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中旧族：晋文公必须妥善对待的“实权派”

在河水西边的秦国边境，从亡诸臣设局要求重耳为他们在晋国的未来作出保证；在河水东边的晋国境内，一直在通过通风报信、舆论造势等方式支持重耳的四个卿大夫家族也各显神通，加紧实施颠覆现政权、迎接重耳的行动，他们就是被春秋晚期晋国贤大夫羊舌肸称为晋文公“内主”的栾氏、郤氏、狐氏、先氏(19)，因此下文称他们为“内主旧族”。他们很清楚，在这个关键时刻为重耳夺权所作出的贡献，将直接影响各个家族在新政权功劳榜上的排位，而这个功劳榜上的排位无疑将成为影响各家族族长在新政权卿大夫体系中排位的重要因素。

“内主旧族”之中，率先向现政权发难的是狐氏。正如上一节已经提到的，前637年（重耳归国前一年）晋怀公即位后，严禁国内的卿大夫帮助流亡在外的重耳。他向重耳从亡诸臣在国内的家族发出通知，要求他们督促流亡者归国投诚，超过期限不回的，就不再赦免。平心而论，晋怀公政权在重耳团队即将依靠秦国实施暴力夺权行动的危局下，实施一次先行明令告知、限期投案自首、自首就能获得赦免的整肃行动，不能算是无道暴虐之举。收到通知的人中就有狐氏老族长狐突，他的两个儿子狐毛、狐偃都在重耳团队中效力，其中狐偃还是从亡诸臣的领袖。冬天，晋怀公决定“杀鸡儆猴”，于是逮捕了狐突，对他说：“你的儿子回来，你就能免于刑罚。”

对于想要通过贬斥晋怀公来为重耳回国造势的狐突来说，这是发动攻击的绝佳机会。他正义凛然地对答说：“儿子到了能够入仕的年纪，父亲要教他‘忠’的道理，这是自古以来的制度。名字写在了主公简策上、向主公进献见面礼之后，再有二心就是有罪的。如今臣下的儿子，名字登记在重耳的简策上已经好几年了。如果又召他们回来，那就是教他们事奉主公有二心。父亲教儿子有二心，那还怎么事奉君主？刑罚不滥用，从而彰显君主的英明，这是臣下的愿望。如果君主滥用刑罚以图快意，谁会没有罪？臣下明白君主的命令了。”话说到这份上，晋怀公为了维护君命的严肃性，只能下令杀了“死硬分子”狐突。

狐突这段只提“忠主公”不提“忠君”、从道义角度激烈批判晋怀公“通缉亡人”举措、并进而抹黑晋怀公君德的话，也是他为重耳夺权事业所作的最后一份贡献。不过，这件事还有另外一个维度的意义，那就是狐突“舍身兴族”。狐突很清楚，自己的两个儿子不可能在夺权大业马上就要胜利的当口脱离重耳团队回国，因此自己本来就必死无疑；夺权胜利后，有两个功臣儿子继承家业，狐氏未来也一定会昌盛。自己横竖是死，还不如拼上老命再对晋怀公作一次“自杀式抹黑”，一方面有助于颠覆晋怀公政权，另一方面也毫无疑问地将“满门忠烈”的匾额挂上了狐氏家门，这将进一步巩固狐氏在新政权中的崇高地位。

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栾氏、郤氏两家并没有人在流亡团队中效力（至少没有人在核心团队中效力），他们在未来新政权据以论功行赏的功绩排行榜上已经居于下风。因此，狐突拼死抹黑晋怀公给狐氏“再加一分”的行为，很可能刺激了栾氏、郤氏迎头赶上。此时狐氏刚丧失族长狐突，不能再有所作为，于是栾氏、郤氏开始积极活动起来。

前637年冬十二月，栾氏、郤氏听闻重耳已经身在秦国，于是暗地派使者到秦国与重耳团队接头，提出将作为内应协助重耳回国夺权。秦穆公发兵护送重耳归国，派人告诉栾、郤内应团队起事，栾、郤团队随后在高梁(20)杀了晋怀公，等于帮重耳干了他不方便亲自干的“脏活”。栾氏、郤氏在重耳归国最后时刻作出的这些关键贡献，使得这两家在新政权中也获得了很高的地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郤氏实际上分为两派，一派是支持重耳的“造反派”，其成员至少包括郤縠、郤溱(21)，还可能包括郤称(22)；另一派则是支持晋怀公的“当权派”，其领袖是先后辅佐过晋惠公、晋怀公的“两朝元老”郤芮。郤氏内部出现这样的现象，到底是因为政见不同而引起的分裂，还是家族为了对冲风险而有意为之的“两边下注”，如今已不可确知。

栾、郤、狐、先四家之中，只有先氏在重耳归国最后阶段的功绩难以确定。根据《史记·晋世家》的说法，先氏族长先轸(23)是跟随重耳流亡的“五贤士”之一，然而除此之外，其他文献中都没有先轸从亡的任何记载。另一方面，根据《水经注》引《古本竹书纪年》的说法，重耳进入晋国后，先轸是在抵御秦军的晋国军队中担任内应。无论如何，与狐、栾、郤三家相比，先氏在关键时刻所作的贡献是比较小的，这将影响到先氏在新政权卿大夫体系中的最初地位，也为后来先轸急于崭露头角建功立业的行为埋下了伏笔。

除了栾、郤、狐、先这四个已经明确“起义”的“内主旧族”，以及贡献了“五贤士”之一胥臣的胥氏，当时的晋国都城里还有韩、籍、箕、羊舌、伯、董这六个实力较为雄厚的家族。一方面，传世文献没有记载他们支持重耳的重要功绩；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像郤氏（郤芮分支）和吕氏那样死硬抵抗重耳。也就是说，这些家族在重耳夺权成功之前是持一种“骑墙”态度，所以下面把他们称为“骑墙旧族”。如何妥善对待这些骑墙旧族，也是重耳团队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除了这十一家之外，国都内还有一位家族并不兴盛的重量级大夫，一直在用炮制舆论的方式帮助重耳的夺权事业，那就是负责占卜事宜的太卜郭偃。与狐突不同，郭偃没有亲属跟随重耳流亡，因此本来就不在此次“严打”范围内。在狐突拼死抹黑晋怀公被杀之后，郭偃一面称病不出，一面又放出话来“补刀”，他说：“《周书》有云：‘君主伟大贤明，臣民自然顺服。’自己并不贤明，而只知道杀人以求痛快，不也很难了吗？民众看不到君主的美德，而只听说杀人的消息，这样的君主会有后代吗？”(24)

郭偃在重耳依靠外国势力武力夺权的威胁迫在眉睫的时候，抛出“以德服人”的高调来批判晋怀公完全正当的肃反行动，不只是为了伸张正义，而是在为重耳团队摇旗呐喊。郭偃的目的，其实是在逼迫晋怀公做一个两难的选择：

其一，如果晋怀公被郭偃的这番话激怒，把并不在“严打”范围内的郭偃从家里揪出来杀掉，那他就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真的就是郭偃所说的“只知道杀人以求痛快”的暴君。实际上，如果晋怀公杀了太卜郭偃，这件事对他自己声望造成的损害会比杀一个普通大臣还要严重，因为太卜被认为是具有与上天沟通能力的特殊官员，他的职责就是毫不避讳地预言大事吉凶、劝谏君主失德行为，享有很高的舆论话语权和言论豁免权。

其二，如果晋怀公戒急用忍，没有对郭偃采取行动，那么他就默认了自己真的是郭偃所说的“只知道杀人以求痛快”的暴君，出于忌惮郭偃的太卜身份和崇高声望而不敢下手。

最终，晋怀公并没有因为郭偃的“反动”言论就把他揪出来杀掉，使得郭偃既在关键时刻声援了重耳，又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位“险中求胜”的高手为晋文公改革事业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