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变故中学会隐忍和坚韧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少女时代的蒋英并非一帆风顺，十一岁时遭遇父亲身陷囹圄；十五岁时大姐因病离世。这些变故让年少的蒋英早早地学会了独立，养成了坚强、坚韧的个性。

1929年，蒋介石与桂系斗争期间，为笼络人心，起用了蒋百里的学生、湘军将领唐生智。但蒋介石并不完全信任他，于是请蒋百里做担保人。不久后，唐生智突然领衔通电劝蒋介石下野，后以失败告终，避走日本。蒋介石认为唐生智的背后必定有担保人蒋百里的支持，抓不到唐生智，就将怨气转移到蒋百里身上，想方设法捉拿他。当时，蒋百里在友人的建议下，卖掉北京锅烧胡同的住宅，并向兴业银行贷了部分款，在上海国富门路8号（今安亭路）[3]购置了一套洋房。该住所位于上海法租界，蒋介石无法直接捉拿，便以出国避风头为名派人劝他离开租界。蒋百里认为自己没有过错，果断拒绝了来人的劝说。蒋介石见一计不成，又派人劝他到杭州休养。蒋百里信以为真，一到杭州就被软禁，而后又被转移到南京三元巷总部军法处看守所关押。

蒋英和姐妹们得知父亲被拘押的消息非常焦急。但蒋左梅冷静分析，认为蒋百里不至于有性命之忧，但也不会立即被释放，故在他被禁止探视期间收集古今中外名人狱中生活的故事，并摘抄下来寄给蒋百里，鼓励他渡过难关。三个月后，事态有所平息，蒋左梅得到每天探视的许可。为了照顾蒋百里的起居，她将蒋英和大女儿蒋昭、二女儿蒋雍寄宿在学校，自己带四女儿蒋华和五女儿蒋和到蒋百里的关押处附近租房子，每天陪伴他。这段时间没有父母的庇护，蒋英逐渐学会了坚强和独立。

虽然身在学校，蒋英和两个姐姐却时时牵挂着身在南京的父亲，想念着母亲和两个妹妹。当时中西女子中学校离火车站很近，每天下午听着火车呜呜的鸣笛声，她们都会期盼父亲回来。蒋左梅更是辛苦，心被掰成了两半，一半心系被拘押的蒋百里，另一半牵挂着寄居在学校的三个女儿，只能两边跑，一有空就回上海看望女儿。蒋英用平时母亲教育她们的“忍”来抵挡思念的情绪——接受日本传统精神教育的蒋左梅认为能忍才是大勇，故将“忍”传授给女儿们。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直到1931年12月，蒋百里的好友唐天如找到机会，向时任国民政府代行政院院长的陈铭枢进言，希望他出面说服蒋介石释放蒋百里。陈铭枢曾经是保定军校一期生，是蒋百里亲自带过的学生。出于师生情谊，陈铭枢向蒋介石提出释放蒋百里的请求。蒋介石其实早已气消，但碍于面子一直不主动提释放蒋百里之事。身边人也都敢怒不敢言。因此，当陈铭枢提出后，蒋介石便松口同意释放蒋百里。自然，蒋介石也有自身的考虑：既显示自己的大度，又让陈铭枢以及军中其他蒋百里的学生感激他的人情，从而更加忠诚于他。

蒋英听说父亲即将被释放的消息高兴得跳起来。父亲出狱后，蒋英和两个姐姐从上海赶到南京与父母和两个妹妹团聚。蒋英终于见到了思念已久的父亲。她和姐姐们不停地喊着“爸爸”，围着他问长问短。为了表示庆祝，全家游了一趟玄武湖，然后乘坐沪宁夜车返回上海。

这次出狱后，蒋百里彻悟人生，自号“淡宁”，取自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之意。蒋百里回家后，每天生活恬淡且极有规律：早上五时起床，先亲手培植园中的花草；接下来，打太极、静坐、习《灵飞经》；然后，潜心研究学问，或出门办事。蒋英和姐妹们则按时去学校。晚餐时间是一天中最温馨也是最热闹的时光。吃过晚餐后，蒋英和姐妹们喜欢围着父亲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在蒋英看来，父亲就像一部百科全书，从世界局势到中国时局，从城市霓虹到乡村风光，从欧洲文艺复兴到中国古代史……什么问题都难不倒他。

到了周末，蒋英和姐妹们最喜欢的，是父亲从外面办事回来总是拎着大包小包的各种水果。蒋英在《哭亡父蒋公百里》中如此回忆这段时光：

照例老佣人总会站在楼梯上叫声：“老爷，你回来了！”我们便打雷打鼓似的从楼上跳下来。这个喊，那个叫的，什么广东荔枝啰，新会桔啰，外国香瓜啰，葡萄啰，说不尽的好东西。十只手，来得快，一会都抢光了。你总是说：“给妈妈留些啊——给妈妈留些啊！”于是又是一齐闹着去找妈，妈妈不是在书桌上记账，就是坐在沙发上结毛线衣。于是一家子便坐在一块儿，有时谈正经的，有时闹着玩，家，真是说不出来香甜呵！[4]

1934年，农商银行在上海复业时，蒋百里当选为常务董事，家中经济状况渐渐宽裕。这一年，蒋昭还因精通小提琴被世界音乐队录取，并因此登上了英文报纸。全家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可是没过多久蒋家又突遭另一场变故。

蒋家每周六都会吃一顿西餐。某个周六，一家人一起用餐时，蒋昭突然脸色涨红。蒋百里非常紧张，赶紧为她量体温，结果显示38.3℃。第二天，蒋百里带蒋昭到医院做检查。医生为她拍了片子。片子出来后显示肺上有一个黑点，医生诊断为肺炎。蒋百里听后焦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蒋英和母亲、姐妹们也非常担心蒋昭的病情。为了给女儿治病，蒋百里足不出户，谢绝所有来访，还不停地请中医、西医来家里为女儿诊治，蒋昭却丝毫不见好转。后来蒋百里又带蒋昭到当时的红十字会医院治疗。殊不知蒋昭因患过脑膜炎打不了针，最后的一丝希望破灭了。

蒋昭对自己的病情似乎有所感知，她想回到自己的出生地看看，于是向父亲请求回北京治病。蒋百里自然如她所愿，携全家回到北京，租了几间房，然后把她送到肺病专科疗养院治疗。

然而，治疗效果并不明显，蒋昭的病情时好时坏。蒋百里和蒋左梅一直陪伴在旁。而蒋英和其他姐妹在家中焦急地等待大姐康复的消息。其间蒋百里因公不得不南下一趟，南下后的他突然得知爱女病重的消息，心急如焚地赶回北京。遗憾的是，蒋昭的病情已无力回天了。蒋昭的早逝，让蒋家陷入了极度的悲伤中，少了平日的欢声笑语。蒋英多么希望大姐能够回到他们身边，和她一起学音乐，可是再也不可能了。

虽然全家仍然思念蒋昭，但逝者如斯，生者已矣，生活还要继续。蒋百里把对蒋昭的思念寄托到其他四个女儿身上，每个女儿都从父亲那里得到了公平的爱。处理好蒋昭的后事，蒋百里携全家回到上海。蒋英继续中学的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