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秋岳与梁众异

一

石遗老人是颇以黄秋岳（濬）这个学生为自豪的。不意文人无行又无品，竟至堕落到出卖军事机密给日本军国主义。不过这是陈石遗在黄被处决以前，就先已逝世而不及知了，不然真不知将做何感想也。

近人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37年8月28日记云：

黄秋岳、黄晟父子与其他汉奸共十八人，以二十六日晨枪决。午后翻《石遗室诗话》，读黄各诗，诚极工，此人可惜可恨。顾宁人谓“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此尤不但无耻而已。拟抄其好诗印为一册，曰“黄汉奸诗抄”，以伯衡所藏秦桧墨迹冠其封面，骂此等人，使此等人遗臭千古，是忠厚之道，浑非刻薄。

8月29日又记云：

休日。欲作一书寄钱名山先生，言黄秋岳事，未成。于报纸见秋岳死前半月所为《花随人圣庵摭忆》，有一条论日本在元时已用汉奸探敌情，“我人当以为炯戒”云云，文人言行相背至此，真堪咬牙切齿也。

接石遗先生讣闻，此老先秋岳而死，尤为运气，石遗七月八日夜九时以疝气疾逝，八十二岁。（均见532页）

秋岳向日方报告我国封锁江阴要塞重要军事情报，致使停泊长江各口岸日军军舰遁逃一空，原无容异议。近却于2001年3月20日《中华读书报》见有陈礼荣《民国“肃奸”的一大疑案》长文，主要援引曹聚仁《也谈黄秋岳》的看法加以发挥，相信“参加会议”的邵力子对曹聚仁说的话，即以为“黄秋岳是不会知道军事会议的军事秘密的”。从而猜测：“这是不是意味着面对一再失利的军事败绩，当局为了鼓舞军心民气，不得不拉个人出来‘祭刀’？”

然而我们几个熟人，包括若干难友，于拨乱反正后谈到这件震惊一时的间谍大案，却有人知道报纸未便公开披露的一些内情，则并不像陈礼荣想的那么蹊跷。

我们几个人为什么会谈起这件事的呢？首先是曾经身为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智囊之一的经济学家高岳生（方）老先生，他分析世界局势、社会问题十分敏锐深刻，老朋友们都十分爱听高老的高言大论。高老特别钦佩黄的《花随人圣庵摭忆》对近代治乱兴衰的剖析，认为秉政者若能有他这么的眼光，社会就不致弄得这么乱七八糟。初以为照理说像这么头脑清醒、可谓是先知先觉之人当不会倒行逆施、自寻死路的。唐秉珍兄则说出了其中原委。唐的胞兄国珍曾担任过我的同乡、津浦铁路委员长邱炜的亲信秘书，邱死后，其时转任国防部作战处处长，后弃政从学，受聘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授。秉珍兄的消息即来源于他的这位兄长。说当时原打算将若干船只沉入江口以阻塞通道，随后即用大炮、飞机将所有敌舰一举毁灭。这样，至少在上海可以守上一二年，好争取时间，以为此后的调遣部署。不意一夜之间日舰即已全部逃逸了。

参与这个机密会议并最后做出决定的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是谁将消息传递出去的呢？即便说日舰的撤走行动“是早有准备”“用不着黄秋岳父子来送情报的”，为什么如此“完备周详”的布置却面临一片仓皇狼藉，犹如陈文所说“甚至连家中的贵重物品也悉数扔下，有的家里电风扇都没顾得关上”，“就连摆上桌的饭菜都尚未动一箸，便已是人去楼空了”？

据秉珍兄说，首先被怀疑的是何应钦，因为他是老牌的亲日派。但经过细密的排查，却没有一丝踪影。接着怀疑上白崇禧，随后又密查了孔祥熙、宋子文，煞费周章而都一无所获。最后从银行账单发现黄濬有巨额汇款自日本汇入，才一举擒获。据黄供称，他和日本间谍是在南京某大饭店中交换的。黄将机密置于礼帽之内，到饭店后即将礼帽挂在衣帽架上，日本间谍来了也将礼帽挂在一处。彼此各自入席会宴，从不交谈。待至酒醉饭饱，又各自换戴礼帽扬长而去，这真是神不知鬼不觉的。黄被捕招供后，其子黄晟适随宋子文将出国考察，有关当局迅即派员将其从机场逮回。一起处决者共十八人，其中十七人枪决，只有黄秋岳是被杀头的。据说蒋介石杀人，一般都是枪杀的，独于黄秋岳，却亲自下令要杀头示众。

其时著名翻译家毕修勺老先生适在其老友陈诚幕中做客，也风闻相类的说法，然而没有秉珍兄说得这么详尽。这就是为什么此案甫发即行判决的原因。可绝不会像陈礼荣等人臆测的那么微妙。

但老人虽不及见秋岳的这个可耻、可恨而又可悲的结局，而对其因生活汰侈溺惑的情况却是早已一清二楚的。老人曾致函李审言（详），内中说起：

黄秋岳官国务院参议，年能进万金，而挥霍不能治生（此不能传我衣钵），致亏空数万金。现在北都，月仅得二百金，穷不聊生矣（有万金买来之妾）。（《李审言交游书札选存·陈石遗先生书札》第五函，见《学土》卷一，1996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不过“万金买妾”之事却不甚确切，而是为一个有名的交际花所迷惑（其名姓唐兄和毕老都说起过，但不曾多加注意，听过后随即就忘了）。这位交际花排场极大，挥霍无度，黄的入不敷出，正是由于负担不了这么沉重的开支，遂出此下策，铤而走险，沦为民族的败类，真所谓是“有好都能累此身”了。

秋岳的这个不良习性，原是师友皆知，难予规劝的。李肖聃尝于民国四年往见陈弢庵（宝琛）时向陈进言说：

予言闽士如黄濬秋岳，弱冠能诗，长老叹异，惜其不事正学，日事征逐。师傅同乡老辈宜有以训督而裁成文。陈言：秋岳藻采，秀发可爱。其祖故为搦吏，父入翰林。予常勉以世德，望其不事夜游，自重身体。（见《星庐笔记》）

这样说来，秋岳的堕落，正是由于他难移的本性使然，原是另一种“性格的悲剧”，一种极端的个人享乐主义导致了他的自我毁灭。

陈礼荣此文提到瞿兑之为黄书作序，说：“当时，北平虽为沦陷区，而瞿氏尽管只称‘黄秋岳中道陨蹶’，实乃‘非所料及’，然而对其案情因由却也讳莫如深，仅用‘骤被独柳之祸’六个字一语带过。”以下还特加“按语”说：

按当时公开报道黄秋岳汉奸案时称，正当他到玄武湖一棵孤柳树下，与日本驻南京领事馆人员交接情报之际，被南京警备司令部及警察厅派出的侦缉干探一举擒获——本文作者注。

我没有见过当时有这么一个公开的报道，颇疑这恐怕是陈礼荣先生在得见瞿兑之文后望文生义而想当然的虚构解释吧？——须知这么想、这么说，都是大错特错了的！

“独柳树”，或省称“独柳”，乃是唐代专门用来处决投敌或叛逆者的行刑处所，地点在长安子城西南隅。《旧唐书》及《资治通鉴》中常见有此记载。如《肃宗本纪》：二载庚午，“斩达奚珣等于子城西南隅独柳树，仍集百寮往观之”。又如《通鉴》卷二百四十：“上御兴安门受俘，遂以吴元济献庙社，斩于独柳之下。”又一般大臣犯罪，最多赐以自尽，独叛逆则否。最受冤屈的是宰相王涯，为宦官仇士良所搒笞，不胜其酷，乃手书官诬造反情状，即于皇帝暗中访察，也不敢翻供。结果牵累了许多人赴郊庙徇两市（东西两市），腰斩于城西南隅独柳树下。详见《旧唐书》卷一六九《王涯传》。

于此可见，瞿兑之序文应用此典当是非常贴切的。至于说序文于黄稍有回护之意，盖为原就相识的死友作序，自不得不耳。且瞿氏自己实也有不可言说的苦衷呢。我于瞿氏，曾因赴友人之请同桌吃饭过两次，彼此虽打过招呼，但相信他一定记忆不起，只见他只管和某人喁喁私语。殊不知我、苏渊雷和他，还有其他的一些友人都吃了这个伪君子的大亏，无中生有，张冠李戴，接木移花之事，揭露出来，委实骇人听闻。幸得我和苏渊雷尚无历史污点，可是也已弄得九死一生，狼狈不堪了。而瞿则竟于“文革”中被捕，虽瘐死狱中未必为某所致，但绝不能说无火上加油之力也。或问我何以能知其情，那是在组织上表扬其改造成绩，号召所有涉案人向其学习的大会上听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