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亲爱的妈妈：

我明白，你大概要夏天结束才会看到这篇所谓的阅读日记，但我还是想在这里正式提出以下投诉：

1.我为什么学期还没结束就要急着参加什么“暑假读书”活动？

2.既然“放假”的意义在于“不用读书”，我为什么还要参加“暑假读书”活动？

3.那些不是图书管理员的家长也会这么做吗？真的吗？问问你自己。整个暑假里，牙医的孩子必须每天三次用牙线剔牙吗？军人的孩子呢？他们每天都得打靶吗？顺便说一句：比起读书，我宁愿天天剔牙和打靶。

4.还有关于选书：比如这本，《深夜小狗神秘事件》，读完后我只能看出，书里那个住英国、养老鼠的自闭小男孩跟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我看到作业表上写着，我还要读到一百年前的人，反抗纳粹的人，现世未来的人，以及来自根据迪士尼电影虚构的王国的人。

妈妈，你知道约翰·格林和斯蒂芬妮·梅尔吗？我能在《饥饿游戏》里活下来吗？生在这样一个崇拜读书、人人都是天才的家庭，这是不是对我的一种惩罚啊？

这似乎不公平，因为，呃，就是不公平。

我希望你下辈子的每个夏天都必须和崔妮蒂在一个游泳池里度过。

爱你。

你最蠢的孩子，科莉

一周。夏天的第一周。直到第二天去了学校，我才猛然意识到，在这整整一周里，我见不到孩子们，也不用工作，不会有任何重要的东西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站在图书馆里，我听到一个学生告诉她的朋友，她暑假要参加合唱夏令营。我看看日历，发现夏天已不再是个遥不可及的抽象概念，一如商业太空旅行和比基尼脱毛那样。再过不到三周，它就来了。三周内，我丈夫——好吧，我前夫会来接走我的孩子们。他们将远离我这个最专业的家长，只有我才知道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乔为什么不吃烩蛤蜊，怎样才能防止泳池里的氯把科莉的头发变绿。约翰离开时，两个孩子还很小，现在他们长成了更加危险的生物。他知道怎么教育青少年吗？他有勇气拒绝他们吗？他会一味纵容他们的每个意愿吗？要知道，上次跟约翰在一起时，他们的个子比现在矮了足足三十厘米，而且更信任自己的父亲。他会再次伤害他们吗？他们会让他靠近吗？他们会感到安全吗？

这周的第三次，我趁着备课躲进教师休息室，给约翰打电话。

“你好，艾米，”他平静地说，语气中听不出厌烦，这不奇怪。

“要是乔被蜜蜂蜇了，你怎么办？”我没寒暄，上来就问。

他顿了顿：“这算什么问题？乔又不对蜜蜂过敏。”

我皱了皱眉，因为我希望听到错误的回答。“被蜇了还是会疼的。”我暴躁地说。

“好吧，”约翰说，“我会用小苏打软膏涂伤口，然后冰敷。”

我点点头。“嗯。”我沉吟道，想着什么问题能难住他。科莉的社保号码？我好像也不知道，里面是不是有很多该死的“7”来着？

“不会有事的，艾米，无论他们给我出什么难题，我都准备好了。”约翰说。

“他们很生你的气，”我说，我也很生你的气，我想，“他们可能会疯狂搞事。”

“没错，”约翰说，“过去我确实担心这点，但既然隔阂是我造成的，那就只有我才能消除它。”

我摇了摇头：“你可能消除不了。”

“我有义务试试，谁知道呢。”他说，“这或许对大家都好。”

上课铃声响起，我的胃翻搅起来，我飞快嘟囔了句“再见”，赶着去上下一节课。到了教室里，我发现自己竟然紧张得出了一身汗。这充分说明了我不对劲，因为在学校里根本不可能出这么多汗，这儿的空调温度通常开得很低，我怀疑这是为了把青少年冻成冰棍，防止过多的青春期荷尔蒙决堤而出。跟学生们打过招呼，布置完课堂任务后，我做了一件我自以为所有图书管理员在焦虑时都会做的事：列一份清单。

我的清单里写的是孩子们跟着他们那位不负责也不值得信任的父亲生活时可能会遇到的危险：

○ 他们会迅速学会吃喝嫖赌。

○ 科莉会怀孕，乔会得性病。

○ 约翰会给他们仨搞上一套同款文身，至于什么类型，暂时想不出来。

○ 他们的脖子上也会有文身。

○ 约翰会在电影《长大》里那种老掉牙、吓死人的狂欢节上把两个孩子都弄丢，他们俩会沦落得跟流浪猫一起睡纸板箱，直到我把他们俩捡回来。

以及，在所有可能性中，最糟的一个：他们没事，我有事。

尽管莉娜说（需要指出，她没小孩）这是个“绝妙的机会”，我还是不愿意离开孩子们这么长时间。哪怕我能省出钱来去欧洲坐火车玩一周，或者学水彩画、玩陶艺，发掘我身上水彩画家和陶艺家的细胞，我也不愿意趁机去做这些事。与每位美国母亲一样，我很累，可以一睡好几天。但睡醒之后呢？看看电视，狂吃海喝？连点三天比萨外卖？边吃比萨边喝塔吉特百货的盒装葡萄酒？去开市客闲逛（但不买东西）？

我试图想象家里没孩子是什么样，结果行程表空空如也，放松和孤独互相交织的感觉令人作呕。我想起去年那个我休了三天的周末，我父母带孩子们去了华盛顿，参观那儿的博物馆和历史建筑，留在家里的我又做了什么呢？第一天：上网看《吉尔莫女孩》，洗了大约二十堆衣服，打扫了家里的每个角落和台面，组装了一个宜家书柜，听了五小时图书管理员主题的播客，织了一顶婴儿帽。第二天：在冰箱前面哭。第三天：提前一天跑到巴尔的摩水族馆，给我父母和孩子们“一个惊喜”。不过，跟我引以为傲的那些精彩时刻相比，这些还是差太远了。

这一周，我的生活我做主，我暗忖，是时候把厨房粉刷一遍了。

我看了一眼监视器里的学生们。我正在做教学规划，他们也捧着平板电脑各忙各的。我决定给朋友发发消息，为乡村日间学校的某大型项目做一下调查。这个项目是为了提高孩子们的积极性，帮他们顺利度过春假至暑假间漫长的忙碌期——指导将升入高年级的学生选一门“大学专业”，让他们每早抽半小时学这门专业，并根据大学课程指南制作合适他们自己的课程表，研究论文专题，从事社会实践。例如，要是有人选了“医学预科”，首先他必须弄懂医学院的资金如何运转，还要在不影响主修的前提下掌握选修课，知道自己要进入怎样的实验室，买书得花多少钱，该加入哪些学术团体，然后再写一篇小论文（至少十页纸），借此熟悉医学院的入学考试。最终，假如一切顺利，在夏季前的最后一周，他们会在自己选择的领域里获得一封有分量的推荐信。老师将依据推荐信，学生拟定的学习计划、财务计划以及上交的小论文，进行评分。打分的老师是那些不嫌考评期末考试麻烦的人，比如我。我既是辅导员，又是专题讲师和教练，甚至还是保姆，多项全能。

教室里的孩子们正在忙的就是这些事，而我会给其中部分人打分。我希望他们都得“A”。为了给他们加油，我动作夸张地慢慢走到白板前，白板上写着项目剩余天数。当我把上面的“15”改成“14”时，整间教室瞬间被一阵焦虑的寂静笼罩。然后，我意味深长地在倒计时的数字下写上：

学习计划？

财务计划？

论文？

推荐信？

我什么都没说，而是让事项清单和倒计时自己说话。我一只眼瞄着学生们的电脑屏幕，拿出我自己的平板电脑，给莉娜发消息。

艾米 孩子们不在的时候，我和你一起住。

莉娜 不。

艾米 真的，我没开玩笑。

莉娜 不。

艾米 会很有趣的，我做晚饭，再来个丹尼尔·克雷格电影专场。

莉娜 咱们每周六都这样。

艾米 那干吗要推翻传统？

莉娜 你得有自己的生活。

艾米 修女不该善解人意吗？

莉娜 不知道你是从哪儿听来的这种说法。

好吧，所以那周我不能去找莉娜。我打算去佛罗里达看我爸妈，在坦帕的大太阳底下度过七天，思考一些重要问题，比如：为什么一个人出生时被人抱错，竟然会长得越来越像自己的养父母？为什么一个只看福克斯新闻的人，会把新闻的音量调到介于《手提钻》[1]和《永久性脑损伤》[2]之间？

那一周肯定会有我要独自做的事，不算洗衣服，这事必须有意义。自从孩子们出生，我连一周假都没休过，肯定对过去十五年里想做却没做的事充满渴望，我应该为自己负责，实现那些延迟而未能实现的目标，比如继续进修什么的。

啊哈！我觉得我想好了。乡村日间学校希望教职工每年都能参加进修，赚取学分，那一周，我可以抽时间学用新软件，研究新学期的课程设置，这样等孩子们回家，我就能监控科莉的手机使用情况，督促乔在暑假里每天进行户外活动了。

我打开美国图书馆教育工作者协会的网站，查找学术会议和进修教育方面的信息。这个网站页面是以图书管理员的特有方式分类的，绿色网页是“专业”，蓝色网页是“书籍”。但我不止一次希望这两大类能合并，两种颜色也能混合，这样所有网页都会变成浅绿色。

“课程介绍”页面加载得很慢，我一边等一边暗自盘算：也许我可以开车去斯克兰顿上课，当天回来，或者还是待在家里，边喝汤边上网课，穿着睡衣学习，但愿网上还有我没学过的东西……

纽约州纽约市

六月一日至四日

哥伦比亚大学主办

未来的学校图书馆：了解国内思想最具前瞻性的公私立学校如何利用新资源，学习承前启后的课程设置新方式。未来十年，什么会是学生们的“新常态”？用多屏幕平板电脑？还是具备投影功能的手表？折叠式手机？今年六月，来纽约，看未来！进修名额仅剩十个！

哈！纽约。

是的！纽约。假如约翰带孩子时捅出了什么娄子，纽约离得足够近，这样我可以及时去处理；纽约离我家又足够远，去那里才像真正度假；并且自从认识了约翰，我就再没去过纽约。我爱过那个地方，我的大学室友塔莉亚和我曾经一有机会就跳上去纽约的火车，在小破旅馆的沙发上消磨时光。有一次，我们出去跳舞跳到凌晨四点，跟圣瑞吉斯酒店值夜班的前台服务员撒了个谎，在酒店大堂的双人天鹅绒躺椅上睡了一夜。

噢，我们在纽约做的那些事！其中大部分我对约翰都没说过，更不要说和孩子们分享那段黑历史了。无论如何，自从约翰和我决定要孩子，自从我怀上了科莉，自从我开始渴望稳定的家庭生活——像现在这样，住在有漂亮厨房的大房子里，我已经有十五年没想起过那座城市了。当然，丈夫一连消失三年、不付抚养费这种情况绝非我所要的。但不管怎么说，目前的生活状态或多或少的确是我所期望的。

但是，那个特殊时期除外。

那是一段喧闹欢乐的好时光，只是已过去了很多很多年，现在的我和那时的我判若两人。

我再次打开平板电脑的消息窗口，大约自约翰离开一年后，我就再也没给塔莉亚发过消息，那时在杂志社工作的她刚刚升职。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联系了，长得令人尴尬。

但我知道，她会理解。只要我们再次出现在同一个房间，时间就会回到从前，仿佛一直以来只有我们两个。我突然非常想见到她，看看没有孩子和丈夫、所有衣服都来自塔吉特百货、此外衣柜里只有牙膏和卫生巾的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给她发了消息：

嘿，姐妹！六月第一周我要去纽约，一起喝个咖啡怎么样？或者来点儿酒？

没有回应。然后对话框里出现了一个省略号，接着又是一阵沉默。我有点儿紧张，这么久没联系，她会不会生我的气？她还存着我的号码吗？于是我补充道：

我是艾米，艾米·拜勒。

对话框里又是省略号。好吧，无论如何，她看到了我的消息。

塔莉亚 艾米……艾米！

这似乎是个好兆头。

塔莉亚 艾米·拜勒！这些年你干什么去了！

我歉疚地打字，说这些年我忙得很，疲于应付一团乱麻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跟她失去了联系……

塔莉亚 你来找我吧，住我这。

我删掉了刚才敲的道歉的话。

艾米 真的？？？你确定家里有房间？

塔莉亚 现在说话不方便，我在开会，等会儿打给你。

我惊喜地凝视着电脑屏幕。哈哈！我现在不用花两百美元一晚的住宿费，跟爱达荷来的陌生图书管理员挤旅馆了，要是乡村日间学校给我发差旅补贴，我可以拿来买吃的，或者……买饮料。

艾米 太棒了！谢谢你！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塔莉亚 等会儿再烦我，上班呢。

艾米 对不起，我太激动啦。

她没回复，没有省略号，没有表情包，什么都没有，对话完毕。我放下平板电脑，兴奋得有些发抖。怎么会这么容易？我现在的生活竟然可以和多年前的生活无缝对接？这么多年以后，我还能去大城市投奔读书时的好姐妹，无拘无束地跟老朋友叙旧？而且一切费用都在我的预算之内？这是真的还是宇宙设下的诡异陷阱？

平板电脑冲我眨了眨眼。我按亮屏幕，看着新收到的消息，是塔莉亚。我打开发来的链接，是个地址，布鲁克林一个小巷子特别多的社区，她就住在那儿。地图上点缀着不少标记：酒吧、我在杂志上看到过的几家餐馆、商店、一家专卖手工熏制动物下水的熟食店。我的天，塔莉亚还是那么酷。

平板电脑又闪了闪，我又点开消息，塔莉亚以她一贯的简洁风格发来酷得不能再酷的四个字：

狂欢开始。

无论这是不是命运安排的大礼包，我终究还是没忘了自己是谁，所以我坚持让约翰在孩子们放学后过来，和我们吃一顿便饭，开个家庭会议，为即将到来的那一周做准备。而且，既然我还是我，家庭会议就得有个议程。

“家庭会议”议程，五月九日，周二，下午五点半

上次会议备忘录：无。

夏季第一周计划：

讨论日程安排样本、当周义务

表现期望：乔

表现期望：科莉

育儿期望：约翰

基本原则

日常沟通计划

指南：在意外摄入花生的情况下使用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

需要搞清楚的问题：

约翰为什么要离开艾米？

约翰为什么突然回来？

约翰仍然爱着艾米吗？

艾米什么时候才能再有性生活？

不用说，我完全不打算跟与会者分享这份议程。

约翰早到了十五分钟，这出人意料，我还没来得及稳定一下情绪，可他已经来了，站在门口，期待地看着我。我等了一会儿才转过脸去看他。他还是那么帅，身材魁梧，沉着自信。那个瞬间，一切仿佛都回来了：爸爸在家庭聚餐时插科打诨，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抓神奇宝贝，我想起约翰曾经假装乔是足球，让刚学会走路的科莉“玩球”，他还非常擅长模仿达菲鸭……

“孩子们呢？”他问，当然，他并没用达菲鸭的语气。

“再过半小时就回家了。”我说，“科莉需要整理她的论文，乔在参加辩论赛。科莉打算留在学校做功课，等乔的比赛结束再跟他一起回来。”

“我以为孩子们会在家里。”他说。

“怎么可能？”我说，“两个孩子都很忙。”

“当然。”他说，然后又补充说，“我今天提前下班了，我想早点儿见到他们。”

“好几年了你都不急，今天抽哪门子风？”我说。

他什么也没说，不过看上去被刺激了。我试图把火气吞进肚子，但一看到他在那儿，又在这座房子里，我就浑身烦躁，仿佛将变成超新星的恒星，随时可能爆发。“过来帮个忙吧，”我尽量用正常的语气说，“餐桌改成临时书桌了，得把它变回餐桌。”

没有课后项目的日子，科莉和乔放学后会直接回家写作业，在我家的六人座餐桌旁相对而坐。因为科莉太擅长把代数难题变成美术涂鸦，乔往往会被她吸引得走神，所以我们用科学竞赛的展示板在桌子中间搭了一道隔离墙。乔坐在写有“土豆导电吗？”的那一面，他在展示板上贴了一张愿望清单，记录着他取得过的好分数、他希望进入的大学和感兴趣的职业。你或许会觉得这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别忘了，这个可怜的孩子才十二岁。

在展示板“测量颜色的温度”那一面，科莉贴上了《绿箭侠》男主角的照片和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的照片——我们都叫他“巴奇”。

对于这番布置，我并不怎么介意，因为每天这时候我都在厨房里，一抬眼就能看见科莉贴着帅哥照片的那一面。

约翰扬起眉毛打量着这一切。“我真心希望科莉是坐在这一面的。”他指着没穿上衣的斯蒂芬·阿梅尔[3]说。尽管乔迷恋过一个下国际象棋比他厉害、年龄比他略大、名叫梅西·费泽斯的女孩，但约翰的思想狭隘程度还是让我很想吐槽。

“哦？你担心我把你儿子变成基佬？”我反唇相讥，“如果他真是同性恋，你会再次抛弃他吗？”

像往常一样，他脸红了：“对不起。你说得对，我不在乎他的性取向，我就是太紧张了。”

“你当然该紧张，”我说，“你做了可怕的事，而我们，”我指了指立着科学竞赛展示板的餐桌，就好像巴奇是我们家的一员，“我们是这件事的受害者。”

约翰叹了口气。虽然后来我们慢慢适应了，但他抛弃我们的头几个月，我会定时给他的语音信箱留言，告诉约翰他是个多么自私的王八蛋，无情地把他比喻为“断成了几截的蚯蚓”，或者试着用我从电视剧里学来的脏话骂他。无论如何，我的怒火对他来说并非完全陌生。

“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年，但我觉得你就像被时间冻住了一样，一点儿都没变。”他说。

“我没有，”我满怀戒备、愤愤不平地说，“我更可能是被冻在了这个地方。整整三年，我一直在工作，照顾两个孩子，为了让他们上个好学校，吃好住好，我牺牲了我需要和想要的一切。我学会了怎么用一个老师的微薄工资养活一家人，怎么自己修马桶好省下找水管工的钱，怎么用慈善商店买来的旧衣服给孩子做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戏服，我还学会了怎么喝咖啡最不容易犯困，怎么买打折的冷冻食品最划算。三年了，我每天都忙得停不下来！”我厉声说，语气有点狂躁，“我怎么可能被时间冻住？”我更加平静地补充道，但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抗议有点儿过火了。

约翰看上去既愧疚又烦恼，他的表情似乎在说他的心情已经非常糟糕，我不该火上浇油，而这张脸总会让我感到懊悔。“那么我能做什么？”他疲倦地说，“我已经说了十几遍‘对不起’了。”

我无法提供有用的建议。“你能回到过去吗？你能别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一走了之吗？你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我问。或许还要回到更早的时候，我想，比如你离家出走前两年。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不能给我掉链子。

约翰叹了一口气，他特别擅长无耻地摆出一副“我才是受害者”的样子，今天也不例外。

“我现在就在这儿，艾米。孩子们还没回家，我们能不能别把气氛搞这么紧张？”他说。

我没接话。“请把桌子清理一下。”我说。

他开始清理桌子，我做饭。五分钟不到，我们已经变回了某种意义上的夫妻——虽然关系紧张，但还能在一张桌上吃饭，履行家庭义务。这一切让我感到非常熟悉又非常伤心。毕竟我失去约翰的时候，也失去了这些。我花了三年时间说服自己我不需要它们。

我心不在焉地切着做香蒜沙司需要的罗勒和大蒜，还得用红酒醋调配一大份沙拉。尽管这些并非什么高级美食，但平时每周一我们都吃蔬菜炒饭和速食锅贴，比今天的饭菜要简单多了。我眼角余光瞥见约翰在摆桌子，他毫不费力地从杂物堆里找出了需要的东西。一切都保持着他离开时的样子，包括我。

我凭什么要用好吃好喝的来讨好约翰？我默默地想，这有什么意义？

煮意面的水开始冒泡，香蒜沙司在搅拌机里呼呼作响的时候，我才想起要趁孩子们没回家，提醒约翰一些事，比如跟他在一起的那周，孩子们有哪些事不能做。我们得商定一些规矩和参照法则之类的。“约翰，”我朝饭厅里喊道，“也许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讨论一下孩子们该服从哪些规则吧。”

然而约翰没在饭厅里，我四下张望也没看到他。我关掉搅拌机，走到房子的前半部分，发现他坐在那张旧帆布沙发上，两手捂着眼睛，身边放着一本孩子们去年圣诞为我制作的相册，封面上写着“别再叫我们青春期小屁孩了”，里面是孩子们一年来的各种生活照：跳水，演讲，过万圣节，戴着傻气的无檐帽，为大家做墨西哥卷饼充当周日早餐……

我愣住了。自从我们结婚，我只见约翰哭过三四次，毕竟他是在一个特别强调“男人要像男人，女人要像女人”这种简单二分法的家庭长大的。他告诉我，他从来没见过他父亲哭。两个孩子出生时，约翰分别哭过一次，后来他跑到中国香港，哭着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再也不回来了，我们当时都哭得很厉害，说不出完整的句子。“对不起，”他只知道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对不起，我必须这么做，我像是快要死了一样。”

在这种怪异的氛围中，我的大脑成功地被危机感冻结，自动跳出了那些它能处理的信息，比如约翰说的“快要死了”。那个瞬间，我的第一反应是：噢，好吧，既然他都快要死了，那就可以理解了。他并不打算离开我，他只是快要死了。感谢上帝，我还以为他想离开我呢。

紧接着，我的大脑又理所应当地解冻了，于是它产生了一个正常的推断：他怎么会死？那个王八蛋。“你快要死了？跟我在一起，你觉得活不下去了？”我记得当时自己是这么问的。他说：“什么？”他一连问了三遍，因为我在不停地吸鼻涕，他没听清我说什么。这让我更加愤怒，于是我把怒火变成了刀子，一遍又一遍地朝他扔过去，根本停不下来：“你是个可怕的家伙，这件事很可怕，你在做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他跟家里断联后，一连好几个月，我都在重复这些指责，像唱歌一样说给所有愿意听我说的朋友，还有我的父母和他的父母，除了两个人——科莉和乔。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约翰。”我轻声说，一只手搭在他背上，这个动作完全出自十分久远的肌肉记忆，绝非我的本意，所以一碰到他我就后悔不迭。“这些又不是不能挽回。”我说，我指的是他和孩子们的关系。但与此同时，我又想起自己的结婚戒指还放在二楼的珠宝盒里。我永远都狠不下心来把它扔掉，还安慰自己说这是未雨绸缪，等需要的时候可以拿它换钱。

他抬头看着我，说：“我不在的这几年，乔的童年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

我点点头。痛苦会扭曲你对时间的感受，长期的疲劳运转让我觉得这几年像半辈子那么久。“不过他们不恨你，只是对你有敌意，大概会给你出很多难题，但他们也非常希望你能弥补过去的遗憾。”我说。当然，我是站在孩子们的立场说这些的，不是为了自己，至少我这么觉得。

他挫败地摇了摇头。他总是很容易就不知所措，总是那么快就放弃，我又想发火了。

“别懒，约翰。如果你不愿意努力，那一秒钟都别在这儿多待，马上给我滚出去。”我说，“要是你又让他们失望，我也会让你滚。”或者让我失望。

他摇摇头：“我没懒，我只是……被吓到了。”

“你当然会怕，我也怕，可那两个孩子比我们俩都聪明。要是我们装样子，他们很容易就能看出来。如果你的打算只是和他们待一周，然后再消失三年，他们也会看出来。他们会折磨你，看你会不会屈服。还会故意把你推开，看看你会不会信守承诺。所以，假如你不愿意，就别浪费我们的时间。”

“我当然不会食言，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履行承诺。”他说，“我没想吓你们，但我想跟孩子们有真正的互动。我现在是副总裁了，整个夏天都可以远程办公，如果有急事要处理，从这儿坐飞机很快就能回芝加哥。九月份我才会回中国香港。这次升职后的许多年里，我会有越来越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跟孩子们待一周只是个开始……假如你同意我和他们相处的话。”

我大吃一惊，脸都白了，身体里的每一个母亲细胞都恐惧得颤抖起来。他是想争取监护权吗？他是想偷走我的孩子吗？

“好吧，话又说回来，”看到我面露恐慌，他说，“你问过我是不是打算跟孩子们建立长期联系，我会说‘是’。但我没有恶意，你没必要请律师对付我，也不用把我们的故事写成剧本，卖给女性电视频道。”

我深吸一口气，然后点头，因为他说得对。只是这人已经好几年没跟我过日子了，怎么还是比任何人都了解我呢？正确答案听起来怎么总这么恐怖呢？

“他们必须跟我过。”为了让自己安心，我再次强调。

“他们跟你过，你是他们的母亲，我只是想……做个好点的父亲。”约翰点点头。

我扬起眉毛。

“我只想做他们的父亲。”约翰纠正道。

“要是这样，我帮你。”我说。尽管一切都让人感到非常不公平，我还是决定帮他修复他给孩子们造成的创伤，哪怕他也给我造成了创伤。“但我其实不是为了帮你，”我澄清道，“我帮的是他们。”

与此同时，我心里那个更狡猾、更一厢情愿，也更愚蠢的部分却悄悄地自言自语：“或许也是帮我自己。”

注释

[1]美国2004年上映的恐怖电影。

[2]摇滚音乐专辑。

[3]斯蒂芬·阿梅尔，加拿大男演员，电影《绿箭侠》男主角的扮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