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名作坊堂号研究考证

1.背景：景泰蓝作坊堂号的出现与消亡

一、景泰蓝的前世今生

“景泰蓝”在学术上的正式名称为铜胎掐丝珐琅（有别于画珐琅、纯錾胎和锤蝶胎珐琅、银烧蓝珐琅等，业内对具体分类和叫法还有争议，本书只针对主流的铜胎掐丝珐琅进行研究，其他不作论述）。目前业内有两种起源说：一种是景泰蓝技艺起于元代从中东传入，蒙古军西征时俘虏了大批当地工匠为统治阶级制作各种生活用品或陈设器，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匠人技艺的糅合下发展出来的独步天下的中国传统工艺（尤其是与中国传统的金属制造及镶嵌工艺的有机结合）。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景泰蓝技艺脱胎于中国本土，从大明景泰年间始。关于景泰蓝起源说的论述有很多，本人持行业主流的第一种看法，即起源于元代的蒙古军西征。在故宫有数量不少的元代器物，且这些明代以前器物的珐琅料也大多来自于中东（国内出产的珐琅料基本从清代才开始有文献记载）。但珐琅工艺中国早在唐代以前就有使用，历史文献和存世实物都有实证，所以客观地说，这项技艺更是中外文化艺术融合的结晶。其实景泰蓝起源于元代还有一个被大家忽视的重要证据：掐丝珐琅球型香薰最适合经常搬家的少数民族居住在帐篷中使用，而中原王朝并无该使用习惯，也不实用。故宫博物院公开出版的两件掐丝珐琅球型香薰，一件是“故118867”，元代的；另外一件是“故119610”，清早期的，正好是蒙古人和满族人取代中原王朝期间出现的东西。如果景泰蓝起源于明代之说成立，则断代在元的掐丝珐琅球型香薰则根本不应该出现。但现实情况却是除了故宫的元代球型香薰，市场上还出现过其他元代的掐丝珐琅球型香薰，如法国Osenat公司2021年7月19日上拍的lot70拍品，就是一件元代掐丝珐琅球形香薰（缺里面的旋转托架且有修补，见图1-1-1）。本人也曾参拍，憾财力不逮加之并不是我重点研究的主题而错过。

至于以“景泰”年号来称呼这项技艺，并与“宣德炉”“永乐剔红”“成化斗彩鸡缸杯”齐名，近年来业内已有基本共识。景泰年间（1450—1457年）是一个政局动荡，受北方少数民族侵扰而不太平的时期，历时很短。当时的皇帝朱祁钰特别喜欢掐丝珐琅器物，但又没有充裕的财力来制造，于是将前朝（含元代）遗留下来的不少器物加以改造并署景泰款而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清宫早期在很多前朝的掐丝珐琅器物上也增加了“景泰”款，更强化了这种影响力。明中后期、清代早期都以仿制景泰年间的器物为荣。当时的掐丝珐琅器物大多以蓝色为底，就此“景泰蓝”得以叫开。景泰蓝的叫法比较晚，它并不是在景泰年间就开始有此叫法的，新发现的文献显示道光年间才有该种叫法。道光十八年（1838）《清宫陈设档案》：“（二十二号）紫檀边景泰蓝诗意挂屏 壹对……（二十五号）紫檀边景泰蓝山水挂屏 贰件”。近似叫法“景泰珐琅”，雍正三年（1725）《造办处活计档》：“初七日太监杜寿交……景泰珐琅双龙瓶一件”已出现。

明清两代景泰蓝专供皇宫贵族享用或封赏，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不作为商品流通。据史料记载：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除夕年夜饭，只有皇帝的餐具是景泰蓝，其他人全部用瓷器。清代早中期是景泰蓝工艺发展的鼎盛时代，由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皇宫养心殿设立“造办处”。康熙三十年（1691年）造办处的御用工匠多达几百人，后又特设“珐琅作”来制造各种御用器物，至乾隆早期景泰蓝工艺制品在皇宫内处处可见。但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珐琅作曾突然被中止烧造珐琅。《清档》中有这样一条记载：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十三日“因珐琅处现无活计，分别将官员匠役等人俱归并造办处。画珐琅人归如意馆，首领太监归乾清宫等处当差”。这一决定对清代后期掐丝珐琅烧造的影响是很大的，可以说是暗示着清代宫廷作坊制作掐丝珐琅衰落期的到来。

至清嘉庆、道光时期，国力开始衰落。从咸丰年间开始，耗资巨大的景泰蓝制作费用难以为继，更是走向下坡路。于是，清政府决定遣散宫中大部分御用工匠（从乾隆后期开始就已有工匠散落民间），公开允许民间制作使用景泰蓝制品。由于以前官方对景泰蓝的关键技术和秘方采取保密措施，使这项十分复杂的宫廷技艺也趋于停滞和萎缩。反倒是散落民间的原宫廷艺人在民间资本的土壤里，开花结果，技艺得以复兴并再度繁荣。这期间产生了德成、德兴成、北京工艺商局、老天利等影响力较大的生产作坊，产品也纷纷远渡重洋出口至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及日本等国家。这方面的情况在清末民国的历史文献中都有相关记载。到了民国中后期，各民间作坊堂号（带铭款的器物来源分别来自生产作坊、商号定制、私人或家族堂号自制或定制等，为行文方便且结合市场习惯叫法，本书统一简称为作坊堂号或作坊）为了抢占市场纷纷降价，产品质量也急剧下降，原先只有宫廷皇家使用的器物沦落为民间普通老百姓使用的实物器具。加之日本侵华，国内与海外贸易中断，景泰蓝行业一落千丈，众多作坊纷纷关门倒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林徽因先生牵头对景泰蓝文化的重点保护才使该技艺免遭失传。1956年，国家将数十家家庭作坊以公私合营的方式合并为北京珐琅总厂。2006年，景泰蓝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领导人也多次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元首或政要。

在具体讨论名作坊堂号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景泰蓝的制作工艺，有助于我们对后续问题的理解。

二、景泰蓝古今制作工艺简介

景泰蓝的制作过程繁复，笔者在参观北京珐琅厂的制作车间和相关流程工艺时深有体会。如果按照当代景泰蓝工艺品工厂的生产流程，可分为七个主要步骤：

1.设计

包括造型设计、图案设计、色彩设计等。由于景泰蓝纹样的线条受到胎型、丝工工艺和釉料的限制，过稀过密都不行，所以设计人员不仅要具备一定的美术知识和绘画能力，还要熟悉景泰蓝的制作工艺，了解各种原材料的性能，以便在创作构思时，充分考虑到制作工艺的特点，使产品具有和谐的美感。民国以前的制作，全凭有经验的工匠根据可参考的样品或脑中的记忆来构思。有些会设计纸样一张，然后在预先制好的胎体上画出图案直接掐丝（也有不画图案直接掐的，但如果不是经验老到的师傅，最后掐丝图案易走形），每一件器物都可以说是一次独立的创作。所以当时成对的器物尤其是镜面对的，大体图案风格一致，但细节处却是有区别，因为并不是完全按照图纸来掐图案和点蓝，这跟现在工厂的全套图纸设计然后工人照图批量制作是有明显不同的。

2.制胎

“景泰蓝拿红铜做胎，为的是红铜富于延展性，容易把它打成预先设计的形式，要接合的地方又容易接合。一个圆盘子是一张红铜片打成的，把红铜片放在铁砧上尽打尽打，盘底就洼下去了。一个比较大的花瓶的胎分作几截，大概瓶口、瓶颈的部分一截，瓶腹鼓出的部分一截，瓶腹以下又是一截。每一截原来都是一张红铜片。把红铜片圈起来，两边重叠，用铁椎尽打，两边就接合起来了。要圆筒的哪一部分扩大，就打哪一部分，直到符合设计的意图为止。于是让三截接合起来，成为整个的花瓶。瓶底可以焊上去，也可以把瓶腹以下的一截打成盘子的形状，那就有了底，不用另外焊了。瓶底下面的座子，瓶口上的宽边，全是焊上去的。至于方形或是长方形的东西，像果盒、烟卷盒之类，盒身和盖子都用一张红铜片折成，只要把该接合的转角接合一下就是，也不用细说了”。这是20世纪80年代小学课本中叶圣陶先生的《景泰蓝的制作》里描述的景泰蓝制作的内容。不同的是，民国以前是没有电焊的，而是高温烧焊（也称大焊），所以古人在制作复杂的组合件胎体时尽可能地少用焊接工艺，而是大多采用铸胎结合、嵌卡接合、螺丝绞合以及类似木工工艺的榫卯结构（翻卷、扣卡、咬合，一般使用燕尾槽结构咬合）等纯物理方法。到民国中后期，机械冲压工艺越来越成熟，很多景泰蓝的胎体已采用机械冲压拉升工艺，效率极大提升，即所谓的批量化生产了。明代的景泰蓝胎体不少是铸胎而成，所以胎体较厚，清代和现在也有部分采用铸胎工艺，但数量较少。

3.掐丝

用镊子将事先做好的柔软、扁细并具有韧性的紫铜丝，按照设计好的图案，用手掐、掰、弯、折叠、翻卷成各种纹样（民国以前一般都是纯手工掰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断研发出掰丝的机械设备，有些简单的背景纹饰等使用专门的设备可批量制作）。然后蘸上白芨或糨糊黏在铜胎上，组成景泰蓝产品的基本图案，工艺过程十分复杂。从艺术上讲，它勾勒出的图案花纹，相当于国画的线描；从技术上讲，它起了连接、紧固釉料的作用。由于白芨的粘连并不是很牢靠，只是暂时的固附作用，所以在正式点蓝前需要烧焊。先用喷壶将丝胎均匀地喷上水，然后将筛箩里的焊粉薄而均匀地撒在丝胎上，最后放入炉内短暂烧结。晚清民国时，行业间已经有一定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出现了专司打胎、镀金等工序的协作小作坊。规模大的作坊会将数量大且较规则的底纹，如云纹、万字纹、回字纹等外包给家庭个人作坊去完成，但胎体上不规则的纹饰基本都由工匠自己亲手操作。

4.点蓝

经过掐丝工序后的胎体，再经烧焊、酸洗、平活、整丝等工序后，便可进入点蓝工序。所谓点蓝就是艺师把事先备好的各种珐琅釉料，依照图案所标示的颜色，用铜丝锤制成的小铲形工具（现在的工厂一般使用类似医用的玻璃滴管，效率更高），一铲一铲地将珐琅釉料填充入焊好的铜丝纹饰框架中。解放前，景泰蓝的点蓝相对简洁，不同的色块之间界限分明。解放后，运用渲染、罩染、烘染、剔染等技法，扩大了景泰蓝点蓝艺术的表现力。为了表现形态多变的云、水、雾，以及水中倒影等，点蓝艺人和掐丝艺人共同创造了无丝点晕法。即掐出高矮不同的丝工，点晕以不同的釉色，使这些釉色自然连接，经过烧结后，高丝露出而矮丝含在釉下，增强了铜胎和釉色的密着力，使作品的图案纹样更为丰富多彩。

5.烧蓝

将整个胎体填满色釉后，拿到炉温大约800℃的高炉中烘烧，色釉由砂粒状固体熔化为液体，待冷却后成为固着在胎体上的绚丽的色釉。此时色釉低于铜丝高度，所以得再填一次色釉，再经烧结。如此反复两次至三四次，才能让釉面与铜丝相平，这样就使器皿披上了华丽典雅、五彩缤纷的漂亮外衣。晚清以前都是采用炭火烘烧，烟灰杂质会残留到熔化的珐琅上，珐琅固化后容易形成气泡。但后来采用清洁的气体燃烧，加之珐琅料研磨更精细，气泡问题就基本不存在了。

6.磨光

俗称“磨活”。是整个景泰蓝生产工序中最苦最累的一道，分为刺活、磨光、上亮等程序。首先要用金刚砂石把产品表面高出铜丝部分的釉料磨平，使铜丝显露出来，凡不平之处都需要再补釉烧熔，然后用黄石磨去釉料上的火亮、黑丝，如有不平之处，仍要用釉料补上烧好，再用椴木炭蘸水横、竖再磨，直到器物表面发出均匀的亮光为止。现在一般采用电动磨活机，节省了大量的人力，但异形产品仍需要使用手工磨活。

7.镀金

这是景泰蓝生产工艺中最后一道主要工序，是为了防止产品的氧化，使产品更耐久、更美观而在产品的表面镀上一层黄金。将磨平、磨亮的景泰蓝经酸洗、去污、沙亮后，放入镀金液槽中，然后通上电流，几分钟后黄金液便牢牢附着在景泰蓝金属部位上了。反复几次直到没有黑丝为止，完成后取出再用清水冲洗干净，然后用锯末蚀干。清末民国以前一般都使用手工古法鎏金的方式，古法鎏金也称火镀金，过程复杂，简单概括来讲是将剪碎的金叶片加入汞液加热直至金叶片完全熔化成糊状，调和后抹涂在需要镀金的铜的部位，再用加热胎体的方法使得汞挥发将金和汞分离，从而使金残留在器物表面的一种古老工艺（讲究的器物会反复鎏金几次，鎏金层厚，立体质感就更强）。由于汞有毒易对人身和环境造成伤害，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取消该项工艺了。

在这七道工序中，最繁复艰难的就是掐丝与烧蓝了，这需要手工匠人有很好的耐心与足够的细心，稍不留神一件景泰蓝制品就可能会报废掉。如果采用的是古法鎏金工艺且多层鎏金的，该工序则更复杂繁琐。当然，以上七道工序只是从大的工艺步骤来简略说明，以使读者初步了解其制作过程的复杂。如果细究起来，如一些资料文献上所说的那样，景泰蓝的制作工序有一百零八道也不为过。仅以掐丝为例，前期的准备工作就有先将外购的标准铜丝除锈（明代是将紫铜板捶打成薄片后剪成丝，不是清代以后的拔丝工艺），然后根据需要使用的丝工大小用拔丝机拔成相应的规格（有时需要拔多次才能变成很细的规格），每增加1或2号规格就需要将铜丝火烧一次、酸洗一次后再拔一次（火烧和酸洗的作用在于恢复铜丝的物理性质）。拔好的截面为圆形的铜丝并不能直接使用，需要轧成扁形铜丝。扁铜丝在制作图案前一般先膘丝（膘丝是用猪皮膘将一根根细扁铜丝黏在一起，以便于掰花。如果不黏，一次只能掰一根丝，膘丝后，一般一次能掰6到10根），膘丝后能掰出多根完全相同的花丝纹样，适合相同的底纹、图案或成对产品使用。而在正式掐丝前还要擦胎、打墨线、掰丝、烧丝、黏上下口辅助纹样、上花等，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具体制作工艺可浏览优酷等视频网站上关于景泰蓝的制作工艺视频，以对其有更直观的了解。

注：本节制作工艺内容根据叶圣陶的《景泰蓝的制作》一文和大象出版社出版的《金银细金工艺和景泰蓝》中“掐丝景泰蓝制作工艺”（P297-P317）节选和改编而成。

三、作坊堂号的出现与消亡

北京别称燕京，自金元定都于此，各种手工技艺得天独厚，其精华由民间汇聚到宫廷，在不断融合与升华中形成了系列极具“京做”特色的宫廷艺术品。其中“玉雕、牙雕、景泰蓝、雕漆、金漆镶嵌、花丝镶嵌、京绣、宫毯”这八大工艺门类被誉为“燕京八绝”，八绝中唯独景泰蓝是由宫廷流入到民间的。景泰蓝在晚清以前只属于帝王宫廷专用（明末时期，政局动荡，民间曾有一些私营小作坊仿制景泰蓝，但做工和用料都极其不堪，历时极短），民间不得使用（由于制作不惜工本，普通人家也使用不起）。一般传统工艺品讲究名家制作，但景泰蓝需经经验丰富的制胎、掐丝、点蓝、烧蓝等多人之手才能制成，故讲究名作坊堂号等出品方。晚清国力下降皇权衰落，尤其是嘉庆、道光以降，原宫廷造办处这些被遣散的宫廷匠人纷纷散落民间，开始出现私营作坊制作景泰蓝。1933年《银行周报》上“北平之景泰珐琅业”一文有这样的记载：“其时为御用品，仅皇帝宫室内有此陈列。迨至清代乾隆年间，因此项器物由顶戴局制作，故始有人仿造销售市面。初不过一两家，及咸丰年间始有六家。厥后渐衰，至光绪时间又复兴。”但当时景泰蓝是皇家专享用品，仿造者很可能只是“勿声张”的小规模生产，故没有留下作坊名称（是避税的考虑）。从存世实物来看，有不少断代在嘉庆、道光时期的景泰蓝器物，工艺也上乘，但遗憾的是，都没有铭款。

本书所有样品如无特别说明，则都为云中坊收藏的自有样品，以入手时间及补缺规则按“云样×”编号。

原配玻璃镜（使用“汞锡齐”古老工艺制作的玻璃镜）保存到现在实属不易。而在当时能使用此“奢侈品”的，非清宫或权倾朝野的王公大臣府不可了，但该物是否就一定是清宫造办处珐琅作和玻璃厂合作所制，仍不能定论。

此盖罐胎体虽薄，但却是以薄为美之作，珐琅料选用的乾隆年代常用的优质料，玉润感十足。盖内圈和瓶底都是厚重的满鎏金，与“薄瓷”有异曲同工之妙。无款识，出品方暂不可考。

以上展示的几件只是云中坊所藏，市场上同期类似工艺上乘、没有铭款的景泰蓝器物众多，但制作方究竟是谁，莫衷一是。我们把该模糊期视作名作坊堂号登场前的“混沌初始”阶段，与名作坊堂号历史并称为景泰蓝行业的“三大悬案”之一（另两大是：金属胎掐丝珐琅的起源说、景泰蓝的名称由来说）。

到目前为止，最早出现有明确铭款且有两件以上存世数量作坊堂号的器物，应该是道光末期或咸丰年间的“天利”（有实物和历史文献记载）和咸丰年间的“德成”（有大量实物和明确的历史文献记载）；另外，有确切的文献记载最早出现于咸丰年间的“天瑞堂”作坊，但市场尚未发现标有其款识的实物；有实物但无任何文献记载的中小作坊“成记”，应该也可以断代在咸丰同治年间。

咸丰、同治以后，各路资本招揽能工巧匠至门下而形成百花齐放的景泰蓝民间作坊堂号，至1900年后较有名的有：老天利、德成、德兴成、北京工艺商局、宝华生、天瑞堂、杨天利等，产品分为时作和仿古件。有据可考的北京工艺商局、老天利、德成等作坊堂号曾为晚清宫廷供应相当数量的器物（一般由皇宫内廷发样定制），也为清朝皇亲国戚、民国达官显贵定制，其他基本都出口到欧洲、美国、日本等地区（含外国皇室贵族私人定制产品）。民国时京城达官显贵过节祝寿大多以到当时最大的作坊老天利定制珐琅器为身份象征。《清宫实录》里有记载：慈禧皇太后叶赫那拉氏七十寿诞（1904年）在颐和园举办，大臣官僚贡送的一批掐丝珐琅仍完整收藏于颐和园，这批珐琅器均为北京民间作坊产品。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故宫博物院藏品大系》珐琅器编（以下简称“故宫藏品珐琅器”），书里除标注老天利款识的几件外，“故118842”“故119812”等应该也是老天利（款识一般在炉盖或炉体口沿上）所制。光绪皇帝大婚也有向北京民间作坊定制大批量景泰蓝（该事件的时间是1889年，出品方是哪家需另作考证）。北京故宫博物院共有珐琅器6497件，公开出版的还只是少部分，如果有一天动用民间的力量来个“认祖归宗”，从这6497件中“断出”哪些是来自北京工艺商局、老天利、德成、德兴成等民间作坊生产的器物（包含有款识和无款识的），将是一件很有趣的事。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抢掠中国大批宝物并将部分景泰蓝器物在使馆拍卖，该事件对社会影响很大，客观上使外界对中国传统手工艺品尤其是景泰蓝引起更多的关注。1900年以后社会稍显稳定，民营手工业开始勃发生机。

约在1925年至1931年间，景泰蓝民间市场迎来最繁荣的时期，那时大小私营作坊有七八十家（也有文献说一百二十余家的，只是统计口径的不同，可能将生产胚料零活、珐琅料、画珐琅搪瓷等厂家也统计入内了），从业人员两千多人，年出口达二十多万两海关银。“百坊争流”的热闹景象成为景泰蓝行业的黄金期。民国中后期，时局动荡、百业凋零，各作坊开始恶性竞争，用工（大量招募使用学徒工）、用料（薄胎、薄镀金）和质量渐减，声誉日差直至基本歇业。

2019年笔者在上海图书馆近1933年第17期《银行周报》上代文献室持续蹲点了近一个月，后续又多次补充查询，查阅了大量电子文档、微型胶片档案，终于得到了以下相关资料，也对作坊堂号的出现与消亡时间、原因等大致有了了解。

注：关于老天利“附记”说其“自乾隆年间开始营业迄今已百数十年”，该说法有误，详见老天利章节部分。

表中统计有13家景泰蓝商店字号（有前店后厂模式，也有作坊工厂与销售门店分处两地的），并指出其规模以老天利、杨天利和德兴成最大。“近年以来对老天利、杨天利、德兴成等家加以研究，有以著色擅长而极力仿古者，有以花样标奇而推陈出新者，工艺既有进步、销路斯益发达”。这也是目前笔者所见历史文献中最早的政府统计的景泰蓝企业名录。

1928年7月《经济半月刊》“北平珐琅工业近况”记载：“至嘉庆、道光年间，斯艺复又失传。讫咸丰年间，有德兴成、全兴成、天瑞堂等数家，精心研究珐琅一业，始又渐盛。至光绪二十六年，因北方时局变乱，各厂资本均受损失，旋即停制。翌年时局渐定，遂各恢复营业……据现在确实调查，北平制造珐琅工厂不下七八十家，然大多数规模甚小，多系满期出厂之工徒，在家招收学徒数名自行制造。门外亦不标明字号，与住家无异，大概亦不呈报营业以免缴纳捐……以上各珐琅工厂，以老天利之规模为大，雇用工徒一百余名”，“在民国十二三年间正在兴盛时代，老天利一家全年营业交易达二十余万元，雇工用徒三百六十余名。德兴成等号全年交易均在万元以上。自民国十五年起，各厂为竞作生意起见，遂各自为行事争相出售，致价值骤行跌落，获利甚艰。兼之各厂又净招学徒，以便节省工资，所制物品既劣，价格愈低。”

当时统计了41家作坊（作者按：含配件和珐琅料厂），也几乎是行业最盛时的统计名录：

*参见1935年346期《矿业周报》

1933年第17卷5期《银行周报》“北平之景泰珐琅业”一文记载：“景泰珐琅业同业工会，会址在崇文门外瓷器口高家营七号。加入之会员五十九家，内设执行委员会十五人，执委会中互选常务委员五人，由常务委员中再选主席一人。经费每年约四百元，除缴纳总商会会费一百五十元外，余为书记薪水及办公费。此项经费由各商号分摊，最少者五角，最多者五元云。”

1935年第346期《矿业周报》上“北平景泰蓝业之现况”一文记载：“商品珐琅釉子，均由山东博山制就运来，北平市内贩售的商号，有崇文门外上三条的景泰成及上四条的同泰等家。此等商号兼营料器胚子生意”，“北平景泰蓝厂坊，当民国十六七年时，曾达七八十家之多（总合达二千六七百人之多），但及现今，则仅余十三四家而已，且大半均仅留少数徒弟，苟延残喘。”

注：该统计名录未录入德兴成，虽然其规模和影响力大不如前，但仍在勉力经营（参见德兴成章节）。

根据1947年3月的调查记录，当时北平市经营景泰蓝的厂家，大小约三十余处，出售景泰蓝的商店约四十余处，自产自销者约十余处，大多集中于崇文门大街、王府井大街及前门外大街一带。其规模大小，仅从职工人数就可知其一般。1937年日本侵华，使得海路中断，原有的几大知名作坊堂号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全部消亡，只剩下一部分“一家一户”式的家庭式小作坊或隐或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都是如此。显然，坚持用料和做工、工艺精湛的大作坊已无法生存，全部歇业了。

注：虽然根据以上文献和景泰蓝大师金世权老人的口述，说老天利于1937年后关门，但仍有媒体在1943年左右报道其工厂存在的信息，具体参见老天利章节部分。

1949年8月31日，由北平市人民政府工商局邀集专家教授梁思成、费孝通、徐悲鸿、林徽因、高庄、马大酞、吴作人、马衡、韩寿首、王世襄等，以及北平市特种手工艺联合会、进出口商、妇联、银行、工业试验所代表30余人举行座谈会，并当场推选梁思成、费孝通、徐悲鸿等9人成立一个关于特种手工艺问题的研究机构。清华大学营建系在梁思成、林徽因教授的主持下成立了一个美术小组，抢救濒于灭绝的景泰蓝艺术。可见，正是在人民政府抢救、保护和专家们的指导帮助下，北京景泰蓝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注：合营时雇用人数不包括经理本人。资料来源：作者统计于北京珐琅总厂资料陈列室

1956年1月，42家私营珐琅作坊全部被政府吸纳，公私合营为北京珐琅总厂（笔者于2018年8月初去了北京珐琅总厂，参观了其陈列室和车间，拍摄了其建厂历史的相关照片）。最近几十年，国内先后出现了众多私营珐琅厂和大师工作室，如当代景泰蓝奠基人之一，“金氏宫廷景泰蓝”创始人金世权大师，在1923年12岁时进入民国名作坊老天利，拜在宫廷景泰蓝老艺人刘广德门下，学习景泰蓝技艺，才有了后来的“金氏宫廷景泰蓝”。

晚清民国作坊堂号前后历时约100年左右，距今也不过百年左右时间。但这段历史却罕有研究，零散的原始文献资料都沉睡在档案馆、图书馆中，业内从业人员和大部分藏家对名作坊堂号的所知也是一鳞半爪。如业内普遍认为“老天利”是最早的作坊之一、“天利”是老天利的分支、“志远堂”也是景泰蓝名作坊等，如此不一而足。而对“宝华生”历史、“德成”与“德兴成”的具体关系、徐家汇土山湾孤儿工艺院与景泰蓝的渊源等更是雾里看花，莫衷一是。而大部分人都不知的是，清末宫内陈设的景泰蓝重器的主要制作供应方是北京工艺商局。倒是国外尤其是欧美有不少公开讨论或涉及的文献，如藏品出版图录、对名作坊堂号款识讨论的网站帖子、晚清民国参加世博会的研究等。再加之这些作坊堂号的实物基本都回流自欧美、日本等当年工业革命较早且成功富裕起来的西方国家。很多这方面的历史文献和实物只能在国外寻求，而国内却少有针对此的专门研究，更遑论有研究成果了，甚是遗憾！文物回流是文化自信，而对中国景泰蓝近代史的研究更是需要补上。

四、主要作坊堂号在1915年以前参加世界博览会及南洋展览会获奖情况

1862年伦敦世博会有三件来自中国的景泰蓝花瓶展示，参展人不详。

1867年法国巴黎世博会，法国汉学家德里文侯爵凭借自己对东方文化的热爱而设立了中国馆。其中，有布瓦修男爵、戴尼先生收藏的景泰蓝和由额德古尔与波盖收藏的来自圆明园藏品的首饰，这些展品均由德里文侯爵陈设于中国展馆内，或置放于广场的亭子内。

1873年维也纳世博会，中国第一次有统一组织的代表出席世界博览会。但承担组织与代表工作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以赫德为首的外籍中国海关工作人员。海关不仅承担世博会展品的征集工作，还代为负责在世博会上销售等业务。

1876年美国费城世博会，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景泰蓝藏品参展，其侄子胡英定代表其负责参展及销售各项事务，使中国的景泰蓝器物在展会上大放异彩。

注：

①又名：北京工艺局、北京琉璃厂工艺局。由清末状元黄思永及其子黄中慧于1900年后创办，1910年后无力经营关闭。

②见《外交档》，01-27-12-1，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致总税务司赫德函。

③中国首次以官方（农工商部）形式组织企业和商人参加世界博览会，以前都是由洋人管理的海关总税务司负责。共获超等文凭36项、金奖66、银奖57、铜奖32，合计191项奖励。

④奖项次序为：超等奖章、荣誉奖章、金牌、银牌、铜牌。

⑤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吸引了全国22个省和欧美、东南亚14个国家及地区参加展览，展品达百万件，时人称之为“我中国五千年未有之盛举”。奖项情况：一等为奏奖66名，二等为超等奖214名，三等为优等奖426名，四等为金牌奖1218名，五等为银牌奖3354名。

⑥获奖人关仲全、关仲福应同为关氏家族主要成员（见1912年11月24日《亚细亚日报》）。

⑦获奖产品为金丝眼镜、表练及镶嵌花篮。其参展品以银胎珐琅器和烧蓝器为主，铜胎掐丝的景泰蓝非常罕见。

⑧奖牌次序为：大奖章、名誉奖章、金牌、银牌、铜牌、奖词。也是唯一一次具有可比性的几大名作坊同场竞技的博览会。

⑨博览会上德成音译德昌。

⑩博览会上德兴成音译德与成。

业内流传的老天利景泰蓝于1904年在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上获得金奖，应为不实信息。参展商名单未见老天利，随行人员也未见关姓（作坊创始人）或郭姓人员（作坊经理人）。从获奖名单看，景泰蓝获得金奖的为北京工艺商局，银奖为北京Lee Chin Chiu（可翻译为李锦秋、李进秋或李进才等，作坊代表或代理销售的洋行代表都有可能，已无法考证其厂家归属。巧合的是，1910年的南洋博览会北京李进才参展的景泰蓝银花盆及银方炉获得美术组的三等奖，两者应是同一作坊代表）。所以老天利不可能独立获奖。但筹备出口品参展的代表团成员“津海关税务司”由于努力付出获金奖，其筹备的参展商品如果包含老天利的制品倒是有可能。本届展会除北京工艺商局的珐琅外，另有来自广州区域所选的景泰蓝，应是当地广式珐琅。

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德成款的盘子有被上海的私人藏家参展，不纳入作坊独立参展统计。

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除了北京工艺商局、老天利的景泰蓝获得一等奖外，北京何鸿年参展的景泰蓝银花盆及大银盒、北京李进才参展的景泰蓝银花盆及银方炉、湖北夏口厅劝工院管玉林参展的景泰蓝器具、广州府郭兰亭及苗得雨等参展的景泰蓝鼎樽联营盘“如意四家”获得美术组三等奖，由于都是以私人名义参展且跟银烧蓝器物混杂，故难以考证其厂家作坊归属。

徐家汇土山湾孤儿工艺院曾先后参加几次博览会，但获奖产品是木作、琉璃、教育等类型，如在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上“教育馆”获得大奖章，1915年前未见景泰蓝参展或获奖情况，故不作统计。

五、作坊堂号存续期分段

虽然景泰蓝作坊堂号历时也就100年左右，但前后跨越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初期三个时代，早、中、晚期作坊的历史背景、工艺特色、市场存量、文化价值等相差很大。为便于研究和说明问题，笔者将作坊堂号的历史根据下表的标志事件和主要特征分为作坊早期：1900年以前；作坊中期：1900—1925年；作坊晚期：1926—1956年。云中坊收集的样品基本都分布在1845—1925年之间，个别代表性特殊样品约在1930年前后，除特别说明外，本书样品年代只作作坊早期、作坊中期、作坊晚期分类。

注：1929年是景泰蓝海外出口统计数据金额最高的一年，约22.3703万海关两（1930年、1931年无统计数据）。1931年时，私营作坊发展到100多家（含配件或配套等作坊），从事生产的工人约2000多人，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时期。但行业整体工艺水准、质量却从1926年就开始走下坡路。不过，不同作坊和批次的器物“下坡”路径有先后，故“作坊中期”和“作坊晚期”的分隔在“1926年”，只是针对整体行业的相对标准，对不同作坊或器物而言，以质量的前后差异为依据更为妥当。如有些老天利的器物虽然极可能是1926年后的器物，但工艺和质量跟前期无异，则也归并于“作坊中期”。1928年7月的《经济半月刊》上“北平珐琅工业近况”一文记载：“自民国十五年起，各厂为竞作生意起见，遂各自为行事争相出售，致价值骤行跌落，获利甚艰。兼之各厂又净招学徒，以便节省工资，所制物品既劣，价格愈低。”1929年《北辰》第四期卷43页记载：“但自1926年以来，环境恶劣，各厂竞争又烈。对于出品，草率求速，近更师徒兼用，只求价格低廉，以广销路。然而货色大减，价廉亦无人过问。”另据1933年第17卷5期《银行周报》“北平之景泰珐琅业”一文记载：“海外英法美各国，其中尤以美国销路最大。往海外销售者均由各洋行代办并无分号，亦无国人自办。”整个销售渠道全由国外洋行掌控也是原因之一。

主要作坊堂号参加世界博览会及南洋展览会，统计资料查询整理来源：

https://babel.hathitrust.org/（美国Hathitrust数字图书馆）。1878年德成参展见：《Repo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ers to the Paris universal exposition,1878. Published under direction of the secretary of state by authority of Congress》。 https://babel.hathitrust.org/cgi/pt?id=hvd.32044014285381&view=1up&seq=260

俞力主编：《历史的回眸——中国参加世博会的故事》，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

郑轶伟：《景泰蓝的海外贸易》，上海文化出版社，2021年版。

于蒙群：《近代博览会中的中国珐琅器》，《艺术市场》2019年3月号。

李爱丽：《晚清美籍税务司研究：以粤海关为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居蜜：《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中国参展图录（套装共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吴松弟：《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1860—1949）》，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