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天利：神秘的晚清内务府工厂

“天利”款的景泰蓝，其背景、创始人和开歇业时间，业内一直无权威说法，一般认为是老天利后期的分号。存世实物很少，现有已知的历史文献没有任何提及（历史文献主要是民国期间的报刊以及政府统计报告等，或1949年后撰写的信息）。笔者认为天利是老天利后期分号（或分厂）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因为其工艺风格等与老天利相异。最关键的是天利的存世实物制作年代基本都早于老天利的创立时间（1900年，具体见老天利章节部分），至今为止存世实物未发现有1900年后的（云中坊共有八件天利款器物，从彩云、暗八仙、龙纹图案及工艺特色等都可判定为1900年以前的器物，市场上本人知道的天利款的器物也都在1900年以前），其已知最早的器物当在道光后期约1845年前后（见图1-2-1），除了胎体较薄外，其工艺水准当可媲美当时的宫廷件，应该是已知最早的作坊堂号了。

笔者最早知道有天利款器物的时间大约在2018年的8月份以后，一位玩友分享了一件团花纹天利款器物的照片，做工和镀金都不错。由于当时对老天利的开歇业时间没作过文献考证，所以也就想当然地以为天利和老天利可能同属于一家作坊。直到2019年年初，我在一家古玩商处看到了一对天利款白底龙戏珠的筒子瓶，腹部有遭撞击后的凹坑，铜胎露铜部分采用着色处理而不是常见的镀金，觉得等级不高。当时对器物的鉴赏断代也是懵懵懂懂，觉得看起来有点新，像民国中后期的东西（其实应是晚清）。是否要买，也是犹豫考虑了很久，最后因为价格很实惠，想想就当增加一个小作坊堂号样品吧，才买了下来。后来相继又发现了天利款更早的器物——双耳活环敞口瓶，喜欢其小巧可爱的器型，也拿了。虽然这时候仍然不知天利的背景，但隐隐觉得：天利作坊有故事。搞收藏研究的大多有探寻猎奇的冲动，我也不例外。本人在此期间查询了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室、国家图书馆、北京档案馆等，但都没有任何相关线索。

至于在市场上天利不为大家所熟知，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故宫博物院已出版的1000多件珐琅器藏品里没有“天利”款的器物。但故宫共有珐琅器藏品6000余件，是否有“天利”款的器物不得而知。晚清各大主要作坊堂号都会想方设法使自己的作品被皇宫选用，无论是主动进贡还是被选中定制，这跟当代社会的先找代言人试用的市场推广方法并无区别。黄晓阳、冷海所著的小说《京西胭脂铺》，书中描述几家胭脂作坊为争得作为宫廷贡品的资格，行贿、栽赃、挖坑，甚至不惜冒杀头之罪铤而走险，无所不用其极。虽然不是史实，但想被皇宫选用的难度由此可见一般。当时知名度大的老天利、德成都有所制带款识器物在清宫旧藏，而规模极小的静远堂（主人是晚清军机大臣徐世昌，具体考证研究见静远堂部分）、宝华生（主人是时任宝华楼银楼大掌柜安迪生，与内务府和慈禧交往甚多，具体考证研究见宝华生部分）应该是通过其主人的社会关系也进入了清宫旧藏。从天利与其他各作坊堂号的创立时间早晚、工艺品质比较来看，当时的清宫如果没有一件其器物就很难理解。而几大民营的景泰蓝作坊堂号在民间历史文献里都能或多或少地找到一点信息，唯独“天利”景泰蓝作坊却没有任何民间文献有提及，无论是1949年前还是1949年后，这有点不合常理。难道是作坊运营方忌讳什么而刻意隐瞒自己的所作所为？既然制作出来显然就有售卖获得收入的商业目的，会不会天利所制作的器物主要是通过特殊的秘密渠道出口了呢？

2019年12月，碰到了意外之喜。一位常驻法国的古玩商发来了一件天利款的龙纹瓶，翼龙逐珠彩云纹筒子瓶，虽然并无宫廷风格中多见的金属錾刻雕花工艺，但双龙戏珠图案中的龙添上了一对超长翼翅，威武至尊，霸气十足，实属罕见。而满屏的彩云纹更增添了五彩斑斓的高贵气息。总感觉，这个家伙不一般啊！但没有可靠的历史文献，就不能下确切的论断。

到了2020年5月，我又在国外某拍卖会发现了一件天利款的团花纹瓶（以前看过玩友分享该同类瓶子的图片，但未上手过实物），照例是尽力买下了。

皮球花纹应为雍正朝创制的新纹饰，是清宫御用的尊贵纹饰。一般为不规则分布，色彩丰富，一直到清中晚期都是宫廷专用。

在购买这些样品时，笔者仍在到处查阅作坊堂号历史的相关文献，新冠疫情期间基本也只能待在家里在网络上查询了。正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应！偶然的一次触动，终于拨开了困扰多时的迷雾。这样的触动是雨后蜻蜓立枝头的欣喜，是睡梦中突然睁开眼的醒悟。一切的一切在两年的迷茫中，有如一刹那的闪电，瞬间照亮白昼。

外面疫情严重，写作的事由于遭遇一些路径选择的困惑而近乎停滞，而网上查阅资料就成了逃避目标进度压力的合理选择。心血来潮的我登录上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官网，档案馆非常人性化地开发了“目录查询”功能，方便读者进行远程网络线索查询。我在搜索查阅了很多关键词无果后，在输入“天利”时，意外地在“内务府”卷宗里发现了以下四条线索。

虽然暂时无法看到档案号的具体内容，但看到“天利官号”“天利厂”等字样还是兴奋不已。因为归属清宫内务府管理的，必然是皇家内部事务。且事件发生在咸丰、同治、光绪的时间分布也基本与天利款景泰蓝存世实物相符合。接下来就是如何能尽快查阅到档案内文了，这不是一般的图书馆，需要开具单位介绍信和事先预约。特殊时期，来回跑北京不方便啊（还好没专门去，紧接着就发生了北京新发地疫情，不然回来后可能也要隔离14天），何况就为了复印几页纸专门跑一趟北京好像也没必要。我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电话、邮件沟通了好几次，终于找到了一个折中方案：统一出具单位介绍信（主要说明查档目的），委托北京的朋友预约查档（实际就是将这四条档案内容复印而已）。经过一番周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将含有档案号内容的光盘邮寄给了我（亲，是免费哦！）。由于是带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水印的电子版，不能上图，只能抄录原文或部分内容（下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5-08-008-000096-0091，清内务府档案《为审明天利官号商人崔承厚呈告铺伙山西平遥县民人郝成五拿去账本不交欠项等情一案依律拟结事》。事件发生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总体大意就是天利钱铺是官办的，其中有一名由另一钱铺掌柜作保推荐、来自山西平遥的伙计，负责每日上市买卖银钱，后因欠天利官号钱款并将账本拿走而被辞退。天利官号提告，最后责杖八十并由保人带同被告一并将所欠天利官号的银两还清。

注：慎刑司，清内务府所属机构。初名尚方司，顺治十二年（1655年）改尚方院。康熙十六年（1677年）改慎刑司。清代内务府七司之第五司，主管内务府上三旗（正黄旗、正白旗、镶黄旗）及宫廷的刑罚。比如内务府三旗的旗人、太监、宫女等犯法，就交给慎刑司定罪量刑及执行处罚，而不由刑部或其他司法部门管理。也就是说慎刑司专门处理与宫廷事务相关的司法案件。与主管民间和朝廷官员司法案件的刑部职能相同，只不过是管理范围不同而已。相当于“内刑部”。

天利官号钱铺，历史文献已有明确记载，存世的钱票实物也不少。据何盛明主编的《财经大辞典》（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记载：道光初年，民间已盛行银钱票帖，存储银钱即发给帖票，见帖票即付银钱。银票立兑纹银，钱票立兑制钱。这种以银钱易票、按票支付银钱的方法，简单便捷，信誉良好，商民乐用。彼时朝廷薪俸、军饷、赈灾、河工等各项经费繁重，中央财源迫竭，日夜印制钱币仍不敷周转。于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十二月，内务府大臣敬征奏请于京师内外城设立官银钱号，发行钱票，以期在支持兵丁月饷、官员薪俸及各项工程费用时，搭放一定成数。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内务府设立天元、天亨、天利、天贞和西天元五家官钱号，合称“五天”。发行通用银钱票，所得收益，作为内务府进款。

注：两件物品都曾在北京诚轩拍卖有限公司2019年秋季拍卖会纸钞专场上拍，图片来源：玩友交流

太平天国战争开始后，清政府财政窘迫到处筹钱，于是出台了“以纸代银”“以票代银”弥补财政赤字的措施，发行户部官票与大清宝钞。为了搭放八旗官兵粮饷，户部于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设立乾豫、乾恒、乾丰、乾益四家官钱号，合称“四乾”，发行以宝泉、宝源二局所铸卯钱为票本的银钱票。四乾官号初期发行的银钱票尚有所节制对社会的影响还不算太大。但同年秋天，在幕后商人的鼓动下，户部又设立了宇升、宇谦、宇丰、宇恒、宇泰五家官钱号，合称“五宇”，当官商结合在一起，潘多拉魔盒自此彻底打开。“五宇”官号一成立，便大量印行和滥发面额巨大的新币，更有官商勾结串谋私利，出现官钱号之间互相往来开票，私自买卖银钱等情形，新币的发行已完全失控。咸丰八年（1858年），发生了震惊朝野的“五宇号官钱案”（也称户部宝钞案，户部官员全部涉案）。至咸丰末年，户部官票与大清宝钞通胀严重，“五天”“四乾”“五宇”官号所发钱票信用尽失引起挤兑，最后相继被裁撤。

这样看来，清宫内务府所办的天利官号钱铺开业时间在1845年，歇业时间大约在1862年左右。至于内务府所办的天利工厂，目前笔者所能查询到的最早历史文献记录是1886年的“为天利厂领到额驸爷光绪十二年十二月查工赏各作匠夫等钱文并无短少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5-08-032-000021-0109），全档内容为：“具领赏呈天利厂今领到□□额驸爷本月初八日查工赏各作匠夫等每名钱一吊，是日进匠夫一百六十五名外，各作头目十名，共钱一百八十五吊文并无短少，所具领呈是实。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注：光绪十年至二十一年间（1884—1895年），慈禧太后“还政”后退居休养，以光绪帝名义下令重建清漪园。由于经费有限，乃集中财力并挪用海军军费修复前山建筑群，并在昆明湖四周加筑围墙，改名颐和园，成为离宫。

从具体行文内容看，当日出勤的匠夫共165人，另有各作头目10人。其组织机构跟清宫造办处除了职能管理机构外的以各作来划分的组织并无区别。笔者参见吴兆清的《清代造办处的机构和匠役》后认为：嘉庆四年时造办处共有十五作，道光时为十四作，光绪时仍是十四作，分别是：如意馆、金玉作、铸炉处、造钟处、炮枪处、鞍甲作、弓作、珐琅作、玻璃厂、铜锣作、匣裱作、油木作、灯裁作、盔头作。如此看来，天利厂的大约十作（文献只是提及当日出工领赏的有十作，天利厂总共有几作不清楚，如果该十作只是当时参加颐和园修复工程，则天利厂的规模应大于十作）跟当时造办处下属的十四作基本相仿。

另一档号05-08-032-000027-0060《天利等厂呈领三海等处修工银两事由文封》。【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宸苑），也提及天利厂修理皇家园囿三海等处的工钱事宜，可惜只保留下了文封，具体内文已无。但内务府下属的天利厂在1889年年底仍然存续则毋庸置疑。

注：奉宸苑，内务府所属管理园囿、河道的机构。关于“奉宸苑”的介绍可参见《清史稿·卷一百一十八·志九十三·职官五内务府》的记载：“奉宸苑兼管大臣，无员限。卿二人。正三品。郎中一人，员外郎四人，主事一人，苑丞十人，六品。苑副十有九人，九品。委署苑副十人，笔帖式十有五人。天坛斋宫苑丞、六品一人。六品衔一人。苑副各二人。稻田厂库掌，六品。无品级催长，委署催长，各一人。笔帖式三人。南苑郎中一人，员外郎二人，主事一人，苑丞七人，六品衔。苑副十有三人，八品衔。委署苑副六人，九品衔。委署催长三人，笔帖式五人。卿掌苑囿禁令，以时修葺备临幸。郎中以下各官掌分理苑囿河道。斋宫掌陈设氾埽。稻田厂掌供内庭米粟，兼征田地赋税。南苑各官掌征南苑地赋，并治园庭事务。其兼摄者：斋宫兼理郎中，值年员外郎，稻田厂值年员外郎，各一人。”

综上，天利款的景泰蓝是晚清内务府官号作坊所制基本已经无疑了，天利厂主要目的跟天利钱铺基本相同，为内务府获取收益以弥补皇家捉襟见肘的日常开支，同时也作为皇家管理的修理工厂。而景泰蓝的主要市场在欧美发达国家，故天利款的景泰蓝可视作清宫造办处的出口款识。其制作工艺和风格跟造办处基本无异（尤其是天利早期的小活环耳敞口瓶，已知的民间作坊当时难有此精致工艺水准和优质珐琅），但在用料和工艺的繁复性方面明显不如早期的宫廷件，也可视作造办处出品的“经济适用版”，毕竟天利款的景泰蓝是为了出口赚银子，而不是不惜工本制作精品、极品以代表皇家的高贵和尊严。至于天利工厂名最早启用的时间，应该不早于“五天”钱铺的成立时间，即1845年，这也跟发现的最早的存世实物基本吻合。其歇业时间应该在1890—1900年，天利厂在内务府的最后文献提及是1889年年底，而老天利的创立时间是1900年，其后的“杨天利”“马天利”，及再后期的“天增利”等作坊堂号的出现，符合起名借势逻辑，也意味着“天利”的优质品牌遗产资源大家可以共享，且争相借势。如果皇家的天利景泰蓝作坊仍在正常运作，一个民营的作坊起一个“抄袭”皇家工厂的名字来运作显然不可想象，而天利款的存世实物所分布的年代也支持这样的推断。

从层级上推断，天利厂应相当于晚清造办处管理的工厂作坊统称（“工厂”称呼的由来本就是洋务运动的产物），造办处身份对外用于维护皇家的尊严和权威，天利工厂对内用于皇家实物资产的修修补补，另外制造点经济实用的手工艺品出口赚点钱。于是便“偷偷的进村，打枪的不要”，越低调越好。

关于天利厂的信息，来自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网上目录查询的电子信息只有该两条，但如果考虑到第一历史档案馆共保存有一千多万件文档，那些大量的未进行电子化处理的档案及满文档案等暂时尚无法查询，其他跟天利厂相关的未知档案信息应该会有更多。

另外一条“电镀金”的线索也能间接证明天利厂的特殊身份：从云中坊收藏的几件天利器物，以及市场上笔者看到的几件，除了断代在咸丰或稍前的掐丝珐琅花蝶纹活环双耳宽肚敞口瓶采用的是手工鎏金，其他器物大多是使用电镀金工艺，但这些器物却都是1900年以前出品的，有些甚至可以早至1890年。据清宫内务府档案及金易先生的《宫女谈往录》，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宫中均没有使用电灯的记载（普通居民和民间工厂作坊更无可能），还用烛光照明。但这并没有阻止电灯在皇家苑园如颐和园和西苑（今中南海）使用。光绪十四年（1888年）在西苑设立电灯公所，由清禁军枪炮场人员管理，每年由户部拨款白银六万两。据此可以合理推断，当时的天利厂如果不是皇家所属，根本没有可能使用用于照明的电力来镀金。另外也说明天利厂并不在紫禁城内，而是位于颐和园或西苑等皇家苑园里。

1900年8月14日，北京城彻底沦陷，八国联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从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中偷窃和抢掠的珍宝更是不计其数。其中著名的万园之园“圆明园”再遭劫掠，终成废墟。身处漩涡中的天利工厂应该也是在此时一并成了废墟。

笔者参考北京科技大学张学渝博士的学位论文《清宫造办处的历史研究》后认为：清宫造办处始建于康熙朝，随着1924年溥仪“小朝廷”的结束而解散。造办处的各作坊一般位于紫禁城内或皇城、内城（旗人居住区），跟普通平民百姓有距离。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皇帝在圆明园增设造办处，圆明园造办处有固定的匠人和管理人员。圆明园造办处的成立标志着清宫造办处“城园两重格局”的形成。雍正五年（1727年）闰三月初三日这一天，雍正皇帝正式下达了符合宫廷体制的“内廷恭造”之制的谕旨以杜绝造办处器物的“外造”之气。雍正皇帝对器物制作的这一谕旨，成为后来历代宫廷御制器物的最高标准。但雍正、乾隆及后期皇帝的个人审美喜好与当朝客观的财力情况使得“内廷恭造”赋有不同内涵。在这一标准的指导影响下，海内之器被规整为帝王之器，四方之匠逐渐演化为内廷之匠。

张博士论文里有翔实的统计和研究分析：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五月，奏准：裁撤南匠十一名。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二月，奏准：裁撤本处匠役五十二名。如果细分这一时期的承办工作量，还可以在这个时段内分出一个小高峰期，即咸丰二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52—1898年），其中咸丰二年（1852年）、同治十一年（1872年）、同治十二年（1873年）、同治十三年（1874年）和光绪十四年（1888年）这5年的承办量为本阶段最高。这一小高峰期和慈禧太后当权相对应，“慎德堂”“大雅斋”等款瓷器以及颐和园的修建均发生在这一时期。然而，这个小高峰也只是清宫造办处辉煌历史中的一个“回光返照”。咸丰十年（1860年）圆明园被烧。圆明园所属造办处亦没有了，圆明园的如意馆迁入紫禁城北五所，又加速了清宫造办处规模的没落。守成时期的清宫造办处实则沦为嘉道诸帝的生活御制所，仅仅成为维持宫廷礼制必须的制作机构。宣统三年（1911年）清帝被迫退位。依据民国政府给清王室的优待条件，清帝退位折居在紫禁城乾清门以内的地方（史称“小朝廷”），基本用度由民国政府拨给，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唯以后不得再招阉人。退位的清帝溥仪退居紫禁城内廷，清宫造办处作为器用制造和维修机构能够留下来，同清代宫廷其他服务性机构一起服务皇室。

按照张博士的论断：清宫造办处实际上扮演了“皇家生活制造”和“国事公用制造”的双重职能。成立期（1689—1722年）：康熙皇帝的“科学实验室”；发展期（1723—1735年）：雍正皇帝的“托物言志”所；鼎盛期（1736—1798年）：乾隆皇帝的“多宝”工作坊；守成期（1799—1908年）：嘉道诸帝的生活御制所；消退期（1908—1924年）：末代皇帝的器用维修处。

注：资料来源：《清宫造办处的历史研究》（北京科技大学张学渝博士论文）

根据张学渝博士学位论文统计资料，嘉庆四年（1799年）的各处各作各房苏拉匠役花名数目总册统计数据，珐琅作包括窑匠、大器匠、掐丝匠、镀金匠、玉匠、鋄匠、挫匠、苏拉共42人。“光绪二十二年《内务府造办处各作匠役人员名录》中，珐琅作：匠役15人，霖奎（镶黄旗文绅，55岁）、文喜（镶黄旗钟福，27岁）、五虎（镶黄旗常贵，45岁）、恒英（正白旗庄健，17岁）、文祥（镶黄旗摏寿，31岁）、福禄（正黄旗斌成，51岁）、广志（镶黄旗文绅，35岁）、达冲阿（正白旗庄健，41岁）、八十七（正白旗世纲，65岁）、三格（镶黄旗安立，70岁）、英奎（镶黄旗安立，35岁）、奎海（正白旗锡庆，25岁）、常安（镶黄旗鄂麟管领下，55岁）、八十七（正黄旗钟霈，35岁）、明亮（正黄旗常贵，30岁）。苏拉8人：十儿（镇南关恒启祥贵，45岁）等，都是旗人”。

虽然，道光后造办处规模又多次缩减调整，但珐琅作作为独立作坊一直稳定存在。嘉庆四年（1799年）珐琅作共有人员42人（含苏拉，即仆役），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珐琅作共有人员23人（含8名苏拉）。这样的人员规模，扣除皇宫内原有珐琅器的修理活计需要耗费的工作量，按照普通的珐琅器生产量（参照当时民营作坊的人工数量和大约的出品数量），从1799年到1900年的百年间，其累积制作的景泰蓝总量当不在少数。但故宫内存留的断代在道光及以后且公认为造办处制作的珐琅器却少得可怜，这跟珐琅作在造办处的重要性和人员规模数量严重不符。可能的情况就是，珐琅作并未空转，人员并未偷懒，其制作的景泰蓝很大部分以“天利”款（或者无款识）的身份出口了，只不过不为外界所知。

其实从“天利”工厂的历史来看，造办处在道光后期就已经渐渐退化为皇家物产的维修保养处了。至于天利厂制作的景泰蓝不为外界所知，想来当是皇家刻意低调处理了，毕竟历来只为宫廷自用及皇帝打赏服务的清宫造办处也开始为洋人制作景泰蓝赚取外汇好像不是什么荣光之事。不过具体出口赚外汇的运作方式已经无从考证，以当时的内廷之乱，很多事情上并不知情也属正常。虽然外界的报刊并无任何提及，但清宫内务府有内事记载，当时天利厂的雇员和知情人也是一个不小的群体，所以天利歇业后才有老天利、杨天利及再后期的“马天利”“天增利”等民营作坊堂号的出现。至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现有的景泰蓝藏品如果没有天利款的器物也不难理解：天利工厂制作的器物都是定制出口所用，没有库存也正常。而到了1900年“庚子事件”后，天利工厂已无运作记录（无论是内务府文献还是存世实物都没发现）。内务府转而向当时规模较大、工艺精良的北京工艺商局、德成、老天利等民营作坊采购宫廷需要的景泰蓝器物。这种充分发挥资源禀赋效应的近代商业思想雏形当为“洋务运动”在晚清宫廷中打下的烙印。

天利款识正品器物存世很少，普通玩家一般也不知其历史，市场尚未见仿品和仿款，已知天利款识标准图及使用情况如下：

1.底部天然珐琅釉料（目前仅见过红、黑两色）楷书书写烧制而成。该款识比较罕见，器物在道光晚期或咸丰年代（虽然也是底部挂釉的处理，但跟清末民国期间吸收了日本稳定剂技术的挂釉而广泛使用于生活日用器不同）。

2.阳文镌印款，天利款的主要方式，用于底部裸铜器物，字体楷书但带点隶意。

3.底部天然珐琅料楷书书写“京都天利局”烧制而成，文字下图案稍有变化，见于两件光绪年间的水洗。

对于内务府的天利工厂，在市场的驱使下也免不了俗，一些实用器如花盆、水洗等在底部涂釉更能防止渗漏。而一旦涂釉，其底部的署款方式和工艺也相应要有变化。这中间还曾出现过底部涂釉但仍然采用阳文镌印款的器物（见图1-2-12），不过从工艺流程来讲不太合理，也不够美观。

另外，正是由于留下了“京都天利局”这种署款的器物，我们从该称呼署款方式上也能判断出“天利”的规模、权威、影响力和背景远超其他作坊、工厂。当时专业景泰蓝作坊称为“××珐琅局”，如“德成珐琅局”“德兴成珐琅局”“京都老天利景泰珐琅局”等，其手工艺制品基本都以景泰蓝为主；规模稍大，综合性的手工艺制品厂称为“××工艺局”，如“商部工艺局”“北京工艺商局”“北京首善工艺厂（局）”等，其生产的手工艺品繁多且都有不同的官方背景；只有规模和制品种类更多的才称谓“××局”，如“京都天利局”，仅从1886年的《为天利厂领到额驸爷光绪十二年十二月查工赏各作匠夫等钱文并无短少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号05-08-032-000021-0109）文献记录，当日出勤的匠夫就有165人，另有各作头目10人，而其实际规模一定大于此次出勤统计数据。

注：以上各作坊、局厂的详细考证参见后面相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