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1754年，与法国发生战争的危险重新出现，商务大臣命令各殖民地的代表前往阿尔巴尼开会，与印第安人六个部族的酋长共同商议他们和我们之间国境的防御之策。汉弥尔顿州长接到命令之后，就通知州议会，并请他们提供适当的礼品，在开会的时候赠送给印第安人。州长提名由议长诺利斯先生和我，连同汤玛斯·潘先生和秘书彼得斯先生组成委员会，代表宾夕法尼亚赴会。州议会通过了这个提名，并为大会提供了礼品，虽然议员们不很赞成在宾州以外的地方进行谈判。我们和其他代表团约在六月中旬在阿尔巴尼开会。
在赴会途中，我拟定了一项计划，希望将各个殖民地联合在一个共同的政府之下，以便尽可能满足防卫和其他重大的共同事业的需要。当我们经过纽约时，我把我的计划给了詹姆斯·亚历山大先生和肯尼迪先生，这是两位对政治事务颇有研究的绅士。由于得到了他们的赞同，我信心倍增，于是我大胆地在大会上提了出来。
当时，好像有几个代表都拟定了同样的计划。我们首先讨论了一个前提：究竟是否应该组建一个联邦？我们一致通过了建立一个联邦的决议。然后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每个殖民地派一名委员组成，负责考虑联邦的各种计划和报告。我的计划碰巧被委员会选中了，于是在经过一些修改之后，就报送州议会采纳了。
根据这项计划，联邦政府将由总统一个人管理，总统由英王委任，并受英王的节制。内阁阁员由各殖民地州议会中的人民代表选举。在代表大会中，代表们一面讨论印第安人的相关事务，另一面则讨论这项计划。代表们虽然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但最终还是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一致通过了这项计划，并将抄本寄送给商务部和各州州议会。
这项计划的结局非常奇特：各地州议会不赞成这项计划，因为它们都认为联邦政府的特权太大；然而，在英国，这个联邦政府却被认为太民主了。
因此，商务部不赞成该计划，当然也就没有报请英王批准。有人提出了另一项计划，据说它更符合要求。根据这项计划，各州州长和部分参事共同商讨练兵、修建炮台等事宜，所需的费用由英国国库先垫付，以后再由议会向美洲殖民地征税偿还。我的计划和我支持这项计划的理由，可以在我已经印行的政治论文中找到。
那年冬天我是在波士顿过的，我经常和薛尔利州长讨论这两项计划。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部分谈话，也可以在这些政治论文中找到。
由于我的计划遭到各种不同的、相反理由的反对，这就使我猜想它真的是一个真正折衷的办法。我至今还认为，假如当年这项计划被采纳了，那么这对大西洋两岸都将大有好处。因为按照这项计划联合起来之后，殖民地将会有足够的能力进行自卫，那么就不需要英国的驻军了；当然，后来向美洲征税的借口也就不会出现了，因征税而引起的流血冲突也都可以避免了。但这种错误并不新鲜，历史上充满了许许多多由国家和帝王所造成的错误。
环顾四海，
看得清自己利益的人，
或者看见以后
能够奋起直追的人
是多么稀少！
那些执政者因为手头上有大量的事情要做，所以通常都会怕麻烦，而不愿意考虑或执行新的计划。因此，最优秀的议案往往不是在事前经过深思熟虑后被采纳的，而是由于形势所迫，被勉强接受的。
当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将我的计划送交州议会时，他对这项计划表示了赞同，说是在他看来，“这项计划的得出极其清晰，判断有力，言之有理，因此值得州议会做出最仔细、最认真的考虑。”
但是，州议会在一位议员的诡计安排之下，趁我偶然缺席之际，讨论了这一议案，而且完全不加考虑就草率地否定了它。我认为这种做法非常不公平，而且鬼鬼祟祟，我对这个结果十分遗憾。
这一年，我在前往波士顿的途中，在纽约遇到了我们的新州长莫理斯先生。他刚从英国回来，我和他以前非常熟悉。他是来接替汉弥尔顿先生的职务的——汉弥尔顿先生由于受到业主训令的制约，因而必不可免地会和州议会之间发生冲突，他对此感到厌倦而辞职了。
莫理斯先生问我，在我看来，他是否也会像前任州长一样感到处境困难处处掣时，我说：“不，恰好相反，如果你注意了，不和州议会之间发生争执，那么你将一帆风顺，万事如意。”
“我亲爱的朋友，”他愉快地说，“你怎么能劝我不要辩论呢？你知道，我喜欢辩论，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乐趣之一。但是，为了表示我对你的忠告的尊重，我向你保证，我将尽量避免辩论。”
他之所以喜欢辩论，并非完全没有理由，而且因为他能言善辩，称得上一个精明的辩论家，所以在辩论中，他经常能取胜。在这方面，他从小就接受过良好的训练。我曾听说，他的父亲在吃完饭后，会坐在桌子边上，习惯让他的孩子们相互辩论，并以此作为消遣之道。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因为根据我的观察，对什么事情都喜欢争论、抗辩或辩驳的人，在工作中往往是不幸的。尽管他们有时候能取胜，但他们却得不到人们的好感，而这种好感比争论对他们更有益处。我们分手了，他到费城去，而我则去波士顿。
在回来的路上，我在纽约看到了州议会的决议案。从这些决议案来看，尽管他向我做了保证，但是他和州议会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了——在任职期间，他和州议会一直冲突不断。我不久也参加了这场斗争，因为我一回到州议会，他们就要我参加各种委员会，就他的演讲和咨文进行批驳，而委员会总要我来起草这些文件。我们的回复和他的咨文一样，总是尖酸而刻薄，有时甚至是粗鄙不堪的谩骂。他知道是我替州议会写的这些答复，因此人们也许会以为我们在见面时，免不了要唾沫相见地论战一番。但是，他是如此忠厚的一个人，我们之间并不会因这些争执而产生个人的误解，而且我们还经常在一起吃饭呢！
一天下午，正当这种公务上的争吵达到高潮时，我们在街上碰面了。
“富兰克林，”他说，“请你务必跟我一起去我家，我们切磋一个晚上。我会请一些朋友来，你会喜欢他们的。”然后，他就挽着我的胳臂，把我领到他家去了。
饭后，我们一面喝酒，一面愉快地聊天。他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他很崇尚桑卓·潘查的想法，当有人提议由他来当统治者时，他请求让他统治黑奴，因为那样一来，如果他和他的人民意见不能达成一致时，他就可以卖掉他们。
他的一位朋友坐在我旁边，他说：“富兰克林，为什么你坚持要袒护这些该死的教友会教友呢？你把他们卖了难道不更好吗？我们业主将会给你出高价的！”
我幽默地回敬说：“州长还没有把他们涂得够黑啊！”
确实，州长在他所有的咨文中，总是竭尽所能地想把州议会描成一团黑，但州长刚把这黑色描上，州议会就会立即擦掉，而且回敬给州长，涂在他自己脸上。所以，当他发现自己也快要变成黑人的时候，他也像汉弥尔顿先生一样，厌烦了这种争执，于是辞职不干了。
这些公务上的争执，最终都要归咎于业主——我们世袭的州长。为了防御他们的领地，每次抽取费用时，他们的吝啬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他们要求他们的代言人不得通过征收税赋的议案，使之不能成为法令，除非在同一法令中明文规定他们的巨额财产享有豁免权；他们甚至要求他们的代言人签署协议，保证遵守他们的命令。州议会连续三年都坚决反对这种非正义行为，虽然它最终不得不屈服。最后，丹尼上尉——莫理斯州长的继任者——终于大胆地拒绝执行这些命令了。这件事的经过，我将在下文叙述。
但是，我讲得太快了，在莫理斯州长任内，还有几件事情是需要提到的。
对法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开始了。马萨诸塞湾政府准备进攻王冠岬，派了昆瑟先生到宾夕法尼亚、鲍纳尔先生——后来成为鲍纳尔州长——到纽约求援。由于我是州议员，熟知议会中的情况，再加上我又是昆瑟先生的同乡，所以他便找到我，请求我利用我的影响来帮助他。
我口授了他给州议会做的演说，结果反响良好。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给予一万英镑的援助，用于购买物资。但是，州长拒绝批准州议会的决议案——这项决议案除了这笔援助之外，还包括其他给英王使用的钱——除非议案中再加入一条，那就是豁免业主因此而需要缴纳的任何财产税。虽然州议会非常想使他们对新英格兰的援助措施生效，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昆瑟先生也努力敦促州长批准这项决议案，但是他非常固执。
那时，我提出了一个不需要州长同意就可以做到的办法，那就是开出贷款局董事的信用单。依据法律，州议会有权利开这种单子。事实上，当时贷款局并没有多少存款，所以我又提议，这些信用单应该在一年之内兑现，并且负担百分之五的利息。用这些信用单，我认为或许很容易能买到物资。
州议会毫不犹豫地采纳了我的建议。这些信用单立即就印制好了，我是被指定签署和推销这些信用单的委员之一。偿付这些信用单的费用，来自当时全州纸币贷款利息和消费税的收入，用这两者来支付信用单，人们知道显然绰绰有余，因此立即赢得了信任，由此得到的钱不但用来支付购买物资的费用，而且许多有钱人手里头有闲钱，就把这些钱投在了这些信用单上。因为他们发现这些信用单在手上时能有利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当现金使用，这种投资十分有利可图，所以全部被抢购一空，几个星期之后就没有了。
这样，通过我的方法，这件大事总算是完成了。昆瑟先生在给州议会的一份措辞文雅的备忘录中表达了他的谢意，他回家时也因为自己完成了任务而异常高兴，而且从此以后对我产生了最深厚诚挚的友谊。
英国政府不允许各殖民地按照阿尔巴尼的建议联合起来，也不愿意让这个联邦建立它们自己的防务，以免殖民地的武装力量会因此而变得过于强大，因而感受到殖民地自己的力量。这时候，英国政府已经对各殖民地产生猜疑和忌妒了，为此他们派了布拉多克将军和两支正规的英国联军渡海来美洲。
布拉多克在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大里亚登陆，由此进军马里兰的弗利德里顿。他在这里停止了前进，以等候车辆。我们州议会从某些渠道听说他对州议会怀有极强烈的偏见，以为州议会反对他的军队，所以派我以邮政总长的身份而不是以议会的名义前往拜访，以和他商量为幌子，采取最迅速稳妥的办法来传递他和各州州长之间的信件，因为他必然会与他们进行各种联系的。至于邮递费用，他们建议由他们来负担。这次出行我儿子陪着我。
我们在弗利德里顿找到了这位将军，他正焦急地等待他的副官们回来，在此之前他派了他们到马里兰和弗吉尼亚各地去收集车辆。我陪了他好几天，每天都和他一同进餐，我告诉他，为了帮助他作战，州议会在他到达之前已经做了哪些事情，而且现在还愿意尽力协助他，这样就使我有足够的机会来消除他的全部偏见。
当我正要回去时，收集到的车辆回来了，好像只有二十五辆，而且还有几辆已经破旧不堪了，而他们至少需要一百五十辆。将军和他的副官们都慌了，觉得肯定会失败，就骂英国政府的无知，让他们在缺乏必要的运输工具的地方登陆。
我碰巧说，可惜他们没有在宾夕法尼亚登陆，在那里的乡村，几乎每一户农家都有运货马车。那位将军马上抓住我这句话，说：“既然这样，先生，你在那里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也许你能替我们设法弄到这些车辆，我恳请你来办这件事。”
我就问他愿意给马车的主人支付多少报酬，他让我把我认为必要的报酬写在纸上。我就照办了，他们也同意了，于是马上准备好了委托书和训令。我一到兰加斯特，就立即登了一条广告，这些报酬条款可以在广告中找到。这个广告产生了巨大而迅速的效果，所以它是一个颇为幽默的文件，我将其全文插入如下：
广告
（1755年4月26日，兰加斯特）
因大英帝国国王陛下的军队即将在威尔港集合，急需运货马车一百五十辆，每辆马车需备马四匹，以及一千五百匹鞍马或驮马，布拉多克将军授权与我，签订雇用上述车马之合同。
特此通知，从即日起到下星期三晚为止，我将在兰加斯特，从下星期四上午起直到星期五晚为止，我将在约克办理此事，在上述两地雇用车辆，马匹联队或单独马匹的费用，详细如下：
1.备有良马四匹和车夫一人的马车，每日每辆支付十五先令；配有马鞍一个或其他马鞍和设备的健壮马匹，每日每匹支付两先令；没有配备马鞍的健壮马匹，每日每匹支付十八便士。
2.各种车马的雇用费用，一律从加入威尔港部队之日起计算。每辆车的马匹必须在下个月，即5月20日以前到威尔港的部队报到。除了规定的佣金之外，往返旅途上还将给予适当的补贴。
3.每一辆马车和马匹联队、每一匹鞍马或驮马，由我和其主人共同选定的公正人士进行估价，一旦有车辆、马匹联队或马匹在服役时期丢失的话，照价赔偿。
4.在签订合同时，如有必要，物主可向我预支七天的租金；剩余的款项，将由布拉多克将军或军需官在解除合同时，或按照实际需要，在其他时候支付。
5.在任何情况下，马车夫或照料雇用马匹的马夫，都不能命其履行士兵的义务，或其他照料车马之外的工作。
6.凡由马车或马匹运抵军营的一切燕麦、玉米或其他饲料，除了饲养马匹所必需的之外，全部由军队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以供军队使用。
（备注——我的儿子威廉·富兰克林被授权在昆布兰郡与任何人签订此类合同。）
本·富兰克林
《告兰加斯特、约克和昆布兰郡居民书》
朋友们，同胞们！
几天前，我偶尔去了一趟弗利德里军营，发现将军和军官们因为马匹和车辆供应不足而万分恼火。他们本指望宾夕法尼亚州能提供这些的，因此期待本州能够尽量提供这些便利；但是，由于我们州长和州议会意见分歧，我们既没有得到拨款，也没有为此而采取其他措施。
有人提议，立即派一支武装部队进入本州各郡，根据需要抓取必要数量的、最好的车辆和马匹，并强征必要数量的人入伍，负责驾车和照料马匹。
我担心英国士兵们奉命闯入本州各郡，尤其是考虑到他们目前的愤怒和他们对我们的憎恨，将给本地居民带来许多巨大的不便，因此我更愿意不嫌麻烦，试图采用尽可能公平合理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本州后部地区的居民最近曾向州议会抱怨说，他们急需货币；现在，你们有机会获得和分享一笔数额相当巨大的金钱。因为，假如这次远征的服役时间持续到一百二十天的话——看来它必然会这样——那么租用这些车辆和马匹的费用会超过三万英镑，这些钱将用英王的金币和银币来支付。
这种服役简单而轻松，因为这支军队一天走不了十二英里。这些运输货物的马车和搬运行李的马匹，由于它们运送的东西对于军队的福利而言是绝对必要的，所以必须跟着军队行走，而不能走得太快；而且为了军队着想，这些车马总是被放在最安全的地方，不论是在行军还是扎营时，都是如此。
如果你们真的是——就像我相信你们是的那样——英王陛下善良而忠实的臣民，那么你们现在就可以有一个效忠的大好机会，而且对你们自己也很容易。如果是因为忙着种庄稼而不能单独提供一辆马车、四匹马和一位马夫的话，可以三四家联合起来，一家提供车，另一家提供一两匹马，另一家提供马夫，你们可以按比例分享佣金。但是，如果面对如此优厚的待遇和合理的酬报，你们仍然不肯自动为你们的国王和国家效忠的话，那么你们的忠心就会受到极大的怀疑了。
国王的任务必须完成。那么多英勇的战士不远千里地前来保卫你们，而决不会袖手旁观，即使你们对你们本来应该尽到的责任毫无作为；既然车辆和马匹必须配齐，因此他们可能会采取强制性手段。到那时，你们就没有地方可以求助了，而且也很少会有人同情和关心你们！
我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特殊的利害关系，因为除了满足我行善的愿望以外，我只是在尽我的慈悲之心行事而已。假如通过这种办法仍然得不到所需要的车辆和马匹，两星期之后，我就只好向那位将军报告了。我猜想，轻骑兵约翰·圣·克莱尔爵士会立刻带着一队士兵，到宾夕法尼亚来找车马。而这是我很不愿意听到的，因为我是你们最真诚、最忠实的朋友和同情者。
本·富兰克林
我从将军那里领到大约八百英镑，作为预付给车主人等人的佣金；但是，因为这笔钱还远远不够，我又垫付了两百多英镑。两个星期之后，一百五十辆马车和二百五十九匹驮马启程朝军营行进了。
那则广告承诺，如果车马遭受损失的话，会依照估价来赔偿。然而，物主们说他们不认识布拉多克将军，或者是他们不知道他的诺言有多可靠，所以他们坚持要我亲自为这件事情做担保，于是我就给他们做了担保。
我在军营的一天晚上，当我和丹巴上校联队的军官们共进晚餐时，丹巴上校告诉我，说他替他的部下担忧。他说，这些军官们的收入一般都不高，在这消费昂贵的地区，这次在旷无人烟地区长途行军，必需的日用品也买不起。我对他们的处境表示了同情，决定替他们想一点补救的办法。
但是，我并没有将我的想法告诉他。第二天上午，我给一个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这个委员会有权支配一些公款——热诚地希望他们能考虑这些军官的处境，并提议送给他们一些饮食和日用必需品。
我儿子曾体验和经历过军营的生活和需要，他给我列了一份清单，我把它附在了信里面。这个委员会同意了我的请求，事情办得非常迅速。当宾州的马车队到达军营时，这些日用必需品也在我儿子的押运下送到了，一共有二十个包裹，每个包裹中有：
这二十个包裹都包得很严实，被放在二十匹马上，每一个包裹连同一匹马，被作为礼物送给一位军官。当军官们收到这些礼物时，他们异常感激，两个联队的上校都写信给我，向我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我替他租到了车辆等物品之后，将军也感到十分满意，随即就偿还了我垫付的钱款，并一再向我表示感谢，要求我继续协助他，替他输送粮草。
我也答应做这件事了，并忙着购置军需，直到我们听到他战败的消息为止，我自己替他的军队垫付的钱超过了一千英镑，我将这笔数目寄给了他。对我来说幸运的是，他在这次战役开始的前几天收到了这份账单，于是他立即给我寄回来一张汇单，命令军需官还给我一千英镑整数，将剩余的钱归入了下一次的账目中。我认为能够收回这笔钱，实在是非常幸运，因为我以后再也没有收回那剩下的钱，这件事我在后面还要提到。
我认为这位将军是一个勇敢的人，在欧洲的某些战役中，他很可能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军官。然而，他太自信了，太高估了正规军的作战能力，同时又太低估了美洲殖民地人民和印第安人。乔治·克罗汉，我们的印第安语翻译，带了一百个印第安人参加他的进军，如果他能好好对待这些印第安人，让他们当向导、侦察兵等，那么对他的军队将会大有用处，但是他看不起他们，而且怠慢他们，他们逐渐离开了他。
我某天和他谈话时，他告诉了我一些他的进军计划。
“攻占杜昆堡以后，”他说，“我将直指尼亚加拉；占领尼亚加拉之后，如果季节允许的话，我将进军弗朗特耐克；而且我猜想季节不会太晚，因为杜昆堡延误不了我们三四天。只要杜昆堡攻下，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拦阻我进攻尼亚加拉的了。”
在这以前，我很早就认为，当他的军队行走在一条狭长的小路上时，队伍必然会拉得老长，而这条小道也被树林和灌木丛切断；我也想到了我曾读过的一千五百名法国军队在这里遭到的失败，当时他们是入侵伊洛奎印第安人区，因此我有点怀疑这次出征，同时也非常担心。
但是，我只能鼓足勇气说：“当然，先生，你带着一支拥有这么多大炮的优秀部队安全抵达杜昆堡，而杜昆堡的防御工程尚未完成，我们也听说那里的驻军并不强大，所以不会遇到什么抵抗，一定指日可下。我唯一担心的，是来自印第安人的埋伏，这可能会阻碍你的进军。印第安人对于埋伏素来熟练，他们在掩护和偷袭方面都十分巧妙敏捷。在这条小路上行军，你的军队必然要拉得很长，几乎有四英里，这样它可能会遭受侧面袭击，并且可能被切成几段。由于距离太远，被切断的军队不可能及时地相互救援。”
他笑我的无知，回答说：“的确，对于你们未经训练的美洲军队来说，这些野人可能是难以抵挡的强敌，但是对于英王陛下久经训练的正规军来说，先生，他们不值一提。”
考虑到我没有资格和一位军人就他专业上的问题进行争论，所以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但是，敌人并没有像我担心的那样，乘机攻击他那长蛇般的队伍，而是让它继续前进，直到离目的地九英里的地方，都没有做任何阻挠。那时，大部队已经在一起了（因为部队刚渡过河，先锋部队停止前进，等待全军过河），而且停留在一块比以前经过的地方更空旷的林地中，但敌人就在这里从树林和丛林后面用密集的火力向先锋部队展开了进攻。直到这时，将军才第一次知道敌人就近在咫尺。
先锋部队立即秩序大乱，将军催促大军上来救援，但由于马车、行李和牲口在一起，部队的前进变成了一团糟。不久，敌人从他们的侧面开火。军官们因为骑在马上，容易辨认，因此成为众矢之的，很快就倒下了。士兵们挤成一团，得不到也听不到军官们的命令，只能呆在那里，被敌人射击，直到他们三分之二的人都中弹倒地；那时，他们被恐惧笼罩着，然后全都仓惶而逃。
赶车的人每个都从牲口中拉出来一匹马逃走了，其他人立即模仿他们，因此所有的马车、粮草、大炮和军火全留给了敌人。将军受了伤，其他人费了好大劲才将他救出来。他的秘书薛尔利先生死在他身边。在八十六名军官中，有六十三人伤亡；一千一百名士兵中，有七百四十人阵亡。这一千一百名士兵，是从全军挑选出来的，其余的部队则留在后方，由丹巴上校率领。丹巴上校将押运着大量的军火、军需和行李随后前进。
逃走的士兵并没有遭到追击，他们逃到了丹巴的军营，他们带来的恐慌，立即使得丹巴上校和他的部下惊惶无比。虽然他现在还有一千多人，而击溃布拉多克的敌军，最多也不会超过四百名印第安人和法国人，但是他非但没有向前进军，多少挽回一些失去的荣誉，反而命令销毁全部军需和弹药，这样他就可以有更多的马匹帮助他逃回殖民地，少一点需要运输的东西。
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的州长们请求他将军队驻扎在边境，给当地居民提供保护，但是他一路上匆匆忙忙地继续撤退，直到退回费城，由于那里的居民可以保护他，他才感觉自己安全了。
这件事使我们美洲殖民地人民第一次想到，我们过分推崇英国正规军的英勇无敌，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而且，他们登陆后，在第一次行军中经过各个村庄时，对当地居民抢劫掳掠，使得许多贫寒人家陷于崩溃。如果居民敢有违抗，马上就会遭到侮辱、虐待和幽禁。这件事就足以使我们厌烦这种保卫者了，假如我们真正需要人来保卫的话。
这与我们法国友人的行为是多么不同啊！1781年，法国人从罗德岛到弗吉尼亚时，经过我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在将近七百英里的行军中，连人们最轻微的抱怨也没有出现，没有人失去一头猪、一只鸡或者甚至一个苹果。
欧姆上尉（他是将军的一个副官）受了重伤，和将军一道获救，而且继续和他住在一起，直到几天后将军咽气为止。欧姆上尉告诉我，将军第一天一句话都不说，到了晚上，他只是说：“谁能想到这种事啊？”到了第二天，他又沉默了，最后只是说：“下一次，我们就知道如何更好地对付他们了。”几分钟后，他就死了。
秘书的文件，包括将军的所有命令、训令和通信，全都落入了敌人手中。他们挑选出其中几份，并翻译成法文印行出来，证明英国人在宣战之前就已经产生敌意了。在这些文件中，我看见几封将军写给内阁的信，高度赞扬了我向陆军提供的巨大服务，并请他们注意我。
大卫·休谟——他在几年后做了赫特福德勋爵驻法国公使任内的秘书，以后在昆威将军任国务大臣时又当了他的秘书——也告诉我说，他在国务大臣的档案中看到了布拉多克的信件，信中极力推荐了我。但是，由于这次出征的失利，所以我的协助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价值，因为这些推荐对我从未发生过什么作用。
对于将军本人来说，我只要求一个回报，那就是请他命令他的军官们，不要再征募我们的契约奴仆，并且释放已经征募的人。他很快就答应了，因此有几个契约奴仆因为我的申请，被重新归还给了他们的主人。
当军队的大权由丹巴掌握时，他可没有那么慷慨。当他撤退（或者不如说是逃奔）到费城时，我去请他释放兰加斯特三个穷苦农民家被征募的仆人，同时提醒他已故将军这方面的命令。他向我许诺，他的军队就要去纽约了，几天之后他将会驻扎在特棱顿，如果这些主人到特棱顿去看他的话，他会在那里把他们的仆人还给他们。
于是，这些农民只好掏出钱来，不辞辛劳地去特棱顿。可是，到了那里之后，他却拒绝履行他的诺言，不仅使他们破费了钱财，而且大失所望。
当车辆和马匹受损的消息普遍传开以后，所有的主人都来向我索赔由我担保赔偿的钱。他们的要求使我陷入了极大的困境，我告诉他们，赔偿的款项已经到了军需官手中，但是付款的命令必须首先从薛尔利将军那里发出来。我向他们保证说，我已经写信向薛尔利将军申请了赔偿，但是因为他太远了，我们不能立即得到回复，他们必须有耐心。但是这些话并不能让大家满意，有人开始对我提出诉讼了。
最后，薛尔利将军派了几个委员来审查大家的要求，并支付了赔款，终于使我摆脱了这种可怕的处境。赔款总额几乎达到了两万英镑，如果要我来赔偿，我就会破产。
在我们接到战败的消息之前，两位叫庞德的医生带着募捐书来找我，希望筹集资金，举办一次规模盛大的烟火，准备在获得我们攻占杜昆堡的消息之后狂欢庆祝时使用。我一脸严肃，说我认为当我们确实知道需要狂欢庆祝后，再来筹备的话，时间也来得及。他们好像很惊讶我没有立刻赞同他们的建议。
“为什么？”他们当中一人说，“你总不至于认为，这个炮台攻不下来吧？”
“我并不认为这个炮台攻不下来，但是我知道，战争中有许多非常不确定的因素，所以胜败难以预测。”我就告诉他们我之所以怀疑的理由，这次募捐也就没有进行下去，不过他们也总算避免了他们将会遭遇的懊悔之事——因为一旦他们准备好了烟火，他们一定会悔恨交加的！
后来，庞德医生在另一个场合说，他不喜欢富兰克林的凶兆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