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际传递影响因素的研究

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财富资本和自然禀赋四个方面。首先，人力资本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最为重要。其次，社会资本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无可替代。再次，以金融资产、房屋资产、土地资产和经营资产为主的财富资本对代际收入流动性也会产生深远影响，父代通过金融投资、房产投资等积累财富的方式直接将财富资本传递给子代，从而提高子代收入。最后，自然禀赋中基因遗传对代际收入的流动性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其通过影响子代能力特征进而影响子代收入。

(一)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是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重要因素之一，最早的研究始于贝克尔(Becker，1964)从人力资本角度对居民代际收入传递的研究，认为父代的收入越高，子代从其父代获取的人力资本越充足，对子代以后获得经济收入的影响越显著。后来有很多关于代际收入传递的探索和研究都是围绕这个基础来开展的。在教育制度改革方面，佩卡里宁(Pekkarinen，2006)和费雷拉(Ferreira，2008)分别对芬兰和巴西教育改革前后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改革使代际收入弹性的降低幅度达到20%，而对于教育程度较低的父代来说，他们孩子的收入与教育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从父代教育背景来看，金等(Jin et al.，2013)针对教育代际传递的研究结果显示，父母的教育背景会对子代教育产生影响，并且会影响女儿的大学入学竞争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父代贫困不利于提高子代收入，甚至还会缩减对子代的教育资本投入。比雅(Bia，2016)通过研究发现，贫困家庭的子代未来致贫风险比一般家庭风险高并且成年后收入较低。例如，针对改善子代生活的状况，贝尔曼等(Behrman et al.，2017)认为，提高父代受教育水平和年限的作用小于对子代人力资本投资。杜阿尔特和卡罗莱纳(Duarte &Carolina，2018)进一步提出，中断中学教育极有可能导致贫困代际传递，如果一个国家在贫困家庭的个人教育上进行早期投资，那么，这些贫困家庭在后期将会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率，从而降低社会的代际传递性，而且代际收入弹性大小还会受到国家教育体制机制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二)社会资本

法国社会科学家皮埃尔·布迪厄(Bourdieu，1997)最早将“社会资本”引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并提出了“社会资本是社会关系网络总和”这一概念，并且认为社会资本是影响个人收入回报的关键因素。[4]国外学者主要从社会学方面对社会资本进行研究，而且对社会资本的界定较为模糊，仅仅根据社会资本的某一表现形式进行实证研究，未将社会资本因素对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进行系统的建构。在国外样本数据的研究中，林等(Lin et al.，1991)在对来自纽约的400多名男性雇员样本的调查中发现，样本交往者地位不仅对其地位的获得具有影响，而且其父亲的地位对交往者地位存在正向影响，进而影响其收入。阿特金森(Atkinson，1983)认为，社会资本是代际收入传递的主要途径。此外，还有学者对影响代际收入的其他因素进行了研究。就家庭背景而言，彼得斯(Peters，1992)认为，家庭背景可以直接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就社会网络关系而言，比安(Bian，1994)根据我国样本数据研究发现，影响个人收入的一大重要因素是亲戚、朋友间巨大而牢固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子代收入的影响达到7%。就政治面貌而言，刘(Liu，2003)认为个人政治身份与其自身收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安德伯格和安德森(Anderberg &Andersson，2007)经过数据对比发现，大部分收入较高的父代将居住范围限定在高收入者集中的社区，这是因为具有高收入的父代在社会关系中所接触和交往的往往也是以高收入个体为主的群体，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会影响父代高收入群体在居住范围上的选择。不仅如此，父代的收入还会影响子代的收入。

(三)财富资本

国外关于财富资本的研究主要是家庭财富的代际流动性研究，恩格尔哈特(Engelhardt，2000)研究了美国家庭财富代际转移对流动性产生的影响；与不接受财富转移的家庭相比，接受财富转移的家庭需要支付更多的首付，并偏向购买更大的房屋。路易吉等(Luigi et al.，2002)针对意大利的研究发现，财富转移接受者也偏向于购买更大的房子。从财富资本代际传递来看，威廉(William，2006)采用PSID数据分析美国家庭财富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时，发现父代财富和子代财富之间的代际弹性为0.37。此外，当父代财富为最高等级时，子代财富进入最低两个等级的概率为0.25；当父代财富为最低等级时，子代财富进入最高两个等级的概率为0.20。雷诺兹(Reynolds，2013)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家庭房产价值的增加不仅可以增加美国青少年进入大学的概率，而且有助于他们比贫困家庭更易进入重点高校。从不平等角度来看，阿莱格雷等(Allegré et al.，2016)强调住房财富应放在焦点位置，但住房对代际不平等的动态影响尚未得到实证检验。[5]在此基础上，罗文(Rowan，2017)通过对英国家庭的深入调查发现，英国住房财富具有明显的聚集性，并且住房财富差距越来越大。克里斯蒂安(Kristian，2019)基于瑞士家庭层面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一个家庭由租房向购房转移的倾向提高，有11%得益于财富转移，并且财富转移对住房拥有率的影响远比类似收入增长大。在抵押贷款条件收紧的政策(条件)下，没有父代资助的、经济条件困难的年轻群体将受到更大的不利影响。王淼等(Wang et al.，2021)发现，在我国房地产热的背景下，存在巨大的房地产增值空间，居民投资于房地产，能够使得居民减少信贷限制。因此，贫困家庭比富裕家庭更容易受到其他经济生活方面的种种信贷限制，而导致对子代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远低于富裕家庭。

(四)自然禀赋

关于自然禀赋对代际收入传递的影响，国外学者梭伦(1999)认为，拥有共同基因的兄弟之间收入具有相关性，这表明基因是一个可以对个体收入产生影响的因素。[6]鲍尔斯和金蒂斯(Bowles &Gintis，2002)指出，子代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先天性禀赋后在认知能力上存在差别，并由此直接影响他们的收入水平。研究还发现，代际收入传递的3/5可用教育和先天禀赋进行阐释，这意味着自然禀赋对代际收入的影响可能是通过影响认知能力等个人状态来实现的。同时，杜劳夫(Durlauf，2002)的研究认为，个体的社区环境能对其行为产生“同伴效应”，使得个体从心理上期望和周围人产生同样的行为，这种心理反应对子代有着深远的影响，从而可能会影响子代的收入。此外，库里(Currie，2011)对个体禀赋进行研究，发现婴儿健康状况对收入不平等和他们一生中社会经济状况具有一定的影响，结果表明，出生体重受环境条件、母亲健康行为和孕期营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出生体重和未来终身收入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卡尔达克(Cardak，2013)利用美国PSID父子配对数据研究投资效应与禀赋效应的关系，发现大约1/3的代际收入弹性归因于父母的投资因素，其余2/3归因于子代的禀赋因素。由于统计模型的非线性结构，这种分割随父亲的收入而变化，在低收入水平，投资效应主导着禀赋效应，而在高收入水平，情况恰好相反。彼得里等(Petri et al.，2017)基于长期劳动力的实证研究得出了高个子的人获得工资相对较高的结论，OLS模型显示，10厘米的额外身高与13%的收益相关联。这一结果表明，先天遗传因素确实对个体收入有影响。在此基础上，阿里和阿达尔等(Ari &Edvard et al.，2019)利用芬兰双胞胎20年的收入数据，发现男性一生劳动收入中几乎超过一半与遗传因素有关，共享环境对收入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这表明先天禀赋对于个体收入产生而言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与美国晚年劳动力市场结果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是否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来看，里特维尔德和帕特尔(Rietveld &Patel，2019)的研究发现，ADHD的增加降低了就业、个人收入和家庭财富增加的可能性，并且实证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在很大程度上终结了这些关系，这说明禀赋效应可以通过健康因素来影响个体的收入。瑞安(Ryan，2019)和科斯塔斯(Costas，2020)从地理环境进行分析，前者估算英国铁路网络对代际职业流动性的因果影响，发现离火车站近一个标准差(大约5千米)长大的儿子从事不同职业的可能性比父亲高出6个百分点，向上移动的可能性比父亲高出5个百分点，大多数向上流动性是由当地劳动力机会的改善所驱动的；后者从地理信息角度研究代际收入流动的差异，发现空间差异在决定经济福利方面的作用在增强，不同地区的家庭特征差异很大。模拟结果表明，这些家庭特征的差异可以解释代际差异的很大一部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