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1]

约翰·李主席，

青年朋友们，

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来到牛津大学学联——牛津大学最大的辩论俱乐部，与青年朋友进行交流。这是我第二次来到牛津演讲。两年半前，我在贵校赛德商学院的报告厅谈了当代中国外交，那是我第一次在英国大学发表演讲，至今记忆犹新。

今天再次来到牛津，约翰·李主席一开始就给我出了道难题，他出的题目是“任何想说的话题”。这就如同你进了一家餐馆，对厨师说，随便做点儿好吃的吧。厨师会很犯难，因为他不知道做什么才会合你的口味。所以，我首先就要做一道很难的“选择题”——确定主题。

有一件事给了我一些灵感。经常有人问这样的问题：“牛津大学最好的专业是什么？”我也很想知道答案。有人说是PPE（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不过，也有人说是历史。因此，今天，我想选择一个历史话题，因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想谈谈200年来中国和英国之间的交往史。

中英关系历经风风雨雨200多年，纷繁复杂，我想用“五个一”来浓缩、勾勒，即一次不成功的外交活动、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一场顺应时代的外交升格、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谈判、一种新型伙伴关系。

第一，一次不成功的外交活动。1792年，英王乔治三世向中国派出一个代表团，即著名的马戛尔尼使团。这是英国，甚至是整个西方向中国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它拉开了中英正式交往的序幕。

马戛尔尼的使命是建立中英外交关系，并为英国商品开辟市场。因此马戛尔尼向当时的清政府提出了诸如建立使馆、开辟通商口岸等要求。马戛尔尼使华，无疑没有达到访问目的，其所提要求被一一驳回。乾隆皇帝毫不客气地在给英王的复信中指出：派人留京“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无更需尔国置办物件”。马戛尔尼自己总结使命失败的原因是“翻译水平过低”，也就是语言不通。当然，也有人说是礼节问题，即英使是否要向乾隆皇帝双膝下跪。但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由于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在观念上的冲突，是一次“聋人和盲人的对话”。英国作为正在进行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强国，还不了解仍处于农耕社会、闭关锁国的中国，同时，以天朝自居的中国也还没有准备好与迅速崛起的英国打交道，去认识正在变化的世界。

或许我该提一下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乔治·斯当东男爵，就在启程去中国的两年前，他获得了牛津大学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第二，一场非正义的战争。1840年，中英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可能对英国而言不算什么了不起的战争，英国人将它称作“第一次英中战争”，也将它说成是一场“商业战争”，但这样的措辞掩盖不了它的非正义性，因为它所捍卫的贸易是走私，推销的商品是鸦片。正如当时反对战争的托利党人格兰斯顿在英国议会下院辩论时所演讲的：“我不知道也没有在书中读到过，在起因上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不义的战争。”

这场非正义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中国战败，中英签署了不平等条约，英国强迫中国割让了香港岛，中国增开五口通商口岸。马戛尔尼使团没有得到的东西，英国人通过坚船利炮得到了。

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被历史学家公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后的100年，中国可谓国运飘摇，积贫积弱。1840年中国GDP约占世界的30%，到了1940年已锐减至不到5%。同时，外患不断，内乱不已，主权沦丧，山河破碎，中英关系自然也长期处于一种不平等状态。

但历史有时就是这么辩证，事物总是有它的另一面。在中华民族走向危难之时，“东方睡狮”也逐渐苏醒，中国人痛定思痛，开始“睁眼看世界”，上下求索救亡图存之道。于是，中国爆发了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西学东渐”，中国学习和接受了西方近现代科学知识和民主思想；中国14年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实现了民族独立；中国引进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正因如此，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镌刻着：“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中华民族奋发振兴的历史就是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

第三，一场顺应时代的外交升格。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英之间于1954年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这不是一种正常的外交关系，被史学家称为“半建交关系”。这是二战后冷战大环境使然，也是由于中国台湾问题上的一些障碍。

直到1972年，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美关系发生了“破冰”，中英关系才迎来了“解冻”。英国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的立场，中英签署了联合公报，将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两国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这是中英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开启了两国相互尊重、平等交往的新起点。

2012年正是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40周年，中英双方举办了不少纪念活动。我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办的纪念招待会的讲话中，特意提到了一位英国人，他就是时任英国首相希思先生。他不仅为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做出了贡献，而且一生中曾经26次访华，致力于中英友好，被中国誉为“人民友好使者”。

牛津学联的史料表明，希思先生曾是这里的书记员和图书管理员。除此之外，我相信他肯定还是这里的一位出色辩手。这里是他的政治摇篮，给他以思想启蒙。

第四，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谈判。中英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但两国关系中还有一桩历史悬案，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鸦片战争所遗留下的问题：香港。

摆在中英双方面前的问题是，中国要收回香港，英国要维护在香港的利益。于是两国政府经过多达22轮会谈，1984年在北京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回归后香港实行“一国两制”。

中英解决香港问题具有里程碑意义。一是扫清了中英间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为两国关系的长期发展进一步奠定了基础。二是为中国实现和平统一创下了先例。按照香港模式，中国和葡萄牙此后顺利解决了澳门问题。三是创下了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的范例。中英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敏感复杂的领土问题，不仅对两国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世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应当给个别企图挑战《联合国宪章》宗旨和战后国际秩序、单方采取行动破坏国与国达成的有关和平解决领土争端共识的亚洲国家以深刻启迪。

在这一历史性事件中，牛津的又一位校友以其远见卓识和明智决策，在香港问题的解决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就是“铁娘子”撒切尔夫人。

第五，一种新型伙伴关系。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励精图治，年均增速达到9.9%，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从过去西方眼中的地区性大国上升为全球性大国，许多国际热点问题和全球性事务的解决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英尽管历史文化、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不同，但两国努力建立了一种超越差异和分歧的互利共赢的新型伙伴关系。1998年，两国将之称为“全面伙伴关系”，2004年又升格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赋予了其中更多内涵。它建立在两国共同利益基础之上，深刻反映了两国关系的新时代要求。

今天，中英已建立了经济财金对话、战略对话和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等双边关系“三大支柱”。双边经贸合作发展迅速，2011年中英货物贸易额近600亿美元，比1972年增长了近200倍。每年，中英有超过100万人次的民众到对方国家旅游、工作、学习，中国成为英国海外留学生最大来源国。两国在国际事务中尽管不是所有问题都持相同观点，但双方保持着密切磋商与协调。两国关系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谈到中英新型伙伴关系，我又不得不提到另一位功不可没的牛津校友，即前首相布莱尔先生，而且据说他当年是牛津学联的活跃分子。在他执政的11年里，中英关系发展可以说是“又快又好”。他高度重视中英关系，专门成立了“对华关系小组”。当然，我们也不应忘了，现任英国首相也是一名牛津校友。

青年朋友们，

刚才我用了“五个一”，将纷繁庞杂的中英关系大致做了一个简化和梳理。2012年正好是马戛尔尼使团赴华220周年，回顾中英220年交往史，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轨迹：从陌生到了解，从敌对到友好，从不平等到平等，从竞争到合作，从消极到积极。当然，它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不断向上的曲线。中英关系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而是时有起伏，常有波折，但这没有也改变不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总体趋势。

中国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雨果说：“历史是什么：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总结中英关系200多年的历史，我们今天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我认为，最突出、最重要的启示就是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也是今天中国外交奉行和坚持的一条原则。在中英关系史上，无论是马戛尔尼使华的失败，还是鸦片战争的爆发，都是由于缺乏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相反，无论是中英外交关系的升格、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还是中英建立新型伙伴关系，都是由于中英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可以说，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是中英关系发展的内在之魂。

今天，怎样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呢？

一是尊重对方的历史、文化、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等基本国情。中国有五千年古老文明史，英国开创了近代工业文明；中国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英国人则有实用主义传统；英国是近代资本主义的诞生地，是西方发达国家之一，中国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两国的基本国情，了解是尊重的前提，我们必须了解这样的差异。我们更要尊重差异，尊重对方国家的发展道路和自主选择。只有这样，中英两个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才能成为平等的伙伴，才能建立和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二是尊重对方的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英国皇家海军军歌《统治吧，不列颠尼亚！》中有一句：“英国人永远不会做奴隶。”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句就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鸦片战争后，中国深受主权沦丧之辱，中华民族遭受了深重的苦难。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珍爱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高于一切。在涉及主权和领土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中国不容许别人损害和干涉。中英之间曾经有太多这样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避免重蹈覆辙。

牛津校友、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当然，这句话不能片面理解为21世纪仅属于中国，而是说中国在21世纪将有更大作为。我相信，在中国日益繁荣富强的基础上，中英关系的未来将更加充满机遇。我们应当发展政治上更加互尊互信、经贸上更加互利共赢、文化上更加互知互鉴、国际上更加协调合作的新时期中英新型伙伴关系，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220年前，乔治三世在致乾隆皇帝的国书中如此写道：“现在正是中国和英国这两个伟大和文明的国家传输善意和缔结友谊，从和睦的关系中相互获益的最佳时机。”由于历史条件所限，这样的愿望当时没有成为现实。

今天，在新的时代，中国和英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可以为世界做出许多贡献。我们两国应竭尽所能为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这一共同目标而奋斗。

在中英关系的过去，牛津校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英关系的未来，牛津学子也一定会大有作为。所以我今天来到你们中间，希望你们顺应时代，承担起使命与责任，与中国的年青一代一道努力，谱写中英关系未来的新篇章。

谢谢！

[1] 在牛津大学学联的演讲。2012年10月9日，牛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