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皇家气象
一只
瑞士“玫茵堂”旧藏清代康熙黄釉撇口大碗
入藏记

藏品：黄釉撇口大碗

年代：清康熙

款识：青花楷体“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外围双圈款

尺寸：口径31.5厘米

来源：香港苏富比2013年4月8日“玫茵堂”专场 编号2

2013年4月，著名收藏家冯玮瑜收藏

此碗胎体厚重，胎质坚致，碗深圆腹，撇口，圈足微敛。通体施黄釉，色近蛋黄，釉层均匀透彻，釉色纯正，釉面光亮，给人以色泽恬淡之美感。圈足露胎处色略近橘黄，圈足内所施白釉，均匀纯净，白中闪青，釉层肥腴，釉面莹亮，显得异常坚硬，具有康熙白釉的显著特点。该碗外底部署青花楷体“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外围双圈款，颇为少见。器型完整，没有瑕疵。

《通典》注云：“黄者，中和美色，黄承天德，最盛淳美，故以尊色为溢也。”

国人对黄色的崇拜由来已久，黄色是历朝帝王的专属颜色。我曾多次到过故宫博物院，印象最深是明清皇家对黄色的推崇。千千万万间广厦，屋顶全是琉璃黄瓦，鳞次栉比，巍峨壮丽。尤其是从景山上眺望故宫，那万万千千琉璃黄瓦，气势恢宏，吞天沃日，让人肃然起敬。环绕天安门广场的建筑物，如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博物馆、毛主席纪念堂的屋顶或楼顶檐边也是琉璃黄瓦，就连钓鱼台国宾馆也有不少琉璃黄瓦。可见由古至今，黄色是中华民族最尊崇的颜色。

由于“黄”与“皇”同音，黄釉是代表至尊皇权的颜色，它和五爪龙一样，象征皇权神圣不可侵犯。黄釉是明清时期皇家严格控制的釉色，为皇帝御用，或为祭祀专用，体现对皇权的膜拜和尊崇。黄釉瓷器是明清皇家专用瓷器，其他人不得擅用。尤其是清代，全黄釉器只有皇帝、皇后和皇太后才能使用，是等级最高的皇家御用瓷器。

｜太和殿全景｜

《大明会典》载：“洪武九年定，四郊各陵瓷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

《清史稿·礼志一》也云：“凡陶必辨色，圜丘、祈谷、常雩青，方泽、社稷、先农黄，日坛赤，月坛白。”

《钦定皇朝礼器图式》也载：“天坛用青色，地坛及社稷坛用黄色，朝日坛用红色，夕月坛用白色。”

为了深入研究皇家对黄釉瓷器的使用，我专门去地坛和社稷坛考证。

社稷坛位于天安门旁边的中山公园内，建于明永乐十八年，是中国现存唯一的封建帝王祭祀社稷神的国家祭坛。

社为土神，稷为谷神，坛为正方形，三层，青白石砌筑。上层按东青、南红、西白、北黑、中黄铺设五色坛土，象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坛台中央设立“江山石”，上锐下方，象征“江山永固”。明清两朝皇帝每年农历二月、八月在此举办祭祀仪式，祈求五谷丰登 、国泰民安。

地坛又名方泽坛，位于地坛公园内，始建于明嘉靖九年，为明清两朝祭祀“皇地祇神”的场所。地坛平面呈方形，以象征“天圆地方”。坛面原为黄琉璃砖，后遵乾隆旨意改换为艾青石坛面，上下两层，周有泽渠，外为坛壝两重，四面各有棂星门。

｜冯玮瑜实地考证地坛和社稷坛｜

明清两朝帝王在社稷坛、地坛所用的祭器，按规定均使用黄釉瓷器。

由于自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我对黄釉瓷器情有独钟，所以在收藏瓷器时专门设定黄釉瓷器作为其中一个收藏系列，希望明清每个朝代的黄釉御窑瓷器（并且是带官款的）都能收到一件以上，顺着各个朝代一溜地排下去，多有趣多好玩呀，想想就开心。

当然，这只是小女子痴人说梦，实际上不可能成事。集齐清代各朝的款识器或许可以实现（除顺治款识瓷器难见难收外），但要集齐明代各朝的款识器是不可能的。因为明初洪武朝瓷器没有款识，建文朝时期发生影响深远的“靖难之变”，永乐抢夺侄儿建文的帝位，致使有明确“建文”款识的瓷器至今仅见仇焱之（Edward Chow）收藏过的一件青花笔架，而且那件并非官窑！除此以外，世间就再没见过任何一件有建文款识的瓷器。而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帝位更迭，政局动荡，官窑几近停烧，所烧瓷器也不署款识，致有“空白期”之名。明朝末年，内有民变，外有劲敌，内忧外患，国库空虚。天启朝官款少见，崇祯朝官窑停烧。所以要集齐明代各朝带官款的黄釉瓷器是不可能的，因为期间瓷器上有的官款器根本就没有烧制过。

我生年也晚，入门也晚，永乐黄釉官窑器在书中见过，但不曾在拍场上遇见过。如今即使在拍场出现，也是天价。

前些年，有一只宣德朝黄釉小盘在香港露脸，成交价300多万。因价格太高我没能竞得，所以要收齐明朝带款识的黄釉官窑器就不可能了。

我的黄釉瓷器系列收藏，是从康熙黄釉瓷器入手的，为什么？因为古代瓷器那么博大精深，收藏江湖又那么云谲波诡，要找一个较稳妥、较保险的切入点，康熙黄釉瓷器是一个较好的选择：

第一，康熙一朝，平三藩，收台湾，河清海晏，御窑厂复烧为内宫供瓷，瓷器烧造，再创巅峰；

第二，康熙的黄釉瓷器全是官窑器；

第三，顺治款官窑器在市场上较少见，难定真赝；康熙官款窑器，标准件多，可资比较，可以减少失误。

在我所收藏的康熙黄釉瓷器中，有一件黄釉大碗是重要的藏品之一。这件黄釉大碗体型硕大，较为罕见，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难得的传承记录：它是“玫茵堂”旧藏。“玫茵堂”是什么概念？可以这样说，谈到瓷器的顶级收藏，就不能不提“玫茵堂”。

很多人只知“玫茵堂”大名，却不知其由来。收藏界对“玫茵堂”的普遍认知，也仅限于“‘玫茵堂’在业界向来以收藏等级高而著称，尤其收藏的中国瓷器，都是各年代的精品”。即便是拍卖公司，也对“玫茵堂”主人的身份三缄其口，习惯称之为“玫茵堂主人”而非某某收藏家。

凭借其上乘的品质和迷雾重重的身世，虽然极负盛名，但“玫茵堂”主人所收藏的2 000件藏品几乎没有全部展出过，仅在私人场合露过面。少部分藏品曾于1994年在大英博物馆展出，两年后又在蒙特卡洛展出。这在当时引起收藏界的轰动。唯一公开的记录是德国学者康蕊君（Regina Krahl）编辑的纪念图录《玫茵堂中国瓷器珍藏》。这部图录共七卷，但对将这些藏品汇聚在一起的人却只字未提。这更引起人们的惊叹和好奇—“玫茵堂”的主人究竟是谁？

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纷纷打听“玫茵堂”的主人是谁？但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仿佛一个武林绝世高手，誉满天下，江湖尽其传闻，却无人知其来历。

真相在近年才渐渐浮出水面。原来“玫茵堂”的主人是在菲律宾经商的瑞士藏家斯蒂芬·裕利（Stephen Zuellig）和吉尔伯特·裕利（Gilbert Zuellig），他们兄弟二人将自己的收藏定名为“玫茵堂”，意为“玫瑰花丛中的殿堂”，另外这也是他们在瑞士的家乡“Meienberg”的谐音。

“玫茵堂”收藏是在知名古董商仇焱之和埃斯卡纳齐（Eskenazi）等的协助下，历经50余年而成就。“玫茵堂”以其收藏艺臻技绝的御制瓷器举世闻名，其藏品堪称史上最精美的私人收藏御制瓷器之一。收藏囊括了新石器时代到历朝瓷器中最上乘的珍品，被认为是西方私人手中最好的中国瓷器收藏。

2011年4月春拍，香港苏富比首次推出“玫茵堂珍藏·重要中国御瓷选萃”专场。此次活动备受瞩目，各大媒体铺天盖地都是“玫茵堂珍藏”字样。用苏富比亚洲区副主席、中国艺术部国际主管仇国仕（仇焱之的孙子）的话来说：“玫茵堂珍藏的价值，不在于其是否刷新中国拍卖纪录，而是能对近年来涌入艺术品市场的新买家起到样板作用，可以让他们从来自欧洲的‘老收藏’中，体验什么是顶级的中国瓷器珍藏。”“玫茵堂”专场拍卖是近30年来苏富比所上拍的最重要的私人瓷器收藏。

从2011年至2014年，苏富比共推出了6个“玫茵堂藏瓷专场”，每次都引起了市场的热烈反响，那件2.81亿港元成交的明成化鸡缸杯，就是从“玫茵堂”专场释出的。

裕利兄弟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通过Helen Ling购买中国艺术品，Helen Ling是他们的一个新加坡合伙人的美籍妻子，当时在上海经营中国瓷器。正是她将仇焱之介绍给这对兄弟，当时仇焱之住在香港，不久后又移民瑞士。他是二战后最显赫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家和经销商。仇焱之为裕利兄弟提出了三大收藏原则：珍奇稀有、品质上乘、品相完美。

从古代青铜到晚期瓷器，这对兄弟对中国艺术品兴趣浓厚。他们在收藏时按照年代对各自的兴趣进行划分：吉尔伯特专注于新石器时代到宋代之间的早期陶器，斯蒂芬则将精力倾注于元明清三代的瓷器。

裕利兄弟总是寻求最专业、最顶级的古董商，包括仇焱之、戴润斋、蓝捷理等，另外还有埃斯卡纳齐先生（就是那位以约2.3亿元人民币买下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大罐的英国古董商）。在5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为裕利兄弟购得（或以他们的名义购得）多件藏品。这些古董商中，对裕利兄弟影响最为深远的人还是仇焱之，他将对中国艺术品的热爱和敬畏深植这对兄弟心中。仇焱之的收藏主要以瓷器为主，“玫茵堂主人”受他点拨，或多或少都延续了仇氏的路子。

据搜狐文化报道：“后来，‘玫茵堂主人’裕利兄弟对外称自己年事已高，准备将手中所藏全部转让，要价1亿多美元，马未都心向往之，由于拿不出这个数目，所以召集圈内人买，终无人响应。”

最后，为将这些顶尖器全部留在国内，马未都又想到游说相关国家文物机构进行整体购买，称“玫茵堂”的瓷器怎么好，非常值得买，但种种缘由，最终没有使之完整回归。最后“玫茵堂”瓷器不得不分散拆开，见诸拍场，一件件皇家器物，一代人的毕生珍藏，从此散开。有聚必有散，无奈更唏嘘。也正因如此，才给我们后来者一个入藏的机会。

2013年4月8日，香港苏富比春拍，“玫茵堂”专场再度震撼登场。在香港会展中心设专馆展示拍品，一时观者如云，蔚为盛事。

我刚走到“玫茵堂”专场预展大厅门口，立即被厅内远处一件器物散发的明晃晃黄色亮光吸引住了。在满场静穆的展品中，这黄色是如此先“色”夺人，如此耀光炫目，它紧紧吸引着每一个参观者的目光。

我敛神定睛，仔细一看，原来在正对门口的远处展柜内，陈设着一件硕大的黄釉大碗，一束灯光打在黄釉大碗上，使得整件器物熠熠生辉，璀璨明亮。器物散发出的光辉，那种摄人心魄的魅力，那种皇家气象的威仪，回想起来依然令小女子心荡神驰。

当我上手这个浇黄釉大碗时，感到这大碗很沉，我这个纤纤女子拿起来颇觉吃力。康熙官窑器物由于胎土淘练得非常精细，紧密坚致，故烧成后质坚量重，所以康熙官窑器物上手感觉较沉。瓷学泰斗耿宝昌先生所著《明清瓷器鉴定》第224页写道：“孙瀛州先生在鉴别瓷器真伪时曾说：‘行家一上手，就知有没有。’这是他亲身体会了康熙与其他时期瓷胎的比例和重量而得出的经验。”

离开灯光的照耀，大碗骤然失却那种穿透感，但依然光泽明亮。细看此碗，胎体厚重，碗深圆弧腹，撇口，圈足微敛，通体内外施黄釉，色近蛋黄，圈足露胎处色略近橘黄，外底署青花楷体“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外围双圈款。器形完整，没有瑕疵。“玫茵堂”藏品果是名不虚传！

我查阅康蕊君编辑的《玫茵堂中国瓷器珍藏》一书，这只黄釉大碗著录于第2卷，编号893。同时也查阅了其他资料，据手头资料统计，如此硕大的康熙黄釉大碗，目前仅见以下七件：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见《上海博物馆藏：康熙瓷图录》1998年版，图版238。尺寸比本碗大些。

日内瓦鲍氏藏一件，与本碗尺寸、釉色、款式甚为相近，见《鲍尔藏中国瓷器》（Chinese Ceramics in the Baur Collection）1999年版，卷2图版189。

香港望星楼藏有一件，曾展出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学院，见《清代康雍乾官窑瓷器〈望星楼藏瓷〉》2004年版，编号91。尺寸比本碗略小。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见耿宝昌编著的《故宫博物院藏古陶瓷资料选粹》2005年版，卷2图版102。尺寸比本碗更大。

南京博物院也馆藏有一件，见《中国清代官窑瓷器》2003年版第119页，口径为37.5厘米。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见《沈阳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精粹》（瓷器卷，下册）2008年版。口径为37.7厘米。

“正观堂”藏有一件，曾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展出，见《延熏秀色：康熙瓷器与宫廷艺术珍品特展》2011年版，编号I-25。

以上七件藏品都是署六字双行款，而“玫茵堂”这件却是六字三行款。

记得当时还查阅过一份资料，说这种大碗在市场流通的不到10件。由于现在找不到那份资料，所以不能在此凭记忆妄言（当然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是否还有库存或库存多少，没有查到，不得而知，但那些都不能在市场流通）。这种硕大宫碗的市场流通量不多，当为可信。自香港苏富比“玫茵堂”专场后，我在拍卖场就再没见过这么硕大的康熙黄釉大碗了。

在看“玫茵堂”专场预展的时候，正好碰上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为和瓷器部负责人任雅武两位先生。我与他们算是老熟人了，因为我常到北京荣宝参加竞拍，目标多为瓷器，特别是黄釉器。

王总和任总在荣宝拍卖多年，小女子参加北京荣宝拍卖会，看上的拍品都会征询他们的意见，听听他们的看法。他们总是给我不少建议。

荣宝远在北京，而我长作岭南人，相隔千里。他们为什么会对我如此青眼有加呢？因为我跟荣宝拍卖有渊源，正应了那句老话：“不打不相识”。我也曾在荣宝拍卖经历过兴奋与失落。

拍卖会上种种匪夷所思的事时有发生，荣宝拍卖是国有企业，但有一次……记得那是在荣宝2012年的一场拍卖会。那一场我同时看中了两个拍品：一对嘉靖黄釉盘和一对雍正黄釉盘。当时信心满满，想着非我莫属，没想到竞拍时，委托席上有个电话委托一直不依不饶跟我争。第一对嘉靖黄釉盘，从头到尾都是电话委托跟我在“二人转”：我举一下，电话委托就跟一下，由几十万一直举到一百多万，我敌不过电话委托，败下阵来。到了另一对雍正黄釉盘拍卖时，历史重演，还是一模一样的“二人转”，又是由几十万举到一百万了，气得我不拍了：光天白日下“见鬼”了！拍卖场遇“鬼”的事听得多了，这回缠上小女子了。

我心想，不玩啦，一跺脚，一收牌，一起身，一扭头，准备离开。

任总见状马上走下委托席来送我，边送边解释确是真实委托，还一再谢谢我。当时我正窝火，气鼓鼓地说：“没拍到，又没佣金给荣宝，干嘛谢我？”

任总说：“谢谢你把价格举得那么高。”一句话逗得我破颜一笑。

任总说得非常诚恳，他是老实人，说不定真的是委托呢。总不能因为自己没有买到，就去怀疑别人吧。任总的话也点醒了我：价格或许真是太高了，失之何足惜呢？

但心里总是不舒服。拍卖场拍不到拍品是常见的事，价高者得，败了也口服心服，对此我从无怨言。但败给神龙不见首尾、不知真假的电话委托，令人十分郁闷。我在其他拍场还见过更奇葩的：委托席上那个委托甚至都没有将电话装模作样地拿在耳边，而是直愣愣地扭头瞅着我，我举一下，他连想也不想就跟举，那种情状更气人！

假作真时真亦假，何必耿耿于怀呢？拍不到就算了，也许是跟拍品没缘分。一念至此，我才释然。

自这次之后，我在荣宝拍卖就再没遇过这种情形了。

对这场“玫茵堂”专场拍卖，我向王总和任总请教他们对拍品的意见。任总说：“东西的真赝就不用考虑了，只要考虑你出得起多少钱。”此话我深以为然，我们一起到贵宾座位，让工作人员把整场“玫茵堂”拍品一件一件拿过来上手品鉴，足足看了大半天。后来不停地有电话找他们，好像还有其他安排。但是他们依然耐着性子陪我看。

任总问我看上哪件。我答：“一件是明宣德的红釉盘。”

任总说：“眼光好，宣德红釉是一代名品，底价720万，估计要过千万下槌。”

我点点头，然后说另一件是康熙黄釉大碗。

“东西好，罕见。”任总眉头稍稍一蹙，接着说：“真这件？”“是的，就这件。”我语气坚定。

当晚我就想定第二天的竞拍策略：康熙黄釉碗编号为2，而宣德红釉盘编号为9，按拍卖顺序，会先拍黄釉碗，所以要先抢黄釉碗。而且我当时正在做黄釉系列的收藏，入藏黄釉瓷器符合自己的收藏规划，这是首选。如果黄釉碗拍不到再去抢宣德红釉盘。如果拍到黄釉碗，就不再竞拍宣德红釉盘。毕竟宣德红釉盘要过千万，而我本场拍卖会还有其他拍品要买，这样起码能保证入藏一件“玫茵堂”的旧藏（小女子真是头发长见识短，当时为何不多买几件呢？或者将宣德红釉盘一并拿下？无解，无言，真笨）。

这场拍卖座无虚席，我提前到达，专门选择坐在后排，这样方便观察前面的“敌情”。远远看见王总、任总他们坐在前排。黄釉碗排在第二件拍卖，拍卖师喊价声刚起，我立马举牌，早早表明态度，幸好，好像没人跟我争……

拍卖师已经在最后喊价，喊第一次、第二次，喊第三次就要落槌了，我心中窃喜，以为这次会以底价拿到，捡个便宜。没等我笑出声来，就在这个时刻，哎哟！坐在前排的任总突然举牌，我一下子惊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啊！是他！

真没想到啊！光天白日他闹什么“鬼”呀？

竞争对手隐藏得真深，昨天一起看东西，言笑晏晏，从没听他说过要拍这件。现在一声不吭，来个突然袭击。

怎么办？任总他们要？让还是不让？短短几秒，我脑里转了无数个念头。这是公开场合公开竞价，我们事前没说好。让了，他们也不见得领情。

拍卖师的叫价声一声紧似一声，像催命似的，拍场如战场，容不得我再多犹豫。

说时迟，那时快。我一咬牙，继续举起牌子……

结果如我所愿，拿下了这件拍品。

｜深圳市博物馆副馆长郭学雷（左）、金立言博士（中）与冯玮瑜共赏黄釉大碗｜

“玫茵堂”专场结束后，我特意在门口等着他俩。瞅着他们问道：“那黄釉碗是怎么回事呀？没听说你们也要呀？知道是跟我争不？”

“知道呀，不就我们两个在举牌争吗？我们是受一个北京朋友之托，帮他出价举牌，没办法啊。”

我跺着脚，恨恨地说：“哎呀，你们不举不行吗？举高了谁得益呢？你们在‘玫茵堂’又没有股份，我真宁可把差价给你们。”

“受人所托，忠人之事，怎能不举牌呢？我们怎能干那样的事呢！”

他们笑容满面，但语气坚定。

我真的无语，嗐！他们忒老实，不晓得提前“共享”。受人所托忠人之事，固然没错，但都是老熟人，凡事好商量，何必自己人和自己人较劲？我们都是中国人是不是？一致对外好不好？不打内战对不对？何不事先与那位委托人说小女子也想要，大家来个“私下约定”，一个要货，一个分点钱，这样我不用多出冤枉钱，北京委托人一分钱不用出就提前秋收了，双方和为贵，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多好呀！

唉，他们是老实人，是好人，是君子，小女子这点小心眼还真不好跟他们大男人明言。

事后想来，都怪我当时不够机警。任总说“真这件？”的时候，我没留意他那一瞬间的表情变化，现在回想，他是语出有因。晚了，事后诸葛亮，笨死没商量。

他们一点都没体察到我心里的千回百转，还是笑意盈盈：“恭喜你！这个康熙黄釉碗买得好！”“谢谢承让！这康熙黄釉大碗从您们手上抢去了，怪不好意思的，我请您俩吃饭。”

“不了，我们还有其他事。”

从此，我再也不敢在两位老师面前提我脑子里曾经闪过的“共享”想法。他们都是谦谦君子，说出来怕教“坏”了他们。

不过拍场上明码实价，用真钞实票买回来的东西，心里坦荡。

黄釉是低温颜色釉，制作时将白釉大碗内外遍施黄釉，再经低温烧成。这只黄釉碗，体型硕大敦厚，稳重得宜，釉色鲜艳透亮。如此硕大黄釉器皿应为皇家祭祀用器。这只黄釉大碗入藏后，实在舍不得让它抛头露面，一直秘不示人，孤芳自赏。“侯门一入深如海”，它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出现过。

2016年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深圳博物馆副馆长郭学雷研究馆员和“佳趣雅集”学术顾问金立言博士联袂光临寒舍，他们二位分别负责编辑《中国民间藏瓷大系》丛书的京津卷和广东卷，专门到我家看藏品。这只黄釉大碗一摆出来，二位老师便赞叹不已。

他们上手研究一番，一致认为器物非常开门，造型周正，釉色均匀，是属于路份非常好、非常少见的康熙官窑大器。

金博士还说：“类似这样的黄釉大碗，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都有收藏，但见到的是六字双行款，像这件六字三行款的，没有见过。东西真好，真是难得一见啊！‘玫茵堂’名不虚传。”

郭馆长也说：“故宫博物院和其他博物馆的东西不流入市场，市场能流通的不多，你能藏有这么一件，确实难得。”

在2016年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会的特邀贵宾室里，我遇到了香港“敏求精舍”会员钟棋伟先生。“敏求精舍”是一个成立于1960年的收藏家团体，以“研究艺事，品鉴文物”为宗旨，其会员是一群醉心于中国文物艺术品收藏的香港藏家。他们在中国书画及各种不同的文物范畴上，均有独特的收藏。“敏求精舍”的成员既是社会栋梁之材，也是收藏界的知名人士。他们的藏品不但等级高，影响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享誉世界。“敏求精舍”现有会员不足50人，入会条件很高：首先个人藏品要有档次，其次人品要好，在发展新会员时还需原会员全票通过。胡惠春、关善明、徐展堂、葛师科、叶耀才等众多收藏界闻名遐迩的人物都是其会员。钟棋伟先生是知名大藏家，主要收藏门类是明清官窑瓷器，出版有《机暇明道：怀海堂藏明代中晚期官窑瓷器》《机暇清赏：怀海堂藏清代御窑瓷瓶》两套私人收藏图书，资料翔实丰富，对明清瓷器研究颇深。钟先生对我说：“我在英国的大维德基金会见到一对与您藏品相近的康熙黄釉大碗，署六字双行款，供您参考补证。”钟先生非常热心，把大维德基金会藏品的展览图片发过来，以便我互相印证。

收藏的乐趣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互相切磋探讨学问，共同提高鉴赏水平。

2016年3月7日，广州花城古玩商会成立，香港张显星先生以及十多位省港古董界名人被聘为顾问，我也忝列其中。他们是行家里手，我是滥竽充数。张显星先生就是前文提到曾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学院举办过“清代康雍乾官窑瓷器《望星楼藏瓷》展览”的望星楼主人，看看那本《清代康雍乾官窑瓷器〈望星楼藏瓷〉》就知道他的藏品有多丰富，品级有多高了，他在古董收藏圈可是大名鼎鼎。星哥也藏有一只康熙黄釉大碗，在《清代康雍乾官窑瓷器〈望星楼藏瓷〉》叶佩兰撰写的前言里特别介绍：“如口径31.2公分的康熙黄釉大碗，是八十年代唯一的一次经国家批准特许出口文物中的一件，原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为清宫祭祀用品。”

商会成立晚宴隆重举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我作为顾问代表也登台祝贺—这是他们宠着我这个小女子的。

虽是久仰“望星楼”大名，但我跟张显星先生是初次相识。大家都叫他星哥，我也跟着混叫。他见了我就说：“你那只黄釉碗买得好啊！”

“明清黄釉碗我有不少，不知星哥指的是哪一只？是不是去年底在香港佳士得秋拍竞得的正德黄釉宫碗？”我回道。星哥说：“是那只‘玫茵堂’康熙黄釉碗。”

我大吃一惊，这已是几年前的事了。我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女子，几年前买的一件东西，也从未对外提起过，没想到星哥竟然知道。

星哥说：“那只康熙黄釉大碗，六字三行横款，这样的款少见，款好啊！”

我还没回过神来，星哥接着又说：“你拍的那只郎窑红瓶也不错。”我以为星哥是指2015年在中国嘉德竞得的郎窑红小梅瓶。哪知星哥说：“不是那件，我是说在美国波特兰美术馆展览过几年，在佳士得拍卖的那只郎窑红大瓶。”

啊！那是2014年的事了。我拍下这件也没对谁说过呀，他也知道？

星哥继续说道：“你今年在华艺拍的那只康熙黄地青花五彩龙纹盘也很难得一见呐。”

啊！我吃惊得差点要跳起来。我在哪个拍场拍得什么东西他咋知道？连前些年拍得的东西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我默默地收藏，不声张，一举一动怎会落入他的法眼。还清楚地记得在哪一场竞得哪一件！如果说关注康熙黄釉大碗，是因为他也有一只，那么其他拍品呢？为何他好像对我的每次拍买都了如指掌？问题是我跟星哥现在才初次相识耶！

我与星哥，酒杯轻碰，笑语盈盈。一切是如此的不可思议，似幻似真。

收藏界里尽是卧虎藏龙的顶尖高手！他们都是人中龙凤。星哥更是出类拔萃，难怪如此成功。相比之下，我好像是飘于圈外，独行独立，活在自己的伊甸园里。我在拍场从不关心谁举牌拍了哪件，也从不记得哪件拍品落在谁的手中。我只在乎自己能否拍到看中的那件。

收藏，对我来说是自得其乐的事。

两只康熙黄釉大碗的主人，一个来自香港，一个来自广州，觥筹交错，人脸桃花。过往，我们素昧平生；今晚，我们相聚花城。

春雨如苏，人影迷离，今夕是何夕？

人已相聚，那两只大碗，可有聚首的一天？

时光流转，我与星哥时常相见，可两只大碗终是无缘相会。

2017年10月16日，“黄承天德—明清御窑黄釉瓷器珍品展”暨“明清御窑研究中际学术研讨会”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隆重开幕，13件从故宫调拨到中国陶瓷博物馆的黄釉瓷器、13件由景德镇考古研究所在御窑厂遗址出土标本和我所提供的58件明清御窑黄釉瓷器同时亮相，大放异彩。

这是国内首次由公立博物馆和民间收藏机构共同举办的明清御窑黄釉器展览。到场的学者、专家云集，从国际到国内，从学术界到收藏界，从行业到拍卖公司，阵容之鼎盛，前所未见。

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市长梅亦、故宫博物院器物部主任吕成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禚振西、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耿东升、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前馆长林业强、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蔡和璧、中国台湾鸿禧美术馆执行长廖桂英、景德镇市考古研究所所长江建新、深圳市博物馆副馆长郭学雷、上海博物馆陶瓷研究部主任陆明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方李莉、望野博物馆馆长阎焰、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陶瓷部总经理于大明、中国嘉德（香港）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瓷器工艺品部总经理林威信（Nicholas Wilson）、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四季拍卖陶瓷部总经理刘旸、广东省文物鉴定站站长刘成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松林、景德镇市东方古陶瓷研究会执行会长李峰、景德镇陶瓷大学副校长占启安、景德镇陶瓷大学教授曹建文、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馆长赵钢以及国内各大博馆、文博系统等100多名专家学者孜孜一堂，可谓盛况空前。

“震撼！”从专家到普通民众，这是参观者说得最多的词。

这只大碗以独立展柜陈展在展厅门口的当眼处，犹如一只硕大的金饭碗，熠熠生辉，参观展览的人们无不被它的风采所吸引。专家们、观众们纷纷与其拍摄留影，它成为明星展品之一，刷屏无数。

整个展览现场里一片明晃晃的黄色御窑珍品尽显尊贵，在业界掀起了持续的“黄釉热”，我在北京和景德镇的两次高规格明清御窑黄釉瓷器珍品展引爆了收藏界的御窑黄釉瓷器收藏热潮。

千年古镇，气象一新。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器物部主任吕成龙老师，专为此碗撰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清代康熙浇黄釉宫碗》，文中论述道：此碗除器型硕大少见外，三行六字的款识即使在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也较为少见，暂未有资料确认有同样的。（吕成龙老师的论文见本书附录1）

玮瑜谈收藏与理财

收藏续文脉，财富当传承

过去1 0年来，随着购买力的快速增长，中国百姓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和遗产重新产生了兴趣，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艺术品市场，目前全球1 0大拍卖行中，有6家属于中国。

—摘自英国广播公司（BBC）和江苏卫视摄制
《你所不知道的中国》（第三季）第一集

“皇承天德——明清御窑黄釉器特展”被称为是中国大陆私人藏家首次以序列形式收藏和展出明清御窑黄釉瓷器，序列基本接近完整，展品来源清晰，流传有序，精、真、美、雅俱全，为民间古瓷收藏带来一道靓丽色彩。

—摘自董子龙、鲁婧：《中和美色，“黄承天德—明清御窑黄釉器特展”
在京开幕》，人民网，2016年5月11日

国学大师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写道：“惟知之深，故爱之切。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

对于一个瓷器藏家而言，这真是极贴切的说法，也是极高远的追求。一直以来，瓷器都是中国传统艺术宝塔上的一颗明珠。从皇宫到民间，从华夏大地到海外，它令无数人垂涎折腰。英文单词“China”既指中国，也指瓷器。可以说，中国陶瓷承载着过往的历史和文化，承载着艺术审美和工艺传承，出于对历史文化的认知和敬仰，源于对传统文化艺术传承的责任，收藏瓷器就是见证中国文明，传承中华文化。

首先，中国的古瓷器是一种手工制作的艺术品。我国幅员辽阔，窑址众多，有五大名窑和八大民窑。它们分布在不同地域，使用不同的胎土、釉料以及不同的烧成温度、时间和气氛，烧制出不同特色的瓷器。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国有兴衰强弱，瓷器有藏释聚散。今天，世界各大拍卖场不断刷新中国古瓷器的成交价格纪录，藏家的财富也随之水涨船高。

其次，古瓷器更是一种文化载体。宋代瓷器素净优雅，器型简洁；元代瓷器鲜明亮丽，雄浑豪迈；明代瓷器彩瓷盛行，色彩缤纷；清代瓷器繁缛绮丽，精致奢巧。不同时代的不同审美观派生出不同风格的瓷器，也蕴藏着不同时代的文化气质。

随着艺术品市场从收藏型向投资型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资艺术品，古瓷器作为艺术品的一个重要门类，它的保值和增值功能被越来越多的人认知和放大。藏家通过构建藏品系列，对藏品进行重新整理、分类、考证、研究，发掘其中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市场价值，是对收藏文化的再创造和再升华。

参与收藏既是传承传统文化，又是传承财富的双雕之策。回望20年来之中国，投资房产的收益率绝对令其他投资项目望尘莫及。投资中国股市，大多数非专业人士都觉得“一半火焰一半海水”，难以把握。那还有什么保值增值的投资方式呢？近年，一些富豪陆续曝光了他们豪宅和办公室里收藏的艺术品，富豪们侃侃而谈他们收藏的艺术品价值增长了多少倍，家里摆设的某一件艺术品已经比豪宅还要贵！这才让人们如梦方醒，原来“收藏才是藏在你家的钻石”。自此，收藏在高净值人群中蔚然成风，并迅速扩散到中产阶层。在艺术品市场一波接一波涨潮的带动下，艺术品消费市场热度骤增，或许会成为下一轮财富“风口”。

｜黄釉锥拱缠枝莲纹梅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