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冯至与杜甫的相遇

骆玉明

夜间随意翻书，读到杜甫《自京赶奉先咏怀》，突然被“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两句诗惊住了。从前没有特别注意它。此刻，隔着差不多一千五百年的时光，我好像看见那个瘦弱的中年文人走在冬季的寒夜里，他穿着旧的衣衫，衣带不牢靠，断裂开了。冰凉的风吹进怀里，他一定要把这根断了的衣带打上结。可是手指冻得僵硬，怎么也打不好。他反复打那个结，在深夜的寒风里颤抖着，一副很笨拙的样子。

这是天宝十四载（755），杜甫旅食京城十年，谋求仕宦的机会。他做过各种努力，他很羞愧，而终于得到一个看管军用品仓库的官职。他离长安赴奉先（陕西蒲城）探望寄居在那里的家人。他经过骊山脚下。骊山上有皇帝的行宫，那里有温泉，有美人和音乐，有奢华的酒宴和快乐的嬉笑。但这是所谓“盛唐”的尽头，民间凋零而悲苦。走来路上，杜甫见到了什么呢？将枯的行尸，虚渺的哀吟？杜甫不再想他的衣带，一个声音从他心底里冲出来，它的震撼在中国历史上永不断绝——“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唐代三位富于创造性的大诗人，李白、王维、杜甫，有人分别将之称为“诗仙”、“诗佛”、“诗圣”，因为他们的诗分别体现着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家、释家、儒家三个思想系统的人生精神。读诗的人各有所好，一定要分判高下也很无谓。但区别还是可以说。“仙”和“佛”都是求解脱的，李白的轻快飞扬，王维的清静淡远，都很优美而令人神往。从诗境而言，他们的脚不是踩在泥泞之中的，那会令人不能很好地唱歌。

儒者却不是。严肃的儒者走过被血泪浸染的土地，不能不凝视世间的苦难，拿这苦难锻打诗句，拿这诗句敲击人心。《自京赶奉先咏怀》是杜甫回到家以后写成的，他到家遇到的第一件事是最小的孩子因为饥饿而夭折了。大多数人都经不起这样的冲击，更少有人能够从自身的痛苦中挣扎出来，去看广大的人世。但是杜甫看到和想到的比我们要多。他说自己“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享有不缴租税不服兵役的特权，如果这样的家庭尚且难以为生，那么身份更低下的贫民呢？“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那些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他的忧患悲苦此时变得分外浓重，弥漫于天地之间。

罗素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不设定上帝的存在，人们将无从讨论生命意义的问题。对于宗教文化而言，这样说是不错的。但中国是一种非宗教类型的文化，宗教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影响有限。那么，中国的古人如何理解所谓“生命意义”的问题呢？我们可以看到儒者给出了一种回答。

在孔子的学说里，“仁”是一个核心概念。仁可以指具体的德行，譬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譬如“仁者爱人”……同时，“仁”也具有一种抽象性：仁是全德，或者说德性的完成。在这种思想系统里，“生命意义”的问题也得到了回答：追求德性的完成。而“仁”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它同时必须体现为对政治责任的承担；儒者试图通过施“仁政”来“治国平天下”，相信可以由此使社会趋于良善，直至达成理想。

但是政治总是要通过权力来实施，而权力和幽暗的人性融合在一起，总是变得贪婪而凶残。这时候，“仁义”很容易成为权力的装饰品，成为涂抹在血腥之上的好看的辞藻。这时候，儒者倘若依然抱守高洁的信念，他们的生命姿态就会显得迂腐而笨拙。杜甫就是这种典型范例。

“三吏”“三别”写尽了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那是唐王朝在安史叛军的打击下挣扎自救的战争，而成功的代价则是人民的牺牲。作为唐王朝的官员，把这样的战争描述为“正义”是理所当然的，杜甫也据此对走向牺牲的人民发出了抚慰。但是，面对人民在无穷尽的苦难中看不到生路的事实，他没有办法掉头不顾，也没有办法拿王朝的大义来遮掩死亡。“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是《潼关吏》悲从军的少年；“幸有牙齿存，所悲骨肉干”，这是《垂老别》悲从军的老者。他的声音悲愤而嘶哑，这使得他的抚慰显得笨拙而勉强。笨拙是因为杜甫心中的仁爱深厚而执着，使他不懂得取巧。也正因此，他的声音才能穿透历史，捶击一切有可能变得麻木的心灵。

甚至杜甫的死都显得笨拙。关于李白之死，传说是他醉酒后投水捕月而溺亡，这个故事表述了人们对李白的理解：如果他将生命结束在病床上，就玷污了“谪仙人”的名号。而关于杜甫之死，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杜甫晚岁乘舟漂泊在湖南，在经过耒阳时，被涨水所阻，多日不得食。耒阳聂县令送来白酒和牛肉，杜甫饱食后一夕而卒。这个死亡的姿态让人感觉不好看，很多人不愿意接受。它是否属实暂且不论，但确实描绘出杜甫潦倒落魄的人生末路。这个衰老多病、被人遗忘的舟中孤客，他嘲笑自己不过是“乾坤一腐儒”，但到了最后的日子依然忧念天下，这个浊乱的世界不可能让他死得优雅。

要说谁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大概选杜甫的人会多一些，只是要达成共识很难。但要说谁是最值得怀念的诗人，我想只有杜甫吧。他的诚实、敏感、多情与才华，都是不可思议的；他永远相信自己有爱的力量，不肯漠视世间的一切不幸与不公，尤其不可思议。他几乎让所有人都感到惭愧。

人们也一直在怀念他。杜诗号称“千家注”，历来拥有最多的研究者。但一直缺乏关于杜甫的优秀的传记。新旧《唐书》的杜甫传不仅简陋，而且有不少错误。诗人冯至感觉这是不应该的，遂自觉承担起撰写第一部现代的《杜甫传》的责任。这部书稿从1951年初开始连载于《新观察》杂志，至195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冯至曾经是鲁迅的学生，是一位重要的现代诗人，鲁迅称赞他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1936）。同时，他也是杰出的德语文学翻译家与研究者。而《杜甫传》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又是一部体现出极好的文学趣味与学术涵养的佳作。冯至曾经说及对他影响最大的诗人，是杜甫、歌德、里尔克，在他身上，体现了中西文化近乎完美的结合。

作为乱离时代的歌者，杜甫羸弱、穷困、潦倒，晚年常常是衣衫褴褛，步履艰难。但是他拥有不可想象的精神力量。“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种“热”是中国文化的生命热能，它能够穿透历史，让陷于动荡与苦难的人们感受到温情与希望的存在。儒家从孟子开始说人皆可以为圣人，这有一种把对多数人的道德期待提升太高的危险。但杜甫跟我们不一样。在他身上确实有一种从苦难中超升而近乎宗教的神圣光芒。而冯至说到他关心杜甫，就是始于“七七事变”后携家人随校从上海辗转内迁，经历颠沛流离的行程。他那时写下一首诗：“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未解诗中尽血泪，十年佯作太平人。”在《杜甫和我们的时代》一文中，冯至更清楚地写道：

……抗战以来，无人不直接或间接地尝到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带来的痛苦，这时再打开杜诗来读，因为亲身的体验，自然更能深一层地认识。杜诗里的字字都是真实：写征役之苦，“三吏”、“三别”是最被人称道的；写赋敛之繁，《枯棕》、《客从南溟来》诸诗最为沉痛；“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是流亡者的心境；“安得广厦千万间……”谁读到这里不感到杜甫的博大呢；由于贫富过分的悬殊而产生的不平在“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这两句里写得多么有力；“丧乱死多门”，是一个缺乏组织力的民族在战时所遭逢的必然的命运。这还不够，命运还使杜甫有一次陷入贼中，因此而产生了《悲陈陶》、《悲青坂》、《春望》诸诗，这正是沦陷区里人民的血泪，同时他又替我们想象出，一旦胜利了，那些被敌人摧残过的人民必定快乐得“家家卖钗钏，只待献香醪”。

抗战时代的艰难使很多人想起杜甫，也让冯至这位现代诗人和杜甫走到了一起。为什么倾心于杜甫？冯至告诉我们：一是因为“一遇变乱，人民所蒙受的痛苦与杜甫的时代并没有多少不同……我们需要杜甫，有如需要一个朋友替我们陈述痛苦一般”，二是因为“对待艰难，敷衍蒙混固然没有用，超然与洒脱也是一样没有用，只有执着的精神才能克服它。这种精神，正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的”（《杜甫和我们的时代》）。冯至说，关注人间的病苦，用坚定执着的精神去克服艰难，这就是我们要向杜甫学习的东西。

冯至在抗战中开始研读杜甫，从1947起开始写作《杜甫传》，当时他的身份是著名现代诗人和德国文学教授。但他在这本书里，充分保持了对一位古典诗人的虔诚和对传统学术的谨严。他在《前记》中说：“作者写这部传记，力求每句话都有它的根据，不违背历史。由于史料的缺乏，空白的地方只好任它空白，不敢用个人的想象加以渲染。”这就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这种谨严可以保证作品本身的可信性。

但是这里会遇到一个困难：古代留存的关于杜甫生平的史料非常之少，而仅有的那些还不尽可信。幸好另有一个便利条件：杜甫的诗歌大量记述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他所经历的社会变化，而由于他对国家与社会的深切关怀，这两条线索几乎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杜甫的诗古人称为“诗史”，这同时是社会政治史和个人生活史。

所以，一部《杜甫传》的基础材料就是杜诗。写作的过程，首先是对杜诗的充分解读，在这个基础上，把诗歌与其他各种史料加以比照，剥茧抽丝，去伪存真，探幽索微，写貌传神。虽然前人在杜诗的系年、探源与阐释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冯至使用的仇兆鳌的《杜少陵集详注》，也被誉为集大成之作，但每一个关键问题乃至相关细节的解析，都灌注了作者敏锐的感受与深入的思考。

如此，一些现代诗人在精神上追随了一位古代诗人的生命历程。这是大唐王朝从全盛走向全面崩溃的时代，它壮丽辉煌而又充满苦难；这是一位天才的诗人，他把个人的忧伤、民族的苦难转化为泣血的诗篇，而在诉说苦难时，他仍然告知我们大地之美，人心之美。一个诗人把另一个诗人写出来了。都是因为爱，因为语言与生命的相融，他们创造了美。

杜甫研究是一个世界范围的课题，所以总会有新的成就。在传记领域，本书问世之后，朱东润师的《杜甫叙论》出版于1981年，陈贻焮先生的《杜甫评传》三卷出版于1985至1988年，莫砺锋先生的《杜甫评传》出版于1993年。洪业先生用英文写成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问世早，1952年就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印行，但至2020年才译为中文在国内出版。这些都是名家的力作，当然都有各自的创获。但冯至先生的这本书，不仅因为是开创之作而受人尊重，其本身的学术与文学价值也依然存在，并为许多读者们喜爱。我自己在撰写《中国文学史》关于杜甫的一章时，就采纳了冯至先生的一些见解。

古典文学的修养对冯至的新诗创作当然是有作用的。譬如我很喜欢的《我是一条小河》这首诗，显然是从五代牛希济词“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两句脱化而来，“我流过一座森林／柔波便荡荡地／把那些碧翠的叶影儿／裁剪成你的裙裳”风光旖旎。杜甫对冯至的影响要更深一层。他在西南联大时期完成的《十四行集》名动一时，也代表了其诗风的转变。而那也正是他对杜甫发生浓厚兴趣、准备写《杜甫传》的时期。杜诗深沉、凝练、精丽，和注重声律的特点，对那一部分诗作的影响是可以感受的。冯至也多次以十四行诗向杜甫致敬，我们在此谨录一节，作为结束：

你的贫穷在闪烁发光

像一件圣者的烂衣裳，

就是一丝一缕在人间

也有无穷的神的力量。

一切冠盖在它的光前

只照出来可怜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