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房子

我们回到希腊后，父亲开始从政，母亲也自然有了更多活动事务。我们家里有了各种各样的人——安保、保洁、保姆、秘书等，他们开始照顾我们。我们需要学习和陌生的人一起生活，并慢慢和他们建立关系。

心理学家经常探讨的一个现象是，家庭中的第一个孩子往往更被强调做“对的事情”，而之后的孩子则不然。我的弟弟妹妹们似乎更自由，更乐于分享自我。当孩子变多了时，家长们似乎决定不再带着那么大的压力教育孩子，而是给予他们更多自由，也让自己更为享受。

回到希腊，我们的生活无疑会围绕着大人们的政治活动展开，因此我们家就像一所开放的房子，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进进出出，他们有的人会带吃的来，有的人会留下来吃饭，我们家也像一家餐馆——各种人进来喝咖啡，吃东西，坐下聊天。

很多年后，我弟弟尼克（Nick Papandreou）写了一本书，叫《父亲在跳舞》（Father Dancing），因为在困难时期，我们经常一起跳希腊舞。其中一种舞蹈是一个人在中间跳，其他人围坐鼓掌——这是属于那个人的时刻，他可以尽情表达自己当下的感情。这本书的英国版本叫《一颗拥挤的心》（A Crowded Heart），这个书名指我们从美国搬到希腊后，房子突然就拥挤了起来，每天都有几百人，而不管我们去哪里，都处在人群之中。他从一个有趣的角度讲述了这段故事。

有意思的是，我后来和多拉·巴戈雅尼（Dora Bakoyannis，曾任雅典市市长和希腊外交部部长）聊过——我们一起作为希腊代表参加了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她还记得小时候，因为她的父亲和我的祖父在一个政党中，因此她时常跟随着她父亲来到我家。当时人们会把我们俩放在一个角落让我们自己玩。她说她记得那时候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很多事情，却没有人注意到我们。

所以有时你的确会感到一些孤单，你只能接受或想办法应对它。

我还记得那段时间，家里雇了一个保姆，她曾在德国受训，对孩子的管理风格非常强硬，比如要求我们下午必须午睡一小时。她甚至会打我的头，有一次我的数学计算题算错了，知道要挨打，于是当她的手甩过来的时候我躲开了，结果她的手打在了桌子上。这下她被激怒了，最终我的下场很惨，被打中了头，撞在桌子上磕掉了一颗牙。

我的母亲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但是保姆转过头来又狠狠地威胁了我们，警告我们别再到父母面前多嘴。那个时候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真是一段难受的时期，一直等到我们要离开希腊回美国的时候，我才敢把真相全都对母亲吐露出来。

在美国，我们只会被当作普通孩子看待，就像邻居家的小孩一样。但是在希腊，我们成了“政治家的儿女们”，他们会随时开始和我们谈论我们的政治立场，问我们问题，告诉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在生活中应该做什么。有点像是在说，我必须从政。但当时我还是一个孩子，并没有想过涉足政治，为什么他们都认为我从政是很自然的事呢？

也有一些人会跟我开玩笑。比如保安或者司机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我说，等他有了孩子，而我长大了当了政治家，一定要帮他的孩子找份好工作。我当时才六七岁，心里想的是，如果你的孩子很优秀，找工作肯定不是什么难事，但我怎么忽然感觉自己要担负着好多小孩的未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