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2 农民福利的时空特征
第一,中国农民福利的时序特征。随着中国社会结构性变迁与制度性安排、农民福利状况与政策模式的转变,中国农民福利的发展经历了集体化福利模式(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时期)、家庭化福利模式(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期)、市场化福利模式(21世纪以来)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夏国永和郑青,2020)。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中国农民福利主要以国家提供的基本物质保障为主,如粮食补贴、农村医疗、教育等,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以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为标志,中国农民福利的发展经过了集体化时期的生存型福利,家庭承包制时期的生活型福利和新世纪以来的权利型福利三个阶段(乜琪,2012)。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始终是制约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农业生产总体环境改善的最主要约束条件(刘继同,2003)。并且在户籍制度等的共同作用下,农民被紧紧地绑定在土地上,但没有生产自由,生产机制逐渐僵化,失去活力(王怀勇,2009)。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期,中国农民福利开始向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向转变,政府开始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农村卫生、文化、教育等公共服务机构,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中国农民福利得到了较大的提高,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如道路、电力、通信等,为农民提供了更好的生产和生活条件。21世纪初期至今,中国农民福利的变化更加注重人文关怀和社会保障,政府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如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于晓华等,2023)。同时,政府也加大了对农村环境和生态保护的投入,改善了农民的生态环境,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李胜会和邓思颖,2020)。新时代背景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其具有规模经营、生产高效、管理规范等优势而成为国家重点扶持和发展的对象(陈锡文,2013),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类型之一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改善生产经营、提高个人能力和开展信用合作帮助农民节约生产和交易成本、助力农产品增产增值、实现规模经济(赵晓峰,2018;韩玉洁和徐旭初,2022),起到了服务农民、提升农民、富裕农民的作用。
第二,中国农民福利的空间特征。中国农民福利水平在稳步上升,而且总体发展速度较快,城乡居民福利差距正逐步缩小(梁丽冰,2020)。农民福利水平具有一定的空间依赖性和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吕勇斌和李仪,2016;李建伟,2017;张子豪和谭燕芝,2018),福利水平的区域内差异则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递减的分布特征(张文彬和郭琪,2019),而且影响农民福利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农业技术人才等因素也存在空间流动性。相比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由于资源筹集的多样化(刘继同,2002)和公益事业的蓬勃发展(史耀波和温军,2009),农村居民个体福利和家庭福利水平普遍较高,中西部农村地区则由于集体经济基础薄弱和就业渠道的缺乏,农村居民的个人福利和家庭福利水平普遍较低(史耀波和温军,2009)。福利差距主要体现在居民福利的城乡差距和农民福利的区域间差距两个方面:一方面,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标志着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正式划分,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保证城市粮食的低价供应,为城市的工业化发展服务(吴贾等,2015)。长期以来,我国财政投入明显偏向城市,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经历了向农业以外其他部门、向乡镇企业和跨省流动的过程,为城市提供优质、充足和低廉的劳动力,中国经济由此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蔡昉,2007),但政府制定的带有城市倾向性的政策也使得他们在就业机会、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各方面均享受不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待遇(王美艳,2005)。农村移民大都就业于低层次的岗位,并且他们的工资水平远远低于当地劳动者(Meng and Bai,2007)。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中国城乡福利差距在逐渐缩小,但西部地区城乡福利差距仍较大(金发奇等,2021)。另一方面,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环境的多样性、人际关系的差别、社会机会的不均衡和选择的自由性,再叠加上地域类型的多样性,同一地域类型内部、不同地域类型间农民间福利差距较大,综合表现为区域间的差异和省际的差异。就区域差距贡献而言,四大区域之间贡献最大但呈递减趋势,而区域内省际差距的贡献率呈递增趋势,内部差距由大到小依次为西部、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倪瑶和成春林,2020)。
总的来说,中国农民福利时间变化特征是从基本物质保障向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向转变,再到人文关怀和社会保障的综合提高。政府加大对农民福利的投入和农村现代化建设,是中国农民福利得以不断提高的重要原因。从空间变化特征上看,经济福利存在空间依赖特征和空间集聚特征。经济福利水平呈现东—中—东北—西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且“沿海—内陆”和“市区—县区”的二元特征显著(邓靖,2016)。中国城乡居民福利差距总体呈缩小趋势,东部地区差距缩小的速度更快(徐振宇等,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