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文与古文

《石语》曰：

余早岁学为骈体文，不能工也，然已足伤诗、古文之格矣，遂抛去不为。凡擅骈文者，其诗、古文皆不工。余弟子黄秋岳，骈文集有清一代之大成，而散文不能成语。

初读这些话，似觉石遗老人只是信口而出，并不曾作过周密的考虑。立论的中心，只在以骈文与古文对论，诗不过是好像顺口拖出来的。因为所举其弟子黄秋岳的例证，并没有涉及他的诗。反观《石遗室诗话》中，誉及其诗者却在在可见，都没有说其“不工”，倒是“极工”的呢！

那么，《石语》所记“诗、古文”的“诗”，是否因口误而赘入，理宜删去才对呢？

是又不然。检《石遗室诗话》，卷八则又有说云：“习为骈体文者往往诗情不足。以在‘六艺’中‘赋’‘比’多而‘兴’少，《颂》《大雅》多而《风》《小雅》少也。惟武进屠敬山（寄）工六朝骈文，而《结一宦诗》，则诗情亦复不浅。”则显然又是以骈文与诗对立而言的。照这样说，岂不是唯屠敬山诗是特例，黄秋岳却又不在其列了吗？

但这毕竟是行文前后失应的小疵，提而勿论可也。见及此语，很容易使人想起明末清初侯方域（朝宗）的一则掌故来。

周百安（圻）《与吴冠五书》云：“朝宗初学骈俪文，壮而悔之，规于大家。”查侯的《壮悔堂文集》，卷三《与任王谷论文书》有批评骈俪文的一段话说：

六朝选体之文，最不可恃。士虽多而将嚣，或进或止，不按部伍，譬如用兵者，调遣旗帜声援，但须知此中尚有小小行阵，遥相照应，未必全无益。至于摧锋陷敌，必更有牙队健儿，衔枚而前，若徒恃此，鲜有不败。今之为文，解此者鲜矣。

初初看去，似真有异代同心之感。但细按之，却全然有别，朝宗所指责的，是专指“六朝选体之文”，石遗老人所说，乃是指历代所有的骈体，即除选体外，尚包括初唐的王、杨、卢、骆，晚唐的“樊南四六”，以及两宋直至清末民初之作。朝宗指出选体文字的弊端，是确实存在的。如最著名的足以代表骈俪典范的《哀江南赋》，其“序”与“赋”，就多有重出和凌乱的所在，即所谓“不按部伍”者是，而并非技巧上的倒装与曲折。石遗老人非难骈文，虽与侯氏之说角度不同，却认为学了骈文，就“足伤诗、古文之格”，难道骈文之为害，竟是这么沾染不得的吗？

倘从另一途径来探索，如李小湖的《好云楼初集》卷二十一《木鸡书屋骈文序》中即说：“雪苑（方域）正短于骈体，故为是名，以厚其集耳。”这正如《伊索寓言》中所说的，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事实上，才子型的文人、名士派的学者，常有把自己不能为的说成是不屑为，自己不曾得到的就说已经得到了的都算不得数。最显著的实例是龚自珍，因其生平不善书，已是不能入翰林而大恨。凡其女、其媳、其妾、其宠婢，悉令学馆阁书。客有言及其翰林者，必哂曰：“今日之翰林，犹足道耶？吾家奴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详见柴萼《梵天庐丛录》卷十一。其他笔记亦各有相类记载）而最天真得幼稚可笑的则莫过于王闿运，其《湘绮楼日记》光绪十六年三月廿九日云：

看惠栋《汉书·注》：“今此谁贼。”文理不通，信元和生员之陋也。生员、翰林，本朝无通人，积习移之使然，亦犹进士官少能吏，彼拘墟之见重也。然则举人乃人才之薮，宜克（愙）斋、季高偏贵之。

由于湘绮老人自己不曾考取进士，只是一个举人（光绪三十四年，湖南巡抚岑春煊奏请特与褒奖，才于四月初九日朱批赏给翰林院检讨，这绝不能算作科班出身），于是遂将举人之上（进士、翰林）下（生员）一齐抹倒，而唯此中阶“乃人才之薮”，且以吴大澂、左宗棠为例证之，岂不令人绝倒！

石遗是否也有这种心态呢？这是颇值得我们玩味的。其实石遗于己之诗文原是相当自负的，这里说“伤诗、古文之格”，正是由于“早岁学为骈体文”之故，言下之意是说，倘使不学骈体文，成就还会更大，学而两伤，今已追悔莫及，徒唤奈何矣。要是真有人有所讥弹，则已解嘲在先，足以封嗤点流传之口，亦未为得计也。

姑不论石遗的想法究竟如何，且单提“凡擅骈文者，其诗、古文皆不工”这个立论，却是非常片面的，只不过是“自照隅隙”，专从一己的经验和极少数例证下此论断，即所谓“以偏概全”罢了。

须知以体论文，最早在曹丕的《典论·论文》里，就有“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话，又接着说：“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虽其时文体尚未大备，但曹丕的论断却已照顾得很全面了，即以体论文，既有偏能之才，亦仍有兼善之“通才”。何石遗老人所见与所思之不广耶？

骈散两体及诗词皆擅之通才，为后人所公认者，于有宋一代当数欧阳修、苏轼与王安石。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二云：“本朝四六，欧公为第一，苏、王次之。”清李调元《赋话》更进一层云：“宋人四六，上掩前哲。”这都是很有体认的会心之言。虽然欧公自言“今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参见《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六），但于职责所在，不得不作时却仍不碍其工，且比之选体，已克服了“不按部伍”的缺失，而又都未曾有伤其诗、古文之格。这难道不是明摆的事实吗？再说清代博学者多，骈文复兴，流派纷呈，能骈能散且诗词兼而有得之通才，人数实远过于往皆。梁任公谓其时骈文“极工者仅一汪中”（见《清代学术概论》[三一]），未免太信口失言，不负责任。实则各家所为，原各有得，后人抑扬，互有重轻。或出门户之见，或以嗜好之殊，所谓文无定法而又无定评，原不足怪，但离谱太远，总难服人。这里不及多叙，不过特别要提出一个为一般舆论尚不曾足够重视的孙原湘（子潇）来。钱公说“孙子潇诗声淫词冶，《外集》五卷，上配《疑雨》，而为文好作道学家性理语”云云（见《谈艺录》[增订本]234页），语固极是，但尚未论及其《天真阁全集》中全部的骈散诗词。就各体诗文来说，我实难挑剔的出它放言遣词和篇章结构之缺失。

石遗老人既于骈文早习而不能工，此后自未遑专心潜研，只知他仅为吴鼒编选、许贞幹注的《八家四六文钞》作过补注，这其实只不过是清代骈文的一角，何得信口妄言“余弟子黄秋岳，骈文集有清一代之大成”乎？查冒怀苏《冒鹤亭先生年谱》1935年冒广生《小三吾亭文（丙集）》（未刊稿）之《颙园主客图记》，即写到陈石遗“论骈体文，谓有清一代，不如其徒某某，能为三千言之寿文，汪容甫不敢也”（见384页）当可作为参证。其所以不点名而以某某代之者，因冒氏与黄本有往还，且同往祝石遗之寿，故讳之耳。这与黄后来的投敌出卖情报尚无关系。

又按《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二夸黄之才尤详而细：“秋岳诗廿年前余采入《诗话》者，皆十余岁至廿余岁之作，后读书既多，肆力为骈体文，余以为能集清代之大成，而仿佛治《公羊》治《大戴》之仪郑堂、治《尚书》治《墨子》之问字堂者居多，故五七言遂与专力治诗者有异，平日朋好每诮其诗患才多。”言下之意，则似孔广森、孙星衍都及不上黄秋岳之能“集大成”的了。誉弟子实亦借以自誉，姑可不论。所当特别注意的，是“丈言时，指客座壁上所悬秋岳撰七十寿屏云：此尤渠生平第一篇好文字”。“锺书按：黄文结构，全仿彭甘亭《钱可庐诗序》。”

如根据这些话的层次换一种口气来推论：清代骈文，能集其大成者唯黄秋岳，而黄之第一篇好文字代表作，是为陈石遗丈之七十寿序；可这篇寿序，并非精心结撰而成，不过是仿彭甘亭（兆荪）的近代假古董！则“集大成”云乎哉？又何以见之哉！纵使钱公之按语，目的只在志其博识，明其渊源，在客观上亦不能不使读者一探此微意矣。

但擅骈文“而散文不能成语”如黄秋岳者固亦有之。记得我少时见陈文述之《碧城仙馆诗钞》（黄侃讥之为“国旗体”，那是艺术观的分歧，姑可勿论），又得读《武林掌故丛编》中《兰因集》内陈氏之《小青墓志》骈文，叹为惊才绝艳，求其《颐道堂全集》久而始得，骈文都很可观，散体却法度全无，怀疑不是出于一人之手笔。但这毕竟是十分罕见的现象。近代只有一个为王湘绮誉为圣童的曾广钧重伯（曾国藩之孙），和陈文述相类，然而他们的诗虽然流派不同，却都是写得很好的。不过，一般说来，虽因旧时不用标点断句，骈文便于朝廷之宣读（参见谢伋《四六谈麈序》），但非博览而兼巧思不为功。且语欲清浅而辞又忌粗俚，故尝难倒了好些学人名士。最受人注目的，是宋时名臣司马光为辞知制诰竟至九上其状。其第一状有云：“臣自少及长，章句之学，粗尝从师，至于文辞，实为鄙野。向者辞免修起居注，非谓不能记录言功，正恐循此而进，典章诰命，取嗤四方，为国大辱。”其第三状复着重申陈此意云：

臣自知其学恶陋，又不敏速。若除拜稍多，诏命填委，必阁笔拱手，不能供给。纵复牵合，鄙拙尤甚。暴之四远，为人指笑；又贻圣朝愧耻，谓之乏贤。

最后，在上第九状中有注云：“二十三日上言，蒙恩改天章阁待制。”（详可见《温公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二一[第一、二状]、卷二二[第三至第九状]）

司马光是很杰出的宋代名臣和史学家，也是一个能诗能文之士。然而就因写不好骈四俪六之文，竟至坚辞知制诰之职，而且也不曾在他处为自己“护短”过。

再看为石遗老人最推崇的诗人、列排名榜第二（第一空缺）的郑孝胥，即以林庚白这么自负其诗为天下第一的，也一度曾许郑为第一（参见林著《丽白楼诗话》下编、拙著《寄庐杂笔》中《天下诗人谁第一》《年龄最小的教授》二文，至于郑拥溥仪复辟，那是另一回事），而不知郑也是写不来骈文的。他年轻时初入张之洞幕，其《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廿六日即记云：“香帅（张字孝达，一字香涛，南皮人）属拟四六信。余久疏此，不能为也。”次日遂请人代陈不能四六之状。

骈俪之难，于此可见。章太炎先生于并世之文人少所许可，而独推王闿运之文能“尽雅”（见《太炎文录初编》卷二《与人论文书》，又于王乘六等记录的《国学讲演录·文学略说》中有所申述）。王固自负其文，但亦有其一番甘苦的老实话：

余之骈文，非纱帽所能为。余今已不能矣。六朝人罕有老者，故骈文最妙，盖须壮盛心力乃能成之，又须有少年气韵，亦不妨稚巧，皆与达官老朽不相类也。（见《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年八月廿一日）

刘师培最重骈文，也是骈文写得极好的学人，曾认为文之“由简趋繁，由于骈文之废，故据事直书，不复约其文辞；由文趋质，由于语录之兴，故以语为文，不求自别于流俗”（见《刘申叔遗书·论文偶记》）。章太炎先生最赞赏刘的经学，大约病其文近于俳，竟说“刘申叔文本不工”，但却并没有将骈文全盘否定。他明确地指出：

骈散二者本难偏废。头绪纷繁者，当用骈；叙事者，止宜用散；议论者，骈散各有所宜。（见《国学讲演录·文学略说》）

再说钱公对骈文的看法，尤多妙解，兹摘其要云：

尝试论文，骈体文不必是，而骈偶语未可非。骈体文两大患：一者隶事，古事代今事，教星替月；二者骈语，两语当一语，叠屋堆床。……然而不可因噎废食，止儿啼而土塞其口也。隶事运典，实即“婉曲语”之一种，吾国作者于兹擅胜，规模宏远，花样繁多。骈文之外，诗词亦尚。用意无他，曰不“直说破”，俾耐寻味而已。

至于说到骈文之好饾饤涂饰，钱公则又与古文之另一种搔首弄姿相提并论：

骈体犹冠玉而失面乎，桐城派古文摇曳吞吐，以求“神味”，亦犹效捧心之颦，作回眸之笑，弄姿矫态，未得为存其面也。蹙眉龋齿，亦失本来，岂待搽脂粉、戴珠翠哉！（均见《管锥编》第四册1473—1474页）

则于骈散两体的得失，断得既公允而又入微，且于此亦可窥见钱公与石遗老人文学观之异趣，而并不曾随声附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