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利益最大化不是企业的第一目标,而是第二目标,生存才是企业的第一目标

当企业只对股东负责，而不对建立和维持它的更大的主体——社会负责，它会遭遇到很多阻力，直至丧失生存空间。这里引入一个经济的外部性理论来帮助理解。企业的行为具有外部性，会对他人和社会产生非市场化影响，这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剑桥学派”的观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创始人、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之一、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和他的弟子、著名经济学家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共同推动了经济的外部性理论的形成。他们提出，外部性指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动和决策使另一个人或一群人受损或受益的情况。经济外部性是经济主体(包括厂商或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即社会成员(包括组织和个人)从事经济活动时其成本与后果不完全由该行为人承担。外部性可以分为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和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正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成本；负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负外部性的人却没有为此付出代价。外部性的存在会造成社会脱离最有效的生产状态，使市场经济体制不能很好地实现其优化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例如，化工企业的生产过程可能造成污染排放，损害环境，这是负外部性；橙汁饮料企业的橘树种植会绿化环境，这是正外部性。因此，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都会间接使社会受到非市场化的、环境的影响，或受损，或受益。

以往的经济学理论针对负外部性，主要通过税收来调节，但是罚款和补贴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更不是最佳解决方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全球工业化造成的大量排污破坏了环境，虽然企业交纳了污染费，但是地球生态恶化，极端天气频发，生态破坏、资源枯竭、淡水短缺等问题，已经危及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国际社会倡导的全球合作和可持续发展战略，都亟须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挽救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例如，知名运动品牌企业耐克，2016年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企业战略层面，宣布“将低碳、闭环未来的愿景作为公司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为员工待遇、供应链改造、减少碳足迹等领域设定四年规划，并每年发布《影响力报告》回顾目标达成率(耐克将之称为“运动员心态”)。2019年9月，耐克宣布推出“Move to Zero”计划，设立了“零碳”和“零废弃”的企业社会责任目标。2020年耐克推出Space Hippie(太空嬉皮士)系列，为企业主动减少占污染比重最大的环节——原材料环节的碳排放问题做出了新的技术努力。“太空嬉皮士”的取名灵感，来自热映电影《火星救援》里等待救援的宇航员就地取材，在火星种土豆维生并最终获救的故事。该系列以工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和消费后回收的废料等“生产废料”为原材料，将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理念与颠覆性的前卫设计巧妙融合。“太空嬉皮士”运动鞋整个制作过程涉及的材质75%～90%为再生涤纶材质的纱线，以及回收废旧鞋所得的泡棉和坑状泡棉，确保每一双Space Hippie都利用了至少25%～50%重量的再生材料。

其实耐克的企业社会责任行动，早已经开展了31年。1992年，耐克在北美及法国、德国等欧洲多个国家开创性地推出了“Reuse A Shoe”球鞋回收计划，于品牌指定门店内设置回收桶，并将回收而来的鞋子通过Nike Grind技术研磨成橡胶颗粒，再用于制造新的耐克产品以及包括运动场、跑道或者手机壳、地毯等在内的其他物品。如今，Nike Grind项目运营已近30年时间。而根据官方数据，在此期间，耐克自有品牌及其合作伙伴产品中使用该技术生成的环保材料总量已超过5.9万吨。

很显然，耐克主动发起的持续性、系统性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一种“主动减少污染”的事前管理，比“企业罚款、政府修复”的事后补偿要有效率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