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太子之师帝王友

至道三年（997）三月末，太宗驾崩，真宗即位。即位后，在《长编》中记载的第一项人事任命，就是任命他的两个太子宾客为参知政事，加入决策中枢。真宗这样做，无疑首先是从巩固自己的地位、加强自己的决策参与力度方面着想的。这表明，已届而立之年，并不年幼的真宗，从已有的政治观察和实践中，充分认识到了以宰相为首的执政集团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大到可以干预皇帝废立，小到无所不统的强大的权力机构。皇帝若想巩固地位，强化权力，只有选择与执政集团合作，而不能是对立。这一点，对于并非靠打江山起家的正常继统的真宗来说，尤为重要。因此，他对执政集团的成员毕恭毕敬。《长编》卷四十一至道三年（997）六月甲辰条载：“上居忧日，对辅臣于禁中，每见吕端等，必肃然拱揖，不以名呼。端等再拜而请。上曰：公等顾命元老，朕安敢上比先帝。又以端肤体洪大，宫庭阶梯颇峻，命梓人为端纳陛。”而对李沆、李至，由于曾任前朝参政，又曾事以师傅礼，每见必拜，所以现在尽管做了皇帝，也还是恭谨有加。

尽管李沆在太宗朝曾担任过两年参知政事，但对于他的政治生涯来说，这不过是一种高层政治运作的演练。太宗朝的政治环境与真宗朝完全不同。在太宗朝，是一种强权政治下的君臣合作，君臣之间还时有改造与反改造的冲突。到了真宗朝，则开始了弱势君权下的君臣合作。官僚层对于正常即位的君主不存在改造的问题，而是如何塑造和引导的问题。

真宗即位不久，在宋代历史上首次设置翰林侍读学士一职，反映了官僚层对塑造和教育君主的重视。当然，也反映了君主有向学之意。《东都事略》载：

宋真宗手迹

讲读之职，自唐有之。五代以来，时君右武，不暇向学，故此职亦废。太宗崇尚儒术，尝命著作佐郎吕文仲侍讲，寓直禁中，然名秩未崇。真宗奉承先志，首置此职，班秩次翰林学士，禄赐如之。(45)

在《长编》卷三建隆三年二月壬寅条记载“上谓近臣曰：‘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近臣皆莫对”之后，李焘在注中引李沆等人的评论说：“史臣李沆等曰：昔光武中兴，不责功臣以吏事。及天下已定，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义，夜分乃罢。盖创业致治自有次第。今太祖欲令武臣读书，可谓有意于治矣。近臣不能引以为对，识者非之。”这段话反映的是李沆等宋代士大夫的见解，表面上是针对武臣是否应该读书引发的议论，实际上另有深意。

作为人臣，最头痛的是君王不守为君之道，任意妄为。而人臣又不具有限制君王的绝对权力，强行制止只会引起君臣间不愉快的冲突。因此，在士大夫们看来，最有效的办法是唤起君王的自制意识。而这种自制意识的形成，则在于长时期的引导和熏陶。方法之一就是引导君王读书，让君王对儒家的为君之道归心向化，这样才会行不逾矩。在宋代，这种帝王教育，对非文化人出身的太祖、太宗和首位正常继统的真宗来说，尤有必要。在这里，既然太祖提出了读书的事情，则是诱导君王的绝好机会。因此，李沆对“近臣不能引以为对”，极不以为然，用“识者非之”进行了批评。

李沆所在的执政集团，在“大事不糊涂”的前朝宰相吕端的率领下，开启了真宗朝的政治运作。不过，吕端这个对真宗有拥立之功的宰相，在真宗即位一年半之后就因病恳辞引退了。他主政时，真宗“召端等访以军国大事、经久之制，端陈当世急务，皆有条理”(46)。

继吕端之后，谁来任相？这不仅有不同政治势力之间角逐的问题，还关系到今后的执政路线，以及与君主如何共处。由于吕端不是因获罪被罢，因此他在继任者问题上是有发言权的。尽管没有史料表明是他向真宗推荐了李沆。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吕端想要维护自身集团利益，并且不改变政策路线，他是会推荐与他合作得还算愉快的李沆的。反之，吕端如果从中作梗，真宗纵使有心任命，恐怕也难以实现。

从真宗的角度看，他对继任者则首先会属意曾是他的潜邸师臣的参知政事李沆与李至。但因李至也于吕端罢相的同一天“以目疾解机务”，罢参知政事，唯一的选择只有李沆。君臣两方面的综合因素，便决定了由李沆来继任宰相。但与吕端在真宗即位前后单独任相不同的是，这次同时还任命了张齐贤为相，并且是首相(47)。

张齐贤曾任太宗朝宰相。真宗之所以重新起用，大概是觉得李沆资望尚浅，不足以服众。所以把张齐贤这个前朝元老请出山，作为一种过渡。同时，因张齐贤在太宗朝为相时，曾回护过当时作为参知政事的李沆。史籍说“事涉干请，而辞连参知政事李沆，齐贤独任其责，物论美之”(48)。由于有这样的背景，无论是真宗还是执政集团，都毫无疑问地认为二人会合作得很好。因此，建立了张、李主政体制。尽管张、李二人共相，合作得并不协调，但这也是后话。总之，从此，李沆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开始了一番平平静静却意义深远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