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总之，在这家地主的众多仆役中，除了马卡尔·伊万诺夫以外，还有一名婢女，当时她已经约莫十八岁了，五十岁的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忽然示意他想娶她。大家知道，在农奴制时代，家奴们的婚姻必须在主人的恩准下才得以实现，有时候简直就是奉他们之命的包办婚姻。当时在这片领地附近还住着一位姑姑；她不是我的姑姑，她本人就是位女地主；但是，不知为什么，终其一生，所有的人都管她叫姑姑，不仅我叫她姑姑，而且韦尔西洛夫家的所有人都管她叫姑姑，其实她跟韦尔西洛夫家既不沾亲也不带故。这就是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普鲁特科娃。当时，她在同一省和同一县还拥有三十五名农奴。韦尔西洛夫的领地（共五百名农奴）倒不是由她来管理，而是因为彼此毗邻，由她来监管，她这种监管，我听说，抵得上任何一位精明的管家。话又说回来，她精明与否同我毫不相干，我只想撇开任何阿谀奉承之词补充一点，这位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是位高尚的人，甚至是位怪人。

正是她，不仅不劝阻郁郁寡欢的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听说，他当时阴沉着脸，很不高兴），甚至相反，不知为什么还竭力怂恿，促成此事。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这个十八岁的婢女，也就是我母亲），是个孤儿，父母双亡已经好几年了。她那已故的父亲非常尊敬马卡尔·多尔戈鲁基，由于什么事还十分感激他。他也是一名家奴。在此以前六年，他临终之际，甚至有人说，在他咽气前一刻钟，他让人把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叫来，指着自己的女儿，并且当着全体家仆的面，当时还有神父在场，大声地、坚定地留下遗言：“把她养大后就娶她为妻。”这话大家都听见了。但是他临终时说的话，把它当作死前的胡话又有什么关系呢，再说，他又是一名农奴，他本来就没有这样说这样做的权利。至于马卡尔·伊万诺夫，我不知道他后来娶她为妻究竟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心里十分乐意呢，还是履行义务。很可能他完全无所谓。这是一个在当时就善于“露一手”的人。他既不是一个熟读经书的人，也不识字（虽然他知道整套的教堂仪规，尤其熟悉某些圣徒的传记，不过多半是听人说的），他并不是那种爱说教爱讲大道理的家奴，他不过是性格固执，有时还有点出格罢了；他说话时很自负，对事情的看法说一不二，最后的结论是，用他自己的奇怪说法就是，他“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地活着”。当时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当然，他博得了大家的尊敬，但是，也有人说，他让大家受不了。当他摆脱家奴的身份以后，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时只要有人提到他，无不认为他是一个什么圣徒，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罪。这一点我深知，而且确信无疑。

至于我母亲的性格，在十八岁以前，她一直由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带在身边抚养，尽管这位管家一直坚持要送她到莫斯科上学，而且让她受了某种程度的教育，也就是说，教会了她缝纫、裁衣、走路行动有点姑娘家的样子，甚至还教会了她稍许阅读的本领。至于写字，我母亲从来就没有像模像样地学会过。在她看来，跟马卡尔·伊万诺夫的这段婚姻是一件早就决定了的事，因此当时发生的一切她都认为非常好，好得不能再好了。她去参加婚礼的时候，样子十分平静，是在这种场合下可能有的最平静的姿态，以致连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本人都说她当时像条鱼似的安安静静，一声不响。关于我母亲当时性格的所有这一切，我都是从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本人那里听到的。韦尔西洛夫坐车到乡下来，正好是在这场婚礼后的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