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创新型都市圈的概念及研究评述

国内早期明确提出“创新型都市圈”这一概念（或是类似概念，如创新型城市群、创新型城镇群、创新型都市区、创新型城市圈等）并针对其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研究对“中国知网”2015年之前的期刊与学位论文数据库进行检索得到以其为关键词或题名包含词的文献共计12篇，相关学者有王兴平（2014）、朱凯等（2014）、吴志华等（2006）、黄晶等（2008）、胡斌等（2009）、周纳（2011）、何天祥（2010）、傅兆君等（2013）、张建（2006）等。

国外创新型都市圈研究则未将“创新型都市圈”作为一种具有自身特点的都市圈类型进行系统剖析，因其都市圈理论研究与发展实践开展较早，成果与经验也相对较为成熟，故而在创新发展理念引入都市圈这一区域类型之 后，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展开的有关研究多是在既有成熟研究成果基础上选择某个特定视角，对都市圈内的创新活动、创新行为、创新生产与生活氛围等某个具体问题和某类具体现象进行研究，并未出现创新型都市圈这一特定概念。研究通过EBSCO这一国际检索引擎进行检索，在检索词选择方面，以“Metropolitan Area”这一使用最为普遍的都市圈英文概念作为检索词之一，同时与“Innovative”这一检索词一道进行综合检索。通过检索发现，以“Metropolitan Area”和“Innovative”作为Tittle检索词的结果中仅有一篇文章，为迪茨（Diez）针对巴塞罗那及其周边地区的生产创新网络研究（表1-2中的第一篇文章），而在去除检索词出现位置限制之后，检索结果明显增多，再根据相关性进行排序，前十篇文章中有七篇与本研究中的“创新型都市圈”具有相对明确的关联性，即表1-2中的后七篇文章。继而，再梳理这些关联文献的具体研究内容，可见各成果对应的研究视角极为多样，且研究多是立足于具体问题或是现象，相比国内创新型都市圈研究，国外的创新型都市圈关联研究所关注内容差异性较大、范围相对宽泛。

一、创新型都市圈的基本概念辨析

目前中国存在着诸如城市（镇）群、都市区、城市圈等与都市圈相近的理论概念以及一些如示范区、合作区等的政策性概念，国内相关研究曾尝试将这些概念在字面意义上加以区分，如2013年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南方分院发布的“城市群与都市圈、城市连绵区等相关概念的区别”等研究成果，但就其构成而言，这些与都市圈类似的理论与 政策概念在中国均是指一定区域空间范围内由不同数量和规模的空间单元（通常是城市）而形成的城镇集合，如《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2011—2020）》提及的环杭州湾城市群、温台沿海城市群、浙中城市群与《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2012—2030）》中的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徐州都市圈，二者在空间构成上实则是具有明显的相似性。本研究沿用“都市圈”这一说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创新型都市圈”这一特定研究概念，通篇的关联研究都采用都市圈和创新型都市圈的概念。在创新型都市圈的概念认知方面，国内较为系统的概念界定研究见于王兴平（2014）的《创新型都市圈基本特征与发展机制》，文中指出创新型都市圈是指在区域同城化背景下，在日常通勤时距范围内，以区域高速或快速交通网络为依托、以区域公共创新服务体系为支撑、以创新要素在圈内城际间的扩散共享和相互协同为特征的若干城市所组成的新型都市圈。本研究认为创新型都市圈是传统都市圈的升级版本，并认可其本身是一种都市圈类型，即具有“创新特质”的都市圈；同时，创新型都市圈还是落实国家创新战略，统筹创新主体、园区载体和城市，且颇具自身系统性和全面性优势的功能与空间组织形式，与目前流行的创新型城市又有着一定的区别和联系。具体而言，由于创新活动在相对更广的区域空间范围内展开，使得创新型都市圈相比创新型城市而言，有着“创新发展多要素、创新空间多尺度、创新管理多层次”等特性（表1-3）。

在与传统都市圈的比较方面，虽然两者在地域空间范围与层次上具有一致性，但是在发展模式和空间组织上则具有一定区别。创新型都市圈以科技创新为发展的原动力，其创新活动空间因创新的集聚与扩散属性通常会经历由核心到外围的有机生长过程，空间构成上突出对创新载体的跨政区区域性布局与组织，以及对人群（尤其是创新人才群体）空间偏好和需求的多层次协调式满足；生活与生产空间相互融合，具有能够符合知识生产所需要的现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相比而言，传统都市圈实则为传统制造型都市圈，且以物质资源、劳动力资源投入驱动发展，以产品生产为主要功能，在空间景观上体现出生产载体在各自所在城市内部相对独立、具有空投式特点的布局模式。中国2000年前后“开发区热潮”带来的各地开发区随机、无序林立现象就是反映这一布局模式的一个缩影。

二、创新型都市圈的相关研究评述

考虑到本研究的初衷以及中国创新型都市圈发展与研究的现实进展，笔者对于创新型都市圈国内外研究进展的评述，是以创新型城市和都市圈创新发展等相关领域的既有研究为基础，结合创新型都市圈的“创新发展多要素、创新空间多尺度、创新管理多层次”的特性，以及中国由传统都市圈向创新型都市圈转型实践的阶段性进行的。

1. 内涵探索：从多元化城市走向系统多样化区域

国外对创新型城市的内涵与特征方面的探索相对较早。伦敦大学规划学院教授彼得·霍尔（Peter Hall）在1998年即开始研究城市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认为具有创新特质的城市往往处于“大量新事物不断涌入融合的新社会”（Hall，1998）；而查尔斯·兰德里（Charles Landry）则在其著作《创意城市》（The Creative City）中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创新型城市的内涵，并提出构建创新型城市的战略框架和动力机制（Landry，2000）。此间，国外逐渐兴起了对于“Creative City”的研究热潮，且关注内容逐步趋于多元化，如马瑞兰·P. 费尔德曼（Maryann P. Feldman）分析了大学作为城市的创新空间对经济增长的作用（Feldman，1994）；苏珊·M. 沃尔科特（Susan M. Walcott）分析了科技城、高新技术产业区及产学研合作对圣地亚哥营造创新环境的作用（Walcott，2002）；菲利普·库克（Philip Cooke）等人在著作《创意城市、文化集群与地方经济发展》（Creative Cities, Cultural Clusters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中讨论了文化、创新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Cooke and Lazzeretti, 2008）。

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出现在2003年国家开始强调自主创新战略以后。在创新型城市的概念界定方面，霍丽 等（2006）认为创新型城市是在特定城市空间内，以政府为主要推动力量，以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为创新主体，形成的一个完整的自主创新整体；杜辉（2006）将创新型城市定义为科技进步为动力、自主创新为主导、以创新文化为基础的城市形态。在具体内涵方面，邹德慈（2005）认为创新型城市应该包括产业创新、基础设施和城市政府管理能力；与之关注的内容有所不同，杨冬梅等（2006）认为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制度和创新文化是构成创新型城市的内部核心要素；马晓强等（2008）则认为创新型城市应该包括创新资源、创新机构、创新环境和创新机制等四个基本要素，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创新型城市研究的多元化态势。

同时，国外根据区域发展的不同特点和理论研究的不同倾向，提出过许多与都市圈这类区域空间特征较为接近的区域概念，如“组合城市”“大都市地区”“城市边缘区”和“城市腹地”等概念，以及后来日本参考美国经验提出的“都市圈”的概念。国内有关学者在借鉴西方相关理论研究的背景下，亦提出了与都市圈概念相似的城市（镇）群、都市区、城市圈等区域空间概念。笔者认为对这些概念对应的区域空间实体中的创新研究均可作为都市圈创新研究以及未来创新型都市圈特定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

目前，尽管针对都市圈创新发展的研究在数量上落后于基于创新型城市的研究，但整体上看其自身已表现出了一定的研究特点，可以总结为围绕一个主要的理论研究领域——“区域创新系统”（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RIS）而展开，并与地理学意义上的都市圈研究进行嵌入式耦合。都市圈区别于单个城市最为明显的特征表现在空间尺度上，在都市圈内部有着不同尺度的空间载体，城市仅是其中的一种尺度类型，这种多尺度的特点在都市圈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中一个普遍的研究共识是，在创新型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区域创新系统促进了其自身内部各创新主体以及各类要素在不同尺度空间载体上的互通。通过对都市圈多样化主体、要素等因子的系统化梳理，引导都市圈向创新型都市圈的发展，此间也有助于实现都市圈整体的区域竞争优势与各类本地特色资源的结合。

随着“区域创新系统”概念和内涵的完善，其与地理学的都市圈发展研究成果相互结合，使得创新型都市圈这一概念在继承传统都市圈发展的地理内涵与创新系统本身的科学性内涵基础之上，自身的内涵和外延得到逐步显现。尽管国内目前明确运用“创新型都市圈”这一概念的并不多，但这些仅有的研究，恰恰正是对于中国创新型都市圈内涵研究进行探索的集中体现，如张建在其2006年的研究中曾提出“各类创新想法在‘创新型都市圈’中自发形成、自发交流，并自发整合各类创新资源付诸实施，促成创新活动的不断兴起，促进都市圈的跳跃发展”，王兴平（2014）、朱凯等（2014）亦有针对创新型都市圈概念界定的研究；胡斌等（2009）等学者亦采用类似的概念——“创新型城市群”，其认为“创新型城市群”的发展是以新型工业化为背景，以综合创新为核心推动力，以空间结构优化、支撑体系建设和总体功能完善为重点，强调多主体协同联动。

2. 评价引导：从创新型城市建设走向区域创新协调

创新型城市的评价是创新型城市研究必然关注的重点内容，其初衷是更加科学地培育和引导创新型城市的发展，这一点从对既有的城市创新能力评价相关研究的梳理中可以得到印证。国外相关指标主要有欧盟提出的欧盟创新记分牌（European Innovation Scoreboard，EIS），以及在此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欧盟总体创新指数（Summary Innovation Index，SII）；世界银行（2005）也提出了界定创新型城市的一系列定性指标，而这些评价指标与体系本身正是多年来先发地区探索创新型城市建设的集中反映。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在借助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亦逐步展开了关于城市创新能力评价的讨论。在2010年国家正式出台创新型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之前，研究多集中在评价指标选取与体系构建和完善等方面，相关学者有杨华峰等（2007）、王仁祥等（2008）、石忆邵等（2008）、谢科范等（2009）、吕拉昌等（2010）等，旨在引导形成适合中国创新型城市的特色发展路径。

继承创新型城市的关联研究与实践基础，创新型都市圈的评价一方面沿用既有的创新型城市评价的相关成果；另一方面伴随城市与区域创新发展研究与实践所关注内容的多元化，也进行了相关评价研究的更新与优化，并尝试对国外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先行经验与理念进行借鉴，如英国学者约翰·伦尼·肖特（John Rennie Short）的《城市秩序：城市、文化与权力导论》（The Urban Order: An Introduction to Cities，Culture and Power）、美国学者戴维·鲁斯克（David Rusk）的《没有郊区的城市》（Cities without Suburbs）、美国学者爱德华·W. 索亚（Edward W. Soja）的《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Postmetropolis: Critical Studies of Cities and Regions）、英国学者彼得·纽曼（Peter Newman）和安迪·索恩利（Andy Thornley）的《规划世界城市：全球化与城市政治》（Planning World Cities: Globalization and Urban Politics）等。

针对创新型都市圈评价研究逐步更新与优化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与创新型都市圈发展评价直接关联的研究多是以“都市圈”的名义进行创新发展评价，折射式推进创新型都市圈的概念形成与研究发展。根据都市圈 自身所涉及的区域广度差异，整体上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全国层面都市圈或城市群创新能力比较研究，这与创新型城市研究不同的重要表现是对于都市圈之间以及都市圈内部不同政区的协调性要求做了强调。如张鸿雁（2007）指出中国的城市群要想在世界城市全球竞争的关系中占据世界经济价值链的高端区位，必须创造合理的、跨行政区域的、有内在市场机制关系的“城市群差序化格局”。胡树华等（2010）在对国内主要城市群的创新体系成熟度以及创新能力评价的研究过程中，加入了城镇群统筹其内部城镇发展的内容。丰志勇（2012）从创新外部环境、创新自身能力和创新支撑条件三个方面，构建都市圈创新力指标体系，对国内七大都市圈的创新力进行评价分析。该研究关注了都市圈发展的协调性要求，同时也体现了创新型都市圈的研究领域相比创新型城市更具有拓展性的特性。吕拉昌等（2013）在对中国三大都市经济圈内城市创新能力测度和都市圈整体创新能级体系比较的研究中，明确将城市间的关联关系作为其都市圈评价关注的一项重要内容。第二个层次为针对某一个或几个都市圈或城市群进行创新发展及评价分析。如张立柱等（2006）通过对山东省城市创新能力的评价，借助都市圈本身对于其内部城市发展的协调性要求，提出了山东省“四大创新圈”的城市发展模式。胡晓鹏（2006）从科技发展情况、硬环境发展状况、人才状况以及教育状况四个方面比较长三角城市群与全国的创新能力，更是突出了创新型都市圈这一区域空间有别于单一城市空间的特点。进一步地，周密（2006）和张莉等（2012）均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分别提出了提高都市圈科技创新绩效的建议和都市圈内部省市间的差异化定位及利益互补机制。瞿頔（2008）还总结提出了长三角都市圈创新体系投入产出的重要指标，并建立了长三角都市圈创新体系资源配置效率的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模型，丰富了创新型都市圈研究所需要关注的研究领域和内容。此外，通过概念引入和方法更新进行的都市圈创新发展评价研究也始终在持续。如李阳等（2013）以中部地区为例，将“创新网络空间”概念引入了都市圈创新发展的引导路径研究之中；金凤花等（2013）将上海都市圈作为集中研究对象，通过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多种方法进行评价；陈莞（2010）提出了“城市科技潜力”的概念，运用潜力模型以长三角大都市圈为例，测算其中各城市的科技潜力并以此划分结构体系，这正与探讨创新型都市圈形成的逻辑过程不谋而合。这一层面的研究将都市圈看作整体，强调系统性与协调性的统一，相比第一层次的研究更具有针对性，也相对深入细致，且因其多认可城市是都市圈创新发展所依托的基本比较单元，故可认为该层次的研究本身即是对“创新型都市圈”这一概念对象进行研究的雏形。

3. 模式勾勒：从经济立身走向经济社会有序协同

发展模式的提炼是城市与区域创新发展研究理论总结与实践经验推广的关键环节，在中国创新型城市建设决策与行动的酝酿过程中，学界与实践领域对于创新型城市建设模式的研究多以与城市创新发展直接关联的科创基础设施建设、氛围营造、人才培养等内容为着眼点，以经验总结为初衷，旨在提炼创新推动的城市经济增长路径与方向。如文晓灵（2006）分析了上海、深圳与合肥的创新型城市建设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北京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模式。胡钰（2007）提出了中国创新型城市的深圳模式、上海模式和大连模式。王纬等（2011）以唐山和石家庄为例，介绍并比较了两市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经验。

伴随关注经济增长路径与方向导向下层出不穷的创新型城市建设模式探索，中国创新型都市圈的发展模式研究多见于以都市圈产业发展为分析内容的区域创新发展模式探讨，对产业发展的分析围绕产业集群（王缉慈，2001；魏守华等，2002；吴勤堂，2004）、产业链的构建以及区域产业体系转型升级（包佳迪，2012；都阳等，2013）等内容展开。如余斌等（2007）认为应当以产业基础、市场需求和创新环境选择特色产业，以价值链、创新链和产业链建立空间关联，以开发区内的产业集群构筑支撑节点，构建区域特色集群网络。张虹（2009）在对创新型城市群与产业集群之间的耦合演进路径和耦合发展动力的研究中，肯定了二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在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明确之后，李程骅（2011）指出地方政府必须从区域发展、城乡协同发展价值最大化的高度来整体地规划产业的空间布局、产业链的构建、产业的梯度体系，借此恰是呼应了都市圈创新发展中的产业转型升级道路。此外，亦有相关研究针对特定的产业发展，映射都市圈创新发展的路径与模式。如在2007年湖北省金融学会、孝感市金融学会联合主办的“1+8”武汉城市圈金融创新与发展论坛上就曾介绍武汉城市圈借助金融创新推动都市圈升级的发展模式（湖北省金融学会、孝感市金融学会，2008）。

关于都市圈的创新发展模式，尽管现有的研究内容，如关注产业经济、强调都市圈及其内部核心城市对于要素集聚（于涛方等，2005）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性等内容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此态势却存在着忽略了都市圈自身发展综合性的弊端，尤其是缺少对都市圈发展进程中涉及社会领域的，如以公共服务为代表的人本诉求等内容的关注（辜胜阻，2013；刘爱梅等，2013；李郇，2012），而这一弊端也与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区域与城市发展的现实情况（魏后凯，2011；牛文元，2009）息息相关。高铁、城际铁路和高速公路在沿海发达地区逐步成网，区域交通、城际交通的 公交化（旷健玲，2012），以及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网络一体化，使都市圈的同城化和一体化发展加速推进，有力促进了创新要素从中心都市区向都市圈范围的扩散和重组。借助新型城镇化浪潮下的发展机遇，都市圈内部经济社会资源的全面协同便成为影响其创新发展的关键。国内学者王海军等人（Wang et al., 2012）通过梳理1991～2009年SCI和SSCI数据库中的城镇化研究，指出对城镇化话题关注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和中国，且认为中国在新型城镇化大背景下存在的诸多热门话题与问题，尤其是作为社会生活领域反映城市与区域发展人本诉求的公共服务供给等话题，不仅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在国外的城市与区域发展中也均有着与之类似的讨论（Calthorpe，1993）。其中，国外学者锡克里德·皮尤（Cedric Pugh）梳理发现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在经济社会方面的综合政策的出台时间较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并指出这些国家的城市与区域发展今后应该更强调对教育、服务等领域的关注（Pugh，1995）。R. K. 穆塔特尔卡（R. K. Mutatkar）指出发展中国家由于城市人口数量，尤其是贫困人口数量的激增，城市出现了一系列污染、犯罪等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故构筑平衡的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就显得颇为必要（Mutatkar，1995）。威廉·M. 皮克（William M. Pick）和卡拉·马克鲁夫·奥伯迈耶（Carla Makhlouf Obermeyer）指出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与区域发展需要加强对教育、医疗、就业等领域的关注（Pick and Obermeyer，1996）。

莫扎塔·塔瓦科利等（Mortaza Tavakoli et al.）、萨米克·肖恩（Samik Shome）分别以伊朗和印度为例，针对各自出现的特定现象，指出基础的公共服务设施应当是今后发展中国家城市与区域发展所关注的重点（Tavakoli et al.，2012；Shome，2013）。富兰克林·奥本-奥多姆（Franklin Obeng-Odoom）通过解析加纳艺术与科学学会的报告《我们城市的未来》（The Future of Our Cities），指出传统城市与区域发展模式带来了一系列诸如失业、贫困人口的保障性住房紧俏、交通拥堵、政府管理失策等社会问题，建立新型的城市与区域服务系统即是一项可以尝试的解决途径（Obeng-Odoom，2009）。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目前国内外针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内的特定对象（如产业、公共服务等）的研究已经相继展开，甚至部分针对性研究成果已颇为丰富，但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将其与都市圈的创新发展及与创新型都市圈发展模式相结合的特定研究相对不多，将其与创新载体这一空间研究视角结合，有效引导并落实相关模式的研究更不多见。基于中国现阶段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从相对综合、全面的视角探讨都市圈的创新发展、创新型都市圈发展模式乃至创新空间组织便显得颇为必要。目前，国内学者已经逐渐关注并意识到这一问题，如学者解学梅（2009、2011）基于协同学视角和演化博弈理论，分析都市圈内部各类要素以及技术创新主体的协同演化过程和内在机制，即肯定了都市圈创新发展涉及并需要关注的要素、领域具有综合性。

4. 研究述评小结

现有创新型都市圈相关研究在为展开和推演创新型都市圈的发展特征与路径研究奠定基础的同时，因对创新型都市圈概念、特征等属性的把握尚不统一，故而在研究的针对性和全面性方面尚有欠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针对创新型城市的研究占据主流，创新型都市圈研究相对较少。在相关文献中，针对创新型城市既有基于企业、产业、载体等不同视角展开的研究，也有围绕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展开的讨论。相比之下，创新型都市圈研究的直接相关成果却相对较少。虽然近两年已有部分针对创新型都市圈的相关研究成果出现，但由于缺乏对创新型都市圈特性与特征的全面认识，既有研究主要还是沿用了创新型城市的研究方法，未能系统和充分地反映出创新型都市圈自身的研究特色。

其二，从空间角度研究创新型都市圈的成果较少。空间是承载创新活动的基础，但国内目前关于创新型城市和都市圈创新发展的研究依然呈现较为明显的政策导向，即便在关注较多的产业发展领域，对于产业空间的关注相对于产业体系、产业导向等政策性内容也是处于明显的劣势。创新型都市圈的这一现有研究缺陷一方面体现在对创新型都市圈内部不同尺度各创新发展单元之间的空间作用机制、空间组织模式和规律等内容缺乏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则体现于对创新发展热潮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新型创新载体空间（如创意创新园、孵化器等），在创新型城市和都市圈建设过程中的角色、地位以及空间关联关系研究不足，这也使得实践中诸多所谓创新载体徒有其名、难有其实。

其三，从公共服务角度研究创新型城市以及都市圈建设的成果较少。现有关于创新型城市建设和创新型都市圈支撑要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从城市公共服务角度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科技创新资源配置等支撑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文献较少。都市圈层面缺乏从区域角度进行跨政区公共创新服务体系的综合研究。在目前区域同城化建设的背景下，跨政区实现公共服务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明显，系统完善的区域公共服务体系作 为创新型都市圈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容，必然需要予以更多的关注。

其四，相关研究中缺乏从复杂系统角度进行的跨学科合作研究。研究创新型都市圈这一复杂巨系统，需要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从发展、空间、规划、政策等多角度，以整体论为基础理论，进行不同空间尺度的全面系统研究，并适时引入多学科的多种现代量化分析方法，在保障空间与功能研究的统一性的同时，增强研究成果的时效性。目前关于创新型都市圈的研究主要以政策体制机制创新以及创新能力评价比较研究为主，虽然已经出现了多学科共同研究的态势，但是缺乏学科之间的互动与交流，相关跨学科研究成果缺乏。

基于对创新型都市圈现有研究进展的评述，本研究确立“空间”与“网络”两个主要分析视角，即：

“空间”视角——以经济社会条件为基础，从效率视角解析都市圈的空间结构，并以此作为创新型都市圈形成的基础空间结构。继而，结合时下都市圈发展面临的通勤时效提升、公共服务区域一体化等现实诉求，以及创新本身所具有的集聚与扩散属性，探究创新型都市圈的特征，对基础空间结构进行校核，从载体到城市、再到都市圈层面，为创新人才和以创新活动为代表的经济社会活动提供空间支撑。

“网络”视角——跳出单一城市范围，从当前城市区域化、区域同城化、区域一体化的新趋势出发，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系统、科学研究，尝试构建都市圈的快速交通、公共服务及创新载体的网络框架，提炼打破城际空间隔离和推动创新型都市圈形成的引导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