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一个新生命（1979）
“人希望被爱，若没有，那就被崇拜，没有被崇拜，那就被畏惧，没有被畏惧，那就被仇恨和蔑视。人想给他人注入某种感情。灵魂害怕真空，不惜一切代价，它向往接触。”
——雅尔玛尔·瑟德尔贝里，《格拉斯医生》，1905(1)
这是一个晴朗寒冷的冬日，奥斯陆光芒闪耀的日子。人们几乎已经遗忘的太阳，把积雪映照得熠熠生辉。滑雪爱好者们从办公室的窗口投下长长的一瞥，仰望着洁白的山顶、雪道和蓝天。
喜欢待在家里的人咒骂着零下12度的气温，如果被迫冒险出门，便会带着一阵哆嗦，穿上厚实的皮毛大衣和带衬里的靴子。小孩子夹棉的雪衣底下，被好几层羊毛裹得严严实实。幼儿园操场的平底雪橇道上传来阵阵尖叫，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全职工作，到处都开起了幼儿园。
医院周围的栅栏旁边拢起了高高的雪堆，雪是从马路和人行道上清理出来的。严寒让雪地在经过城北医院旧楼的人们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今天是13号，星期二，一年之中的第二个月。
汽车开到大门跟前，停下来等候，车门打开，即将生产的母亲小心翼翼地下车，靠在马上就要成为父亲的男人身上。所有人都聚精会神地投身这场属于自己的大戏，一个新生命正在降临。
从1970年代初期开始，公立医院就允许父亲陪产了。曾经被赶到走廊上，听着尖叫声从产房里传出来的父亲们，现在可以置身分娩的现场，看着胎儿的头推出身体，嗅到鲜血的气味，听见婴儿发出第一声啼哭。有些父亲从助产士的手里接过一把剪刀，以便剪断脐带。
“性别平等”和“新家庭政策”是贯穿这十年的关键口号。孩子和家庭不再纯粹是女性的领地。父亲们从孩子出生开始就加入对他们的照顾。他们也要推婴儿车，准备婴儿食品，全面参与育儿工作。
一个女人正躺在一间房里忍受剧痛。宫缩非常剧烈，胎儿却一直不动。预产期已经过了9天。
“抓住我的手！”
她呻吟着对床头的男人说出这句话来。他拉起她的手紧紧握住。这是他第一次陪产。他的上一段婚姻有3个孩子，可那时候他会等在走廊里，直到婴儿被漂漂亮亮地包好，两个被裹在浅蓝色的毯子里，一个裹着浅红色的。
女人开始喘气。男人没有松手。
他们一年之前刚刚认识，在市里弗朗纳区一栋公寓楼的地下洗衣房里。她在一楼租了一间斗室，而他在楼上拥有一套更大的单元。他——刚刚离婚的挪威外交部外交官，在伦敦和德黑兰分别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被派回国内任职。她——一个助理护士兼单亲妈妈，有一个4岁的女儿。他43岁，消瘦憔悴，发丝渐稀，她比他小11岁，苗条，漂亮，一头金发。
他们在洗衣房里认识之后不久，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他们在波恩的挪威大使馆里结了婚，他在那里参加一个会议。他待了一个星期，而她只待了2天，一个朋友在奥斯陆照看她的女儿。
起初怀孕让她很是欣喜，然而不出一两个月，她就满心疑虑，不想再要这个孩子。生活似乎难以预测，充满险恶。每次他上一段婚姻的3个孩子来看他，他都显得既冷漠又疏远。和一个看起来那么不喜欢孩子的人再生一个孩子，感觉就像是疯了。
她怀孕的那个月，允许经本人要求实施人工流产的立法在挪威议会上提出，以1票的优势获得通过。这条法律直到第二年才生效。它在妊娠的第12周之前，赋予女性没有限制的堕胎权，无须接受医疗委员会的质询。12周之后，只有出于特殊的理由才能实施人流。她花了太长时间才拿定主意，无论如何也已经来不及把胎儿掏出来了。它已经在她的子宫里生了根。
她很快就开始觉得恶心，对那个吸收了营养、不断生长、每周都在获得新感觉和新技能的小生命非常厌恶。它的心跳稳定而有力，它的头颅、大脑和神经都在以正常的速度发育。没有查出反常的地方，没有畸形足，没有多余染色体的迹象，没有脑水肿。相反，据医生所说，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孩子，身体健康。真可气，母亲觉得。“他几乎就像是故意在踢我似的，为了折磨我。”她说。
孩子出生的时候有点发青。
不正常，他的母亲心想。
一个漂亮的男孩，他的父亲说道。
时间是2点差10分，一天当中的正午时分。
男孩立刻开始锻炼自己的肺叶。
按照医院的说法，这是一次正常的分娩。
《晚邮报》(2)上有一则启事：
阿克尔医院。男孩。
2月13日。温彻和延斯·布雷维克。
后来，他们会各自讲起自己关于这趟分娩的回忆。她会说那次真是糟透了，而且她完全不能接受让丈夫在场。他则会说一切都很顺利。
这孩子显然是被她用的那么多止痛药影响了，他的母亲说。小男孩俊俏又健康，他的父亲说。
再后来，他们对大多数事情都说法不一。
挪威外交部已经对年轻父母采取了弹性工作制，允许新爸爸们在孩子刚刚出生的那段时间与妻儿一起待在家里。
然而当温彻从医院回家，回到弗朗纳那栋贵族气派的公寓大楼里时，却发现少了点什么。
一个在新生儿回家的时候，没有想方设法保证尿布台已经就位的父亲，是一个不欢迎孩子的父亲，温彻是这么听说的，她一边在浴室的地上给孩子换尿布，一边闷闷不乐地想着。时代或许已经变了，可延斯却是个老派的人，因而给孩子喂奶、唱歌，哄孩子睡觉的都是她。她忍过母乳喂养的艰辛，乳房胀痛，一碰就疼。一片阴影已然降临到她身上，一种将她之前的人生统统裹挟其中的忧郁。
终于，她对着丈夫大喊大叫，叫他去买一张尿布台。延斯照做了。但他们之间已经有了一道裂痕。
他们给男孩起名安德斯。
男孩6个月大的时候，延斯·布雷维克被派到伦敦任挪威大使馆参事。他先行一步，温彻和孩子们在圣诞节前跟了过去。
她在他们位于普林斯盖特的公寓里非常孤独。那房子大得惊人，大多数房间都闲置着。女儿开始在英国学校上学之后，温彻就跟安德斯和互惠生(3)一起待在家里。繁华的大都市让她紧张焦虑，心神不宁。在普林斯盖特，她日益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就像她小时候学到的那样。
不久之前，他们还很相爱。在奥斯陆的家里，她有一箱他写的短信和情书。
此刻她在这座宏伟的公寓里四处走着，满心悔恨。她责备自己嫁给了延斯，还让这个孩子把自己和他绑得更紧。她早就在丈夫身上察觉到了她不喜欢的特质。他总是板着脸，一切都要顺他的意，也不会体谅别人的感受；类似这样的事情都压在她的心里。我一定不能把自己和他拴在一起，她早就这样告诉过自己。然而她恰恰这么做了。
他们结婚的时候，她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她闭着眼睛跨进了婚姻，希望等她再次睁眼的时候，一切都会变得美满。毕竟丈夫也有好的一面；他可以表现得既体贴又大方，而且是个非常整洁的人。他的工作似乎做得很出色；经常在外出席招待会和正式的晚宴。她希望等他们变成一个真正的家庭的时候，两个人的生活就会好起来。
在伦敦她变得越来越不快乐。在她看来，他似乎只是想要一个打扮得完美无瑕的妻子和一个一尘不染的家。这些才是他感兴趣的事情。而不是她。不是他们的儿子。
她觉得他是在强迫自己跟他同房。他则觉得她非常冷淡，没有在身边支持他。他说她是在利用他，嫁给他的时候只想着自己的私利。
到了春天，温彻已经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不过她是不会承认的，她觉得是周围的环境让自己郁郁寡欢。她无法忍受丈夫，也无法忍受自己的生活。她的脑袋一片混乱，她的人生毫无意义。
一天，她开始整理行装。
装箱打包三天之后，她告诉丈夫自己想带孩子们回家。延斯大吃一惊，请她留下来。可是出走似乎更容易一些。
于是她走了。离开延斯，离开海德公园，离开泰晤士河，离开那阴沉的天气，那个互惠生，那个做家务的帮工，那种享有特权的生活。她的大使夫人身份持续了6个月。
回到奥斯陆，她申请了离婚。现在她又是孤零零一个人了，这一次带着两个孩子。
温彻无依无靠。她和自己的家庭没有联系，那个家里有她的母亲和两个哥哥。她和她女儿的父亲没有往来。他是瑞典人，只见过女儿一次，在她几个月大的时候；他走得就像来时一样匆忙。
“你怎么放得下伦敦的优越生活和漂亮房子啊？”一个女朋友问她。
嗯，问题并不是伦敦，这会儿她说。实际上，一切都相当完美，只是在一起的人不对。顽固，喜怒无常和苛刻是她提起前夫时所用的词语。冷漠，没有感情——他是这么形容她的。
这段婚姻已经无法挽救。他们通过律师达成了一份协议。安德斯归她，而他会支付抚养费。根据协议，她可以在他位于弗里茨那大街的公寓里住上两年。
安德斯再次见到父亲已经是3年以后的事了。
温彻的人生一直都在失去。
一直都是孤身一人。
临海的克拉格勒镇，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一个建筑工人的妻子怀孕了。但在即将临盆的时候，她却开始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因为手脚麻痹而卧床不起。安·玛丽·贝林被确诊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一种让人非常害怕的疾病，还没有已知的治愈方法。1946年，人们剖开她的肚子，把温彻拿了出来。那时候，母亲腰部以下已几乎完全动不了了，一只手臂也有点瘫痪了。温彻一出生就被送进了孤儿院，人生最初的5年都在那里度过。接着有一天，这个长着浅色头发的小女孩被带回了家里。孤儿院要关门了。
父母差不多是听任她自生自灭。她的父亲，奥勒·克里斯蒂安·贝林经常在外工作，她的母亲则把自己锁了起来，几乎从不出门和别人待在一起。谁也别想嘲笑她的畸形。
父亲在温彻8岁那年去世。家里变得越发暗无天日，母亲则变得越发难以伺候。是“邪恶”的温彻把“这个病”传给了她。
小女孩有两个哥哥。一个在父亲去世之后就离开了家，另一个生性暴躁，动不动就发脾气。他把自己的情绪发泄在妹妹身上。隔三岔五地扇她耳光，她耳朵后面的皮肤总是擦破的，还用荨麻抽她的腿。哥哥在后面追她的时候，瘦骨嶙峋的小温彻经常会挤到炉子后面。在那里他的拳头碰不到她。
瞒着别人，保持沉默。家里的一切都沾染着羞耻。
哥哥心情不好的时候，她会整晚待在外面，等天黑了才回家。她一个人在克拉格勒四处游荡，她尿裤子，她浑身发臭，她知道自己回到家里又会挨一顿揍。
12岁的时候，她想过从悬崖上面跳下去。那座悬崖是那么的陡峭，那么的诱人。
可她没有跳。每一次她都回家了。
家里的房子破旧不堪，也没有自来水。是她把东西理得整整齐齐，刷洗收拾，把床下那个和母亲共用的夜壶倒掉再洗干净。即便如此，母亲还是嚷着：“你什么都做不好！这全是你的错！”
比起有个女儿，她情愿有一双健全的腿。
温彻不合格，不合群，不够好。她从来不被允许邀请任何人到家里来，也没有和其他女孩子交上朋友，她们很快就开始奚落她，排挤她。这个家庭过着极其封闭的生活，弄得家里的每个成员在旁人看来都阴沉沉的，甚至叫人害怕。大家都对他们敬而远之，尽管许多邻居都为这个拼命努力的小姑娘感到难过。
夜里温彻会躺在床上，脑袋来来回回地扭动，试图不去听家里的声音。最糟糕的便是母亲走动时的闷响。她用两只凳子在地板上拖着走。逐一把它们抬起来，轮流把身体靠在上面往前挪，再伴随着咚咚的响声，把它们一只接一只地放到地板上。
温彻躺在那儿，希望有一天母亲会开始爱她。
可母亲却只是变得愈加刻薄，也愈加依赖她。哥哥则变得越发粗暴。温彻十多岁的时候，碰巧从一个邻居那里听说，实际上他只是她的半个哥哥——婚外生子，生父不明——当时这在克拉格勒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这个秘密一直瞒着她，就像另外一个哥哥其实是她父亲先前那段婚姻所生的孩子一样。
母亲开始抱怨脑袋里能听见声音。有男人搬进来的时候，她就指责说温彻想要把他抢走。然而她却仍旧指望温彻会待在家里，照顾她一辈子。
17岁的时候，温彻带着一只箱子启程前往奥斯陆。那是1963年。她没有学历，举目无亲，但最后还是在一家医院找到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之后是在哥本哈根的乐堡酿酒厂，跟着又在斯特拉斯堡当互惠生。逃离母亲和哥哥，还有克拉格勒，逃了5年之后，她在离家乡一小时路程的波什格伦受训，成了一名助理护士，又在相邻的希恩市里的一家医院找到了工作。到了那里，她才惊讶地发现大家都很喜欢她。在工作的时候，她发觉自己受人尊敬，被人重视。
同事们觉得她手脚麻利，聪明伶俐，体贴周到，甚至还很风趣。
26岁的时候她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瑞典人，他让她去做人流。她却坚持把孩子留了下来，并在1973年生下了一个女儿，伊丽莎白。
过了许多年，温彻才匆匆回了一次家乡。那时她的母亲已经病入膏肓。根据病历记录，她日益受到偏执臆想的折磨，还伴有被害妄想症和幻觉。她再也没有离开病榻，死在了克拉格勒的一间疗养院里。她的女儿没有来参加葬礼。
*
把所有痛苦或丑陋的东西掩饰过去，这对温彻而言已是习惯成自然，在她余下的人生之中也会继续存在下去。将痛苦压在光鲜的外表底下，让它变得麻木。每次搬家，她都会在奥斯陆选择一个比较精致的地区来住，即便她住不起，即便身为一个助理护士，她“不适应”。迷人的外表就是她自己的门面。出门的时候，她总是衣着时髦，发型利落，偏爱穿高跟鞋以及从首都那些高档服装店里买来的合身的裙子和套装。
从伦敦回来之后，她的生活开始土崩瓦解。现在她35岁，住在延斯位于弗里茨那大街的单元房里，却不认识几个人。她起初感到劳累，接着是疲惫，不久就完全陷入了精疲力竭的状态，没有人来帮她。她感到无能为力，与世隔绝。
安德斯一定有哪里不对劲，她确信。他从一个安静的婴儿和一个相当平和的一岁幼童，变成了一个非常缠人、哭哭啼啼的孩子。喜怒无常，凶残暴力。她很想把他从自己身上甩掉，她抱怨说。
晚上，她常常让孩子们独自待着。一位邻居有一个和伊丽莎白一样大的女儿，她对温彻说这样是不行的。“我走的时候他们睡着，回来的时候他们也睡着。”温彻回答。接着又说她能上多少夜班就得上多少。
“伊丽莎白家里从来不吃晚饭。”邻居的女儿告诉她的母亲。一切能藏到大门背后的东西都要厉行节约。
1980年8月，他们一从伦敦回来，温彻就在奥斯陆威卡区的社会福利办公室申请了经济补助，也拿到了。第二年，即1981年5月，她给该办公室打了电话，问能不能给孩子们找个护工或者安排临时的看护。7月里，她给两个孩子申请了周末短期看护。根据办公室的记录，她告诉社会福利部门，她觉得给女儿找个男护工会是个不错的主意，可以是个年轻一点的学生。但最让她感到迫切需要找人来替她的却是安德斯，当时她告诉办公室的人。她再也应付不了他了，她说。
那个时候，安德斯已经过了2岁生日，伊丽莎白8岁了。她追随着温彻的脚步，渐渐变成了安德斯和母亲的“备用妈妈”。
1981年10月，安德斯被批准每月接受两次周末临时看护。他被分配给了一对二十多岁的新婚夫妇。温彻第一次把儿子带到他们家里去的时候，他们觉得她相当古怪。第二次，他们觉得她是个疯子。她询问安德斯能不能偶尔摸一摸他那位“周末爸爸”的阴茎。这对男孩的性别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他的生活里没有父亲的存在，而温彻希望这个年轻男人能够承担起父亲的角色。安德斯在外貌方面缺乏模仿的对象，温彻强调，因为“他只见过女孩子的裤裆”，不知道男人的身体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年轻夫妇无言以对。他们实在不好意思把她的原话如实上报，于是便没有再说什么。他们带着安德斯出门，去森林和乡间，去市里的各家公园和游乐场。他喜欢和他们在一起，他们也觉得他是个可爱的小男孩。
某个周末，温彻没有带着安德斯出现。她认定这个周末之家不适合她的儿子。“母亲越发难以满足，要求不断增多。”社会福利办公室在1982年5月提到。她为儿子申请了另外一个周末看护家庭。“9岁的女儿开始尿裤子了。”社会福利部门写道。
一个月前，温彻去了儿童福利办公室的寄养家庭部。想看看有没有可能把两个孩子都送去寄养。她想让他们“见鬼去”，她对儿童福利办公室说。
秋天来临，生活变得更加暗无天日。10月，温彻把电话打到了弗朗纳医疗中心。“母亲似乎严重抑郁，”中心记录写道，“想要就这么抛下孩子不管，把他们交给社会抚养，好去过她自己的生活。”
到现在，温彻和孩子们已经在弗里茨那大街上住了两年多一点。她和延斯约定的期限到了，延斯想要回自己的公寓。但温彻迟迟没有搬走。她觉得自己没有精力搬家。
一个极度神经质的人，她是这么形容自己的。圣诞节临近的时候，她跌到了谷底。完全没法营造出一点节日的气氛。
她正在崩溃。
她不得不一直留意着安德斯，好避免那些她所谓的小事故。他会动手打她和伊丽莎白。要是她教训他，他就只会得意地笑。要是她使劲晃他，他就只会嚷着“根本不疼，根本不疼”。
他没有一刻让她消停。夜里他会躺在她的床上，靠着她，紧紧地摁着她。她说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他要强奸她一样。
(1)《格拉斯医生》，瑞典作家雅尔玛尔·瑟德尔贝里1905年出版的中篇小说，此处采用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译法。——译者
(2)《晚邮报》（Aftenposten），挪威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译者
(3)互惠生（Au Pair），为学习语言和体验文化来到外国的年轻人，寄宿于东道主家庭，同时为该家庭做一些看护儿童的工作。——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