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谨事严嵩,虚与委蛇
徐阶,字子升,号少湖,一号存斋,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区)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及第。内阁首辅杨廷和见到他,十分惊讶,对同僚说:“此少年名位不在我辈下。”他确实当得起这样的美誉。在同时代人王世贞眼中,徐阶是一个学者型官僚,他写的《大学士徐公阶传》有这样的评论:“(徐)阶性颖敏,读书为古文辞,倾身以事豪贤长者。时故新建伯王守仁,以讲学倾东南,(徐)阶与其门人欧阳德,同年而善之,遂为王氏学。诸豪贤长者,交口称誉(徐)阶,故尽得缙绅间声。”徐阶升任内阁首辅后,为蒙受不白之冤的阳明心学平反昭雪,绝非偶然。
曾经风靡一时的阳明心学,在嘉靖七年(1528)王守仁逝世后,竟然被别有用心的政客诬蔑为伪学邪说,嘉靖皇帝信以为真,下令禁止传播、学习。这种状况延续了几十年,直到徐阶挺身而出,形势才有所变化。嘉靖四十三年,内阁首辅徐阶写了《阳明先生画像记》,力挽狂澜。他说:“(阳明)先生在正德间,以都御史巡抚南赣,督兵败宸濠,平定大乱,拜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其后以论学为世所忌,竟夺爵……呜呼!此其功,岂可谓幸成?而其心事,岂不皎然如日月哉?忌者不与其功足矣,又举其心事诬之,甚矣,小人之不乐成人善也。自古君子为小人所诬者多矣,要其终必自暴白。”徐阶观点鲜明的表态,对阳明先生的事功与学问的褒扬,可以看作昭雪之路的转折点。由于徐阶的努力,隆庆元年(1567)皇帝下令六部、六科以及都察院讨论此事,与会官员一致论定:“王守仁学术纯正,勋名熛烈,此正合封册所云‘推诚宣力守正文臣’者。况世爵定典,论功有六:一曰开国,二曰靖难,三曰擒反,四曰平番,五曰御胡,六曰征蛮。守仁有三焉。”皇帝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学术纯正,事功显赫,不仅恢复新建伯的封爵,而且赠予新建侯的荣誉,赐给文成公谥号,派遣行人(职掌传旨册封的官员)前往余姚,为王守仁赐造陵墓,宣读诰词,平反昭雪。此举彰显了徐阶非同一般的学识与魄力。
以这样的学识进入官场,他的早期工作是充当皇帝经筵的展书官,参与编撰《大明会典》与《祀仪成典》。不久晋升为礼部侍郎、吏部侍郎。嘉靖二十五年(1546),四十三岁的他,颇有别开生面的大志,在办公室张贴戒语,用以自警。据《松江府志》记载,戒语写道:“咄,汝阶二十一而及第,四十三而佐天官(吏部尚书)。所不竭忠殚劳,而或植党摈贤,或徇贿而鬻法,或背公行媚,或持禄自营,神之殛之,及于子孙。”当时的吏部大僚,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接见庶官,三言两语敷衍了事,以示严冷。徐阶颇为不满,说道:“若尔,何以能尽人才也!”他折节下士,和颜悦色,娓娓而谈。
他的特立独行作风,很快发生了变化,更加注意“权略”“阴重”。这种转变与夏言“弃市”有很大的关系。徐阶的晋升,得力于夏言的器重与推荐,两人的行事风格也有些相似。夏言因得罪皇帝和严嵩,惨遭杀害,对徐阶的震慑难以形容。
另一位对他有影响的人物,是他的顶头上司——吏部尚书熊浃。当时皇帝痴迷于道教玄修,众多大臣随声附和,只有大学士张治和吏部尚书熊浃敢于表示不同意见。吴瑞登《两朝宪章录》嘉靖二十九年(1550)十月条,记载大学士张治之死,写道:“是时,上崇焚修,辅臣悉供玄撰(写青词),(张)治殊不自得,遂悒悒疾。及卒,上颇不悦,诏加以中谥,谥文隐。”吴瑞登在后面加了一段按语:“臣按:世宗好玄,大臣之逢迎附和者多矣,其中流底柱者,不过熊浃、张治。浃谏止仙箕,终于忤旨而押回原籍当差。(张)治不自得,悒悒而卒,上颇不悦,谥以文隐。此非当时正直之臣乎?”吴瑞登把熊浃、张治赞誉为中流砥柱,但是中流砥柱却招来皇帝忌恨,没有好下场。
徐阶不想当中流砥柱,只能随大流。他和严嵩一样,都是撰写青词(写给上天的贺表)的高手,得到皇帝青睐,晋升为礼部尚书,专门在皇帝身边侍奉玄修。万斯同《明史》写道:“(徐)阶长礼部,颇振刷。帝知其勤慎,且应制文多称旨者,乃召入直无逸殿庐,与大学士张治、李本俱撰斋词。”此处所谓应制文、斋词,都是青词的别称。徐阶的青词得到皇帝赏识,即所谓“多称旨”,得益于他的文学功底。关于这一情节,王世贞的《大学士徐公阶传》写得更为详细:“上察(徐)阶勤,又所委应制文独多称旨,召入直无逸殿庐,与大学士张治、李本俱撰斋词。赐飞鱼服及尚方珍馔,上尊无虚日。吏部缺尚书,廷推(徐)阶为首,上不悦曰:‘(徐)阶方侍朕左右,何外拟也?’”看来皇帝非常喜欢徐阶在身边侍候,朝廷推举徐阶出任吏部尚书,他大为光火。
徐阶被皇帝视作心腹之臣,频繁讨论玄修之事。陈继儒《眉公见闻录》说,皇帝与徐阶之间经常有“密谕”和“密奏”往还。其中一份“密谕”,皇帝抱怨道士无能。徐阶写了密奏回应:“今之道士,其有名无实如此。”又说:“臣适以修炼之士不肯轻用神气上奏,伏蒙密谕,臣恭捧读,仰惟皇上于修仙之道,已深造其精微,如臣臆说不足论也。”陈继儒评论道:“右皆肃皇帝手札,下徐文贞(徐阶)。公亦密对,不刻文集中。味语意,肃皇帝志在长生,半为房中之术所误。文贞委曲条答,雅寓规讽,世以为文贞赞玄,不知公之苦心如此。”看来陈继儒这位同乡,对徐阶虚与委蛇的苦心颇有理解之同情。
徐阶得到皇帝青睐,引起严嵩嫉恨。万斯同提供了这样一个细节:“先是,严嵩为帝所眷,至是乃移于(徐)阶,凡所咨,无不当意。阶尝为夏言所荐,嵩颇忌之,至是忌益甚。”严嵩在皇帝面前百端中伤,徐阶以更加精心撰写青词,巴结皇帝,来化解自己的危险。王世贞提供的细节更加生动:“严嵩遂谓:‘(徐)阶可孽也!’所以中伤(徐)阶者百方。一日,独召对,上与屈指论群臣孰优,至阶,而(严)嵩徐曰:‘(徐)阶所乏不在才,乃才胜耳,是多二心。’盖以其尝请立太子也。(徐)阶危甚,不知所为,唯益精心斋词,以冀上怜而宽之。而左右亦多为道地者,上怒始解。”
明徐阶行书札
上海博物馆藏
徐阶在巴结皇帝的同时,还得提防严嵩,处处讨好他,成为站稳脚跟的秘诀。人们说他“有权略,而阴重不泄”,并非毫无道理。嘉靖三十一年(1552),他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身份,进入内阁,参与机务,与首辅严嵩在朝房面对面处理公务,更加小心翼翼,虚与委蛇。他不想成为第二个夏言,与严嵩较量。来日方长,必须保全自己,寻找时机,才能一举击倒对手,这是他的权略。
张岱《石匮书》说:“(徐)阶为人阴重,有权略,其始事(严)嵩甚谨,与缔交联姻,治第分宜,曰谢政后且居分宜就公。”为了消除严嵩的戒心,不惜与之联姻(把女儿许配给严世蕃的儿子),而且在严嵩的家乡分宜县建造住宅,打算退休后和严嵩比邻而居,时时讨教。这并非张岱的一家之言,万历时的高官于慎行也有此一说,更加具体:“分宜相(严)嵩既杀贵溪(夏言),逐诸城(翟銮),专任二十年,独华亭(徐阶)与之左右,势且不免。会吴中有岛寇,华亭(徐阶)即卜宅豫章(江西),佯为避寇之计。有司为之树坊治第,附籍江右,又与(严)世蕃结亲。江右士大夫皆讲乡曲之谊,于是分宜(严嵩)坦然,不复介意。”又说:“分宜(严嵩)在位,权宠震世,华亭(徐阶)屈己事之,凡可以结欢求免者,无所不用。附籍、结姻以固其好,分宜(严嵩)不喻也。其后分宜(严嵩)宠衰,华亭(徐阶)即挤而去之。”严嵩罢官,严世蕃处死之后,徐阶立即把江西的宅邸出售,取消了江西户籍。可见他的讨好严嵩,不过是权宜之计,巧施权术而已。
严嵩专擅朝政,纵容其子严世蕃以他的名义处理政务。京城内外民众把严氏父子讥讽为“大丞相、小丞相”,“父子两阁老”。两人配合默契,一手把持朝政,公然卖官鬻爵,明码标价。官场贪风愈演愈烈,政治腐败达于极点。当时人一言以蔽之曰:“嵩好谀,天下皆尚媚;嵩好贿,天下皆尚贪。”忠臣义士愤懑而死者不知凡几,没有一人敢于奋起抨击。
嘉靖三十二年(1553),兵部员外郎杨继盛挺身而出,揭发严嵩误国十大罪状,该当死罪。他说:方今外贼则胡虏,内贼则严嵩,请诛贼嵩,当在剿虏之先。他批评皇帝“甘受嵩欺”,“堕于术中而不觉”,要求皇帝让三子裕王、四子景王揭露严嵩的罪恶。皇帝大怒,命令锦衣卫把杨继盛关进镇抚司诏狱,“好生打着究问明白来说”。严嵩叮嘱锦衣卫都督陆炳:“穷治二王语”,“必有交关其间者”,意欲追查幕后指使者。徐阶告诫陆炳:“慎之,一及皇子,如国本何?”严嵩怀疑徐阶与杨继盛有牵连,却抓不到把柄。万斯同《明史》写道:“是时,先后(弹)劾(严)嵩者御史王宗茂、赵锦等,(徐)阶调旨薄罚。(严)嵩益疑(徐)阶为(杨)继盛地,然无如之何。”
嘉靖三十七年(1558),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张翀、董传策,交章弹劾严嵩。吴时来说:严嵩辅政二十年,文武官员升迁罢黜,由他一手包办;纵容儿子严世蕃出入禁地,代行首辅职权。严世蕃擅作威福,对高官颐指气使,视将帅如奴仆。如不除去严氏父子,陛下虽宵旰忧劳,必将于事无补。张翀、董传策说:臣每每经过长安街,见到严府门前充斥着边镇将帅的使者,在谒见严嵩之前,必须先向严世蕃馈赠厚礼,在谒见严世蕃之前,必须先贿赂他的管家。管家严年的私产已经超过数十万两银子,严氏父子聚敛财富之多可想而知。
巧合的是,吴时来、张翀是徐阶的门生,董传策是徐阶的同乡。这一下给严嵩捞到了稻草,大兴问罪之师。万斯同写道:“居顷之,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张翀、董传策,交章劾(严)嵩。传策,(徐)阶同郡人;时来、翀,(徐)阶门生也。(严)嵩奏辩,直指(徐)阶为主使者。帝下(吴)时来等诏狱戍之。(徐)阶知(严)嵩必不相容,惟益谨,自持以奉帝。”严嵩指责徐阶是幕后主使者,徐阶有口难辩,更加谨慎小心,只有讨好皇帝来化解危机。
这一招颇有效果。有两件事情博得了皇帝的好感。
其一是,徐阶巧妙地解决了北方边防的粮食问题,皇帝大悦。万斯同说:“由是(帝)益亲(徐)阶,有所密询,皆舍(严)嵩而之(徐)阶。”
其二是,嘉靖四十年(1561)十一月二十五日夜里,西苑永寿宫火灾,皇帝暂时移居潮湿狭小的玉熙殿。一些大臣主张乘此机会劝皇帝迁回大内。皇帝征求严嵩意见,严嵩既不主张重建,又不主张迁回大内,别出心裁地建议迁往南苑重华宫。这下触犯了禁忌——南苑是个不祥之地,当年被蒙古军队俘虏的英宗皇帝被释放回京,已经登上宝座的景帝,把他幽禁在南苑重华宫。嘉靖皇帝颇为猜疑:严嵩为什么要我去那个倒霉的地方?他很不高兴,想听听徐阶的意见。徐阶摸准皇帝的内心,顺着他的心思说道:如今陛下居住在玉熙殿,犹如露宿,臣何忍安枕!臣与工部尚书策划原地重建,倘若从湖广、四川调运木材,太耗费时间。不如把现在营建三大殿多余的木材,用来修建永寿宫。请工部尚书雷礼主持其事,不日便可完工。皇帝大喜,立即下旨重建,委任徐阶的长子徐璠以尚宝丞兼工部主事,督办这一工程。一个月后,新宫落成,皇帝迁入新居,命名为万寿宫。徐阶因功,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改为建极殿大学士,其子徐璠越级晋升为太常寺少卿,次子徐琨赐予中书舍人官职。
对于徐阶而言,这是一个转折点。正如万斯同所说:“自是(严)嵩势日屈,而帝惟(徐)阶言是听”;“于是中外知帝意所向,谓(徐)阶必能去(严)嵩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