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自序

一，瓦格纳氏的生平，与他在财政学界的地位，此处稍稍来介绍一下：瓦格纳（Adolf Wagner）氏于1835年3月生于德国联邦巴伐利亚国的埃尔朗根（Erlange）地方。他幼年即很颖悟，18岁入哥廷根大学，后又进海德堡大学，前后三年，于1857年7月卒业，得博士学位。翌年秋，奥国首府维也纳高等商业学校设立，聘他为经济学及财政学教授。1863年，应洪堡大学之聘，去维也纳。后俄国多尔帕特大学以厚币聘请他；1865年夏，遂在该处为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教授。1868年归至南德，担任弗莱堡大学教职。1870年遂被聘为柏林大学正教授，而成为德国学界的权威，时年仅三十有五岁。1872年，与施穆勒（Schmoller）、布伦塔诺（Brentano）诸鸿儒，发起组织社会政策协会，提倡社会政策。其后，1881年，加盟于基督教主义社会党，而为副首领。1882年至1885年三年间，被举为普鲁士议会议员，辅助保守党的俾士麦宰相，实施社会政策。1885年以后，乃绝缘政治关系，专心于学术的研究著作，其著作中，以《财政学》四卷（1883年—1901年间出版）、《经济原论》、《教科及参考经济学全书》为最有名，尤以《财政学》为最。1917年逝世，享年八十有二。

瓦氏为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及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贡献于学界颇多，其业绩最放有异彩的，为他的名著《财政学》一书。他以社会政策的思想为立论之中心，别开财政学的新生面，实可以说是近世财政学的代表者。

二，原来财政上的事项，以学问上稍稍来论及的，在十三世纪有阿奎那（Thomas Von Aquin，1227—1274），卡拉法（Carafa，1487年卒）等。至十六世纪，如布丹（Zean Bodin，1530—1596），十七世纪如奥布雷赫特（Obrecht，1547—1617）、波尼茨（Bornitz，生死年不详，约在第十六世纪后半至第十七世纪前半的人）、贝索德（Besold，1577—1638）、克洛克（Klock，1583—1655），霍布斯（Hobbes，1588—1679）、配第（Petty，1623—1687）、洛克（Locke，1632—1704）等，已有秩序的系统地论及。及至十七世纪后半，有所谓官房学派出现，塞肯多夫（V. Seckendorff，1626—1692）、尤斯蒂（V.Justi，1702—1771）、宋南菲尔斯（V. Sonnenfels，1733—1817）等，为斯派的牛耳，贡献于财政学的进步不少。及沃班（Vouban，1633—1707）、布阿吉尔贝尔（Boisguillebert，1646—1714）、魁奈（Quesnay，1694—1774）、米拉波（Mirabeau，1715—1787）等的重农学派兴起，把财政上的议论，统以经济学为基础来列论，迨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出，财政学与经济学一新其面目，然而财政学能够得有空前一大进步，略达于“大成之域”的，还要算是十九世纪德国学者之赐。德国在十九世纪之初，就有劳（Rau，1792—1870）氏，继之有乌姆芬巴赫（Umpfenbach，1832—1907）及其他诸家，此时已比其他诸国的财政学，有拔一头地之概。及史泰因（Lorenz Von Stein，1815—1890）、瓦格纳（Adolff Wagner，1835—1917）二氏出，财政学更划一新纪元，而得抵于“大成之域”。史泰因氏把财政学以国家诸学为基础，极力主张财政学为国家学的一主要分科；又作比较财政史的研究的，以他为最早，所以他的功绩是永不可没的。至瓦格纳氏在财政学界上差不多占有古今独步的地位。

三，瓦氏的财政学，最特色的，是应用社会政策思想来列论，而主张确立社会政策的财政制度。即他以为现时社会贫富的悬隔，是文明社会的一大祸根，若不加以防遏，则有妨害社会的安宁、人民的福祉，所以有依国家权力来矫正它的必要，故研究财政学的理论，当应用于实践上，即要依据此种观念，以树立实际的政策的。他说：德国的财政学者，对于国家的观念，应观察为有机的，又历史的，国家为法治国当然所执行的职务以外，并当启发社会的文化，使尽力维持其治安的职务，如依国家的助力，使提高下层社会的地位，原来亦不失其职务之一。即瓦氏主张以国家之力，来矫正富的分配，而财政影响于富的分配之处甚多，依其方针如何，得以矫正分配的不平等，所以社会政策的思想，贯通瓦氏的财政学之全部，在他税收论中，又为显著。瓦氏以税收的目的，不仅在于应付支出，更应以整理或变更国民所得的分配与个人所得的消费为其目的，所以学者或称此时代为财政学史上之国家学的社会政策的时代。

四，瓦格纳的财政主张，我觉得在现在仍就很可适用，尤其是资本主义尚未十分发达的我国，用他这种财政主张做手段，很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的滋长。总理所倡的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其初步办法，颇与此相类似，所以我就他的财政学内，关于含有此意义的重要部分，即国家企业经营与税收政策两部分中，提纲絜领地来说一说，以供国人研究上的参考。

五，本书是去年春我在日本时匆促写成，所取材料以泷本美夫著的《瓦格纳的财政学》与松下芳男氏著的《瓦格纳的社会政策论》为多。归国后，因职务纷繁，无暇整理，今承内子劳凤玉君检出腾抄一遍，得以付梓，志此以谢。又本书草率编成，辞不达意之处，不免不少，尚希读者指教并原谅。

中华民国十九年（注：1930年）五月三十一日

编者识于南京立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