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当前，学者们对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问题已开展了较为纵深的研究，对这些学术成果展开细致的学术史研究，能够为本研究的深入进行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与此同时，国外学者对大众传媒的研究较为成熟，他们围绕大众传媒与国家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系列探讨，同时在大众传媒尤其新兴媒体，开展了有关道德教育方法的研究，这些他山之石都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一、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最近十几年来，如何在特定群体，尤其在大学生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之一，学者们围绕培育的重要意义、问题境遇和方法途径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一大批有价值、有高度的研究成果。这方面研究者的阐述相对较多，且观察的视角、所持的观点为本书的深入拓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论研究成果显著：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论述研究。这主要集中在理论方略、实践策略、文化自信和时代意义等方面。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性质和功能指向研究。理论界普遍强调前面的“社会主义”规定了其根本性质，着重考察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道路和制度模式的价值表达形式而具有的批判与建构、规范与凝聚、维护与创新、引领与整合的功能。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方略和实践路径的研究。理论界或从地域精神、以文化人、英雄事迹出发，或从行为者的认知、情感、意志、信念、行为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基本方略。[20]

（一）著作论文概况

当前，著作论文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形成了一定的“存量”。已出版的专著有陈芝海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杨晓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的基本问题研究》、宫志峰等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研究》、陈志军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研究》、宇文利等的《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全程化研究》等。笔者通过中国知网（CNKI）搜索到的博士论文有李纪岩的《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刘铮的《大学生认同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张兴海的《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研究》、户可英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方法研究》等。此外，截至2023年5月28日，笔者通过中国知网，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有9760篇相关联的学术论文。这些学术成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四个基本内容进行研究，或者是从不同的视角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积极的提炼。换言之，这些研究是在缺少一定共识的情况下展开的出于学术自觉的前瞻性的探讨，它们对于当前引导大学生践行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实提升大学生思政实效性，无疑还缺乏一定的针对性。从学术创新的角度，还有一定的“增量”空间。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1.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研究

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发展历程上检视，我国学界已深刻认识到该课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内核、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21]，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征程中发挥着导向性、规范性和驱动力的重要作用[2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在中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历程，基本上遵循如下的演进路向：20世纪80年代一批研究价值哲学的学者进行了初探，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被正式提出，随后全国理论界展开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的充分讨论和研究，为国家层面的正式提出做了充分的理论酝酿；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了24个字的“三个倡导”，这也及时满足了学界及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热切期盼，创造了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新契机，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境界。党的二十大报告浓墨重彩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23]总之，上述观点建构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之谱系图景。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在注重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价值追求的基础上，逐步由单纯的理论化阐释向全面的系统化建构和深入的大众化渗透方向推进，逐步由被动的应对性解读向主动的科学性阐释和积极的主体性践行方向演进，呈现出理论与实践互动、培育与践行互推、探索与传播互进的鲜明特点。[24]这些都为我们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

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研究脉络。自2007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研究者研究的对象后，对其研究逐步深入；2011年可视为研究的分水岭，学术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讨驶入了快车道；2014年至今学术论文的数量呈现出了稳步增长的态势，说明学者也愈加认识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重点放在在校大学生这一群体上的重要性，对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与主动的思考。当下一种崭新的研究视野更为宏大，正在铺展开来。新时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学校、从企业到农村，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弘扬、践行方面已经做了相当大的努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收获了相当大的效果。这一点从近几年精准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大战略成果中呈现出的精神风貌便可见一斑。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尤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展开对以上问题的深度开掘，构成当下展开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波澜画卷。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现状。

主流学者认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度普遍较高，总体上来说，价值观是健康、向上、积极的，道德水平较高，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够认同国家的大政方针，但同时也遭受了国内外多种负面因素误导影响，极少部分大学生价值取向功利化严重，不能正确地认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呈现出了“政治冷漠症”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容忽视。

从宏观上，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存在教育地位的“边缘化”、教育内容的“褊狭化”、教育方法的“知识化”、教育主体的“外在化”。具体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上，在国家层面，大学生出现一定的政治信仰迷茫化；在社会层面，显现出价值观念多元化及功利化倾向；在个人方面，民族精神缺失、道德观念失范等有所呈现。[25]

其次，影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主要因素。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之中的制约及影响因素，是学者们常常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面临的挑战”来设问，问题意识凸显。他们认为制约与影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点。

多元价值观和一元价值主导观的交锋碰撞。文化的交锋及碰撞，根源为不同文化中制度层面的博弈和较量。西方国家依托技术的相对优势，依托新媒体传播工具，以形形色色的面孔和模式，不断强化对于我国意识形态的价值渗透和侵袭，如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及新自由主义思潮等。其中，以强调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与以多党竞争执政、普选制、司法独立为主要特征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受到个别大学生的膜拜，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负面作用最大。有学者深入探寻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大学生价值观隐性渗透的全方位空间：环境的转换——从多元辐射至全面浸入；领域的渗入——从价值宣传至日常生活；空间的穿透——从现实生活至网络社会。[26]

经济变革推动观念变迁。20世纪末期，国家开展了顶层设计，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成为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它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创造了“中国速度”，进而引发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学者研究指出，市场经济一方面让大学生增强了独立性、自主性，轻易不受他人和外界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更趋向利己主义和功利性，过度关注自我，导致价值取向扭曲、传统美德淡化、社会责任淡漠。[27]同时，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非理性情绪，如“拜金主义、迷惘彷徨、恐惧担忧”等思想也在消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传统模式的依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主渠道及主阵地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但思想政治理论课尚未及时创新转换：从内容到形式都缺乏应有的吸引力，教育效果与目标设置之间鸿沟较大。有学者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理论性太强，导致内容枯燥乏味，又不能跟进呈现国内外时事发展与理论前沿；灌输仍是最主要的教学模式，大班授课制延续，学生参与意识与主体性重视不够；考核方式忽略了指导学生运用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理论的识记仍为核心，更缺乏针对实践问题化解能力的培育。具体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则表现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顶层设计不清；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实施路径混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对象特点认识不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针对性不强；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外围借力不足。[28]

大学生自身内在的原因。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是“95后”和“00后”，甚至“10后”渐渐成为学校的主群体。这些年龄层次的大学生，独生子女居多，生活成长环境较为优越，体现出了富有代际特色的个性特点。一方面，“个人本位”的凸显，使他们较多地关注个体利益的满足，传统计划经济下的集体主义为上的价值取向对他们的约束性较少。他们的出现整体上激发了社会的发展活力，契合了时代的发展特征。另一方面，绝对的个体自我，又很容易让他们走向发展的对立面，比如在网络虚拟空间的特立独行；又如张扬的个性签名、非主流的行装、标新立异的言论等，也很容易让他们在多元的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之间踯躅不前，彷徨不已。

最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优化路径。

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从各方面对实现路径的总体考察和从某方面具体深入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机制两条路径。

其一，从各个方面对实现路径进行总体考察。

学者罗金兰认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主要方法为：一要使大学生正确认识一元和多元的关系；二要在核心价值观教育中体现“三贴近”原则；三要把核心价值观教育和情感教育结合起来；四要发挥大学生主观能动性。[29]学者乔瑞华通过细致分析新时期影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的因素，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校园环境的影响、家庭环境的影响和大学生自身因素四个方面具体展开分析，指出了新时期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的途径：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容坐标、创新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的方法、途径和载体以及构建四位一体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模式。[30]

其二，从某方面具体深入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机制。

具体包括心理机制的探讨、利益机制的确立与完善等方面。这方面研究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过程，是培育主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精髓内化为自身价值观并不断固化的心理演变过程。此过程内含着理性认知—情感共鸣—思想转化—心理调适—沉淀固化五个层次。韩延明则从大学校训的作用提起话题，指出校训是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佳连接点、切入点与肥土沃壤。要让大学校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频共振、互通共融，使它“亮起来”“动起来”“活起来”“新起来”，使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内心认同并自觉践行。[31]而学者王亚南则从消费主义视域，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进行了探讨，指出当前高校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困境之一，就是要破解消费主义的价值诱惑，拒斥消费主义的话语侵害。这需要认清消费主义的本质，结合大学生的实际，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原则，主动摸索有效的培育策略与途径，搞好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认同及内化工作。[32]张静芳在批判个人主义的角度下，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进行了有效的探讨：加强理论学习，树立共同理想；加强校园文化认同教育，培育集体情感；加强实践锻炼，践行公民道德。[33]汪庆华则从协同机制的角度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明晰主体职责，构建集体行动的运行机制；建立工作体系，构筑立体联动的工作网络；畅通信息渠道，构建资源共享机制；融合教育内容，构建内容互渗机制；巩固与创新工作载体，推进载体互补机制。[34]

3.新媒体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关联研究

新媒体语境下，学界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研究逐步升温。目前这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之一。鉴于当前学界对新媒体内涵尚无统一定义，为扩大检索的区域，先后以“新媒体”“大众传媒”“自媒体”“网络环境”“微信”“微博”等为关键检索词，经过中国知网总库开展全文检索发现：

首先，网络德育方面的研究。

这方面的专著主要有徐建军的《新形势下构建网络德育系统的研究和实践》、罗家英的《网络影响下高校德育模式变革与构建》等。这些专著理论根基坚固，论述角度多元，为本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角。围绕新媒体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相结合的专项研究的著作，当前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通过检索尚未找到，但新媒体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专题的专著，则有两本：兰州大学王学俭和刘强编著的《新媒体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福建师范大学陈志勇的《新媒体时代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出版）。这两本专著都以宏观层面为立足点，对新媒体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进行全方位解读，学科前沿意识敏锐，选题时代感强烈。因而，如何在遵循“三个倡导”的前提下，参考以上学术成果，推动深入探讨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应成为当前大学生思政实效性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其次，具体的研究内容。

基于新媒体时代背景，学界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层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目前的研究成果，基本遵循着两种范式的研究框架。一种是纯粹的理论探索，对于新媒体的传播特征和规律，围绕新媒体对于人的价值观的影响、微时代下大学生的成长特点规律等，构成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前沿问题，也是当前研究最为薄弱之处。另一种是应用研究。从新媒体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影响入手，开展应用对策方面的探析。这方面的研究，现在成果最多，虽同质化倾向严重，但是为深化对本问题的理解，增进现实操作提供了借鉴。

其一，理论研究。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创始人之一张耀灿教授，早在2011年就撰文指出，“不深入系统研究‘微时代’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认识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法指导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实效性”。[35]例如，黄岩、陈伟宏立足于传播学理论，提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一种全新的信息传递模式，对基于新媒体技术的传播特征进行阐释之后，围绕“超媒体性”“去中心化”“不对称性”带来的巨大影响，进而提出了应对措施。[36]张惠以新媒体的“去中心化”特征为基点，立足于主流媒体可控性，探索了对网络舆论的引导。[37]汪頔从宏观维度上探讨了新媒体对价值观的影响：新媒体环境下价值观产生了变化，如变革了人们价值意识建构的方法，变革了人们价值意识建构的内容，价值意识建构的强度也被改变了。[38]这两篇硕士、博士论文角度新颖，理论探索着墨颇多。同时，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支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返本开新，寻求新的理论生发点，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诸如，盛建军、何茂昌立足于马克思之交往实践理论，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39]，在理论方面做出了实质性的探索。

其二，应用研究。

网络环境作为研究范式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方面的研究现状。宁陶认为：高校要通过搭建思政教育媒体平台、创新思政教育形式与载体、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等措施，推动思政教育的高质量实施。[40]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方面的研究现状如下。王金磊以新媒体传播特征为立足点，结合大学生的心理成长特点，采取定性及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挖掘信息资源、强化主流平台、强化传播平台、净化网络空间几个方面的解决路径。[41]暴秋菊、张艳梅对自媒体的定义及特点进行了科学界定，全面探析了自媒体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影响，并依据问题给出了应对之策。[42]年大琦则从正向角度提出：通过搭建价值观培育新平台、引导大学生开展自我教育、打造培育合力及创新话语方式来实现目标，创新性地提出易班学生活动社区，值得肯定。[43]陈欣、金丽馥则从新媒体具有的技术和渠道优势入手，探索增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契机。[44]

二、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综览世界各国，虽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称呼不一，但是各国围绕核心价值观教育展开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却是客观存在的。有些发达国家则是在“宗教教育、道德教育、公民教育或者国情历史”的旗帜下悄无声息地开展着，他们大多依托大众媒介及社会舆论，借助组织认同理论、社会认同理论，运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展开本国的价值观研究。梳理他们在本国的价值观教育历程及学术成果，为我国进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提供了多元的理论、方法及视角。

（一）新媒体技术层面

西方发达国家是网络与新媒体技术的策源地。微软、英特尔、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等为代表的高科技机构掌控着新媒体发展的核心技术，主导着国际新媒体信息场域。把媒介最早引入传播学的是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者麦克卢汉，他提出了“媒介即信息”的论断，其含义为媒介自身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即人类只有借助某种媒介才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或其他活动。

1995年，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教授完成了《数字化生存》这本颇有影响的著作，提出计算不只与计算机有关，它也决定我们的生存。为我们勾画了建立在高科技之上的数字化时代，贯穿此书的一个核心思想为比特是“信息社会”的DNA，正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这为全球研究网络以及新媒体提供了理论之基。

1996年，曼纽尔·卡斯特在其著作《网络社会的崛起》中，对“新媒体与受众的分殊化”做了深刻的论述，指出：“新媒体已不再是传统定义下的大众媒体：传送有限的信息给同质的视听大众。由于信息与来源的多样性，观众本身变得更会选择。目标观众群倾向于选择信息，因而强化了多区隔化，促进了传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个人关系。”[45]他指出：“由于媒体的多样性，以及有可能锁定特殊观众群，我们可以说在新媒体系统里，信息即媒介，亦即信息的特性会塑造媒介的特质。”[46]

目前国外学者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宣传的研究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曼纽尔·卡斯特的信息三部曲之一《网络社会的崛起》、马克·波斯特的《信息方式》与《第二媒介时代》、查尔斯·斯特林的《大众传媒革命》等。国外有关现代网络的研究，集中从三个相互联系的视角展开。一是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网络上的社会交往行为；二是从政治、法律的视角，研究现代网络对现有社会规范体系的影响及改造；三是从与传统媒介相参照的视角，研究现代网络对信息传播活动带来的变化及其特征。但这三个视角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如果从最终目标来说，它们聚焦的则都是现代网络对于现实社会过程的作用。同时西方国家在网络虚拟空间治理方面也较为成熟。这些均对我们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有一些启发。

（二）理论层面

西方国家虽无专项的大学生价值观的变迁研究，但各国均将其纳入了更为重要的视角，形成了富有本国特色的价值观研究。西方各国依托本国优质发达的高等教育资源，围绕本国的公民教育，展开了深入的研究。胡塞尔、哈贝马斯等世界知名学者从哲学上为公民教育提供了学理支撑，而纷繁的教育流派则从实践层面为开展公民教育提供了多元化的视角。这些为我们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提供了非常好的借鉴。诸如西方道德教育理论中的价值观澄清学派，提出了人生价值观的形塑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选择。人们在可选择的范围内进行自由选择。第二，态度。人们公开自己的选择并且对选择表示满意。第三，行动。按照这一选择行事并长期坚持此行事风格。[47]皮亚杰的认知结构理论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阐释了主体建构知识的进程，这为我们全面了解认识过程和把握学习活动的总特征，提升人的认识能动性提供了适度理论依据。因此，在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过程中，必然要立足大学生的认知特点，遵循新媒体的传播机制规律，有层次地对其开展培育，以提升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推动践行。

此外，从文化学的视角，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需要理论及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我们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马林诺夫斯基指出：“文化是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且在满足人类的需要当中，创造新的需要。”[48]文化包含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个部分。当今社会，物质文化日益丰盈，精神文化呈现多元化的现象，一方面它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另一方面它也引发了人们精神文化认同的困境，致使人们精神世界相对匮乏，这就要求以一种主导的精神文化来引导社会认同。当然，这种主导的精神文化应是契合社会发展趋向的一种价值观。因为文化的核心为价值观，它决定人们的价值取向、价值判断及相应的价值行为，这需要不同阶层的人们之间达成某种共识，进而化解冲突。在我国，这种契合社会发展潮流的价值观即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领导权理论是葛兰西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葛兰西重视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他对文化领导权获取方式和意义的全新论述以及对有机知识分子群体作用的界定对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正在发展转型的东方大国，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着若干启示。

（三）西方大学生公民教育培育路径

西方国家一直在加强本国大学生公民教育的培育，其成效也非常卓著。这对于我们在新媒体时代开展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西方国家价值观教育与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往往更侧重于隐性渗透，直接的灌输方式不明显，而是以加强文化认同的方式通过内涵的形式贯穿在大学生教育的方方面面。价值观教育大体是通过以下途径来进行：

第一，西方发达国家各国政府在网络技术的研发上高度重视。伴随着Facebook、Twitter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高速发展，这些公司所在国也极端重视对新媒体的技术审查，确保本国价值观教育不偏离政治方向，并得以顺利实施。同时拒不交出根服务器的管理权，在技术上倾力研发突破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网络审查技术，强推“网络自由”以扩张意识形态霸权。

第二，打破课程设置的樊篱，实现价值观教育的“全课程”育人。“美国的道德教育不仅仅局限在公民教育课上，还把道德教育渗透到心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当中，各门专业课，包括理工科都渗透着德育思想。”[49]而英国国立课程科目设置注重道德教育的引入。在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中，英国政府部门要求高等教育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学科教育实现提高学生观察、分析道德问题的能力。课程之间的协同性显著增强，增进了新媒体时代下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系统性和协同性。

第三，重视外部环境的文化育人功能。从世界强国文化建设的视野来审视，各国均非常注重环境建设对大学生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善于发挥环境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依托遍布本国的纪念堂、图书馆、博物馆以及高等学校，善用重大纪念日的仪式教育，凭借这些泛德育环境，构成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和爱国教育的生动教材。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属性得到了彰显，较我国有明显的不同。

第四，强化家庭、社区在价值观教育中的作用。托马斯·里克纳曾指出：“新式价值观教育要取得长久成功，必须依赖学校之外的力量。学校和社区应当共同努力，来满足学生的需要，并促进他们的健康发展。”[50]学校组织学生参加丰富多样的社团组织，依托社团引导学生自觉地参加社会活动，尤其在与社区的互动交往中，鼓励学生与他人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提升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进而达到增强本国价值观教育的渗透力的目的。

第五，善于借助宗教及宗教团体在价值观教育中的作用。西方国家相较于中国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宗教力量在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在西方发达国家，基督教文化历经悠长的文明演进，已成为西方的主流文化，渗透在方方面面。在西方的大学校园里活跃着各种学生宗教团体，“英国大学中的宗教教育不仅是要服务于有宗教信仰的学生，也是要借助这种形式给现世的主流价值和道德标准披上神圣的外衣，增强学生对其合理性的认识，从而达到使学生加强对国家和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内化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目的”[51]。

第六，注重大学生的新媒体素养教育。西方国家关于媒介素养的教育起步早，成效明显，其研究成果丰硕，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尤其为了应对网络传播时代的挑战，西方国家尤为重视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培养。在具体的培育途径上呈现出了立体式的教育格局。课堂层面，隐性课程与显性课程的有机融合，即既有独立的“媒介研究”的课程，同时相应的媒介素养教育也自觉融入其他课程设置。外部环境，家庭的天然课堂的教育功能与社会的教育功能尽量做到相得益彰，与学校的教育功能形成良好的衔接与延展。以媒介研究发达的加拿大为例，该国最大的媒介教育网站“媒介意识网”（Media Awareness Network）[52]，就实现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三者融通，补齐了传统媒介教育的短板，形成了合力，实现了西方大学生媒介素养的提升。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评述

通过上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理论及实践进程梳理、新媒体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理论及实践层面的文献分析，我们能够得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但在理论层面，而且在实践层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的成果，无疑为该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借鉴。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则为进一步研究留下了发挥、深化和探索的空间。

（一）研究的主要贡献

（1）基本明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相关理论、影响因素。一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的基础上，学界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理论进行了积极的回应与充分的阐释；二是已有的研究主要围绕大学生自身、大学生以外三个因素（国家、社会、学校）进行探讨和研究。

（2）初步探讨了新媒体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相关问题。例如，指出了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主要问题，从而为本研究深化、拓宽打下了坚实基础；分析了新媒体环境下影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主要因素，主要以传媒环境的变迁最为集中；在此基础上用交往理论、传播学、价值澄清理论进行破解，为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与解决思路，进一步拓展了新时代大学生思政教育实效性研究的视域。

（二）研究的不足

围绕新媒体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领域逐步升温，总体上处在提升深化阶段。目前已经拥有了一批“存量”，对一些论域已经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该课题目前成果主要集中在学术论文上，研究的群体主要是高校和科研院所，“高峰”式的专著有待出现。

1.问题域的扩展

新媒体时代大学生思政教育实效性研究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难点在于梳理分析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特征、对于特殊受众大学生的价值影响，如何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展开大众化的传播，两者之间的互动关联研究目前尚未真正“解题”。围绕该课题，现有的研究集中在借鉴新闻传播学的媒介理论，依托媒介理论对于人的影响，进而梳理分析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带来的影响、困境等，最终提出相应的路径和研究框架。

归根结底，主要是新媒体的形态正处于迅速发展中，对其特点的研究尚处于捕捉中，现实的实践中新媒体的一些传播特点还有待全面展现。基于此，在这个层面上的研究，更多是一般意义上的探索。而问题恰恰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特征的理论体系，新媒体的动感个性、草根大众等特点，与理论的抽象晦涩之间存在不兼容性。科学梳理新媒体的传播机制，大胆借助心理学的理论成果，从学生的内外化切入，变晦涩抽象的理论为多样态的符号图像体系，做好二者之间的话语切换。简言之，未来的问题与拓展集中在：深研新媒体时代的传播规律特征；转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传播样态，实现理论话语向符号图像话语的切换；探析新媒体时代下大学生内外化的接受规律；对纷繁复杂的新媒体衍生工具要做出思想政治教育的预见性研究。唯有此，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才会避免理论研究的空置化，才能切实夯实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实践之基。

2.研究范式的转换

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范式（Paradigm）理论，为我们展开传统环境与新媒体环境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学术坐标。其一，环境的变迁。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下，大众媒介传播的影响力较弱，能够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可控范围之内。而新媒体时代，媒介传播的影响与日俱增，给人的生活、学习和人际交往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强有力的时代性挑战。为此，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手段、方法等面临着重新部署安排。其二，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下，我们侧重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重视不足，当然这也与我们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传统有关。单纯的定性研究往往无法客观反映出问题的本质，无法涵盖整个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全貌，无法体现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实效性。为此，未来的研究中实证分析理应成为该课题研究的重点方向。哪种新媒体最为直接地影响大学生，什么样的传播形态大学生最乐于接受，哪些因素影响和干扰到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对于这些问题，需要制作相应的调查问卷，采用必要的深度访谈方能捕捉到。例如，《网络传播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基于五省市大学生的调查分析》一文，就是通过对5个城市的大学生的网络媒体接触和使用行为的调查，探究如何利用网络这一媒介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53]总而言之，研究范式上，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面临着理论、方法、手段等方面的转换与更新。

3.交叉研究尚待提升

目前研究涉及的学科较少，研究同质化现象较为明显，未形成应有的理论深度，未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由于新媒体代表的是科学技术的跃升，在科技哲学和大众传播学领域率先出现。当前，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中，对于新媒体时代的传播学解读虽然已经涌现了相关研究成果，但如何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形成有效的关联互动，目前研究还显得较为表层。这为未来我们深入持续地进行该话题的研究和探讨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研究，是当前高校德育研究的重要议题。单纯地拘囿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无法有效地回应这一时代议题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基础，充分借鉴新闻传播学、心理学、教育学的学科成果，实行交叉学科的运用，有助于深化对该问题的认识和拓展研究的内容。

4.“两个大局”视域下的扩展研究不足

当下真正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每个人的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真正实现从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的转变，从而真正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尤其在自媒体蓬勃发展的当下，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评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状况？究竟该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究竟该如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预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未来发展态势？目前，这方面宏大视野下的研究尚待补足，有待进一步地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