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2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现状及问题

伴随着乡村振兴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持续推进，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东、中、西部农村地区分别重点在金融支持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农业生产、脱贫攻坚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庞悦和刘用明，2023）。针对现有农村金融中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小微企业和农户层面这一现象，相关金融部门将工作重点放在农村普惠金融上，持续发力推动农村普惠金融服务的拓展，在金融资源方面给予了农村地区一定的倾斜（王妍和孙正林，2022）。但目前仍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结构单一、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配置结构不合理、涉农信贷供给不足、农村金融知识纵深宣传不够、农村信用担保机制不健全（王曙光等，2010；温涛和王煜宇，2018；姜霞，2010；王军，2012）、配置效率低（曹源芳等，2012；宋凌峰和牛红燕，2016）、农村信用机制不完善（董玉峰等，2016）、普通农户金融可得性受限（马九杰等，2020）、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与创新不足（李秀茹，2013）等。

首先，受各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地域特征等因素影响，东、中、西部农村地区金融需求差异较大。整体来看，中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并呈现出东部高、中西部较低的区域差异，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越是发达的农村地区，其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越高且规模比较大，越是不发达的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越低且存在资金外流的现象（王妍等，2022）。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同时金融发展的不平衡加重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武志，2010）。

其次，在农村内部，金融资源的配置存在着供求结构上的不平衡。农村金融资源的有效供求总量整体失衡，农村信贷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农村资金需求多样性与资金供应结构单一化并存。一方面，农村金融需求长期未得到重视，导致目前针对改善金融供给的政策措施未能对症下药，收效甚微（张杰等，2006）。农民对农村金融服务需求不断增加，且逐渐由单一信贷需求向要求提供全方位服务转变（农村金融研究课题组，2000）；另一方面，现实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中，不论金融机构的网点分布、网络硬件设施，还是金融产品的种类都不足以满足农村金融需求多样化的发展要求（何广文，1999）。此外，农村金融供求服务对象失衡，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难以满足农户的生活性需求与农村企业的信贷需求（吴雨等，2020），正规金融机构较为严苛的抵押要求门槛使小规模企业普遍遭受信贷规模约束，需求型信贷约束水平远高于供给型信贷约束水平，“需要但没有申请”是我国家庭面临信贷约束的主要表现（尹志超等，2018），而且农村金融信贷产品创新滞后、服务脱节，难以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保持一致（黄益平等，2018）。

再次，在目前的形势下，市场机制使农村的金融资源发生了“逆向配置”问题——大量的农村金融资源流向了城市的投融资市场（惠恩才，2012）。农村地区金融资源流入与流出严重失衡，一方面，农村资金呈现“逆向流出”的现状，导致农村资金外流现象相当严重（王永龙，2007）。代表性的现象中，一是体制性资金的外流，如邮政储蓄机构只存不贷，吸收的存款大部分外流；二是政策性的资金外流，近年来由于国有商业银行“抓大放小”的信贷政策，信贷审批权逐步上收，基层机构基本成为储蓄所，除了小额质押和消费贷款，基本上不放款，大量资金通过上存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三是逐利性的资金外流，为了追逐更多的利润，部分农村金融机构不惜采取各种方式和途径，将信贷资金由农业领域撤出进而转向较农业收益更高的非农产业领域，进一步加剧支农资金的短缺（杨国中和李木祥，2004）。另一方面，一从配置产业领域来看，农村金融资源存在着基础设施性产业与营利性产业的失调，越来越多的资金从基础设施领域撤出（陈文和吴赢，2021；贾立等，2011；撒考克和王康，2010）；二从配置使用来看，存在着明显的由生产性配置为主向非生产性配置为主的转变（周立，2007）；三从配置结构来看，存在着一定的非农化倾向，农业类贷款所占比例较低（温涛和王煜宇，2005）。

最后，中国农村消费市场在农村居民收入和农村消费信贷低水平徘徊的双重约束下，农村居民可支配的资金有限，无法实现产业增收和消费平衡（陈东和刘金东，2013）。农村信贷市场金额小、管理成本高，农村地区发展信用经济的环境欠佳。在农村信贷市场中，处于“垄断”地位的农村信用社，由于掌握了农村贷款利率的绝对定价权，往往通过提高贷款定价来解决金融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这样，长此以往，形成了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低，但企业贷不上款，以及农村信用社虽然能够贷到款，但执行利率偏高的局面（何广文，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