样下屯收粮食，平时也收红小豆、芸豆之类的。在晾晒点晒干后，按个头大小装袋，标注成一等品、二等品，价格也因此高低不同，再往外卖。
他还在重型机械厂门口，租了一个门市房，专门卖从小兴安岭收来的山货。其实门面就是一个摆设，富拉尔基才多少人，一年能买多少山货，这个山货店主要是往南方发货。山货除了榛子、松仁、木耳、黄蘑、猴头菇，还有人参、黑蚂蚁、穿山龙这些药材，偶尔也有野猪肉、狍子肉、鹿肉啥的。
富拉尔基没有人不知道我老姨夫，都知道老房家跟个地主老财似的雇了好几个人，男的女的都有。有站柜台这种不用太出力气的，也有晾晒这种卖力气的。还有人拐弯抹角地找到我妈，看能不能介绍到我老姨夫那儿去，好干点什么。
富拉尔基人都看我老姨家眼红，说是不知道挣了多少钱，只有我妈看着他俩闹心。说钱没挣多少，一天天整得跟个盲流子似的，天不亮就裹了一件军大衣出门。走之前，得往鞋里絮两双鞋垫，要不，一天下来，脚冻得跟不是自己的似的。晚上不知道几点能进家门，进屋倒床上就能睡着。
不过我妈也说，自从我老姨夫回来后，老姨就像变了一个人。好像突然意识到自己和这个男人是已经结婚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横挑鼻子竖挑眼了。不但能干了，也能吃苦了。活儿那么累，中午就和工人一起吃一碗煮挂面条对付。我老姨夫心疼媳妇，偶尔买一只烧鸡回来，算是改善改善伙食。
我那个小弟弟，只能跟着我妈。手里拎着我老姨夫给我做的那把戒刀，鼻涕拖得老长，走几步就摔倒，动不动鼻子就碰了个酸枣，成天哭哭咧咧的。我妈说他俩“这日子过的，人没人样，家没家样”。
有人敬我老姨夫三分，也有人看我老姨夫就烦。市场管理员找机会就收拾他，占地方了，卫生没做好了，跟训三孙子似的。每当这时候，我老姨夫就拿出右脸，堆出满脸的笑，掏烟，给点上，顺手再把烟装到人家兜里。他也经常和其他老板发生争执，因为货款、价格、质量，随便什么原因。这时候，他就亮出带疤的左脸，抡起铁锹，照脑袋就劈，追着打。对雇用的人，他是左右脸轮着用，有时候凶神恶煞，有时候掏心掏肺。
老姨夫和老姨都带头干活，别人一点懒都偷不到，找我妈介绍活儿的人，没干几天就后悔，说比以前累多了。累不说，老板娘还贼抠，一个月下来，也挣不到什么钱。
我爸也看我老姨夫家闹心。自从上次录像厅那事之后，他已经在家待了半年多了，没事就喝茶水，一罐子茉莉花茶，一个月就能喝光。我妈上班走时，他在喝茶水。我放学回家，他在喝茶水。端着茶杯，噘起嘴，左右晃动脑袋，吹去水杯上面的茶叶末子。喝一口，烫着了似的，咂吧几下。
我妈和他商量，不行就去我老姨夫那儿干，不能总这么待着。我爸跟踩着了尾巴似的，蹦起来多高。“砢碜谁呢？就他老姨夫？看着笑呵呵的，啥事都干得出来。给他一个刨锛，他都敢去劫道！我跟着他干？”
我妈上去两杵子，把我爸搡到墙角。
其实我爸也不是啥都不干，他每星期都去买一张彩票，装在中山装的左上兜里。开奖的第一时间，趿拉着鞋，跑到卖彩票的点儿，去看中奖没有。他和我说，他有预感，肯定能中五百万，就是不知道啥时候。在那个命中注定的大奖到来之前，我爸最大的积蓄就是那些废彩票，有两大沓，用夹子夹着，整整齐齐地码放在抽屉里。他还和我唠叨过几次，要不也开一个彩票点，“瞅那玩意儿，挺挣钱，买的人不少”。
彩票点没开成，他和两个徒弟倒是开了一个驴肉蒸饺馆，他那份钱是我妈跟学校借的。其实，我妈她们子弟小学开工资也不正常了，经常一压就两三个月。我妈脾气倔，说话直，领导也不得意，所以这钱是朝谁借的，傻子都明白。我妈跟我爸说是跟学校预支的工资，我爸说：“事业单位就是好。”
我爸那两个徒弟特别显眼，一个高，一个矮。高个的脸白，矮个子脸黑。脸白的少言寡语，一脚踢不出一个闷屁，脸黑的话多，可有点磕巴。话少的，跟我爸三年多，话多的跟我爸七八年了。跟我爸年头少的，不大喝酒，年头多的，总喝大酒。
我爸让我叫他们叔，我从来没叫过，看他俩在我爸面前点头哈腰那劲儿就烦。两人比我爸早下岗几个月，和纺织厂我老姨那批下岗时间脚前脚后。
高个住我家左边，从我家往外数，第四个门就是他家。他媳妇挺胖，也是纺织厂的，说话大嗓门，笑起来，震得窗玻璃直颤。矮个住我家右边，从我家往里数，是第二个门。没媳妇，就他一个人。他是内蒙古人，也有人叫他小内蒙。小内蒙年轻的时候，和家里人拌嘴，被他爸打出来的。时间长了，早就不记得为啥和他爸打架了，可也一直不回家。
他们开的驴肉蒸饺馆，就在原来的录像厅旁边，两间半的平房，八张桌子，墙上贴了几张大美女的挂历，整天笑呵呵地看着他们。我去吃过两次，感觉不大好。他们开录像厅的时候，就不愿意扫地，地上一层的瓜子皮、花生壳，踩在上面，沙沙作响，跟踩在雪地上似的。开驴肉蒸饺馆，也不怎么扫地，地上总有油污，一不注意就滑一个趔趄。出来时，经常沾了一脚的蒜皮子。
来吃饭的，都是附近厂子的，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可论起来，拐弯抹角地都听说过。三个人又都讲究，动不动就给抹个零。也有欠账的，胡乱记在一张纸上。时间一长，那张纸都找不着了。
小饭店做的都是熟人生意，要是对人总是这么友好还行，用我妈的话说，“他们几个经常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还当是上班时候的同事呢，现在进来吃饭的，就是顾客，顾客永远都是对的。”小内蒙可不这样认为，那小子脾气暴，说话冲，一言不合，就瞪眼睛。
顾客嘛，一喝酒，就吹牛皮，小内蒙也觉得很正常，他自己喝酒吹牛皮那时候，也邪乎着呢。他的问题是好瞎掺和：“哎，你俩说的那个大老赵，是三车间的吧，一脸络腮胡子，平时总愿意喝两口。”“他咋地了，你们也是三车间的？”“看你俩岁数不大，哪年进厂的？”
其中一人已经干了一口杯白酒，酒意翻涌，斜着眼睛，就回了一句：“抠抠抠，都抠出大粪来了，瞎鸡巴抠啥？”小内蒙瞪了眼睛，梗着脖子，“你个小逼崽子，抠你咋地，信不信大粪给你打出来。”往往这时候，都是高个出来打圆场：“一个厂子的，都少说两句，别伤着，以后还得处呢。”
我老姨夫买了一辆桑塔纳，黑色的，铮亮，能照见人影。在富拉尔基，除了几个厂的厂长、书记，没谁家能自己买辆小汽车。富拉尔基的人都说，老姨夫家老有钱了，是房百万。小内蒙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再加上一个小轿子，你老姨夫这是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了。”
富拉尔基也有人说，别看他老房家红红火火的，其实欠了一屁股债。具体多少不知道，反正说出来能吓死人。为此，我妈还找我老姨问，回来就唉声叹气的，和我爸说：“问了，是欠人家钱，有二十多万，可咋整啊，倾家荡产也还不上啊。”我爸说：“他老姨夫咋说，他不是能人嘛。”我妈说：“他倒是不着急，嬉皮笑脸的，说，我家欠人家二十多万，别人还欠我三十多万呢。心咋这么大。”我妈又说：“这日子让他俩过得啊。”
我看老姨夫还那样，没什么变化，看不出多有钱，也看不出多没钱。吃香瓜的时候，还是不洗，在裤子上蹭蹭就吃。还是经常能听见他哼歌，“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
不同的是，挂在腰间的钥匙串，多了一个黑色的汽车钥匙，和那个点滴管编的金鱼挨在一起，一走道，跟着晃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