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读《花随人圣庵摭忆》，不以人废言，觉得的确这是有相当价值、值得参考的一部好书，唯嫌其行文不够明爽，稍有堆垛蹇滞之感。这或许就是石遗老人所说的骈迹未除、足伤其格之故吧？然而彼行文如是，其他好骈文者的行文未必也都会如此的。如同样擅长骈文的钮琇，其所写笔记《觚賸》，以及诗和骈文两擅其能的乐钧，其笔记小说《耳食录》，就都写得很畅达明快。

但黄秋岳的诗文，其实并不是师承石遗而来，《石遗室诗话》也只说过他“从余治《说文》”而已，《聆风簃诗序》则又说“从余治小学、史学”，而石遗实未尝以小学、史学名世。考《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卷五，老人五十五岁，“仲毅（众异）、芷青皆受业于大学堂，次公、秋岳皆受业于译学馆”。则所谓师者，或仅在学校教室里听过其讲授这些学科的一般常识罢了。后来是否行过大礼，已不得而知。不过这种名义上的拜师，原是其时的一种社会风尚，绝不像汉代的传经、禅宗的衣钵，更不同于击技家和中医秘方的私相授受。这和其后陈锺凡、陈柱之拜师执贽的情况实相类似。

在这本书中，曾提到先师余越园（绍宋）先生，且彼此有所接触。谈旧京画史称其画“法度简古，而有韵味”，语虽无多，实颇中肯綮。然而我却不曾听先生在日提起过他。

一般谈黄濬秋岳（一字哲维）的，必然要将其和梁鸿志众异相提并论。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之师，号称联圣的方地山（尔谦），就尝以二人姓名作嵌字联云：“梁苑嗣音稀，众议方淆，异古所云今世免；黄庭初写就，哲人其萎，维子之故我心夷。”颇传诵一时，于此可见相关之切。两人都极工于诗，即《石语》中也将二人之名并列。梁有《爰居阁诗》，黄则有《聆风簃诗》，爱读旧诗词者皆好之而无疑词；不过《聆风》之刻已在黄的身后，梁诗则于己卯（1939年）刻成，卷首还有秋岳用骈文所作之序，今据原刊本抄录如下，或不无知人论世之助。其序曰：

昔刘彦和有言：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卓绝之意，铦靡详，所谓超然直诣，妙擅终古，善发谈端，精于持论；所谓錬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以斯为诠，庶乎近之。盖镕冶易范，而骏逸难能。自非文举，孰成高妙；世无公幹，亦未知孔氏之卓卓也。梁子之诗，神锋遒上，后有千撰，宜无间言。若其渊映玉颖，爽骏融明，自缘劬功，兼荷天纵。身世悱发，用臻愉艳，夫岂褧衣以为章，高以为利哉？君以高门，少遭孤露，侍魁之行，胥出母仪；圣善之教，厉于初服。折花怀恩，集蓼伤遇。其所吟思，燡然已远；至如烧砚为学，抱经以求，观川晨谣，度塞夕唱；客梁园而结欢，临碣石而沾衿。词赋渐新，芬芳有烈。及夫宣室方召，天衢忽嚱。毁巢同于鲁国，复壁厄于邠卿。琢璧滫兰，于焉已极。然后浮绝江海，间关干戈。情敏于多师，忧生于噍响。零雨行役，南浦将归。翔雁有万里之心，鸣蝉入繁霜之鬓。逮至都枋载昭，垂棘效器；既领中书，行策补衮。秘省旋风之笔，温室削藁之心。群望枢机，期能缉亮。而乃横流肇于翟泉，沈猜吟乎短簿。投帻东阁，长揖军门。嵚嵜数州之间，支离异国之际。日光霜叶，澈照高情；星浦松涛，若鸣奇志。既辞鲁门之飨，终作皋庑之歌。自始溯江礼岳，稠适湛冥；怫悦俱忘，钩镌靡辍。哀时之意，冲风警于曾霄；辨物之微，干将拂于秋水。盖三十年间，予所知者。砻硎弥切，智慧弥完。观于物者弥深，飞于声者弥莹。所谓跌宕昭彰，抑扬爽朗者非欤。自唐以还，伪体滋盛；宋以涩称，犹质之代文也。涩加以理，贵出圆融。长公天人妙如泻汞，而隐秀之用，未极其涯。君结言端直，莩甲清新。参曹洞于后山，缓咸韶于黄九。去弊救偏，浩得朗趣。心如一鉴，物呈万殊。辛未春夏之交，访予旧京，东棹方归，述所觇识。微谓积憾已甚，事将在辽，彼童实讧，不可喻察。及今案篇索章，如见毫末，斯又明诗之前用，补史之弘功，缀文照世，浅深一揆者也。予少有所作，便就商略，及视君句，瞠目绝尘。郭璞之赠温峤，尔神余契；王濛之叹刘惔，胜我自知。方嗟艺诣，莫逾畛国。今岁诗卷，并可杀青。鸾翮之全，吾将用懒；骥尾之附，赧于益彰。绕肠锺山，冉冉易老；戢枻湖舍，悠悠思君。承命竭才，聊当息壤。丁丑四月哲维黄濬。

但我读序中这两句：“零雨行役，南浦将归。翔雁有万里之心，鸣蝉入繁霜之鬓。逮至都枋载昭，垂棘效器；既领中书，行策补衮。秘省旋风之笔，温室削藁之心。”发现在短短的这么一两行中，前有“万里之心”，后有“削藁之心”，未免用字重复，且同在句末，故是一病。然鄙意前一句或许当是“万里之怀”的误植，否则终难逃词窘力绌之讥也。

据说梁、黄两人后来虽也曾有过芥蒂，以致互不往来，但秋岳的诗最后还是梁斥资一手编印且为之作序的，时在辛巳（1941年）。序末并提及《聆风簃诗》刻成之经过，略云：

方哲维未逝时，书坊贾人将流布其诗，其后遂怵祸谢绝。余急收其稿，以归其子劼之，厘为《聆风簃诗》八卷，且集赀使授诸梓，而以长短句附焉。呜乎！哲维亡矣，其不亡者仅此。余以三十年之交旧，申之以姻亚，追维平日文酒之乐、离合之迹，虽风逝电谢，不可抟捖。然一展卷间，仿佛遇诸纸上，令人悲咽不可抑。回忆哲维临命之岁，序余《爰居阁诗》，脱稿视余，并几赏析，宛然前日事耳！今劼之既刻《聆风簃诗》，乃徵余序，辄以泪濡笔，书此以塞其意。哲维有知，其许我耶？

及1946年梁入狱被处决前，尚不忘这位死友，且作诗追念：“曩时京辇枕梁黄，每作春游共一觞。故友吟魂今变灭，余生冤狱亦周章。爱民成癖吾知罪，举国依人众更狂。他日孤坟定何处，过车奠酒莫相忘。”诗中多有回护之词，实亦在为自己辩解，并借以抒发其愤愤不平之气云尔。

梁亦与越园师交好。梁投敌后师即与之断交。1942年日寇流窜浙东，时师隐居龙游之沐尘，在风声鹤唳之际，梁忽派来数客，欲要挟师去任敌伪司法部长。师惊慌失措，虚与委蛇。幸得蒋介石有所风闻，特急令王耀武派一营兵前来抢救，先敌寇到达并护送至安全地带，此数人乃慌张遁走。初师本欲去重庆，旋因日寇退却，时局稍定，为阮毅成向黄绍竑建议上报，圈定为浙江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又任命为浙江省通志馆馆长。师尝言，万一被劫持，只有绝食而死耳。

梁之为人，袁克文的《辛丙秘苑》内，就有《梁鸿志卖友》一则，颇深鄙其为人。说“筹安败，梁以名微脱漏，遂诟筹安以取誉”。可见他原是一个没有一定的原则、看风使舵的风派人物，只要于己有利，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汪辟疆的《题梁鸿志〈爰居阁诗续〉卷首》一文，有专记黄、梁两人之事云：

丁亥十月瑞京以此册见示，诵其佳日一篇，言外似有悔恨之意，然已晚矣。邓守遐《题黄秋岳近诗》云：“吾辈宁从人作贼，京曹几见尔登仙。”真谶语也。又程穆庵语余云：乙丙之间，众异游杭州，秋岳亦来。一日，集湖滨楼外楼，谈笑甚洽。众异忽熟视秋岳曰：“君定不免。”黄虽惊，然以为戏言。众异更申言者再，座客忽诘之曰：“君既精相法，曷自言其休咎乎？”梁对镜久之，叹曰：“我亦不免。”此抗战前一二年事，穆庵所亲见闻者。不谓逾年黄果以通敌死国法，又十一年而梁亦被极刑。姑布子卿之术果作徵乎？亦异事也。偶忆及遂记于此。丁亥十月，方湖题记。（见《汪辟疆文集》639页）

由此我想到了俗有“修心补相”之说，其旨固在劝人为善，于理实未为圆融。但为人之道，只问吉凶祸福，而不讲是非曲直可乎？黄、梁二人，假如能慎独守素、洁身自好的话，难道还会有飞来的横祸吗？正是由于利欲熏心，热衷爵禄，遂至认贼作父，成为民族的罪人，则谓之咎由自取可也，姑布子卿之神相又云乎哉！若真万一劫数难逃，则如宋之文天祥、明之史可法，该多么值得千秋万世后人之崇仰。这两位大臣，原本都可以像张弘范、洪承畴一样的不死；然而，不死的倒苟活得更痛苦，死了的却比活着的更光彩更有价值。据传梁众异于临命之际，赋诗不迫，掷笔就刑，也颇引来一些人的赋诗赞叹，但这比之谭复生（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之从容就义，又当何如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