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瓦格纳的重要思想转向

在《经济分析史》中，熊彼特曾主张：“经济学家本人是他自己时代和所有以前时代的产物，经济分析及其成果必然会受到历史相对性的影响，问题只在于影响程度的大小而已……在介绍经济分析之前，首先都要对‘时代精神’特别是每个时期的政治背景加以简述……”(7)对于瓦格纳所生活的那个时期的“时代精神”和政治背景，熊彼特也有过很为精辟的分析和结论，那就是，对于欧洲许多国家来说，“都放弃了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虽然通常还保留着这个标签。尽管他们在利害关系上和文化偏见上无疑有所不同，他们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他们都赋予‘国家’和‘民族’即‘民族国家’以中心地位或支配地位。因此，这种趋势通常被称为‘民族主义的’，‘新重商主义的’，或‘帝国主义的’。”(8)正因为如此，熊彼特不仅特别提醒“重要的是要注意社会政策同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或新重商主义的关系”，还特别指出，“这种关系不是普遍存在的……在德国，这种关系则表现得明显得多。如果不考虑到那些认为民族自决和社会政策只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的人，我们就不能理解这个时代”。另外，对于熊彼特这位财政社会学的重要创始人来说，财政政策就是一个观察时代之变的重要窗口，“既然没有什么东西能像政府所采取的财政政策那么清楚地表明一个社会和一种文明的性质，因而可以预期，潮流和反潮流在这个领域内表现得特别明显”。(9)考虑到瓦格纳是那样一位积极参与政事的德国学者，将熊彼特关于经济分析的主张以及他对1870—1914年（及以后）时代精神与政治背景的分析和结论作为理解瓦格纳财政思想的认识基础是最为恰当的了。瓦格纳的财政思想既是德国在快速实现工业化过程中其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写照，也对德国在1870年后的发展甚至在德国之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延续至今。

瓦格纳是在哥廷根这样一个相对固定的前工业化环境中长大成人的，他所经历的德国是由田园诗般的大学城和乡村风景组成的，这使年轻的瓦格纳对曼彻斯特主义的自由放任政策可能对他成长的传统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一无所知，所以像很多与他具有相似经历的学者一样，他很自然地成了一名曼彻斯特主义者，积极反对国家干预。对其思想转变的原因和时间节点有不同的说法，如肯尼斯·巴尔金（Kenneth Barkin）在《瓦格纳与德国工业化发展》一文中认为，当瓦格纳在1870年来到柏林后，其所见已经大大超出了他曾经成长的环境，此时的柏林已经从德国北部的一个地方城市转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帝国的首都，他既没有料到犹太人在柏林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这与他在1860年代所信奉的民族主义存在很大落差，也没有料到股票交易和房地产投机商交易中不受约束的利润动机，而他所观察到的工人阶级的肮脏生活更是触动了他，这些使他在来到柏林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思想转变。但埃瓦林·A．克拉克（Evalyn A. Clark）在《瓦格纳：从国民经济学家到国家社会主义者》一文中所认为的时间则要更早一些，刺激其思想转变的事件也有所不同。在克拉克看来，是1866年的奥地利战争与他在边境民族主义者中的逗留和普鲁士主义者的影响一起，完成了他的转变，这使他全心全意地接受了俾斯麦巩固德国统一所采取的不自由的和强硬的方法。

不管导致其思想转变的具体经历是什么，他对俾斯麦的态度是最为关键的，巴尔金在《瓦格纳与德国工业化发展》一文中也提到，与尼采（Nietzsch）和朱利叶斯·朗本（Julius Langbeh）等批评家对俾斯麦帝国粗俗的物质主义（materialis）的憎恶不同，瓦格纳从未动摇过对俾斯麦这位“铁血宰相”的崇拜，他所主要质疑的是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并相信这可以通过影响政治决策过程来缓和由急速工业化导致的社会对立，这也就解释了他为什么会担任俾斯麦的经济顾问和社会保障改革顾问。事实上，德国也是世界上最先在国家层面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作为这一开创性事业的积极参与者，这可以说是瓦格纳为人类文明进步所做出的非常重要的贡献。

总体来说，瓦格纳所注重的是德国国家统一，这在其早期思想中主要表现为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通过“血与铁”统一德国的“普鲁士使命”，和以德意志民族文化的神圣性维护其民族优越性；而在俾斯麦统一德国后，他开始转向经济民族主义，主要关注民族问题的经济的和“现实的”解决方案，他所主要担心的是工人状况的恶化所激起的社会对抗会破坏国家统一的根基。如果说瓦格纳的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与其同时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家并无特别的不同之处的话，那他在经济民族主义方面则显然是一位重要的先行者和领导者。巴尔金在《瓦格纳与德国工业化发展》一文中就提到，瓦格纳用类似于马克思的语言批评自由竞争制度将工人视为商品，认为这不仅是非基督教的，而且是人类最糟糕的东西，导致工人成了激进分子和无神论者的牺牲品。因此，瓦格纳提出的警告是，如果曼彻斯特哲学继续不受阻碍地影响下去，德国社会将在富有的财阀和贫穷不满的大众之间呈现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为了使工人成为社会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不是被排除在外，瓦格纳认为国家必须进行干预，以恢复其既代表弱者也代表强者进行统治的义务。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瓦格纳主张以税收作为改革工具，以减少工业资本主义导致的巨大财富不平等，这也是瓦格纳社会政策的核心主张。至于瓦格纳后来怎样转向国家社会主义并最终成为一名重农主义者或农业浪漫主义者——认为只有前工业化社会的基础才能产生必要的社会团结以确保一个统一和强大的国家，我们这里不多涉及。按照巴尔金在《瓦格纳与德国工业化发展》中的说法，这反映了瓦格纳在世纪末对德国工业化日益增长的担忧和失望，最终希望在现有体制和发展路径之外确保德国统一后社会秩序的稳定。另外，巴尔金还特别提到，瓦格纳的这种思想转变发生在俾斯麦被解职之后，也就是说现实的政治也迫使瓦格纳放弃了通过制度化来缓和伴随工业化而来的阶级冲突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