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形成路径探析
赵宇新 王博
摘要：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枢纽。19世纪中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使得生产力大幅提高，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阶级矛盾变得日益尖锐，这都是劳动价值论形成时特有的历史背景。其理论渊源可追溯到17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如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思想观点，尽管他们的理论存在缺陷，但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著作中，体现了他历史观的发展与转变，展现出了劳动价值理论的形成路径；他在扬弃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理论观点的过程中，逐步转变了对劳动价值论的态度，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这更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改进。在此基础上，做出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延伸思考，厘清劳动价值论与供求价格论、生产要素价值和分配的关系，对于理解劳动价值理论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形成路径；延伸思考
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时期，马克思对它有着不同的表述。古典政治经学家们提出的观点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来源，马克思从中受到启发，并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和批判与继承中转变了对劳动价值理论的态度，逐步形成了严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体系。要理解劳动价值理论的本质，就要深入马克思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梳理其形成路径，这样能够更好地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劳动价值理论形成的意义和其时代价值。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生产力的发展
伴随着18—19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世界各国开始向工业社会转型，机器开始代替人力，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英国率先推动了生产方式的革命，出现了蒸汽机和纺织机等机器和一系列相关技术，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这使英国率先步入了机器大工业时代。到19世纪初，英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经济体，成为全球首个工业国家。法国在19世纪中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开始加快，出现了大规模的纺织业，其工业实力仅次于英国。德国受政治和经济状况的影响，直到19世纪后期才真正开始工业化，德国将普法战争胜利后的巨额赔款作为工业资本。由此，德国在工业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最为突出的是其钢铁产业，德国在19世纪末的钢铁产量已然超过英国。正是这一阶段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使资本迅速积累，推动了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
自然科学在这一时期的重大突破同样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二者之间相互作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19世纪的三大科学发现为新世界观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辩证唯物主义成为一种观察世界的新视野，它为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剖析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阐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支撑。因此，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是基于这一时期的工业革命和自然科学的突破，而马克思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着手剖析当下的社会生产关系、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以及资本快速积累的事实。因此，生产力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产生的基础。
（二）生产关系的变革
生产关系决定了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社会基础，任何理论的产生都受到当时的经济状况和生产关系的影响。从当时的经济背景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较前一个社会形态有着显著的进步。但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生产关系的改变。资本主义改变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即二者之间相互分离。例如“圈地运动”中，资本家剥夺了农民的生产资料，使资源要素集中到资本家和地主手中，而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民不得不成为工人，只能到城市中以高强度的劳动换取低水平的生活资料，“是被迫的强制劳动”。英国的“第一批产业工人”以劳动创造的价值远大于他们所获得的薪资，加之机器大工业时代使机器大规模地代替人力，工人操作机器进行工作，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加速积累的资本迅速集中到资本家手中，并用于扩大再生产，进一步加重对工人的剥削，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马克思指出，“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1］。这样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互分离，像躲避瘟神一样躲避劳动，丧失了人类作为实践主体的自由性，这都表现为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商品经济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其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生产关系必然制约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是其无法破解的难题。马克思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深入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探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为其理论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
（三）阶级矛盾的扩大
无产阶级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产生的阶级基础。在资本主义以前，农民、手工业者等劳动阶层被剥削压迫，但他们仍然掌握一定的生产资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机器逐渐取代了手工业者和农民，加之英国“圈地运动”更是人为地使大批农民成为无产阶级，不得已地进入工厂出卖劳动，无产阶级也随之壮大。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2］471。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出于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对劳动者的剥削日益加深，劳资关系逐步恶化。无产阶级的实际工资持续降低，已经无法支付起最低限度的开销。以英国为例，资本家为了增加剩余价值的积累，妇女、儿童也被迫成为工人从而参加高强度的劳动，正所谓“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3］。无产阶级越是通过劳动创造财富，他们的生活就越穷困潦倒，而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得越多。这就迫使无产阶级展开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浪潮，寻找使自己解放的新路径，矛盾的不断激化推动着革命的演进。但无产阶级在早期斗争中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导致革命斗争屡屡受挫。马克思正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中，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逐步形成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
二、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产生的理论渊源
（一）威廉·配第：劳动价值理论的提出
威廉·配第是劳动价值理论的创始人，他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该商品所需的劳动量。1662年，配第在《赋税论》中认为，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生产成本决定商品的价值。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仍是劳动，在此基础上配第研究了工资、利息和地租的关系，提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4］，即商品的价值是由土地和劳动创造的。这一点从价值的角度来解释是不正确的，他认为地租是剩余价值的基本形态。配第首次提出了“自然价格”和“政治价格”，他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政治价格即商品在市场交易中形成的价格［5］；自然价格即在没有政治因素的干预下，生产商品所需的生产成本。他提出技术进步促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同量商品中凝结的价值即耗费的劳动，必然减少。配第从分析具体问题入手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的许多观点，马克思正是继承了配第的观点，这也是劳动价值理论形成的基础。
（二）亚当·斯密：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
斯密以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时期为背景，在配第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劳动价值理论，形成了一个系统的体系。他的观点如下：斯密提出应辨析商品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他作为首次区别这一概念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强调了交换价值的重要意义，认为交换价值取决于商品的稀缺性，而使用价值不一定是商品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6］，如虽然阳光的使用价值很大，但不一定具有交换价值。斯密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7］。他认为商品的价值为生产耗费的劳动量，他对过去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错误进行了批判。斯密提出，商品的交换价值是“通过市场上的议价来作大体上两不相欠的调整”［8］。在商品流通和交换过程中，劳动的价值恒定，是作为衡量商品价值的正确尺度，他指出社会分工使每个人都在为他人劳动，而商品相互交换的实质是劳动之间进行交换。斯密在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首次提出价值理论的经济学家。尽管斯密的理论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但是它为后续价值理论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三）大卫·李嘉图：劳动价值理论的终结
李嘉图以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期为背景，将劳动价值理论推到了新的高峰。李嘉图对斯密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观点进行批判，他对二者进行了区分，他认为效用只是交换价值的重要部分，绝不是它的尺度［9］。他认识到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前提，只有劳动能衡量商品的交换价值。李嘉图区分了三种范畴的劳动。首先，他将劳动分为简单和复杂两种，提出了劳动时间成本理论，他指出，“商品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工人的劳动时间，还取决于工人所使用的工具和机器、原材料、管理和组织成本等”［10］。复杂劳动在单位劳动时间内所创造的价值高于简单劳动。其次，他区分了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认为商品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最后，李嘉图强调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在衡量商品价值时，劳动所耗费的时间是恒定的尺度［11］。前文中已经提及，不能混淆价值的创造和分配。李嘉图是斯密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区分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直接劳动与间接劳动两对范畴，这都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受到阶级立场和资本主义社会尚处于萌芽阶段的限制，李嘉图学派的理论仍存在局限性，只能停滞于此。
三、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过程
（一）从《巴黎笔记》到《神圣家族》：对劳动价值理论的初步探索
马克思在1843—1845年写下的《巴黎笔记》是他初涉政治经济学的早期作品。此时马克思并未接受劳动价值理论，他在思想上接受了费尔巴哈哲学的洗礼，人道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妨碍了他揭示价值规律。直到1844年，唯物史观的创建和发展为马克思进一步研究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基础。
在《巴黎笔记》中，首先，马克思批判了李嘉图把商品价值仅仅看作生产该商品所需劳动的时间量的总和，这种理论无法解释商品的市场价格。李嘉图混淆了价值和价格，因为市场价格不仅由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决定，还受市场需求和供给因素的影响，他忽略了市场需求和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价格的影响，没有考虑到二者之间的滞后性，所以将价值和价格等同起来是错误的。此时马克思不认同商品价值的源泉是劳动。其次，马克思批判了李嘉图关于商品的价值中包含利润与地租的观点。斯密的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否定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构成，他陷入了价值问题上的混乱。马克思指出，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价值的分配形式，它们不创造价值。对于李嘉图的观点，马克思认为仅有工人的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而利润和地租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被剥削的产物，不属于商品价值构成中的要素。李嘉图混淆了不同劳动的价值，不同劳动的效率不同，产生的价值也不同。再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超越了斯密的两种价值决定论，斯密的价值理论没有做到始终如一，他未能揭示什么劳动创造什么价值，即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因此，其理论仍存在较大局限性。斯密不了解价值是由创造商品所耗费的劳动还是由商品购买到的劳动决定，他不懂得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力成了商品。最后，马克思批判了政治经济学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剥削关系，工人沦为资本家生产利润与地租的工具。他指出：“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12］158
巴黎时期的马克思仍处于经济理论研究的初始阶段，他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批判私有制，甚至对蒲鲁东的价值理论表示认同。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恩格斯劳动价值理论的观点之后，他开始关注到竞争对商品价值的影响。
1844年，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转变了对劳动价值理论的态度，一部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此文中展现。首先，马克思批评了国民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它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相反，国民经济学认为生产费用和社会效用决定价值，但马克思指出价值“根本不需要同生产费用和社会效用有任何关系”［12］256。其次，马克思肯定了人的因素在生产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思想，赞同蒲鲁东将劳动时间作为衡量产品价值的尺度。最后，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直接劳动时间。在生产领域中，抛开竞争因素的影响，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即商品的价值，劳动时间的大小也决定商品是否应当被生产。这相较于《巴黎笔记》中认为价值由供求和竞争决定的观点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这一时期仍未揭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个别劳动时间的辩证关系。
（二）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哲学的贫困》：对劳动价值理论态度的转变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劳动价值理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认为价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而对于商品而言，物化在其中的活劳动可以分为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对于在流通过程中存在的竞争问题，马克思认为充足的竞争可以使价格回归于生产费用，但是不能因为供求使商品的价格偏离价值的现象来否定商品价值的源泉。这一阶段的马克思还没有研究是什么劳动决定价值，他认为价值与交换价值是等同的。可见唯物史观的确立使马克思能够更深入地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流通过程，这是马克思态度的第一次转变。《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价值观点形成的一个重要基础。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阐述了价值思想，这标志着劳动价值理论的重大革新。他批判了蒲鲁东的“构成价值”。蒲鲁东认为“这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综合”［2］115，马克思指出他混淆了劳动的价值与劳动产品的价值，没有意识到商品中包含现代的奴役劳动，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可见此时的马克思已然意识到劳动的商品属性，为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奠定了基础。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的理论仍有不足之处，如：马克思没有意识到劳动力的商品属性，对于交换价值概念的表达模糊不清等。此时的马克思已经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价值的范畴，但是他仍然没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阐明价值的形成。
（三）《资本论》：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形成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讨论了剩余价值论与劳动能力的关系，论述了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在价值理论中，马克思第一次从商品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对价值的问题和交换价值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在货币理论中，他将商品价值的内在规定作为出发点，揭示货币的起源与本质。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他提出了剩余价值的根源，即劳动力成为商品，这也使剥削披上了表面平等的外衣。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构建出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首先，他阐明了劳动二重性学说，他指出抽象劳动“形成商品价值”，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4］60。其次，他发展了价值形式及其发展的理论，指出古典经济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的价值观念停滞不前，混淆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原因在于他们执着于资产阶级的立场。马克思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进程，总结了价值形式发展的四个阶段，揭示了货币的起源，并形成了科学的理论。最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到第三卷中，论述了商品生产者从同一部门到跨部门的竞争，平均利润的出现，使生产价格成为商品交换的基础，资本家通过竞争来获得更多的利润。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还通过分析供求关系与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指出商品价值量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组成。
（四）马克思历史观的转变与发展
马克思思想中的第一个世界观是基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的，这是他在创作博士论文期间逐步形成的。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思想的转变主要体现于三篇文章中：在第一篇莱茵省议会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的文章中，马克思仍然是以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去分析出版自由和历史等问题的。比如，他认为“比利时革命是比利时精神的产物”，而唯物主义则是以零星碎片的方式在这一阶段体现；马克思指出，不同的主体都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去发表对于出版自由问题的态度。在第二篇评析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辩论的文章中，马克思讽刺了国家和省议会在林木盗窃问题中的角色和性质，他发现了国家是为特定阶层的利益而服务的，而不是黑格尔所描述的是正义和自由的体现。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完全脱离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从而使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暂时以并存的形式存在。在第三篇讨论摩泽尔地区葡萄酒酿造者贫困问题的文章中，马克思已经完全摒弃了黑格尔的教条，在面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问题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相互对立的。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思想中唯物主义的逐步确立是他后续彻底转变世界观、深入研究劳动价值理论的重要前提。
《德法年鉴》时期，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超越了黑格尔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观点。马克思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这一转变也使得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市民社会。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提出了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途径，他发现无产阶级能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并从其他社会阶级的分化中得到补充，这体现了他思想中唯物史观的萌芽。《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界定商品的价值还必须要考虑竞争的因素。恩格斯分析了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关系，强调了价值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马克思此时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仍处于入门阶段，他接受了恩格斯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观点。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已经完成了向唯物主义的转变；直到1845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发现了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扬弃了异化史观并最终发现了唯物史观，这为马克思进一步深入研究劳动价值理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五）劳动价值理论的形成路径梳理
1844年之前，马克思获得博士学位，并在《莱茵报》编辑部工作的几年时间里深入考察了德国的社会现实，并逐渐转向唯物主义。他在面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时陷入了困境。受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清算了理性国家观，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进行了主谓颠倒，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德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落后于英、法两国，德国表现为以私有财产为本质的统治。为摆脱面对物质利益的困境，马克思开始对私有财产进行批判。
从马克思在诸多著作中对古典经济学家理论的批判与继承中可以发现，马克思对于劳动价值理论态度的转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巴黎时期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与转变具有重要意义，他逐渐转向唯物主义，开始以新的世界观去思考现实问题。这一时期，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观点，但同时他也赞同包括蒲鲁东价值理论在内的空想社会主义，这是因为他还没有发现空想社会主义的局限性。总体来看，在巴黎时期，马克思对于劳动价值理论仍持否定的态度，但是并没有完全否定，新世界观的逐渐形成使马克思得以进一步探索价值理论问题。
在《神圣家族》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阶段，马克思对劳动价值理论的态度又发生了转变，他承认了劳动价值理论。在此期间，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马克思得以更加深入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德意志意识形态》虽然没有对价值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但是马克思已经接受了劳动价值理论，他认为经济研究不应只考虑竞争的因素，而应从生产出发。这一著作展现了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观点和经济学观点。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构成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起源等观点，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尽管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理论超越了李嘉图，但是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仍有不成熟的地方，例如他还没有界定清楚“劳动”与“劳动力”两个概念。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在伦敦时期，马克思在经济理论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他进一步指出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缺陷，提出新级差地租理论。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界定了“劳动能力”这个概念，将劳动能力作为一种商品，解决了李嘉图学派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对于他进一步揭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平等”工资掩盖下的剥削事实具有重大意义。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对剩余价值论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并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加以完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劳动二重性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进一步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商品价值形式的观点，它是劳动价值理论进一步完善的理论支撑。
要理解劳动价值理论形成的路径，就必须清楚它是一个历史的哲学和经济学的概念，它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形成于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过程。马克思正是在考察现实社会过程中，发现德国古典哲学无力解决现实问题，从而开始批判地接受劳动价值理论。与此同时，马克思要探究资本主义的本质，就离不开对价值规律的研究，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就此逐步形成。
四、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商品二因素的界定
马克思不同于以往的古典经济学家从“价值”研究劳动价值理论，他从商品的角度出发，区分了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特性，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受到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机制的影响，因此，商品的使用价值不能独立于社会关系和交换关系而存在。商品的价值是商品中凝结的一般人类劳动，“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13］50。马克思强调商品二因素是互相矛盾的，但又不可分割。首先，在劳动作用于生产资料以前，物品具有使用价值而不具有价值；劳动作用于生产资料后，劳动产品具有价值，其中凝结了人的抽象劳动。其次，任何人都无法同时占有价值与使用价值，二者之间存在矛盾。
马克思区分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前者指的是一种简单、常规的劳动，不需要高级技能和专业的培训，劳动者也能够很快地掌握；后者指需要更长时间的学习和训练才能掌握的劳动。“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相同时间内，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更多，但商品价值仍然是以简单劳动为标准计算的。另外，马克思还提出了决定商品价值量的问题。他指出，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很多，包括平均技能水平、自然条件以及科学和技术的发展。
（二）劳动二重性理论的完善
马克思在商品二因素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人们通过具体形式的劳动根据自己的意愿与尺度改造自然，生产出满足自身需要的产品。不论社会形态如何演变，生产力如何进步，人们仍然需要通过具体的不同质的劳动生产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马克思指出，抽象劳动是无差别的脑力与体力劳动。首先，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是统一的，不同质的具体劳动生产不同的使用价值。在劳动产品进行交换时，必须要去除具体劳动的特点，只能由抽象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进行量上的比较。其次，二者相互对立，劳动生产率越高，具体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越多，但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变，故价值总量不变。最后，马克思指出，劳动二重性决定商品二因素的规律，二者同属于一次劳动，体现了生产过程中价值创造的规律性与复杂性。
（三）商品价值的界定
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13］211。商品的价值量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资本家为了提高剩余价值的获取量，会不断地革新生产技术，提高生产力，使其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低于必要劳动时间，最终必然带动整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根据等价交换原则，生产单个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了，必然导致商品的价值降低。
马克思在研究商品的价值规律时发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商品生产者进行生产和流通时由于缺少政府的宏观调控，即近乎是在无政府条件下进行的，因此他们只能进行盲目生产，这会造成商品生产者为了实现自己产品的价值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商品在市场上流通交换时，其价格作为价值的表现形式，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受竞争与供求关系无政府状态的影响，二者之间虽很难达到平衡的状态，但仍有一定的规律：当商品的需求大于供给时，商品生产者会提高价格，价格会暂时高于价值；反之，则由商品购买者占据主动地位，价格低于价值。价格围绕价值的上下波动印证了价值规律。
五、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延伸思考
（一）劳动价值理论与供求价格论的统一
供求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由市场的供求决定，罗伯特·斯温尼（Robert Swinney，2011）指出，商品价值的实现取决于供给的响应程度和需求情况之间的相互作用［14］。该理论将交换价值与价值混淆，但是商品的价值只能由劳动时间决定，供求价值论掩盖了资产阶级的剥削性质，无疑是不正确的。西方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就以供求价格论代替了供求价值理论。
必须准确把握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供求价值论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论，要正确理解二者，必须把握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重含义，首先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5］。此时的劳动产品是指单个的产品，价值量是单个产品的价值量。随后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提出第二重含义，即生产某种产品的耗费劳动总量的问题。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商品能否通过流通实现价值取决于消费者是否购买，即生产社会上的全部这种产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应该按照一定比例。如果生产的这类产品过多，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超过了这一比例，则这部分的价值无法实现，产品的价值应等于符合这个分配比例的劳动时间。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行为主体通过“市场供求”相联系，“市场供求”又通过“价格”的不断变化反映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商品价值量的确定［16］。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并不是只谈价值，相反脱离了供求关系以及商品流通才是不现实的，价值理论通过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来解释供求造成价格的变动。因此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与供求价格论是相统一的，不能从单一方面去理解。
（二）劳动价值理论与生产要素价值和分配的关系
生产要素决定价值，一直以来都被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同。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要素范围也逐渐扩大，从萨伊最初的“资本、土地和劳动”到现在的学者将管理、知识、技术和数据纳入而形成七个生产要素，历史经验让人领悟，在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要素被纳入生产要素体系。
首先，马克思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不论是资本家获得的利息和利润还是地主获得的地租，都来源于且仅源于工人的劳动。马克思正是发现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购买劳动要素投入生产，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可变劳动创造出了资本要素获得的利润；地租同样如此，如果土地脱离了人、脱离了劳动要素，就不会产生地租。
其次，是对于知识和数据要素创造价值的争论。知识价值论的提出并不否定劳动价值论，在当前的信息时代，知识不能取代人类劳动本身，商品二因素的理论并没有过时。知识产品不是人脑中天生存在的，而是人们通过后天学习得到的，是主体意识对客观事物的对象化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凝结了脑力和体力的耗费。人们将知识产品带入流通领域进行交换以满足自身需要，此时知识产品便具有了商品的二因素，但是它不创造价值，缺少了劳动的主体，知识产品的价值便无法实现。另外商品的价值公式W=C+V+M仍然适用，即便C代表先进的设备和工具，但仍同工业时代的生产资料一样，它们的价值被具体劳动转移，在此公式中找不到知识创造的价值。数据要素价值论认为数据创造价值，要判断数据是否创造价值，要从它的劳动二重性入手。数据商品的价值由劳动的数据形式创造，数字产品具有使用价值，由数字具体劳动创造；数字产品本身具有数字价值，如代码等。数据劳动并不是虚拟的，是以数据商品为起点分析数字个体劳动成为数字社会劳动的数据载体，是在数据商品关系和数字价值形式中的数字社会抽象［17］。只有数字劳动才可以成为数据价值的尺度，数字具体劳动是数据价值的源泉。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各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和商品价值形成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非生产要素虽不创造价值但是起到了转移价值的作用。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参与了商品价值的创造并分配到价值，这是由他们对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和我国的分配制度决定的。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保持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中各类主体的积极性，对于某种生产要素的使用和消耗，要给予其所有者一定的补偿。另外随着信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数据要素分配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六、结论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是在生产力高速发展、生产关系出现巨大变革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特有历史背景下，在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和吸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机械唯物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相关思想的过程中产生的。随着马克思历史观的逐渐成熟，其对经济学和哲学的有关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融合。本文总结如下：
（1）马克思历史观的转变。《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逐渐放弃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摒弃黑格尔的教条理论而转向唯物主义；自《德法年鉴》时期直到1845年，马克思扬弃了异化史观，彻底转向唯物主义，并发现了唯物史观。
（2）马克思对劳动价值理论态度的转变。巴黎时期，马克思对劳动价值理论持一般否定的态度，批判了蒲鲁东的“构成价值”论，在思想上超越了李嘉图，但仍未将“劳动”和“劳动力”两个概念界定清楚，其经济理论仍不完善；伦敦时期，马克思明确界定了“劳动能力”这个概念，解决了李嘉图学派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剩余价值理论逐渐形成，他系统地论述了劳动二重性理论，进一步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商品的价值形式的观点，并开始肯定劳动价值理论。
（3）本文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延伸思考。首先，要明确劳动价值理论与供求价格论相统一的关系，要准确把握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明确生产某种产品的耗费劳动总量的问题，劳动价值理论离不开流通领域，不能单一地从价值角度去看待。其次，要明确劳动价值论与生产要素价值和分配之间的关系，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生产要素的范围不断扩大，运用劳动价值理论能够解释数据和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参与价值创造中的作用，这能对我国处于社会初级阶段而实行按劳分配制度做出有力解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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