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大器晚成
天圣五年的舞台
公元1027年，史称仁宗天圣五年。
在历史的长河里，这一年似乎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然而，正是这普通的一年，却注定成为大宋国家命运的转折年。
此时距北宋开国近七十年，百姓已经从二十二年前澶渊之盟屈辱的阴影里慢慢走出，也渐渐忘了十九年前泰山封禅的疲累。在国家层面，太后刘娥虽垂帘听政，但是年轻的仁宗皇帝与其相处融洽。王曾作为百官之首的宰相，正有条不紊地帮助赵宋皇室打理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政权。
政治太平、经济繁荣，天下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大宋的国力正在恢复，处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
从这年开始，大宋王朝将悄无声息地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
在这一年的三月，有一大批年轻人华丽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些人的登场，不但为大宋政治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以后长达五十年甚至更久远的时间里，他们将深刻影响并改变大宋的历史。
不为人注意的是，从根本上讲，这一崭新的转折与一种制度和两个人有密切的关系。
自隋代开科取士，科举一直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到了宋代，由于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不断丰富，这一现象有所改变。除了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文人们还可以从事教书育人、幕僚、书籍编纂等其他与文化相关的工作。
尽管这样，“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仍是每个读书人的最终理想。
宋初科举每年举办一次，后来发展到每一两年举办一次不定。天圣五年正是大宋的科举年，宋代重文抑武，所以格外重视文官的选拔。当时的科举选拔考试分三次，分别称州试、省试和殿试。州试由各州地方官员组织实施，考生只有通过州试才能获得参加省试的资格。省试由礼部主持，通过省试的举子称“奏名进士”，将准许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奏名进士距离金榜题名，即距离成为大宋的朝廷官员仅有一步之遥。
历年来，参加科举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尤其是北宋天圣五年，这一年全国各地优秀的人才特别多。见此情况，早在正月朝廷又下诏规定，获进士奏名者不允许超过五百人。
因此，这一年省试的竞争更为残酷。
省试对大多数考生来说，是一道迈不过去的门槛，许多优秀的读书人就是在这一环节功亏一篑，最终败下阵来的。为了办好这次省试，早在前一年，朝廷就已经将主考官选定好，他就是名满天下的大名（今河北大名）人刘筠。
担任省试主考官者，历来都是饱学耆硕之士，刘筠作为北宋初年文坛最重要的诗歌流派“西昆体”的创始人之一，此时正担任着大宋的枢密直学士。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由他来担任这一年的主考官是人心所向。
刘筠绝对称得上是影响天圣五年科举录取结果的关键人物。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刘筠改变了省试的录取办法。在他的主持下，天圣五年的省试增加了一项重要的考试内容：策论。天圣五年以前，大宋的省试只考诗赋，因此，决定众考生去留的是文学能力。朝廷需要的是治国人才，而诗赋考量的是一个人的文学才华，这一考试办法不太合理。旧的考试办法导致了许多擅长策论却不擅长诗赋的考生惨遭淘汰。
事实证明，刘筠这一重要的改革对大宋的国运影响巨大，仅天圣五年，就为朝廷发掘出多位能经世治国的不世之材。
省试过后便是殿试，殿试决定着这一年最终的录取结果。除了刘筠，还有一个人将会影响这一年的录取结果，他的名字叫宋绶。
殿试的主考官是皇帝，贵为皇帝，仁宗不可能亲自去做具体工作，因此他需要一位得力助手。而能给皇帝当助手，绝对称得上是一份无上的荣耀。这次得到这一光荣任务的人，便是赵州平棘（今河北赵县）人宋绶。
宋绶和刘筠一样，不但文章写得好，而且慧眼识才。那一年，他只有三十六岁，却已参与编修过记述真宗皇帝生平的《真宗实录》，且身兼翰林学士、侍读学士二职，是受皇帝青睐的近臣。宋绶年轻有才，史载其“博洽明敏”“博通经史百家，文章为一时所尚”，就连真宗时代的文坛盟主杨亿都称他的文章“沈壮淳丽，尤善铺赋，吾不及也”。一个人年纪轻轻就能获此重任，这在我国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史上亦属罕见。
天圣五年的科举舞台，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精彩得多。
举子们经严格的州试、省试选拔后齐聚京师（今河南开封），准备参加决定他们最终命运的殿试。状元的称号最终花落谁家，已成为众人热议的话题。
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而宋绶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人们紧张的神经。在众举子中间，夺魁呼声最高的人有两个，他们分别是王尧臣和韩琦。
王尧臣，字伯庸，二十五岁，应天府虞城（今河南虞城）人。
王尧臣来自大名鼎鼎的应天府书院，文辞温润的他不但工于诗词、擅写书法，而且年纪轻轻就脱颖而出，流露出一种成熟的大家之气。
与王尧臣同样优秀的，是已经过世的右谏议大夫韩国华的小儿子韩琦。
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这一年还不满二十岁。这个出身高贵的年轻人不但天资聪颖，而且读书也格外勤奋。从小就自带光环的他早已名满天下，他的名次同样也引起众人的关注。
殿试这天，京城内外，上至太后皇帝、文武百官，下到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都密切关注着殿试的最新进展。
崇政殿外，众举子在考官们的安排下小心翼翼地鱼贯而入，众人到位，决定他们命运与前程的考试终于开始了。
因皇帝亲临，殿试的气氛更加紧张。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读书人出身的宋绶温柔敦厚，对这批参加殿试的年轻人格外照顾。他需要按流程，依据刘筠呈报的名单组织考试，然后对这一科的试卷进行评定，以决定这一年最终的录取结果。
状元郎只有一个，到底谁能蟾宫折桂，没人敢预料。
众举子在规定时间交卷，宋绶带领相关官员依次进行了“弥封、誊录、考覆、详定、编排”等工作。将这些工作完成以后，出人意料的是，录取结果当天并没有公布。
直到三天以后，众举子才最终排定名次，并上殿赐封。
并不抢眼的出场
阳春三月，莺飞草长。汴梁城阳光明媚，繁花似锦。
众所周知，在宋代考中进士就可以直接入朝为官，一生都能享受荣华富贵。因此，在发榜这天，京城的大街小巷一大早就人潮涌动，尤其是那些急于看到自己名次的举子们，更是早早地在集英殿外挤得水泄不通。
皇榜为什么推迟三天才公布？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隐情？
说实话，没有。
之所以三天后才公布录取名单，是因为这份名单需要太后和皇帝亲自确定。经刘筠和宋绶两次严格地选拔，朝廷最终敲定了这年的进士录取名单。在皇榜公布之前，一切都是朝廷的最高机密。
最让人关心的仍是这一年的新科状元将花落谁家。集英殿内，吉时一到，皇帝临轩。随着鸿胪寺官员一声高喊，众举子的神经立刻紧绷起来。
激动人心的金殿传胪终于开始了。
排列整齐的众朝官中间，宰相王曾捧着一甲前三名的试卷，气定神闲地从队列中走出。他不紧不慢地拆开糊住姓名的试卷，高声唱道：
“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一甲第一名，虞城人王尧臣！”
随着王曾一声宣读，传胪官依次将王尧臣的名字传至丹墀之下。一个消瘦英朗的年轻人恭敬地从人群中走出，在鸿胪寺官员的引领下上殿叩头。此前呼声最高的他果然不负众望，将状元的桂冠收入囊中。
“第一甲第二名，安阳人韩琦！”
“第一甲第三名，虞城人赵概！”
王曾不断地宣读，传胪官次第将众举子的名次传至殿外。被念到名字的举子们立即兴奋地挤出人群，上殿待封。
在众举子中间，一个身材中等、衣着朴素的人正面无表情地低头站着，看上去他要比其他考生都老成不少。
“希仁兄，怎么还不念咱们的名字？”在他身旁，一名一脸稚气的少年焦急地小声问道。
问话的少年满头大汗，努力地向前探着身子向殿上张望。他个头太小，想看清远处并不容易。这个少年名叫吴奎，字长文，是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这一年他刚刚十八岁，却已经在高手如林的竞争中一路杀出，成功地参加了三天前的殿试。
那位被他称为“希仁兄”的人却一脸淡定，他并没有回答吴奎的问话。见吴奎催得紧急，他再次踮起脚尖，在人头攒挤的缝隙里张望着。他不是不关心自己的名次，只是已经板上钉钉的事情，心急也没什么用。
吴奎心急，皇宫外看热闹的百姓等得更急。按照规制，只有传胪礼成之后，主考官才会将皇榜贴到宫外，他们才有机会看到这一年都录取了哪些人。王曾和传胪官的声音此起彼伏地在集英殿上空唱响，又过了大半天，新科进士才终于唱名完毕。
礼成乐作，在王曾带领下，众大学士、三品以上朝官及新科进士行三跪九叩礼。礼成之后，皇帝乘舆还宫，宋绶在众新科进士们的簇拥下，将皇榜张贴到贡院外墙上。
早已等得心急的百姓瞬间围了上来。
在热闹的人群中，那位被吴奎喊作“希仁兄”的人就是包拯，来自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这是他在大宋的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登场。他之所以看上去老成持重，是因为这一年他已经二十九岁了，他的年龄比同科的举子大了不少。新科进士需要在皇榜前供众人瞻仰，以示荣耀。因不愿和众人一起拥挤，包拯只是默默地低头站在一旁。
“王伯庸果然中了状元！”
“韩公子年少才高，前途无量！可惜只是没中得头名！”
“应天府书院果然不同凡响，一甲前三名竟有两个虞城人！”
讨论的声音接连不断。
又过了半天，等到喧闹的人群渐渐散去，包拯才长舒了一口气。虽然他和吴奎的名次不是太高，却都在甲科，因此二人难掩心中的喜悦。包拯不是一个喜形于色的人，他从一开始就没对自己的名次有太高的奢望，这次能高中甲科自然可喜可贺。仪式结束，他神色平静地拉着吴奎返回客栈。
见包拯如此淡定，年少心急的吴奎又是好一阵抱怨。
这一天，朝堂内外都在争相称颂着大宋的太平盛世，同时又反复传颂着这些金榜高中的名字。
据史料记载，天圣五年皇榜共录取进士二百八十人。
谁也没有想到，在这份名单中，日后竟会涌现出许多影响大宋历史进程的大人物。其中，日后身跻大宋两府的就多达七人，他们的名字分别是王尧臣、韩琦、赵概、文彦博、包拯、吴奎和吴育，其中韩琦和文彦博更是当上了号称百官之首的昭文相。
科举出人才，宋代特别多。相信这几个人的能力，无论放到哪朝哪代，都能成为殿堂级的存在。因此，这一年的皇榜日后被人们称为宰相榜，它在我国科举史上的地位以及对大宋王朝的贡献，几乎不亚于三十年后号称“千年进士第一榜”的嘉祐二年（1057年）龙虎榜。
名字能出现在这份榜单上，而且被录为甲科进士，说明包拯在历史的舞台上刚一登场，便已是不凡之材。不过，虽然金榜题名却也有美中不足，因为包拯没有做到一鸣惊人，与他竞争的优秀人才太多了。
发榜以后，按照惯例，皇帝要在琼林苑赐宴，隆重宴请众进士，这帮青年才俊们的高光时刻终于来了。人生之大幸莫过于此，从此以后他们将成为天子门生，一世注定荣华富贵。
琼林赐宴结束以后，他们将陆续接到吏部的任命，与往日旧友分道扬镳，各自奔向不同的工作岗位，等待他们的将是艰辛漫长的奋斗之路。
包拯话不多，吴奎活泼好动，他依依不舍地拉着包拯不忍分别。见吴奎如此不舍，包拯只好安慰他说：“来日方长，望君珍重。”
吴奎仍低着头难过了半天。突然，他又信心满满地大声说：“希仁兄，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朝堂相见！”
听了吴奎的话，包拯点点头。他平静地拍了拍这位小兄弟的肩膀，也算是对他的欣赏和鼓励。
从这天起，这些人开始有了朝廷命官的身份，并处在大致相同的人生起点上。接下来，他们将从大宋官场的底层一步步攀爬，接受一轮轮严格的磨勘迁转。只有少数幸运者能回到朝堂，进一步得到朝廷的重用。但在高手如林的北宋官场，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
包拯和吴奎都能顺利地回到朝堂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辞官风波
不难看出，在历史的舞台上，刚登场的包拯表现得不算抢眼，因为有很多优秀的人比他更引人注目。客观地说，天圣五年的包拯并不是大宋最顶尖的人才，在这一年的科举中，他并没有脱颖而出。
不但如此，在那批优秀的进士中，他甚至在很多方面都处在劣势，比如他的性格和年龄。然而在多年以后，他却以杰出的成就和事迹，成了这份名单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人。
千百年来，人们对他的向往、敬仰、怀念和评价，都远远超过了这份名单上的其他人。中进士以后包拯都经历了哪些人生，这一逆袭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正所谓，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举。
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包拯高中甲科进士，成功实现了一个读书人的梦想。很快，吏部就给他安排了职务——到江南路的建昌（今江西南城）担任知县。
这一任命没有什么不妥。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包拯居然没有接受这一任命，而是直接回庐州乡下给父母养老送终去了。
十年寒窗，为的就是金榜题名入朝做官。好不容易才考中的功名，包拯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
在人们的印象中，包拯是一个严谨刻板的人，而且考中进士这年他已经二十九岁了。按说到了这个年龄的人不应该做出这么轻率的事情。这件事既不符合包拯的性格特点，也不符合人们对他的认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包拯当初真的放弃就职了吗？
事实确实如此。
据史料记载，当时包拯不但辞谢了朝廷任命，而且不止拒绝了一次。
这年四月，琼林赐宴以后，一切很快又归于平静。接下来，吏部将根据相关规制任命这批新科进士。按照惯例，一甲前三名都会给予格外的优待。
第一个得到任命的人自然是状元王尧臣。他官授“从六品将作监丞”，被派去两浙路的湖州（今浙江湖州）担任通判。在宋代，通判是朝廷派到地方协助并监督主官处理事务的官员。
而不满二十岁的榜眼韩琦再次好运爆棚。念到他的名字时，天边有五彩祥云出现，遇此吉兆仁宗大喜，因此韩琦也破格被赐予了“将作监丞”的身份。韩琦有幸得到了状元才能享受的待遇，他的具体差遣也是通判，工作地点在京东路的淄州（今山东淄博）。
策论能力突出的探花赵概则被留在了京城，以集贤校理的身份担任开封府推官。他的具体职责是协助主官审判案件，获赐的官阶也是从六品。
在宋代，官员的称呼比较复杂，一名官员的官职通常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官、职和差遣。“官”又称寄禄官，多有名无实，只代表官员可以享受这一级别的官位和待遇，并没有实职；“职”是当时文官特有的荣誉头衔，高级的文官一般会被安排在昭文馆、集贤馆、史馆或秘阁、天章阁、龙图阁、集贤院等馆阁任职，以示荣耀，其所任的馆阁职务称为“职”。因此，一名官员的“官”和“职”通常都不代表他所担任的实际职务，只有“差遣”才是他真正的工作岗位。
以韩琦为例，他入仕时的官衔是“将作监丞”，差遣是“淄州通判”。因资历太浅，他还没资格进入馆阁，因此朝廷还没有给他赐“职”。
除了三位一甲进士，其他甲科进士全被授予了正八品官职，大部分人的官职都是大理评事，差遣基本是县官。比如二十二岁的文彦博官授大理评事，被派到河东路绛州翼城县（今山西翼城）担任知县；二十四岁的吴育官授大理评事，被派到两浙路杭州府临安县（今浙江杭州）担任知县；二十九岁的包拯同样也被授予了大理评事，被任命去江南路南康军辖属的建昌县（今江西南城）担任知县。
宋代的大理评事即大理寺评事的简称，官阶正八品。因当时官制有“官、职、差遣”之分，官员获授大理评事只代表他的官阶和品级，其并不在大理寺担任实际职务。
这次任命中唯一例外的是包拯刚认识不久的吴奎。
在查看名次时，年龄最小的吴奎比谁都心急，谁也没想到更让他着急的竟是这次任命。本来吴奎已经被任命为江南路清江县（今江西樟树）主簿，可就在他准备上任时，细心的吏部官员发现他居然不满十八周岁。于是吏部大笔一勾，吴奎暂免上任。
主簿是宋代各级主官的幕属官，常参机要，类似于今天的办公室主任。朝廷以年龄太小为由，认为吴奎不适合为官倒也合理。得到这一消息，吴奎要急疯了。尽管心有不平，但毫无办法，他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家又读了三年书。直到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吴奎才得以赴福建路古田县（今福建古田）上任。虽然换了工作地点，但他的差遣仍跟原来一样。
随着这些任命的下达，这帮才华横溢的新科进士将正式登上大宋的历史舞台。接下来，他们将大展身手，陆续成为各自领域的主角，书写并影响大宋的历史。然而，就在众人收拾行装准备上任时，吏部接到奏报，进士包拯居然两次拒绝朝廷任命，准备回家赡养父母。
包拯为何如此抉择？
为说清来龙去脉，让我们先看看《宋史》对这件事的记载：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也。始举进士，除大理评事，出知建昌县。以父母皆老，辞不就。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
从前半部分不难看出，当年朝廷给包拯任命的官职和差遣，分别是“大理评事”和“知建昌县”。但是，包拯并没有接受这一任命。紧接着，史书还交代了他辞官的原因：“父母皆老，辞不就。”
据说，包拯之所以二十九岁才参加科举，就是因为父母需要他照顾。为解决这个问题，他不得不先娶一位李姓女子，由她在家中照顾年迈的父母。这一说法虽在史料中无据可查，但也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况。
金榜题名以后，包拯再次面临这一难题。但也有其他办法能解决。比如，带父母一起上任，或者由兄弟或其他家人代为照顾父母等，也不至于选择辞官吧？
虽然当年包拯弃官不做已是事实，但史书对此的解释却看起来像个托词，以至于很多人都怀疑这件事背后另有隐情。
那么，史书有没有记错的可能呢？
宋代文官不但地位高，而且待遇好。宋代科举虽然增加了不少录取名额，但竞争的人数太多，因此能考中的概率仍是很小。每年落榜的举子比比皆是，比如大名鼎鼎的陈彭年、欧阳修、柳永等人。后来他们屡败屡战，最终才取得功名。考进士这么难，考中后待遇也好，一个人怎么可能因为“父母皆老”而放弃做官呢？
难道包拯根本就不想做官？既然不想做官，那他参加科举又是为了什么？十年寒窗，难道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吗？
早在立国之初，为提防武将作乱，太祖皇帝制定了以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所以朝廷对文官特别优厚。见包拯一片孝心，而且家庭确有困难，相关部门决定主动替他分忧。对此，史书虽然只用了简单的五个字“得监和州税”，却将朝廷为包拯分忧的过程记录得精彩纷呈。
在这短短的五个字里，一个“得”字最为精彩。这说明当时朝廷不但改变了对包拯的任命，而且表明了这一改命也不是他主动争取来的，这是相关部门体谅他才做出的改动。
当时主管分派工作的官员可能会这么想：这样总可以了吧？你家里不是有老人需要照顾吗？那好，为了方便你照顾老人，你去离家近一点的地方任职吧。
按理来说，接到这一改命，包拯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喜不自胜地叩谢朝廷大恩，兢兢业业地在和州当官。
哪知道，朝廷抛过来的橄榄枝居然又被包拯拒绝了！
此时，包拯前后两次放弃做官的原因已经浮出水面。他放弃“知建昌县”是因“父母皆老”，放弃和州税监官是因“父母又不欲行”，一个“又”字，指出了包拯最初不去建昌当官就是因为父母“不欲行”。
随着史书记载的一步步深入，包拯弃官事件迭出高潮。
不管是“知建昌县”还是“监和州税”，包拯至少有两种办法解决父母年迈的问题。一是在任职地与庐州两地来回跑，二是直接带父母上任。这两件事做起来应该都不难，而且宋代官员是允许带父母家属上任的。
难道是因当时的交通工具不发达，包拯觉得自己两地来回跑不太现实，于是他非要带父母一起上任，结果父母死活不答应。一时双方僵持不下，这才让他前后两次放弃做官的机会？
包拯父母为什么前后两次都“不欲行”？对此后文会有交代。但我们先说说当时。
虽然任职地从建昌改到了和州，父母还是不肯去，那该怎么办？包拯被这一情况难住了。
百善孝为先，包拯没有多想，他毫不犹豫地再次放弃了朝廷的任命。
为了进一步搞清包拯当年为什么非要“解官归养”才能赡养父母，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段文字所涉及的三个地点。
第一个地点是包拯的老家庐州合肥。
庐州合肥即今安徽省合肥市，是包拯的父母养老居住的地方，这一地点在当时属于大宋的淮南路。
第二个地点是建昌县。
建昌县是包拯的第一个任职地。宋代的建昌县属于江南路，具体位置在今天的江西永修一带。合肥与建昌县相距近千里，不但山高路远、群岭叠嶂，而且两地世风民俗也多有不同。父母年纪都这么大了，将他们带到千里之外去生活，一是舟车劳顿，二是怕水土不服。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这确实是个比较现实的难题。
包拯第一次弃官的原因从这方面勉强能说得过去。
第三个地点是和州。
说到和州，问题就来了。宋代的和州即今天的安徽省和县一带，离合肥只有二百余里，显然这一改命是朝廷考虑包拯的实际情况，特意为他量身挑选的工作地点。路没那么远了，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也相差不太多，朝廷对包拯已经照顾到了这个份儿上，也希望他赶紧收拾收拾上任去吧。
但是，包拯还是没有去。
包拯没有去上任的原因跟上次完全一样，听起来却更加奇葩：“尽管工作地点近了，老人们还是不愿意离家。为了照顾他们，这个官我还是不当了。”
虽说古人重孝道，但包拯前后两次弃官，尤其是第二次弃官是不是太没道理了。换一个角度来看，远了嫌远，近了还嫌不合适，这不是成心不想当大宋朝的官吗？那当初考进士干什么？
看到这里，我们很难不替包拯捏一把汗。
可见，包拯前后两次弃官不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官职不满意，也不是什么其他复杂的原因，只是因为他需要照顾年迈的父母。因为父母不肯随他一起上任，他只好辞掉了自己的官职。
就这样，在北宋的政治舞台上，刚登场的包拯便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对这件事，后世还有一个截然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这里的“不欲行”不是指包拯父母不愿随儿子上任，而是根本就不让包拯去上任。也就是说，包拯父母不是不欲随行，而是不欲其行。这一说法虽然从字面上看似乎也有可能，但它经不起推敲和论证。
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包拯的父亲当过大官，家里有钱有势，根本就不在乎他能不能当这个小小的八品官。反而担心自己老无所依，所以他们才一次次故意从中作梗。
这一说法成立吗？
官宦世家
明明中了进士，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包拯还没有入仕就开始辞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包拯的家庭背景。
史书对包拯家世的直接记载不多，我们只能在卷帙浩繁的文字中，一点点搜集与其有关的信息，以梳理出相对更接近真实的结论。
先谈谈人们对包拯家庭背景的传统印象。
由于后世对包拯的艺术形象塑造得太过成功，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包拯出生在庐州乡下的一个封建家庭，父母老来得子，母亲在他出生时便已去世。包拯出生时，家里已有两位哥哥，大哥名叫包山，二哥名叫包海。两位哥哥均已成家，因此在家中他还有两位嫂嫂，而这两位嫂嫂却一好一坏。
出生以后，包拯由大嫂养大成人。大嫂对他视如己出，二嫂却总是担心这个小叔子长大后会分夺家产，内心恶毒的她总是想置年幼的包拯于死地。从小时候起，包拯就尝尽了苦头，并且随时面临各种凶险，不断与二嫂斗智斗勇。靠着过人的见识和神助般的好运，他才艰难地活下来并一天天长大。
包拯的家庭真是人们传说的这个样子吗？
这些说法虽然有些八卦，却也并非全是虚构。
据史料记载，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包拯出生在庐州合肥一个人丁兴旺的官员家中。他是家中的幼子，在他出生前，家中确实已有两位哥哥，这几点民间传说与史实倒也基本吻合。
鲜为人知的是，包拯的父亲并不是一位普通的乡下老人，他不但是一位退休在家的朝廷官员，而且还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高官。包拯出生时母亲也没有去世，他两位哥哥的名字也不叫包山、包海。包拯的大哥名叫包播，是朝廷官员，二哥名叫包振，遗憾的是史书对包振没有详细的记载，因此不好判断二嫂是不是像传说中的那么可怕。
包拯父亲名叫包令仪，他在家谱上名叫包树德。
包令仪，字肃之，庐州合肥人，生于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于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进士及第。
入仕以后，包令仪曾在真宗年间在惠安（今福建惠安）当过知县。知县任满后，他被调入京师（今河南开封）担作尚书虞部员外郎。虞部员外郎主要负责的是掌管大宋的冶炼、茶业和盐务工作。后来，包令仪又以“上护军”的官职被差遣到了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担任南京留守，这是他退休前的最高官职。
据《宋史》记载，上护军为大宋第三等勋官，即正三品官员。南京留守，则是当时北宋四京之一的南京留监司长官。
以职级来看，包拯父亲退休前的官职级别不低，是货真价实的朝廷高官。不过，南京留守这一差遣虽然重要，但在当时却是个比较边缘化的岗位。一般被派去担任这一职务的都是受到朝廷处分的重臣。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王曾、晏殊等人，都曾因被贬而担任过这一职务。
由此可见，父亲包令仪尽管不是位高权重的朝廷大员，但在大宋也属于高官行列。
而包拯的爷爷名叫包士通，也很了不起，曾做过大宋的屯田员外郎。宋代中央设三省六部，其中工部下设有屯田司。屯田司主官称屯田郎中，副手为屯田员外郎。屯田员外郎官职为从六品上，其职责是掌管天下的屯田政令。屯田司当时虽贵为工部四司之一，但一直有名无实。各地军事区域部署屯田，一直都是由各地的军事长官主持。
包家的先祖，是春秋时期七天七夜水米不进，以“哭秦庭”让楚国得以复国的申包胥。申包胥是我国古代忠臣的代表人物之一，绝对称得上名垂史册的光辉人物。
祖上是千古忠臣，爷爷是朝廷官员，父亲又是三品大员，包拯并非出身于普通家庭。唯一有所遗憾的是包拯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等他长大成人时，父亲包令仪早已退休多年了。
宋代官员待遇优厚，据此可以推断，包家虽然人多，即使家庭条件再不好，也不会差到哪里去。那几年大宋社会安定，包拯小时候的生活条件应该不错，又因为是幼子，包拯的童年应该很幸福，不会有那么多九死一生、处处凶险的经历。
那么，关于包拯，后世为什么会流传着那么多精彩的传说故事呢？
在古代，财产纠纷、婆媳矛盾和赡养老人等故事永远都是民间津津乐道的话题。为了把包拯的形象塑造得更加丰满生动，人们故意把包拯说得神乎其神，说他从出生起便面临着无数的凶险，却吉人天相，随时随地都拥有着有如神助般的运气，而且处处都能巧妙地避开二嫂的各种陷害。
将这些故事强加到包拯身上，既代表着人们对历史人物的美好想象，又可以让人们在快意恩仇中得到满足，这也是这些故事流传千年经久不衰的原因。
父亲身为高官，家庭条件也不差，按说越是这样的家庭，越不会不把功名当回事儿才对。包拯中进士时，父母年迈是客观事实，但这总不至于让一个人弃官不做吧？因父母年迈最终导致包拯弃官，这一理由似乎还不够充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人到二十九岁还坚持考进士，也充分说明了包拯的家庭对功名不是不重视。那父母为什么一直扯小儿子的后腿？难道是他们看透了官场的黑暗，就不想让儿子从政了吗？
据记载，包拯考中进士时，他的大哥早已经在朝为官了，这说明包家父母是不反对儿子当官的。因此“包拯的父亲当过大官，家里有钱有势，根本就不在乎他能不能当这个八品小官”的说法并不成立。
这件事一定另有隐情。
背后隐情
据史料记载，包拯中进士时其父包令仪已年近七十。古人安土重迁，尤其是宋代，人到老年一是不愿轻易搬家，二是“叶落归根”“狐死首丘”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甚至很多人从中年起就已经开始为自己安排后事。“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九十不留坐”，在医疗水平不发达的古代，人到七十往往便被认为朝不保夕，留宿甚至都可能带来风险，更不要说举家搬到外地了。
在当时，这些观念在客观上决定了包拯父母的选择。所以，包拯的父母“不欲行”的根本原因不是反对儿子当官，也不是怕老无所依而故意拖儿子的后腿，而是他们觉得自己已经朝不保夕，担心自己随时有可能客死他乡。与其折腾来折腾去，倒不如不随儿子一起去上任。
如此说来，道理就通了。
当老人们说出“不欲行”的想法以后，包拯并不忍心丢弃他们，宁可辞官不做也要为他们养老送终。后来，朝廷又将儿子的任职地换到了和州，出于同样的目的，他们再次说出了同样的话，以免让儿子左右为难。哪知道一心奉孝的包拯还是没有犹豫，宁可辞官不做也要履行赡养他们的义务。
最终，才出现了史书记载的结果。
包拯的这颗孝心让人为之动容。就这样，他放着大好的前程不要，“即解官归养”，回到合肥乡下去赡养父母了。这里的“即”字同样是点睛之笔，将包拯做出这一决定时的毫不犹豫描画得入木三分。
对于包拯辞官不就，还有一个疑问：包拯不是还有两个哥哥吗？大家都是父母的孩子，他的两位哥哥为什么不主动赡养父母呢？
对此史书没有说明原因，而世居江西南城的包氏族人却收藏着一份《盱江包氏家谱》，其序言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
树德三子，长播，次振，幼拯。圣宋祥符庚戌（1010年），播来通判建昌军事，乐南城山水，遂家于七仙阁下，后徙修仁里，迁绥包坊。自是建昌（今江西南城县）始有包氏。播，字希远。……播子经，命仲子滨归合肥为包氏嗣。及崔氏没，而经尚无恙，滨乃挈家来省父母，亦家盱焉。
从这份家谱序言中可以看出，包拯的大哥包播于公元1010年到建昌军担任通判，这年包拯只有十二岁。后来包播不但在此定居，而且还成了盱江包氏的始祖，此处记载也证实了包播朝廷官员的身份。
山高路远，大哥远在千里之外，不能照顾父母也在情理之中。
关于二哥包振，《盱江包氏家谱》序言中仅仅只记下了他的名字，并无更多文字。可见包振一生并没有走仕途，也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作为。至于他是不是像传说中的包海那样心怀鬼胎、处处帮着妻子陷害包拯已无从考证。因此，二哥包振没有履行赡养父母义务的具体原因不详。
出生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大家庭，又加上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包拯“解官归养”也就合情合理了。
百善孝为先，宋代士林最看重的是一个人的个人品德。包拯的这颗孝心感天动地，并迅速传为士林佳话，为包拯以后的人生增色不少。三十五年后包拯去世，为了褒扬他的功绩，朝廷决定赐谥号以示尊荣。为包拯议定谥号时，有人想起了他当年这一弃官不做的伟大孝行，为此特意在谥号中给他赐了一个“孝”字。
所以，包拯得到的谥号是“孝肃”，其中的“孝”字正是他重要的人生底色之一。
少年底色
少年时代的包拯是什么样子？
据《宋史·刘筠传》记载：（刘筠）一子早卒，田庐没官。包拯少时，颇为筠所知。及拯显，奏其族子为后，又请还所没田庐云。
可以看出，包拯少年时期就已经很受刘筠这位前辈的赏识。
当年，刘筠曾在庐州工作过一段时间。在庐州工作期间，刘筠认识了少年时期的包拯。包拯的父亲是在庐州退休归养的高官，刘筠能认识包拯自在情理之中。名满天下的文坛盟主绝不会赏识“地主家的傻儿子”，由此可见包拯少年时代一定才华出众，而且刘筠也曾给过他不少鼓励和指点。
这段文字记载告诉我们，刘筠去世以后，他唯一的儿子也早早死了，以致刘家的田产无人继承。于是刘家的田产被官府接管。后来，包拯显贵却不忘旧情，为了让刘筠后继有人，他奏请朝廷，找到了一位刘筠家族的后人。他请官府向这位后人返还了刘筠的田产，并由他来为刘筠延续后世的香火。
史书里的这段记载虽然只讲了包拯如何念及并回报旧情，但展现给我们的却是一个知恩图报、有血有肉的包拯，这似乎与人们印象中铁面无私、大义凛然的他有所不同。
宋代文化产业比较繁荣，随着各类笔记小说的出现，人们对当时的物产、风貌等社会现象有了十分精彩的描述和见解。尤其记载名人的轶事典故，更是言简意赅又文思隽永，因此也广为后世流传。这些类似《世说新语》的笔记小说比起正史，往往更能把当时一些重大人物和历史事件记录得丰富精彩。
我国古代文献分归经、史、子、集四部，这类笔记小说因不是正史，所以归在子部。不过，它们也可以作为正史之外的参考。
《朱子语类》记载了一个关于少年包拯的故事：
（朱熹）泛言交际之道云，先人曾有杂录册子，记李仲和之祖，同包孝肃同读书一僧舍，每出入，必经由一富人门，二公未尝往见之，一日富人俟其过门，邀之坐，二公讬以它事不入，日复召饭，意谨甚，李欲往，包公正色与语曰：“彼富人也，吾徒异日或守乡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它日累乎？”竟不往，后十年，二公果相继典乡郡，先生因嗟叹前辈立己接人之严，盖如此。
故事说包拯少年时，曾和李仲和的先祖一起在一家僧舍读书。每天，他们从家中到僧舍，都需要从一个富人门前经过，但他们从未去拜访过这位富人。有一天，富人专程在门外等他们路过，并主动邀请二人到家中小坐，被二人委婉地拒绝。后来，富人又诚恳且很正式地请他们到家里吃饭，李同学心动了。
见状，包拯板着脸严肃地告诫李同学：“他是个富人，日后我们有可能会在本地当官。今天和他私论交情，你不怕为日后所累吗？”
一席话说得李同学点头称是，最终二人都没有去富人家中吃饭。
吃人嘴软，包拯少年时就已经深谙这一道理。一名少年，面对诱惑时能保持如此清醒的头脑，并且始终不被诱惑，说明少年时期的包拯已经非常有主见，而且不入凡流。
故事虽短，但从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三个与包拯有关的非常有建设性的结论：
第一个结论：虽然父亲当过大官，但包拯小时候家里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富裕。
这是因为他读书不但需要走很远的路，而且是到僧舍学习。他平时应该吃不上什么好饭，否则富人不会以接连请他到家中吃饭为诱惑。少年人心性顽皮好奇，富人家中的陈设也应该对他有着一定的诱惑力。
第二个结论：尽管并非大富大贵之家，但包拯从少时起就不怎么看重富贵和钱财，更是对富人没什么好感。
就像故事中告诉我们的，即便富人再三邀请，包拯始终不愿意与其结交。
第三个结论：包拯少年时就已经很有主见，他不但对事物有了一定的判断力，而且还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比如在面对诱惑时，小小年纪的他就已经能非常自律。
一叶知秋，三岁看老。从《宋史·刘筠传》和《朱子语类》两段短短的文字中，可知少年时期的包拯不但富有才华，而且有着不入俗流的见识和定力。这些性格特征，与正史中包拯的人生形象异曲同工。
一个人少年时期的性格特征，往往会是日后伴随他一生的个人属性。这些优秀的品格，正是包拯日后步入仕途、能够在北宋政坛傲世独立、不与人同流合污的性格基因，同时也是他另一道重要的人生底色。
停滞的十年
辞官不就后，包拯开始安身于庐州乡下，一心一意地奉养年迈的父母。
谁也没有想到，包拯一去就是十年。
让我们看看，包拯这十年时光是怎么度过的。
父亲包令仪去世的时间，大概是仁宗明道年间（1032—1033年）前后。母亲张氏去世时间不详，但根据记载，包母应该比包父去世稍晚。
照顾了他们几年，父母相继离世，包拯强忍悲痛，陆续将他们安葬到了离家不远的螺蛳岗。按照当时风俗，父母去世还需要守孝。
除了给父母养老送终，在这十年里，包拯还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早在参加科举之前，包拯就已经娶了原配张氏。可惜张氏早已去世，包拯续娶了第二任夫人董氏。董氏于明道二年（1033年）为包拯生下一个儿子，包拯给儿子取名为包繶。
儿子出生本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包繶自出生后身体就不好，这让包拯夫妇时刻都牵挂担心。无论对于当年的大宋还是对于整个历史，有关包拯的一切，仿佛都暂时静止在了天圣五年。然而，时代的车轮却一刻都没有停歇。
巧合的是，同样是在明道二年，垂帘听政长达十年的太后刘娥也去世了。太后去世在当时是一件震动中外的大事，也给大宋王朝带来了一些实质性的改变。
刘娥死后，二十四岁的仁宗皇帝终于开始亲理朝政。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官员，那些当年被太后重用的官员开始陆续遭到清洗，大宋朝堂上下开始人人自危。对于包拯来说，这些大事均与他无关。
按照规定，一个人守孝期间不能有任何社会活动，甚至不能回家睡觉。守孝虽然单调枯燥，但对于已经人到中年的包拯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合肥的乡下，偏僻而安静。不知不觉间，又波澜不惊地度过了几个春秋。时间终于到了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
这一年，包拯守孝期满。此时，他已经是一个三十七岁的中年人。因对父母过于怀念，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包拯仍迟迟不肯脱下孝服。就这样，他又坚持在父母坟前多守了两年。
在包拯一心奉孝的这些年里，那些在天圣五年与他一起同榜高中的人都命运如何？
说实话，这批人都太优秀了。在基层锻炼了一段时间后，许多表现优秀的人已经陆续回到了朝堂。
包拯一生与吴奎的关系最好，交集也最多。尽管自天圣五年，二人就已分道扬镳，但多年以后他们还会在一起工作，并成为互携互助的好同事。吴奎仕途起步也晚了三年，但人小鬼大的他却进步神速。此时的吴奎早已升任起居舍人，成了皇帝身边的近臣。
虽然和吴奎比较投缘，但包拯和文彦博之间的渊源似乎更深。
据史料记载，在包拯长达二十多年的仕途生涯里，他和文彦博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后来，还结成了儿女亲家。
不过，文彦博女儿嫁给包拯的小儿子包绶时，包拯已经去世多年。
文彦博是名门之后，其父文洎曾做过河东转运使。入仕以后文彦博的表现虽然没有那么抢眼，但他做事踏实，举手投足间颇有君子之风。经过十年的奋斗，文彦博已经升任朝官，并且在宰相吕夷简的推荐下担任了殿中侍御史，成了朝廷专门负责监察和纠弹百官朝会失仪等事务的官员。
天圣五年同榜进士中，进步最快的人是韩琦。如今的他已升任右司谏。右司谏是宋代的职业谏官，有着单独向皇帝建言朝政和批评百官得失的特权，不但这一官职人人羡慕，皇帝的信任和韩琦进步的速度也人人眼红。不久，在右司谏的岗位上，韩琦将做出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
状元王尧臣的表现也一点都不差。这一年，他已经以翰林学士的身份知审官院，专门负责考评审核官员。这一职务位高权重、大权在握。当然，王尧臣能得此重用与他的状元身份有关。在宋代，每位状元都会得到皇帝格外的器重。如一切正常，王尧臣跻身两府只是早晚的事情。
比起文彦博、韩琦和王尧臣，另一位日后也会跻身两府的吴育的进步虽然稍慢一些，但他也已经有了正三品的学士头衔，并由礼官改直集贤院。最初留在开封府担任推官的赵概也已经入职馆阁，成了仁宗身边的近臣。
除了他们，另外还有两个人的表现也备受瞩目，他们是富弼和张方平。日后，他们也会陆续与包拯产生交集。和天圣五年这批进士们的出身不同，他们都是范仲淹应天府书院的学生，进入仕途走的是制科。
制科也是科举的一种，宋代的科举分常科和制科。常科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科举，制科不同于常科，也属于朝廷选拔人才的方式之一，它是朝廷为选拔在某一方面能力突出者，即“非常之才”不定期举办的考试。
制科入仕以后，富弼和张方平的表现一直可圈可点。
不难看出，在这十年里，那些当初和包拯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年轻人都已经飞黄腾达，只有他一个人还在庐州的乡下原地踏步。
人人都在青云直上地进步，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当包拯睁眼去看时，世界早已不是当年的样子了。
朝政风云
包拯在庐州乡下守孝期间，大宋朝堂内外陆续发生了许多大事。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太后刘娥死了。
刘娥之死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代表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二十四岁的仁宗皇帝开始亲理朝政，虽然这一天他已经等了很久，但距离他彻底摆脱刘太后垂帘听政的阴影还需要一段时间。
亲政以后，仁宗毫不手软地清洗了刘娥的亲信。可怕的是，这一清洗发生了不止一轮。
皇帝喜怒无常，在一轮又一轮的清洗中，两府大臣换了一拨又一拨。宦海沉浮，谁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仁宗皇帝终于把朝廷重臣都换成了他信任的人。但这些人之间相处得并不和谐，尤其是两位宰相吕夷简和王曾。
尽管年龄相同，论资历王曾却比吕夷简高得太多，而且王曾对吕夷简有知遇之恩。长江后浪推前浪，因为天圣七年（1029年）玉清昭应宫的一把大火，王曾被罢去相位贬出京城，吕夷简取代了他的位置。
两年后，有着杰出能力和威望的王曾再次回京拜相，吕夷简和王曾这一对旧人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在被贬之前，王曾是昭文相，吕夷简是集贤相。如今二人的身份对调，仁宗却没能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现在大宋的朝政早已经是吕夷简一个人说了算，王曾的回朝让吕夷简总感觉自己首相的地位不保。为此，他主动向仁宗皇帝提议，要把首相的位置让给王曾。
结果，仁宗没有答应，王曾也不肯接受，两个人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裂缝。王曾一身正气，很早就看不惯吕夷简独断专行的做法了。在处理政务时，他们常因意见不合而发生争执，并且这一情况愈演愈烈，他们甚至公然在朝堂上互相弹劾攻击。大宋的朝政产生了严重的内耗，为了以儆效尤，景祐四年（1037年）一开春，仁宗痛下决心，将这两位得力助手同时罢免。
在此之前，因献“百官图”弹劾吕夷简，名满天下的范仲淹已经被贬至饶州（今江西鄱阳）。
范仲淹是王曾政治集团的骨干人物，他的被贬在朝堂上下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范仲淹的罪名是“朋党”，但这一罪名太过牵强，致使反对吕夷简的一大帮年轻人群情激愤，以至满朝哗然。因看不惯谏官高若讷的装聋作哑，欧阳修怒骂其“不信人间有羞耻事”，而被高若讷在皇帝面前狠狠告了一状。结果，欧阳修也被贬出了京城。
人称官场万金油的吕夷简一直深得仁宗欣赏。当时为了袒护吕夷简，除了欧阳修，公开支持范仲淹的余靖、尹洙、蔡襄也都受到了朝廷的严厉处分。同时贬掉吕夷简和王曾以后，仁宗发现对范仲淹的处分太重了，便又诏命将范仲淹改知润州（今江苏镇江）。
虽然吕夷简和王曾双双被贬，但王曾政治集团和吕夷简政治集团的明争暗斗并没有停止。仁宗一怒之下，又接连以朋党之名罢免了不少当朝大员。
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政局又被打乱了，一时间朝堂之上人人自危。
吕夷简是北宋政坛超一流的权术高手，他的理政能力突出，又加上接替者王随、张士逊等人能力平庸，三年以后，吕夷简将再次回朝担任首相，这是后话。
经历了数十年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大宋近几年的国运也不是太好。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旱涝交替，很多地区的百姓甚至都吃不饱肚子，这让一心有所作为的仁宗皇帝又开始忧心如酲。
作为一名皇帝，他既要关心朝堂大事，又要关心民生疾苦。比大臣争斗和天灾更让他担忧的是朝堂上下的官场风气已经坏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
仁宗发现，尽管这些年各级官员的待遇不断优厚，很多人却并不知足。如今，许多官员都只顾谋求个人利益，不管处理什么事情，第一个想到的总是自己，他们不关心朝廷的体面与民生疾苦，更不在乎大宋的江山社稷。最近几年，为了牟求私利，很多官员甚至无耻到不顾吃相的地步。致使朝廷的体面大受损伤，官员的公信力也严重丧失。如果这一风气不及时遏止，大宋朝的吏治将毁于一旦。
这是一件影响王朝统治根基的事情，仁宗皇帝对此更是格外上心。为此，他再次加大了对这股不正之风的惩治力度。
在对外关系上，大宋在景祐四年（1037年）的处境同样也不容乐观。
这年的大宋，既有北方辽国的虎视眈眈，又有西北党项人的蠢蠢欲动，还有南方各少数民族的不断作乱。特别是西北党项首领李元昊，兵强马壮的他已经暴露出了不臣的野心。就在不久前，李元昊更是把都城迁到了兴州（今宁夏银川）城，其用意昭然若揭。
不难看出，尽管仁宗皇帝一心求治，但大宋的日子并不好过。可以说，在表面繁荣的掩盖下，大宋的内忧外患正一天比一天加重。尤其是近期李元昊在边境不断骚扰，君臣们对此已经忍无可忍。
这些年，虽然发生了这么多大事，但包拯一直远离朝堂，一心一意地在合肥乡下奉孝父母。如今父母均已离世，守孝期满而且还多守了两年，处在巨大悲痛中的包拯还是不肯脱下孝服，他日夜不离螺蛳岗，他的做法让关心他的乡亲们都看不下去了。乡亲们知道，包拯和父母的感情太深了，虽然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他还是无法从他们离世的悲痛中走出来。见状，好心的乡亲们纷纷前来劝解：
“你已经为他们养老送终，此事不再遗憾，别再长期悲痛下去了。这么下去什么时候到头呀？”
“你当初不是考中了功名？你还是得去做事的。”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别再这样坚持下去了。”
“你应该去追求属于自己的人生！”
由于乡亲们再三相劝，包拯终于擦干眼泪，强忍悲痛对人生和命运进行了一番思考，他觉得乡亲们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他送走了父母，对此不再有任何遗憾。与其长期陷在悲痛之中，不如全心全力地为国尽忠，这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正确方向。否则，自己在乡村终老，这么多年的苦读和心中的抱负将毫无意义。
想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包拯终于脱下孝服，决定赴京听选。
在古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对读书人的要求，也是所有读书人为之追求的人生理想。以此来看，包拯金榜题名后的弃官事件虽出人意料，却也事出有因，而且不悖常理。科举高中、为父母养老送终以后，包拯才阶段性地完成了修身和齐家这两个人生任务。他的下一步要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努力了。
这一年，包拯已经三十九岁。阔别士林十年，包拯依依不舍地在墓地向父母拜别。他按照相关规定，向朝廷递交了服除手续。
宋代官员因父母去世守孝称丁忧，守孝期满回朝任职称服除。服除时，丁忧官员需要向相关部门递交申请，经同意后由吏部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
但是，包拯的情况比较特殊。虽然符合服除条件，但他当初解职不是因为丁忧，而是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接受朝廷的任命。大宋的官位岂是想弃就弃、想当就当的？
大宋的天空依旧很大，但属于包拯的空间却小得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