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雅 / Review
线是如何变直的？
读《线的文化史》
人类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比大多数学科都更加自由，可以让研究者做自己感兴趣的事，跳出学术惯例的框架思考，并以回应生活之挑战的方式写作。[1]
的确，《线的文化史》（Lines: A Brief History）无法被安置在学术惯例的框架下，而这正是英戈尔德（Tim Ingold）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以非线性叙事勾画“线的消亡史”，重置围绕线（line）的想象和隐喻，批评建立于其上的西方现代性。
没有人不知道什么是线。两点之间的运动能形成无数条线，其中最短的是线段，这是欧氏几何学的基础之一，也构造了我们对于线的想象——静态的、单向的。直线几乎成为西方现代性的隐喻，象征着进步、发展、稳定、目的、方向、理性，与变化无常的自然相对。我们倾向于将时间、世代、历史、进化的本质想象为线性的（lineal），习惯于将笔直性看作文明的价值和正直的品质的隐喻。然而，英戈尔德指出，虽然我们身处的自然世界有各种规则形状和线条，直线霸权却是一个现代现象。我们需要追问：线是如何变直的？线如果不是直的，该是什么形状？
欧氏“几何”（geometry）一词的字面意义是“测量大地”，这种想象来自织布机上紧绷的线。回到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各种各样的线：行走的路、编织的线、歌唱的乐谱、绘画的线条、书写的诗行。人类的活动无时无刻不在生产线，但无论是编织的线缕（threads）还是书写的文本，都是运动和生长着的，而非静态和单向的。运动和生长不仅带来了线，还有各种痕迹（traces），它们相互缠绕，无始无终。最适合线的隐喻是菌丝体——英戈尔德曾在他作为真菌学家的父亲的显微镜下看到过，菌丝体是线状纤维网，它“向所有方向辐射，没有内部或外部，没有连在一起的表皮，它们渗透到周围的环境中，而不是与环境对立”（第viii页）。英戈尔德以菌丝体为基础，重塑线的形象，强调线不是静止的，而是生长的，不是单向的，而是交缠的，线不仅有长度，也有宽度。在这个意义上，线才是时间、世代、历史、进化的隐喻。这本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的线性书写，以线串接起六个章节，揭开了西方现代性逐渐将人类与非人类、占领与栖居、地方和世界、思维和感官之间的缠绕交织一分为二，拉直成线的过程。
纸页是如何失去声音的？
纸页失去声音的过程和线变直的过程互为镜像。英戈尔德在书的第一章中追溯了“纸页是如何失去声音的”这一过程。纸页失去声音，既指我们仅仅用眼睛阅读文字，也指我们仅仅用耳朵聆听音乐。我们将文字从音响中剥离、将音乐从歌唱中提纯，最终只将文字和乐谱这些记号当作语言和音乐本身，而这些记号就像珊瑚，不过是珊瑚虫活动的遗迹。英戈尔德指出：“一旦音乐从词语中分离出来，以前不可分割的诗意统一体，就变成了词语和音响的混合物。”（第34页）这种“得筌忘鱼”的做法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对于大部分非西方人甚至古代西方人来说，语言是被呼吸出来的思想，歌唱是思想活动的过程，呈现了被感知的世界的形状。“从古代晚期到文艺复兴，文字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它是一种记忆工具。它的目的不是要通过完整而客观地描述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来同过去割裂，而是要提供一条途径，让过去的声音能够被寻回并被带到当下的经验中，让读者能够直接与它们对话，并将所说的与自己的生活环境联系起来。”（第22—23页）例如，曾经信徒在阅读《圣经》时，是用耳朵来聆听神的声音，用眼睛来追踪抄写员手势的痕迹；现代人则是用眼睛看静止的文字，视觉沉思与听觉参与被严格区分开了，语言被消音，并与音乐相分离。英戈尔德指出，这种转变源于人们对表面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表面不再由行动的痕迹交织而成，而是成为不可穿透的平面，类似生命曾穿越过丛林，而今只剩眼睛观看丛林的投屏。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纸页失去了声音，文字也失去了生命。文字本来应该是生命在天地间留下的印记，如今仅仅作为人类思维活动的造物。英戈尔德在第二章中试图将文字还原为记号，将记号还原为线条。如果说文字是一种记忆工具，重要的不是文字本身，而是文字所携带的生命痕迹，那么各种活动留下的痕迹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文字”，例如编织、文身、建筑等，它们是远比文字更古老的文明印记。甚至可以说，在农业革命、城市革命、工业革命开启文明进程之前，线绳革命（string revolution）就已经席卷人类社会。人们用树枝编织围栏，缝制网和帐篷，在大地上栖居、行走、劳作，阅读掌纹、星空乃至身体经络，同时尝试将诸种痕迹转化为线——纺织品、文身、地图、图像、绳结、文字。例如玛雅人的奇谱绳、哥特式手书平织体（textura），都既是编织也是文字。非人类的生命同样也在编织、建造、行走、栖居，留下文字。正如刘勰所说，“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英戈尔德认为此言揭示了鸟迹、绳结、文字之间的关联性，就像菌丝、蚕茧、地方之间的关联性。
栖居知识和地方知识
第三章为我们打开了一种理解地方的新视角，即典型的英戈尔德式的栖居视角：地方不是原地不动形成的边界，而是人来人往留下的痕迹；人的往来不是运输式的点对点移动，而是远足般（wayfaring）的穿梭、行走、体认，由此逐渐形成关于周围世界的知识。运输产生线路，远足留下痕迹，二者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是否使用了机械工具，而在于是否解除了线条和感知之间的纽带，这也是语言和歌唱的区别，是书写和编织的区别。英戈尔德借用了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织网”（meshwork）概念，指出地方是各种动物与人类共同生活留下的痕迹，它们的运动编织了一个“织体的”（archi-textural）而非建筑的（architectural）环境，这是人类在大部分历史进程中营造地方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例如，澳大利亚中部的瓦尔比里人（Walbiri）常常用沙子描绘祖先在“梦时代”创造大地的旅程，在这些沙画“地图”中，地方被描绘成一系列同心圆圈或向中心卷绕的螺旋，这些螺旋呈现的是祖先出现过或停留过的地方，也标记着其子孙栖居的地方。它们围绕自身一圈圈地向外延展，既不是封闭的，也不是静态的，不同的地方之间用线连接，使彼此相交。这些中心虚空、边缘模糊的地方，展现的不是占有地方、圈地为王的想象，而是栖居于此、穿梭往来的想象：没有人能够占有地方，无论祖先还是子孙，他们只是在地方生息繁衍，拓展对世界的认识，最终都将沉入大地。
这种想象地方的模型——作为缠绕的生活线之结的地方模型，它不同于作为中枢辐射的地方模型。后者我们非常熟悉，现代地图中充斥着这种中枢辐射形状的地方，其构成了不同层级的行政单位，被纵横交错的公路网连接成一体，人们生活在这些边界明晰的“容器”中，也被约束其中。前者则是交织的线条，生活沿着线条展开，生命的痕迹像毛细血管一般可以扩张和收缩，不断形塑着地方的样态。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一直把远足者称为“栖居者”（inhabitants），而不是“本地人”（locals），把他们所知道的东西称为栖居知识，而不是地方知识。因为如果认为这些人被限制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或者他们的经历被局限在当地生活的有限视野中，那就大错特错了。然而如果认为远足者在地面漫无目的地漫游，没有栖身之处，那也是错误的。栖居经验不能放在定居者和游牧者之间的传统对立关系内理解，因为这种对立本身是建立在相反的占领原则上的，定居者占领地方，而游牧者则没有。然而，远足者不是失败的或不情愿的占领者，而是成功的栖居者。他们可能确实在到处旅行，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往往是相当远的距离，并通过这些运动对他们所经过的每一个地方的形成起到促进作用。总之，远足既不是无地方的，也不是限制于地方的，而是在创造地方。（第137页）
英戈尔德的“栖居知识”区别于人类学惯常使用的“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自格尔兹（Clifford Geertz）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地方知识的概念以来，它几乎成为人类学的标签，影响着人类学知识对地方的认识和塑造。虽然格尔兹明确表示，地方知识不是关于地方的知识，而是在地方中形成的普遍知识，但他对于地方的想象沿袭了中枢辐射的地方模型，这个模型使一个个地方割裂开来，形成了一个个理想型（ideal type），尽管每个理想型都是可以相互比较的普世知识，但是知识与知识之间缺少千丝万缕的缠绕。栖居知识则基于作为缠绕的生活线之结的地方模型，看到人类与非人类生命的运动和交织，这种运动既是脚踩大地穿行自然时留下的痕迹，也是思维附着于星空、候鸟、掌纹之上留下的线缕，这使知识坐落在身体和环境中，而非成为一套只和思维与符号相关的系统。身体的移动和环境的变化使地方既相互关联又区别开来，也让每个地方关于世界的知识相互关联。
线是如何变直的？
线变直的过程，是人类世代和文明进程被想象为直线的过程。源源不绝的生命之流是否应该被展现为一条向前推进的直线？生生不息的生活之树是否应该被展现为一个向上伸展的树状图？英戈尔德在第四章中回顾了西方历史上对世系传承的树状、线路板式和海草形的想象和描绘。法兰西王室的世系传承图是树状的，每根枝条都是王朝血液流过的通道，延续着对土地和臣民的世袭权力，预示着未来更高的成就；人类学家的谱系图是线路板式的，人的生活被压缩进一个三角或者圆圈中，固定在谱系结构的特定位置上；达尔文最初的进化图则是海草形的，分叉的虚线说明“进化的连续性不是真实的生成的连续性，而是一种被重建出来的谱系序列中离散个体的连续性，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与前面和后面的有着细微差别”（第156页）。这种“离散性”正是英戈尔德所要强调的，生活不是直线运输，生命更不是单向遗传，所有种类的生物都是世界的栖居者，都在生命的运动中与世界相交，既生产地方，也塑造自己。因此，生命的延续并不是以一个时刻代替另一个时刻，而是每个个体时时刻刻向世界扩张、向未来膨胀的动态离散样。在这个过程中，过去也不会被甩在身后、与生命无关，而是在向未来的推进中与我们同在。因此，生命史不是线性连续的，而是个体在世界中伸展，过去与未来交缠，就像菌丝体。这开启了一种关于人类生命史和文明史的开放式思考。
线变直的过程，也是世界被笔直地区分成各种二元对立的过程。第五章讨论了绘画和书写这两种生产线条的方式逐渐被对立起来的过程。现代西方社会区分绘画和书写，认为书写是一套记号，而绘画不是；绘画是一门艺术，而书写不是；书写是一门技术，而绘画不是；书写是线性的，而绘画不是。英戈尔德则大量借用中国书法的例子来说明，绘画和书写之间并没有非此即彼的鸿沟，书写也可以是一门艺术，每一根线条都是在不同手势下挥毫而出的印记；书写也并非线性的，每一个手势都在捕捉周围世界中的运动瞬间。因此，英戈尔德认为，绘画和书写之间的二元对立并非普遍的，而只是工业资本主义导致的劳动分化——一方面是具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劳动，另一方面是常规性或习惯性的身体技术。在这种分工下，绘画被归于艺术与创造的形而上范畴，书写，尤其是印刷术出现之后的书写，则被归于机械重复的身体技术范畴，日益线性化，脱离了手势的痕迹，失去了生命。线性化的开始标志着线的消亡。
第六章进一步拓展了“线的消亡史”，打开了以线性化为基础构造的一系列二元对立，这些二元对立以笔直性清除缠绕性为前提：笔直性和心灵相连，形成与物质的对立；和理性思维相连，形成与感官知觉的对立；与智识相连，形成与直觉的对立；与科学相连，形成与传统知识的对立；与男性相连，形成与女性的对立；与文明相连，形成与原始的对立；与历史相连，形成与口头传统的对立。
线就是这样变直的！
《线的文化史》一书以线为线索，追溯了“线的消亡史”，批判了西方现代性。这种对于线的笔直性的想象源于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一场被“笔直光束照亮的运动”（en-lightenment）。不过，英戈尔德也未能幸免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陷入过去和现代、非西方和西方的对立中，没有看到现代性是一种非线性的局部现象，出现在不同的历史和地方中，与所谓“传统性”交缠，共同塑造着人类的思维形态和生活样貌。
尽管如此，英戈尔德还是留下了重要的线索，如果我们循着这些线索，重置围绕线的想象，回到菌丝体的隐喻，就能看到运动的、交缠的、有宽度的线所蕴含的生命、关系、历史和思维的开放性，回到理性思维和感官知觉的合一，让纸张再获声音，用耳朵聆听文本，用身体在宇宙中书写，让生命在天地间漫步。这将带来一场知识论的递进——从地方知识递进为栖居知识，关注开放的地方中人类与非人类的各种交缠的关系以及留下的痕迹，关注过去和未来如何被编织进当下的生活轨迹中。
[1] 英戈尔德. 线的文化史[M]. 张晓佳，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 xi;文中引用本书原文时，将在正文相应处以" （第X页） " 的夹注形式予以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