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导言

这两天我一直在整理旧信件，把它们从旧信封里取出，把信纸夹在一起，收好……数百封艾伦、巴勒斯、卡萨迪寄来的旧信件，年轻人的热情足以让人热泪盈眶……可如今我们变得多么凄凉。名声毁了所有人。总有一天，“艾伦·金斯堡与杰克·凯鲁亚克通信集”会让美国热泪盈眶。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杰克·凯鲁亚克致劳伦斯·费林盖蒂信

绝不要承认两颗真心的结合会有任何障碍——爱算不得真爱，若是一争吵便随风转舵1——哦，不！爱是坚守原地的云雀。

——二十二岁的杰克·凯鲁亚克在给十七岁的艾伦·金斯堡的第一封信中转述威廉·莎士比亚的话

近几十年来，人们越发哀叹手写或打字机打出的信件逐渐消亡，常将其归咎于大幅下降的电话费。事实的确如此。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对许多人来说，拨打国内长途仍是罕见且奢侈的行为，人们只有在紧急情况或通报出生、死亡的消息时才铺张浪费一下。但随着技术发展，人们越来越用得起电话，他们不愿花时间坐下来写信，而是通过电话与亲友互诉衷肠。近来，电子邮件的出现进一步减少了平信往来的数量。

现在的问题是，那些具有持久吸引力又通过电子邮件广泛交流自己的生活和写作的作家，是否会不厌其烦地为未来的学者和读者保留可查阅的记录。但无论未来如何，我们不常能见到两位重要作家之间的大量书信，这些书信能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而这两位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和艾伦·金斯堡，他们的通信和往来的明信片，却让我们得见其风采。他们写了大量信件，其数量之多，以及由此结下且不断加深的文学友谊，皆为人称道。事实上，两人的书信无论是时间跨度、行文质量还是展现出的亲切感，都是非凡的。如此长时间内容丰富的通信往来，实属罕见。

事实证明，凯鲁亚克和金斯堡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极具影响力的两位作家。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和金斯堡的《嚎叫》影响深远，激励了无数读者，包括许多在文学领域之外工作的艺术家——他们认为这两本书能解放心灵，改变人生。凯鲁亚克的小说对美国作家的写作方式影响至深，并帮助塑造了几代人的世界观。金斯堡凭借诗歌、引人注目的公开表演，以及活动家和教师的角色，几十年来已成为一股文化力量。他们的作品和生活仍继续发挥其深远影响，所以他们的历史地位如何仍尚无定论。

选集中三分之二的信件尚未发表过，所选书信对理解他们的作品贡献巨大。金斯堡和凯鲁亚克的友谊是后来人们称作垮掉的一代的文学运动和文化观念的核心关键，对两人成年后的职业写作生涯亦至关重要。他们跨越二十五年独特的书信往来呈现了多幅富有激情的自画像，生动记录了他们参与创造的文化场景，充满了对垮掉的一代运动核心的文学探索的关键洞见，是一部记载了两人相互鼓励进行精神探索的独特的编年史，也是一份个人深厚友谊的记录。

一九四四年，金斯堡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念本科时，他们的友谊已经开始。他们于同年开始通信，一直持续到一九六九年凯鲁亚克去世前不久。这些信件记录了一段漫长而激烈的对话，不同时期的频率和强度各不相同。

两人早期就投身文学事业，往来信件相当于一个重要的工作坊，他们在其中就各自不断生发的想法进行分享与无休止的争辩。无论思想是否一致，他们写信时都抱着开放且相互信任的态度。信件中展现的金斯堡和凯鲁亚克首先是充满艺术激情和创新天赋的作家。为了实现文学愿景，他们在职业生涯中做出了无尽的奋斗、努力和牺牲。无论境况好坏，他们都为对方提供了坚实的参考。他们的书信往来展现了作家间的交集和冲突。作为语言“素描家”，他们都有着不可思议的非凡才艺，都致力将写作作为一种训练有素的“自发思考”进行全面探索。金斯堡的不懈支持和鼓励令凯鲁亚克受益匪浅。金斯堡的社交能力和凝聚人心的十足劲头，对推动形成垮掉的一代至关重要。而凯鲁亚克写作上的创新对金斯堡的创作亦极为关键，正如金斯堡所说，“我自己的诗歌创作一直是模仿凯鲁亚克的做法，即在纸上直接追踪自己的思想和声音”。

拜伦勋爵曾写道，“友谊是没有羽翼的爱”。显然他错了，因为这本书证明，终生不渝的友谊是有羽翼的爱。两位挚友随着信件飞来飞往而展翅高飞。有时，他们通信的热情如此之高，以至于信件在飞行途中擦肩而过。这些信件是他们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也是那些作品逐渐发展的载体。他们在信中分享并思考语词表达、相互推荐书籍、分析作家和朋友、交换诗作、验证想法，他们对彼此的回应有助于决定下一步的行动。信中有盛怒也有狂喜，有玩闹、痛苦，也有学识的展现，他们交流日常生计、赚钱的难处，还为协调聚会和活动规划详细的后勤安排。他们与朋友保持联系，并相互转发这些朋友的信件。在影印技术出现以前，原件往往就是唯一的复本，所以这些信件弥足珍贵。

其中一些信件以单倍行距写成，如同惊人的长篇史诗，比他们已发表的故事或文章还要长。从远方寄来的航空信件，文字塞满页边，填满每一英寸。手写信则写在横格页、小笔记本和旧信笺上。信封上潦草地写着附加内容，有时还有冗长的附言。信中有对出版策略的持续关注，年复一年将自己及友人作品予以付印的艰辛；有讨论代理人、编辑和出版商，分享愤怒和挫折；有新的方向、重建的决心以及绝望；有争论，也有抛开争论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在过去的岁月里，他们经常表达出对彼此的欣赏和喜爱。艾伦会称杰克为“亲爱的布列塔尼人”“杰克亲亲”“我亲爱的朋友让”“仁慈的心灵之王”或“幽灵”。而杰克则以“亲爱的阿兰”“亲爱的小猴子”“艾伦亲亲”“欧文”或“老弟”起笔。

凯鲁亚克开始关注佛教思想时，也一直试图吸引金斯堡的兴趣。他在广泛阅读中做了大量笔记，热情地与金斯堡分享，并指导和督促他学习。凯鲁亚克最终放弃了修行，但金斯堡接受了藏传佛教，并认真修行了几十年，他的追悼会在曼哈顿的一座寺庙举行。两人对佛教的探索都源于这些书信。

成功给凯鲁亚克带来的关注并非是善意的。大多数时候他不愿投身六十年代的反主流文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离群索居。金斯堡则完全拥抱时代，把艺术和政治结合起来，发挥起独特的作用。他们的通信在六十年代仍继续着，但只是零星几封。偶尔的电话成了维系他们感情的主要纽带。一九六九年凯鲁亚克去世时，金斯堡在事业上正大步迈进，并且，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他的工作在各个方面都将蒸蒸日上。

杰克·凯鲁亚克去世几年后，艾伦·金斯堡和诗人安妮·瓦尔德曼在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那诺巴大学共同创立了杰克·凯鲁亚克虚空诗学学院。有一年夏天，金斯堡在那儿教书时，请他当时的学生助理杰森·辛德帮忙收集他与凯鲁亚克之间所有信件的复本。幸运的是，金斯堡和凯鲁亚克都为子孙后代着想，他们整理并保存了几乎所有的东西。当时，他们的大部分信件已经被两个伟大的研究型图书馆所收藏：凯鲁亚克的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金斯堡的在得克萨斯大学图书馆。金斯堡希望有朝一日他们的信件能集结出版，但一旦堆积如山的材料被收集起来，抄录所有信件的工作势必令人难以应付。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工作毫无进展。

编辑本书时，我们一开始面对的是近三百封信件。每封信各有优点，如果能全数收录，那就再好不过了，但这不切实际。最后，我们收录了最好的那三分之二。我们旨在出版尽可能多的信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放弃了过去几年两人零星的信件往来。那些信只不过是私人对话的补充。本书以两位老友一段激烈的交流高调收尾，几年后，凯鲁亚克的声音渐渐沉寂下来。

大多数信都是全篇收录，个别信件做了恰当的删减，删减内容用方括号加省略号［……］表示。金斯堡和凯鲁亚克在信中偶尔会把省略号当空格用，这些省略号我们通常都保留下来，但方括号里的表示对文本的删除。有时，我们也会删除一些与信函内容毫无关系且无关紧要的附言，这些附言通常是为了询问朋友情况、传达指示或问候他人。两位作家有时会在信里附上诗歌和文本，其中一些也已删除。

确定一些信函的写作日期一直是个难题。在日期不明确处，编辑做出了有根据的推测，这些大致的日期会用括号标明，就像对作者自己标注的日期的更正一样，比如在新年的头几个月，由于习惯而错误使用了前一年的年份。一般来说，我们会纠正简单的拼写错误，除非是明显或可能是故意的错误拼写，类似“eyedea”和“mustav”。有些错误是他们一贯犯的，比如金斯堡用“卡罗琳”（Caroline）代替“卡洛琳”（Carolyn），用“伊莉丝”（Elyse）代替“伊利斯”（Elise），这些错误第一次出现时我们会指出，之后会予以纠正。其他时候错误更为多变。杰克·凯鲁亚克可能会在一个句子中使用On the Road，而在下一个句子中使用On The Road。摩洛哥的城市可能是丹格尔（Tanger），丹吉尔（Tangier），丹吉尔斯（Tangiers），甚至是丹格尔斯（Tangers），他们几乎不考虑一致性。

金斯堡的笔迹尤其难以辨认，凯鲁亚克的一些双面书写的信件透印得厉害，即使借助放大镜，也很难辨认出每个单词。因此，如果编辑对某个特定的词进行了精确的推测，这个词就会被放入方括号中。同样，如果一个词或一段文字完全无法辨认，则用［？］表示。

添加脚注是为了帮助说明读者可能不太熟悉的人物和事件，但编辑尽量减少脚注，我们建议读者自行查阅参考资料。凯鲁亚克和金斯堡的生平事迹在相关传记中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讲述，贯穿全书的编者按作为垫脚石，帮助读者跨越时间上的空白，或者填补信函缺失的上下文。故事都在书信中得以讲述，我们把它们留待读者去发现。

1. 原文引自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116首：“Let me not to the marriage of true minds/Admit impediments．Love is not love/Which alters when it alteration finds ...．O no! it is an ever-fixed mark”，将alteration改为altercation，mark改为了lark。此处援引梁宗岱先生的译文，相应做了改动。——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