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台湾 高雄

乌鱼一年一度回游到高雄沿岸来产卵。乌鱼子对台湾而言，如同黑海鱼子酱之于俄罗斯。所以乌鱼汛对当地渔民来说，是年度最重大的事件。

「有人告诉我，他们用围网捕乌鱼。」渔管处董事长陈良将军打电话叫我去他的办公室：「他们说：本地渔民用两条船去包围一个乌鱼群。两条船拖一张网是过去的作业方法。六年前，联合国引进单拖网渔船，现在单拖网作业取代了双拖网。在美国，渔民是怎么使用围网的？」

「同样的方式，但只用一条船。」

「你想，你能向他们示范一下，怎么用一条船捕鱼吗？那样能让工作力度加倍，不是吗？」

「是的，长官。」

「我问你，把这方法用在一个鱼群，要花多少时间？」

「那要看鱼群的大小。」

「你在美国捕沙丁鱼时，最大的捕获量达到多少？」

「可以装满一条船。但，我曾经看过捕获两条船的运载量。」

「我们的60呎澳洲式渔船的载重量是多少？」

「大约有20吨。」

「下网和渔获装船要花多少时间？」

「两到三个钟头。」

「白天你有十个小时，应该可以轻轻松松下两次网。」董事长开始大声计算起来：「假如一个渔季长达两星期，你可以下28网，也就是一季能生产560吨，这相当于一艘拖网船两年的捕获量。这只是鱼，我还没把鱼卵计算在内。它的价值就跟黄金一样。」

「但，捕鱼有太多难以预料的隐藏性因素。将军。」

「所以我说你一天下一网，可以捕获0到20吨，两个星期还是可以生产140吨。我给你两艘60呎澳洲式渔船，你只要告诉网具店怎么为你做两套围网，同时吩咐修理厂怎么改装这两条船。我们来试一试！如果你现在挑选船员，还有时间训练他们。」

可行性研究就是这么作的吗？陈良是退休将军，对日抗战时负责三个武装部队的补给。他是怎么看待一场战役的？我给你两个营和所有你需要的坦克和火炮，能在两周内拿下这座城市吗？

退休后，陈将军被指派为SH市长。共产党把他赶出上海后，他来到台湾，并担任渔业复原管理处董事长。我想这是他的第一个民间职务，捕乌鱼是他第一次执行业务。

乌鱼热一如淘金热，所有高雄的渔船会先把日常的渔捞作业搁在一边，赶着去捕捞乌鱼。我可以看到情况比圣派罗外海「101高速公路」上的沙丁鱼热还糟糕。更糟的是有人告诉我：有卵乌鱼的行为表现就像产房里的孕妇，牠们变成空中飞船跳跃过浮子蝇。我不晓得要怎么办，只好见机行事。船员签约之前，我把话说得很清楚：我们可能会一无所获。我的两位室友陈家琳和徐家政也参加了，我派他们两人各指挥一艘围网渔船。

乌鱼季到来之前，围网船已准备就绪。我们把船开到苏澳去试着捕捞一些鲭鱼。这是个小鱼群，用来训练船员再好不过。没有一个船员操作过围网，我们接二连三碰到麻烦。

首先是由未加工全新棉花编织成的150噚长、30噚深的围网无法沉入水中，所以我们把它浸在焦油里，结果又变得太重。第一次试验，其中一张网损失了三分之一。我们不知道要多花一点时间等焦油干燥，又不能奢侈地等待，导致每次下网，大伙儿从头到手都沾上了焦油。

我们掀起了乌鱼热，却一条鱼也没抓到。这个鱼季一开始就很不顺，才发现一个鱼群，就有一群饥饿的船冲过来，好几张网同时撒在一个鱼群上，随之而来的就是一连串的叫嚣、咒骂、碰撞，甚至斗殴，完全没有道上的规则或礼仪。好几次我们沿着鱼群边缘急驶，就在准备下网时，总会有一组渔船直冲我们驶来，用他们的网围住鱼群和我们的船。紧接着用竹筏围住围网上的浮子绳，竹筏上高高架着伸入半空的网兜去拦截跳跃的乌鱼。

撇开捕鱼失败不谈，我必须承认：能回到海上享受渔夫的生猛生活，感觉棒极了！蹲在甲板上吃饭，在井边冲凉，在星空下的舱顶入睡。在美国待了整整一年，那些摩登玩意儿使我疏远了大自然。

陈将军泰然自若地接受我们的失败，我想他早已习惯了战场上的挫败。乌鱼季过后，两张围网被束之高阁，等待下一次任务。

有一天，有些重装备被带上船，其中一项引起我们的好奇，那是一套附带圆形金属头盔的深海潜水衣。第二天，几个日本人出现了，谣言开始满天飞，船员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发表一些无稽的言论。

寻寳！

两名船员立刻冲上岸去找寻能到手的海图，并为自己标出航线。如果日本人找不到沈船，也许日后他们可以再来。

两星期后，这艘船回来了，那些深海潜水设备也被送走了，日本人和来时一样神秘地离开了。船员们回复到以往的单调生活，等待下一趟任务。陈家琳和徐家政却从此不再交谈。

「你们这趟航程情况如何？」公寓里的室友们都急着想知道。

「我们拖着两个像『鱼雷』的东西驶近大陆沿岸。」

「有没有遇到任何共产党的船？」

「没有，只有一艘国民党的炮艇一直跟着我们。我们打捞时候，在两枚『鱼雷』中间绑上一条缆绳。」

「你们到底在打捞什么？」

「拖行的时候好无聊，所以日本人都只是在喝清酒。我们只能从他们零零碎碎的谈话中拼出个大概：战争末期，日本从粮食到战略物资都已耗尽，所以日本政府没收民间所有的个人财产，像珠寳、金银等，用船装运去向所谓的『友好国家』换取所能得到的物资。你猜怎么着？这条船在舟山群岛附近被美国飞机给炸沈了。所以战后，中、日两国政府达成一项协议，共同去搜寻这艘船。」

「你们是怎么知道这段历史的？」

「从日本人那里听来的。」

「你怎么跟这些日本人交谈？」

「我们船员当中有几个在日据时代跟日本人一起捕鱼。几杯黄汤下肚，我们还能用手语沟通。」

「那你们拖的缆绳有钩到什么吗？」

「你怎么这么天真？你还真以为日本人会让你登上装着日本人所有财寳的船吗？」

「那为什么要进行这次演练呢？」

「你想，首先谁会知道这么一艘高机密船舶的航程？再来，就算有生还者，在没有海图的情况下，水手怎么会知道船位呢？就算知道，你想他会告诉我们吗？你听过有日本兵在南太平洋小岛的丛林里被发现时，即使日本帝国承认战败已经好几年了，他们还是拒绝投降？我已经发现这些王八蛋根本就知道运寳船沉没的地点，只是不太确定。他们已找到几个极为可能的沈船点，然后故意把它们排除在外，同时也能打消中国人继续寻寳的念头。等着瞧，他们过些时候会回来拿那些寳物，这下全归他们所有了。」

「所以你们被日本人愚弄了，你们测绘的海图，全都是日本人的圈套。」

「是的，不过在他们的搜寻过程中，我们已看出一个模式。我已经很清楚他们所认为的沈船点。」

「在哪里？」

「我才不会告诉你。」

陈家琳是个技术高超的桥牌玩家。

「说吧。」我试图拉扯他的手：「你和徐家政之间到底怎么了？我注意到你们两个都不跟对方说话了。是和寻寳的事有关吗？」

「去问徐家政吧！」

「渔业复原管理处原订的复原和训练任务，永远不能实现了。」有一天，渔管处董事长对我说：「今后，我们必须把这个管理处当成营利事业来经营。但，我们的拖网渔船正面临台湾周边水域过渔的问题，延绳钓面临在公海上被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炮艇逮捕的问题。这些问题无法解决，唯一的办法是在别处寻找新渔场，例如印度洋。你想，我们可否朝这个方向，把两条拖网船改装成远洋探勘船？」

他指的是我们船队仅有的两艘烧煤的渔船帕豪号和阿瓦特里号。因为煤箱的限制，储量只能维持每次不超过十天的海上作业，所以只能在基隆北部最近的水域捕鱼。如今面临过渔的问题，渔捞作业再也无利可图。

「它们是我们船队里最大的船，」董事长指出：「而且有最好的钢制船壳。你想，我们可以为它们装上柴油引擎和冷冻设备吗？」

「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的。」

「那就来做吧。我要你负责设计，并监督这个计划。我们把改装的工作交给台湾造船厂。等一切就绪，我要你领导这项探勘任务。如果你能向我们显示印度洋可以维持渔捞作业，我们会建造更大的船。由于印度洋是国际水域，我国的船不会被他国骚扰。」

这项转变可没有董事长所想的这么简单。二战时，这两艘拖网船被当作诱饵混进敌人控制的港口，用来运送突击队上岸。为了避开有磁性的水雷，船壳经过消磁，并安装了电线。所以大部份的改装工作，就是要取出先前配接的电线和蒸气引擎，再安装新的柴油引擎和驾驶机具。

咨询过驻港工程师桂祖凯、修理厂的机械师和我们的两名曾在日本受训的前辈渔业专家蔡增祥、郭进兴后，我写了一份招标技术条款，准备采购两具550匹马力柴油引擎，以及两套自动驾驶系统。来投标的包括丹麦、日本、美国、英国的厂商。我们所有的船都是用美国引擎，修理厂的工具都是英国系统，所以我排除了日本和丹麦的公制(十进制)系统，只留下美国和英国的。我挑了我们渔船轮机员和维修厂所熟悉的美国阿特拉斯牌引擎。令我震惊的是，上呈请求批准的案子竟然被驳回了！董事长挑选的是日本的新潟牌引擎。

新潟牌引擎标价较高，以重柴油为燃料也比较脏。最困扰我的是--它是日本货。抗战胜利已经9年，这也是母亲「失手」把我的生日礼物掉落地上摔破后的第21年。至今，我仍本着良心不买任何日本货。

我直接去找陈将军，向他陈述我在所有产品中选择美国引擎的理由。

「重柴油便宜多了。这些船去印度洋要跑很远的路程，捕鱼的天数更长，会烧掉很多柴油。」

「可是…」

「就这么决定了。去通知卖家吧。」

我虽愤怒至极，但又能如何？

回到总船长办公室，我在所有人面前发泄怒气。

「我真不知道那个老头的脑袋究竟是怎么想的。难道不记得就在17年前，日本人还用枪炮、坦克和战舰狠狠地攻击我们吗？那些武器有多少就是新潟公司制造的呢！多少中国人是被新潟牌武器杀死的？不就是他负责供应我们军火去打日本人的？我听说他当SH市长的时候，有半吨珠寳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失踪。我真怀疑，难道在这个遗失事件中，他没有扮演什么角色吗？」

「好啦。谈点别的吧。」总船长指了指他背后的董事长秘书，打断了我的话。此时此刻，我根本不在乎这话是否会传到董事长耳里。这传闻一定是事实，报上都有登载。

第二天，董事长召开了一个会议，他特别指定我务必出席。

「我和主任工程师在修船场有一个重要会议。」我告诉董事长秘书：「这是事先安排的，不能改变。」

我知道后续的事是，这个会议顺延到第二天，而且再次要我出席。

下一个早晨，我走进会议室，看见围着一张长桌而坐的，是所有部门的主管。我从来没和这么多顶头上司同处一室。因为我不是固定的出席者，所以被要求坐在远端。这让我想起两年前参加海外进修计划的口试，但心情截然不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董事长走进来，坐在长桌的叧一端，并拿出了一张纸。

「我是共产党接管上海前的最后一任市长。在匆忙撤离的混乱中，一只装着全市财物的保险柜遗失了。到台湾以后，我把它写成报告呈给了陈诚副总统。四年后的今天，我听说我被指控侵占了它。小周，是你指控的吗？」

虽然当我在董事长秘书面前指控他时，已预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但听到自己的名字被提及，还是十分震惊。他否决了我为改装拖网船主引擎所作的选择，在盛怒的当下，我根本不在乎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

顿时，我像被困在东沙环礁上那样口干舌燥，不知说什么才好。这时，我感到有人在桌面下踢我的腿，坐在我旁边的是总船长杨子顺。这一踢，把我从恍惚中拉出来。

「是我。」我说。

这正是我在东沙失事调查会上被问到「是否在撞上礁岩搁浅后，立刻操作引擎倒退」时所回答的话。

「这里有一封陈副总统的来信，排除了我有任何疏失。」董事长的声音把我从萦绕的回忆中震醒：「我要你看看这个，小周。」

他的信绕着桌子传到我手上。

「在戒严法下，散播谣言是要被处死刑的。总司令彭孟缉是我的好友，我只要拿起这个电话筒…」

我又被人在桌子下踢了一脚，随即听到一句耳语：「说你弄错了。」

我把信纸举到眼前，只看到一些模糊的黑点，甚至说不准我拿起的纸是否正面朝上。

我感到脚又被踢了一下。这次是坐在我另一边的港务工程师桂祖凯。他小声地说：「快道歉！」

我试着看清这封字迹潦草信，却辨认不出一个字。

接着听到一个机械式的声音，从我干渴的嘴里发出来：

「我犯了一个错…」

桌子下面又踢来一脚。

「我道歉…因为没有查证来源就作出指控…」

随后听到董事长平静的声音：「你这是从哪儿听来的？」

「我在新民晚报上看到的。」

董事长转向围坐着桌子的所有人：

「你们不能相信那家小报的报导。我要你们听好，现在这个房间里所发生的事，就让它留在这个房间里。如果有任何消息传出去，我要你们所有人负责。」

直到当晚上床时，我才意识到这场会议的严重性。黑暗中，一个接一个出现的场景纠缠着我。

李德顺就是在像这样的夜里，被从床铺拖出来，不由分说地被蒙上眼睛带上吉普车。之后，他被迫在强光下进行疲劳审讯，接踵而来的是一连串质问，诸如「你为什么来台湾？」「来台湾之前，你是做什么的？」「你都读些什么书？」「你和谁联络？」「你的任务是什么？」

「任务？我唯一的任务就是打鱼。」

「休想骗我！你要向谁汇报？」

「在海上，我不用向任何人报告，我是船长；在港内，我向总船长报告。」

「总船长向谁报告？」

「我不知道。」

之后，他又被蒙上眼睛带回住处。他发现住处已被搜查过，没有遗失什么。没有拷打，也没被起诉。从此每天晚上，他等着那些人回来把他投入监牢，就像王书南、周明耀那样。但王和周被捕有个理由：他们在撤出上海后，拒绝把船移交给军统，并宣称船是属于联合国的。李德顺跟他们不一样。

那些人再也没出现。

李和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丢了毕生积蓄，但总算在夜里能安心睡觉。

李是香港注册的拖网船船长。有一天，船才刚出港，他的一个船员走上船桥，用枪抵着他的头。不由分说把他和大副丢进冰库。

两天后，他们被带回甲板。两天没看见陆地，这个叛徒无法分辨船位。他告诉李和年及大副，只要帮他把船开到台湾，他会向当局报告：在劫船事件中，他们和他站在一起。

李屈服了。

两天后，船到达高雄。包括船长、大副在内的全体船员，被安排披着上有「自由斗士」字样的红色彩带游街。

他丢了船，但保住了命。

越想这些就越清醒，我叫醒陈家琳对他说：

「如果我被抓走，就打电话给这个人。」

然后我给他一个号码。

「这人是谁？」陈问。

「我在农复会的英文老师。」

「为什么不打给你的朋友高玉树？」

「他是个政客。你不能相信政客。」

「他是台湾人。你告诉过我：他有很够力的黑社会人脉。」

「但亨特夫人是美国人。」

「美国人」一词才说出口，我就迷惘了。在未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我是个典型的爱国者。我痛恨看到基隆港里的美国军舰和街上粗暴的美国水兵。我曾发誓要把外国势力赶出中国；但当我受到威胁，首先想到的却是寻求美国人的保护。这种心态不是与我的父母和政府一样吗？他们照本宣科地教育中国人学习科学和西方文明，张牙舞爪和侵略者战斗；甚至在撤退到大后方前，焚烧土地、挖掘壕沟来对抗入侵的日寇。但当孩子们生病了，父母带我们去看西医；当一群同胞想法和我们不同，并企图改变社会结构，我们的政府就转而向外国政权求助─特别是美国─来帮助击退他们。

果真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两艘铁壳船帕豪号和阿瓦特里号终于改装完成了。当它们出厂进行处女航时，我被冷落在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