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熊燃烧的“一团火”——记交大校友曹炎烈士[1]

徐临江[2]

曹炎，1921年1月17日出生，湖南祁阳（现划属祁东县）人。自幼读家塾，1933年入葵域庵小学；1937年与同乡陈美兰结婚；1937年9月，曹炎考入邵陵中学插班生；1937年9月，曹炎入湖南省立高级工业学校；1942年9月，考入贵州平越交通大学矿冶系，1944年转入重庆交通大学电机系，1945年随校复员至上海。在上海期间，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发起组织学生团体知行社，并任社长；1947年6月，因反动当局通缉被迫转移，离校回乡后，任达孝中学等学校教员，并广泛开展革命思想宣传。1949年5月，率部分进步学生加入华南人民解放军祁邵衡边区纵队，任政治部主任；6月3日，祁邵衡边区纵队在邵东零陵黄陂桥遭到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警卫团偷袭，时任政治部主任的曹炎在保卫战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1988年6月，江泽民为祁东县重修的曹炎烈士墓题写了碑文。

2003年暑假，笔者曾到湖南曹炎烈士家乡走访了曹炎夫人陈美兰老太太、曹炎烈士长子曹求真、次子曹求明以及在北京工作回家探亲的孙女、曹炎生前所在县的档案馆和县政协等单位，祭奠了曹炎烈士墓。在这期间，笔者一行得到了曹炎烈士长子曹求真先生、曹炎生前好友邹湘之子邹无畏先生以及祁东县政协诸同志相赠的大量第一手资料。

“神童”出祁东

曹炎，1921年出生于湖南省祁阳县（现划属祁东县）步云桥镇老巡司村的一个贫苦塾师家庭。曹炎祖父曹正辉是清朝武官，在甲午中日战争中阵亡，时年30岁。曹炎的父亲曹指南，自幼随寡母寄养外祖父家。曹指南在外祖父家受过私塾教育，成年后回到曹家，娶农妇陈欢妹为妻。曹指南以塾师为主要谋生手段，并担任过私塾学校校长，兼做织布业。经过艰苦努力，曹指南挣得了一份家业，置有水田11亩、房屋4间（土地改革时被划为小土地出租）。

根据曹炎的姨父曹金鉴回忆，曹炎在作为塾师的父亲亲自教育下，启蒙很早，4岁时已经识字1 000多个，5岁时仅用几天时间就背熟了三字经，6岁时就学会了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并且学会了“大归大除”以及自编的速算法。曹炎不仅对识字背书和数学兴趣浓厚，而且能够运笔自如地临写黄自元的书帖，在8岁时曹炎还学会了散打的基本功。老巡司村的人常常可以看到曹炎与一帮小朋友一起有模有样地演练散打动作。然而，更多的时候曹炎是一个人独自演算算术题、练习书法。

根据曹炎的表哥陈镇湘以及曹炎在达孝中学时期的同学张猷的回忆，曹炎儿时就曾经因为数学才能而被乡里称为“神童”。张猷说，在葵域庵小学读书时期的曹炎“天资聪颖，肯钻研，不盲从，学习成绩优秀。尤其算术，兴趣浓厚，成绩优异”。陈镇湘回忆说，1933年，曹炎进入其父亲担任校长的葵域庵小学学习。因为曹炎天资聪慧，用了一年时间，把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的课程全部学完。1936年，因为罗塘镇的地主曾希舟在家里设馆，延请当地名士汪香珊教学，曹炎父亲也把曹炎送入该馆。曾希舟为儿子买来一本《算术五百题》，但是里面的算术题对于公子哥们而言有相当难度，有些题就是饱学的汪香珊也解不出。其中有一道“佛手难题”，说某商人出售佛手果，如果一元卖出20个则赚20元，如果一元卖出25个则亏20元，问该商人有佛手果多少个？曹炎得知后略加思索，就算出了正确答案。接着曾氏父子和汪香珊就请曹炎演算其他难题。这些难题在曹炎手中一一迎刃而解。自此，曹炎在当地有了“神童”美誉。

由于这个“神童”的美誉，没有完整读过高等小学的曹炎在16岁时就被推举为攸陂、竹山升学补习班的算术教师，执教高小算术。曹炎把他的数学才能用到教学上，教学效果非常显著。这两个班的学生大多数考上了初中，而且算术成绩在乡里遥遥领先。曹炎自己同时考入了邵阳私立偕进中学。

曹炎学习成绩优异，为此对学习也感到轻松愉快。按照乡下习俗，父母开始请人为他相亲了。但是曹炎以种种理由婉言拒绝。父母很不理解，为什么儿子不像其他同龄孩子对此类事好奇而且热心。原来，在竹山算术补习班做老师的时候，他已经悄悄地爱恋上一个人了。

令这个少年才子坠入爱河的，就是后来含辛茹苦把曹炎烈士遗孤抚养成才的陈美兰。根据曹炎表兄陈镇湘介绍，陈美兰出身贫寒，虽然不识字但是聪明倔强，话语不多却口齿伶俐，为人娴静而手脚勤快。陈美兰的美丽一如其名，像春天的兰花清丽不俗。1936年春节前的一天，陈镇湘约曹炎到攸陂、竹山拜访陈萌生先生。从陈萌生家出来后正是晚霞满天，陈镇湘怂恿曹炎到对江院看望镇上美女陈美兰。陈美兰父亲是木匠。陈镇湘、曹炎两人以看做提火箱为名，悄悄来到陈美兰家。曹炎装作仔细观察提火箱的做法，眼睛却一直悄悄地追寻着陈美兰。炉火旁的陈美兰果然如陈镇湘所说，虽然穿着朴素，但掩饰不住那青春的魅力。陈美兰五官端正，一双大眼睛神采灼灼，温柔中透出坚毅和聪慧，特别是在晚霞映照下的脸庞，在曹炎看来更是比桃花还要动人。从这以后，曹炎经常寻找借口来对江院。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曹炎决定迎娶这位美丽聪明的木匠女儿。陈美兰也早就听说了曹炎“神童”的美名，仰慕着曹炎的聪明。两人很快由相识到热恋，由热恋到私订终身。1937年2月18日，曹炎不顾家里所谓“门不当、户不对”的反对，耐心说服父母，终于得与陈美兰订婚了。经过将近一年的准备，曹炎把自己深爱着的陈美兰娶回了家。这一天，是1938年1月23日，曹炎刚过17岁生日，陈美兰15岁。

婚后，曹炎在葵域庵小学任算术老师，总共半年时间。1938年9月，曹炎考入邵陵中学插班读中学三年级，一共用了三个学期，修完全部初级中学课程。1939年9月，曹炎考入湖南省立高级工业学校学习，1942年从该校毕业。他数学成绩优异，屡获奖励。

1942年9月，曹炎考入贵州平越交通大学矿冶系。这一年，日军已经三次攻陷长沙。曹炎愤慨地说：“一个小小的日本，还不是凭借那点点科技文明称王称霸吗？”他还说：“日本人会干的，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怀着这样的救国之心，他拼命学习，成绩特别优秀。为了不影响同学休息，他经常一个人在楼梯底下的一间斗室，点着油灯，用功到深夜。曹炎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他成了全校有名的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44年11月，日军侵占桂林、柳州，进逼独山。曹炎从平越转到重庆交通大学电机系继续学习。这时候，曹炎的数学天赋再一次崭露头角，写出了《微积分函数分析》一文，提出了一项新证法，简化了大学教科书上的计算，得到著名数学家张鸿和郑太朴两位教授的高度赞赏。两位专家热情地把曹炎的论文推荐到当时的教育部，论文在全国高校青年学术论文评奖中获得一致赞扬，他的方法被称为“曹氏定理”。同时，曹炎从教育部得到奖金300元，学校为此还提高他的在校津贴，每月加发银圆1元。此后，曹炎又参加过一次高等院校数学比赛，荣获第一。

“知行”人之本

日本投降后，重庆交通大学复员回到上海的交通大学原址继续办学。1945年底，曹炎同重庆交通大学三四年级同学600多人，首批到达上海。当时全国各地灾荒严重，人民生活极为困苦，特别是湖南农村，灾荒更是厉害。曹炎几次写信要求家里接济学费，但是收到家里的信，得知家里灾荒严重，家人贫病交加，无力供给。曹炎只好经过朋友介绍，担任校外晓光中学的兼职教师自谋补救。

抗战胜利后，曹炎和全国人民一样，迫切希望政府能够顺应民心，给人民休养生息的机会，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曹炎又特别希望能够有机会在他所喜爱的数学事业上有所作为。但是事与愿违，一连串令人失望的消息接踵而至。继昆明“一二·一”惨案和重庆“校场口事件”之后，1946年2月下旬，重庆发生了《新华日报》和《民主报》的营业部被捣毁的事件；3月上旬，东北抗日联军领袖李兆麟在哈尔滨被国民党特务杀害；3月下旬，在南通，4个民主青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投入长江；3月末，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解放区的营口、鞍山、本溪和四平等地进攻；4月，蒋介石公然撕毁政协决议和东北停战协议，内战烟云重新笼罩了中国大地。

面对严重的局势，在被称为“民主堡垒”的交通大学里，学生们不再沉默了。曹炎所在的湖南同学会也表现了对时局的严重关注。面对募捐救灾，同学会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一部分同学认为内战是灾害之源，救灾必须反对内战；另一部分人认为内乱是灾害之源，救灾应该戡乱。曹炎坚持救灾同时必须反对内战，但是在湖南同学会中居于少数。所以，曹炎认为只有把志同道合的人组织成为一个战斗集体才可以实现自己的主张。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和雷天岳、姚欣茂、谭西夷、吉菊秋、黄世雄等人发起，联合刘春夔、刘光裕、穆汉祥、黄香国、黄荫梁、陈赞鼎、朱赓明等30多人组成知行社。社名是曹炎提议的。社名源于曹炎“追求真理，勇于实践，即知即行、苦干实干”的建社宗旨。大家公推曹炎为社长。在曹炎等人的努力下，知行社在第一年就发展到60多人。

李望的回忆文章说，1947年初，曹炎得到校部课外活动组邵秀琳教授的资助，在老上院114室建成了知行社活动室。活动室有桥牌、棋类，更有进步报刊，比如上海的《文萃》《民主》《周报》，香港的《群众》《华商报》《新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观察》《时代》等井然有序地摆放在报刊架上；正壁是一行优美的美术字：“考完了，好好休息一下，精神恢复了，才不怕来日的疲劳轰炸。”字是交大才子穆汉祥书写的。这样温馨亲切的话语的确让人感到像个家。知行社的活动还包括：组织社员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比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举行大型时事座谈会；办民众夜校；办无线电培训班；搞互助食堂；坚持为考生服务；联系放映进步电影，等等。

1946年12月，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遭到美国兵强暴。消息传出后，全国震惊。国民党中央社竟然侮蔑受害学生“似非良家妇女”，并且无耻地为美军开脱，说“酒后失检，各国在所难免”。曹炎看到这份报道后极为愤慨，立即组织知行社的同志们征集签名抗议，同时又向学生会提出全校上街游行，抗议国民政府的卖国丑行。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支持下，交通大学和上海大专院校联合组成了“上海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并且决定于1947年元旦举行“抗暴大示威”。元旦那天，示威队伍1万多人汇合在外滩公园向美国兵舰示威。3月8日，全国学生抗暴联合总会在上海成立，上海成了全国抗暴运动的中心。根据当时和曹炎一块组织知行社活动的同学雷天岳回忆，当时的抗暴运动，知行社一直是打前锋的。

1947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勒令交通大学停办一些科系并且克扣经费。交大师生认为，这是国民党把教育经费挪作内战费用的结果。知行社同学和全校老师、学生一起掀起了“护校”运动。4月6日，交通大学成立了“护校委员会”，知行社的曹炎、雷天岳和谭西夷被推选参加。曹炎和谭西夷分别负责护校委员会的总务部和组织部，雷天岳成为护校委员会的主要骨干。5月10日，护校委员会发动了全校总罢课。13日，全校学生2 000多人组成“晋京请愿团”，自己开火车直奔南京请愿。火车行至真如车站，国民政府派兵夺车，拆除路轨，使得前行受阻。近3 000人的请愿队伍在真如坚持斗争，大家的吃住成了直接关系斗争成败的大问题。曹炎作为总务部负责人，昼夜苦干，保证了队伍的食品供应。他甚至把自己休学担任教师兼职所得到的收入全部补贴了伙食经费，同学们为此深受感动，以至于几十年后，当时的亲历人回忆起来都还称赞曹炎为“一团火”。由于学生坚持不懈的斗争，终于迫使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教育部次长杭立武等人赶到真如，与学生代表协商解决问题。最后当局答应解决学生提出的七项条件中的五项。这次斗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经过交通大学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获得极大成功，也进一步鼓舞了进步师生的护校热情和士气。

进入5月，交通大学学生为了反对国民政府的高压政策，响应在全国民众中掀起的大规模“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通过公决，把护校委员会自然转变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领导机构。5月18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戡乱时期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10人以上的请愿和罢工罢课活动。第二天，曹炎参加了上海7所大专院校7 000多人的游行示威，口号就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6月3日，上海学生联合会举行全市总罢课。在外滩这个宣传点上，以知行社为主体的交通大学宣传队首先展开宣传。第一小队被抓走，第二小队立即补上来。为了营救被捕的学生，交通大学学生喊出了“大家坐牢去”的口号。迫于学生们的巨大压力，当局第二天释放了全体被捕学生。

但是，国民党暗中加紧了镇压。交通大学门口每天都停着几辆警车，随时准备拘捕进步学生。为了减少损失，交通大学系科代表大会议决复课。曹炎在会上大声反对，并且表示“要推翻武装的反动统治，只有自己武装起来”。同学们劝他小心点，曹炎回答说：“这都是蒋介石政府给我们的教训。”由于曹炎在斗争中太像一个共产党员了，所以被列入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嫌疑犯”黑名单中。当时被列入黑名单的知行社成员还有雷天岳、谭西夷、张彭宝、马美丽、钱存学等同学。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1947年教育部以及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政工处所开列的拘捕交通大学共产党员的名单。其中，淞沪警备司令部开具的地下党员名单是：周寿昌、曹炎、熊庆生、胡国定、谭西夷等。教育部电文中提及的地下党员嫌疑分子名单是：周寿昌、丁永康、曹国祥、熊庆生、曹炎、胡国定。

在当时所有这些黑名单中，曹炎或者作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或者作为地下党员嫌疑人，总是被列在前五名。其实，当时曹炎尚未加入地下党组织，但是他勇于斗争，经常出头露面，给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见曹炎在当时斗争中的作用和地位。

经过周密策划，1947年5月30日深夜，国民政府出动上千名军警包围了交大，开始抓捕进步学生和地下共产党员。曹炎在同学的掩护下躲进了工程馆地下室，侥幸逃过了搜捕。正在曹炎准备隐蔽下来进行长期斗争的时候，第二天看到布告栏上自己的名字赫然被列拘捕名单的前几名。至此，曹炎才深感不能留在交通大学坚持斗争，必须立刻转移阵地。地下党组织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也立即组织已经暴露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隐蔽转移。曹炎决定回到湖南家乡谋求发展。经过两三天准备，曹炎在刘光裕和李君亮护送下离开交大，乘船回到湖南。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背后竟然有国民党特务跟踪。

在这些活动中，曹炎加强了与民盟的老教授郑太朴、王淦昌、张絅伯、章伯钧等人的联系，并且积极寻找共产党，希望加入共产党。但是由于形势突然发生变化，学校党组织不得不对其采取疏散措施，他加入共产党的愿望未能实现。但是，曹炎在交大的表现，却时刻体现出共产党人无私无畏、英勇奋斗的精神，自觉地接受着组织的考验。曾和曹炎一起被列为国民政府拘捕共产党员黑名单的中共地下党员黄福祥回忆说：“曹炎是知行社的发起人，被推选为社长。由于他在学生运动中积极工作，比较暴露了，已不宜在交大继续读书，1947年7—8月间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当时担任交大地下党总支书记的吴增亮回忆说：“穆汉祥、史霄雯、曹炎、杨世恺、汪廷豫五烈士和学生自治会正副主席周盼吾、周寿昌等，他们都是当年交通大学中品学兼优的佼佼者……像周寿昌、曹炎等本来大学毕业后公费出国、成名成家并非难事……”

“野火”燎家乡

1947年6月23日，曹炎只身单衣风尘仆仆地回到了湖南老家。从这一天开始直到他壮烈牺牲，正好是两年差20天；如果从6月2日曹炎离开上海算起，则正好是两年时间。在这段时期，曹炎主要做了些什么呢？

回到家乡后，曹炎即利用自己所长，在本村峦岭山办起了文化补习班。他走街串巷，一身朴素的农民打扮，首先组织了附近的青年村民陈济民、谭子瑜、马受卿、曹冠球等人，办起了18个人的补习班。曹炎一边帮助青年们补习文化，提高他们的文化科学知识，一边向他们宣传全国形势和上海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宣传革命道理。为了报答村民们当年对自己读书时期的鼓励和帮助，曹炎在本村办起了老巡司小学，自己义务主持学校工作，还聘请自己的舅舅陈典当教员。这个小学以曹炎的字“与民”为校名，校舍是租用峦岭山的民房。学校刚开始办有两个班，一个是二年级班，另一个是三四年级复式班。曹炎规定，凡是与民小学的入学儿童，一律免收学杂费，而且课本、笔墨等全部从曹炎的工资中扣除。后来，曹炎又规定从曹氏族上公田中拨出稻谷免费供应学生午餐。曹炎这样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于养育自己的家乡的深情回报。1939年，曹炎考上湖南省立高级工业学校后，他的学费就一直由曹氏宗祠和亲友资助。对此曹炎铭记在心，一直寻找报答机会。另一个原因就是曹炎想在乡亲中树立榜样，关爱贫穷的民众，以便实现他推翻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远大理想。为了办好家乡的这个与民小学，他先后捐出了100多石谷子，即大约15 000斤稻谷，对于一个乡村教师来说，这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在20世纪40年代的湖南乡下，一个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高材生回到家乡，必然成为四乡八镇争相邀聘的人才。曹炎6月回到家乡，8月就惊动了当时素有声望的私立达孝中学校长周斓。周斓曾经是国民党军队的中将，做过湖南省民政厅长，他派出当时祁阳教育界名流雷声溢专程来请曹炎，并允诺曹炎的薪俸是每学期100多石稻谷。据曹炎同事回忆，雷声溢是冒着酷暑，坐了一顶轿子去聘请曹炎的。他对曹炎说了一些仰慕才华之类的客套话，然后介绍了当时达孝中学的情况以及校长周斓的情况，最后对曹炎说：“大树底下好乘凉，在这里教书会安全些。”言外之意是曹炎在外边名声太响，又不大把政府当局放在眼里，而校长周斓曾经地位显赫，交游广泛，背景深厚，一般风浪不会摇动他。曹炎听后，颇以为然，随即应邀上任，不久来到了洪桥镇（今天的祁东县城）鼎山脚下的达孝中学，出任高级中学部的数学和物理教师。

当时的达孝中学学生会主席周步云回忆说，曹炎的第一天上任颇具深长意味。因为周斓声望很高，所以达孝中学请来的教师大都是洋场才子、缙绅名流。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喜欢标榜清高，喜欢与众不同的打扮。其中有的人西装革履，有的人则长袍马褂，再加上一根标榜文明的“斯迪克”（手杖），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令人望之俨然。曹炎到校却是完全另外一副样子。他留的发型是小平头，穿的衣服是学生青布装，脚上是一双草鞋，自己扛着行李。当他神色昂然地走进学校办公大楼时，传达室的校役周德生把他当作学生家长，就忍不住问他：“找哪个班的学生？”曹炎回答：“找教导处。”周德生问：“是雷主任家里来的？”曹炎答：“我是曹炎。”周德生吃惊不小，想不到大名鼎鼎的曹炎是这个样子来到这所祁阳最高学府的。曹炎入校的故事一时传为全校新闻。

关于曹炎在达孝中学的情况，当时亲自乘轿下乡聘请曹炎进入达孝中学的雷声溢曾经给曹炎的一个学生张猷写信谈到。雷声溢说：“曹先生在教学上是有本事的。”雷声溢认为这是当局对曹炎和他的野火社强烈不满而又不敢迫害的原因之一。

经过一段时期的教学活动，曹炎逐渐在社会上和师生中间赢得了声誉。从1948年4月开始，曹炎在进步师生中组织起一个社团——野火社。从野火社的活动以及后来的发展看，曹炎组织野火社是为进一步组织武装斗争做准备的。

曹炎决定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这个思想从交通大学时期就开始有所表现。根据知行社重要成员邢幼青的回忆，曹炎在1947年护校运动后期曾经表示“学生运动不与工农运动相结合不行，不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不行”。

当时达孝中学的教师、曹炎的同事、湘南人民民主联军政治部副主任陈雁谷在给张猷的信中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达孝中学的学生运动迅速发展。曹炎出面领导野火社，支持进步青年的活动，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陈雁谷说，野火社的组成，并不是在成立之初就立即带有很强革命性的组织，“而是由几个爱好文艺，特别是爱好进步文艺的青年，在思想上逐步展开，而到最后才直接读到社会科学书籍，传播进步思想，写出生动的、革命的、富有战斗力的文章来”。

在野火社中受益匪浅的张猷怀着深情回忆说，曹炎在教学上取得学生的信任后，就引导学生研究社会、关心国事。“他首先发动我们阅读比较进步的报刊，如《观察》《文汇报》《大公报》《舆论导报》《小春秋》等”，后来逐渐让大家阅读《大众哲学》《闻一多选集》等，再后来直接让大家阅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中共中央文件《整风文献》《中国土地法大纲》等。1948年上半年，在达孝中学学生中间形成了一股偷读来自解放区的“禁书”的风气。张猷说，那时候，每当课余饭后，山上墙边、树下花丛都有偷读“禁书”的学生。

有一次。曹炎告诉张猷说：“你的作文有深厚的革命现实主义色彩，有大刀也有匕首，何不办个刊物试试？”张猷因此详细地对曹炎讲了自己作文的思想背景，曹炎边听边笑说：“反动统治阶级总是在培养自己的掘墓人。林冲就是这样被逼上梁山的。”曹炎同时与张猷详谈了组织文艺社团和办刊物的事情。第二天，张猷就联合张先涛、周子瑜等七八位同学商量组织文艺社团和出版刊物的事情。他们找到曹炎和李镇球（当时的语文老师）一起商量办起了野火社。同学们推举了张猷为社长、张先涛为社刊主笔，顾问就是曹炎和李镇球。野火社的文章进步思想明显。例如张先涛《论课外学习》一文，呼呼大家要做新世界的接生婆，不要做腐朽世界的孝子贤孙；张猷在文章中主张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大多数的文章在学生中间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野火社的刊物在曹炎等人支持下，基本上做到了每两周出一期，到1949年5月为止，一共出了20多期。这份刊物成了学校舆论的旗帜。野火社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恐慌，他们出版了针锋相对的刊物《新生》。只要野火社发表一篇进步文章，他们就立即发表文章反驳，其内容主要是歌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提倡安心读书，反对学生关心国事，贬低野火社不过是一个地域组织，不会有什么影响。新任社长张先涛困惑之下找到曹炎，曹炎鼓励说：“要在斗争中学会斗争。要扩大野火社的规模，要发展校外会员，壮大野火社力量。”得到鼓励和指导的野火社成员，继续与《新生》展开论战，从论战的题目——《文艺应该为谁服务》《中学生能不救国吗》《如何看待孔孟之道》《中学生应否关心国事》等，可以反映出当时达孝中学的学生思想状况以及野火社的影响。平津战役、淮海战役结束后，野火社组织的讨论专题更能反映出该社主要领导的政治取向。警如有的文章直指当时重大时势问题——《李代总统能挽回危局吗》《国共和谈的前景如何》《共军能否渡江》《湖南何以自处》等。

张猷回忆说，在野火社影响下，他产生了强烈的入党要求。但是曹炎对张猷说自己还不是共产党员，不能介绍他入党。于是张猷找到陈雁谷老师，根据张猷的表现，陈雁谷秘密介绍他加入了湖南人民民主联军。

关于后来曹炎加入祁邵衡边区纵队的思想基础，如前文所述，在交通大学期间，他已经萌生了武装斗争思想。他在达孝中学所做的一切，可以说也是为了这一目标做的艰苦准备。这期间，他一直在等待这最佳时机。1949年4月5日清明节，王佐等人发动了四望山武装起义，建立了华南人民解放军祁邵衡边区纵队。曹炎为此找到张先涛、张猷、谭镇欧和张流芳，讨论四望山起义后的形势。这天是4月10日星期日。大家慷慨激昂，表示愿意跟随曹炎发动武装起义，迎接解放。曹炎告诫大家：“武装斗争虽然是革命的王牌，但是要有条件，有准备，不能冒失。”然后嘱咐每个人都要加紧思想动员，注意发现积极分子，准备武器，随时发动起义。曹炎回家卖田筹集购买武器的经费失败，只有谭镇欧从家里拿来一支手枪，武器准备暂时落空。

5月16日，经过长期酝酿准备，曹炎对张猷说：“根据罗云庵从祁阳华中‘剿总’获得的情报，白崇禧已经准备向达孝中学师生开刀，我们要立即上山打游击。明天出发，‘野火社’成员和补习班成员立即分散行动，到王佐部队集中。”根据张猷回忆，这次自愿上山打游击的野火社成员有张先涛、张流芳、谭镇欧、段省吾、谭子瑜、陈济民、曾东潘、匡恒星、张福星、周行、曹淼等人；另外还有补习班成员曹松柏等12人。5月17日，一行人趁着曙色霞光陆续进入了王佐的四望山根据地，加入了祁邵衡边区纵队。5月19日，曹炎一行来到了纵队司令部。司令员胡铮、副司令员王佐、参谋长吕慎出席欢迎大会。胡铮介绍了纵队情况后说，纵队已经有400多人、4个大队；现在曹炎带领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加入，真是如虎添翼。胡铮当即宣布曹炎为纵队政治部主任，成为部队领导核心。胡铮还建议成立政工团，由曹炎兼任代表。5月20日，司令部按照原计划进攻邵阳灵山寺的乡自卫队。乡自卫队被缴械后，曹炎去做他们的善后工作。曹炎完全按照解放军部队的俘虏政策开展工作，有些年轻的自卫队队员受到感化鼓舞，当即决定参加这支为人民谋解放的部队。

当天晚上，部队决定攻打两市塘镇（即今天之邵东县城）。战斗虽然因为敌军的大批增援而未达目的，但是曹炎在战斗中表现出的谋略和英勇深得大家敬佩。在战后休整时期，曹炎和野火社另外两名骨干张先涛、张流芳分别被任命为三个大队的指导员，该部队的政治工作大大加强。

5月28日，祁绍衡边区纵队一举扫荡了反动老窝——石牛陂，并且开进了军事要隘——把关口。伪乡长匡超带领乡自卫队100多条枪，包括一个机枪班宣布起义，加入纵队。匡超的自卫队被编为一个大队。为了争取匡超，他的自卫队保留原班人马和原来编制。这时，当地反动势力正在秘密勾结国民党正规军图谋反击。5月31日，祁邵衡边区纵队司令部在黄陂桥召开会议，做出部队开往阳明山进行休整的决策。一方面，部队需要把迅速发展起来的700多人队伍进行整编；另一方面，队伍迅速扩大带来的山头主义也需要加以肃清，以利于团结对敌。

6月3日，司令部突遭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反动武装的偷袭。偷袭的组织者是祁西头号恶霸地主张一臣、四治乡恶霸地主曾圣澜、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警卫团团长邝斗。敌军在东西南三路的大进攻被打退之后，开始从纵队防守最薄弱的北面进攻。北面正是投诚的匡超部防地，匡超一枪不发，使敌军得以偷袭成功。此次失利造成纵队司令员胡铮、副司令员王佐、政治部主任曹炎壮烈牺牲，大队干部李清芝、李增学等三人在祁阳惨遭杀害，同时牺牲的干部、战士42人，被俘108人。曹炎胞弟曹淼也一同牺牲。

当时，战斗持续4个半小时，曹炎为了掩护突围同志，带领少数战士与敌军周旋。司令部被攻破后，敌便衣队长李文卿抓到曹炎，异常得意，企图羞辱曹炎。曹炎轻蔑地回击：“你嚣张什么，我死了，你还能多吃一斗米吗？”李文卿恼羞成怒，立即举枪射向曹炎。曹炎壮烈牺牲，时年28岁。

曹炎牺牲后，他的许多战友纷纷赋诗悼念。其中以何文的一首长诗叙述曹炎生平最切，兹摘引所叙关于曹炎在交通大学的数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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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逢在沪上，相见笑盈盈。学府形势变，喜从心底生。

“甄别”被粉碎，鸿沟被填平。君当联络者，奔走最辛勤。

夜校播火种，食堂苦经营。谁解考生忧？数君第一人。

护校大旗举，推君掌后勤。几个不眠夜，两眼泛红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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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反内战，抗暴不顾身。暴政恶于虎，警宪抓学生。

“坐牢怕什么”！歌声震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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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选自王宗光主编：《青青犹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188页。

[2]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