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歌谣风议的概念界定

一 歌谣

歌谣照字面的意思来说只是口唱及合乐的歌[1]，深入辨析的话则不妨说歌是一种可以咏唱而有韵律的口诀[2]，谣是指流传于社会和民间的没有韵律的口诀[3]。田兆元《民间文学概论》认为，“歌谣”的概念和意义是比较含混的，无论是古代一些类书、总集，如《艺文类聚》《乐府诗集》等引用或收录歌、谣时，都是不加区别，歌、谣并录，连类收集[4]。如《乐府诗集·杂歌谣辞》序里讲：“凡歌有因地而作者，《京兆》《邯郸歌》之类是也；有因人而作者，《孺子》《才人歌》之类是也；有伤时而作者，微子《麦秀歌》之类是也；有寓意而作者，张衡《同声歌》之类是也。宁戚以困而歌，项籍以穷而歌，屈原以愁而歌，卞和以怨而歌，虽所遇不同，至于发乎其情则一也。历世已来，歌讴杂出。今并采录，且以谣谶系其末云。”[5]该书《歌辞》部分既有《击壤歌》《渔父歌》《采葛妇歌》《裴公歌》等这样百姓传唱的歌谣，也有张籍、和凝等文人创作的歌，也有《苻坚时长安歌》《历阳歌》这样类似谶谣的歌谣。《谣辞》部分，既有《后汉桓灵时谣》《晋泰始中谣》此类谶谣式歌谣，也载有李白的《箜篌谣》，陆瑜、沈炯的《独酌谣》等文人创作的歌谣。

歌谣出现很早，按照《宋书》的说法：“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6]可见，自从有了人类，也就有了人类咏叹的歌谣。《礼记·郊特牲》所记的一首《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7]就被认为是上古的一首腊祭仪式的歌谣。明沈德潜《古诗源》记载了一首《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歌辞质朴清新，被认为是尧世之作，或不为无据[8]。商代甲骨文中也有一些卜辞，如：“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9]就很像当时的农事歌谣。《古谣谚》和《古今风谣》中记载的类似号称三代时期的歌谣还不少，但若不经深入考证，很难确知其产生的时代，兹不深论。

古代歌谣是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古代的民间歌谣，更具有形式活泼、内涵丰富和感染力深厚的特点，从独特的视角较为全面地反映出我国古代民众的生存状况和情感意愿。清代歌谣学家、《古谣谚》序言的作者刘毓崧曾这样指出歌谣的特性：“诚以言为心声，而谣谚皆天籁自鸣，直抒己志，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言有尽而意无穷，可以达下情而宣上德。”[10]歌谣的韵律性，歌谣的简洁性，歌谣的传唱性，歌谣的风趣性，使得中国古代的歌谣别有一番韵味和不胫而走的魅力，如：“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11]这首歌谣出自《后汉书·马廖传》，《乐府诗集》《玉台新咏》《古谣谚》都有收录，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古代歌谣，文字简约、趣味隽永，其反映的汉代社会时尚传播的道理很深刻：东汉肃宗时，皇太后“躬履节俭，事从简约”，其兄马廖担心这样与社会风气不洽，劝她“改政移风，必有其本”，就是要以民众的爱好和风尚来引导。高髻、广眉、大袖，都是西汉时京城的时髦妆饰，史载西汉赵王如意好大眉，赵婕妤好石花广袖，东汉明德马皇后喜欢“四起大髻”。这种习尚大多先兴起于宫廷，然后流行于京师，最后全国各地纷纷仿效。这首《城中谣》便是对这种上有所好、下有所效的风尚的说明。可以说，我国古今的风谣大多如是，总是最生动地反映民心、民风、政情、舆情，一首首，一阕阕，纵横交织，千古流传，宛如一幅幅反映我国古代政情民心的历史画卷。如果从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多学科角度发掘汉唐时期歌谣与社会、政治的关系，阐释其中蕴含的多元社会文化内涵，应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