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学之发展

本校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二月邀请北大文学院长胡适之先生来校作学术讲演，讲演题为《中国禅学的发展》。讲演计分四次：（一）《印度禅》，（二）《中国禅宗的起来》，（三）《中国禅宗的发展和演变》，（四）《中国禅学的方法》。首次讲演时，本校文学院长黎锦熙先生曾作简单之介绍词，大致谓：“今天本校举行第五次学术讲演，请胡适之先生来讲这《中国禅学的发展》。胡先生大家都知道，用不着我来介绍。今天所讲的题目，为《印度禅学》，此题不但与哲学和宗教有关，对于中国文化史和社会研究都有关系。胡先生前几年在欧洲得到很多关于佛教的新材料，像巴黎图书馆、伦敦博物馆所藏的敦煌石室写本中，对于中国的禅学都有新的发现；胡先生还有新的批判。希望同学们注意！”按，胡先生讲演，原分四次，惟首次讲演，实包含导言和印度禅两部分。兹为清醒眉目计，吾将胡先生全部讲演词，分为五项，汇志于下。

导言

黎先生，各位同学！今天兄弟是来还债。以前李校长和黎先生同我说了多次，叫我来讲演，我因为功课忙，时间不容许，虽然答应了，终没有办到，所以欠下这债来。到了这学期，定要我来讲四次，除了一次是原本，其余三次，好像是加了三倍利息似的，所以这一回，我可以说是受到黎先生的重利盘剥了！

关于这回所讲的问题，预备分作四次讲，因为问题所包，很不简单，分作三四次讲，或者比较详细或有趣味一点。

《中国禅学之发展》这个题目，中国从来没有人很清楚地研究过。日本有许多关于禅学的书，最重要的，要推忽滑谷快天所著的《中国禅学史》，因为就材料而言，在东方堪称为最完备、最详细的。这书前几年才出版。

凡是在中国或日本研究禅学，无论是信仰禅宗，或是信仰整个的佛教，对于禅学，大都用一种新的宗教态度去研究。只是相信，毫不怀疑，这是第一个缺点。其次则缺乏历史的眼光，以为研究禅学，不要注意它的历史，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就是材料问题。禅宗本是佛教一小宗，后来附庸蔚为大观，竟替代了中国整个佛教，不时髦的竟变成了时髦的。不过中国现在所有关于禅宗的材料，大都是宋代以后的；其实禅宗最发达的时代，都当西元7世纪之末到11世纪——约从唐武则天到北宋将亡的时候，这400年中间，材料最重要，可是也最难找；正统派的人，竟往往拿他们的眼光来擅改禅学的历史。我十几年前研究禅宗，只能得到宋以后的材料，唐代和唐代以前的很难得到。我想：想得到唐以前的材料，只有两种方法：（一）从日本庙寺中去找，因为日本还保存着一部分唐代禅学。（二）从敦煌石室写本中去找，因为三十年前所发现的敦煌石室里，有自晋到北宋佛教最盛时代的佛经古写本。现在这些古写本，世界上有三个地方保存着：一部分在北平图书馆，一部分在巴黎图书馆，一部分在伦敦图书馆。在北平图书馆的，都是不重要的东西，是人家不要的东西；重要的东西，还是在伦敦和巴黎两处。从前的人，对于材料的收集，都不注意，这是第三个缺点。

我研究禅宗，不能说完全没有上述的缺点；不过民国十五年（1926）我到巴黎，即存心搜集材料，我在那里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从晋到北宋这一部分材料，都曾经找到，非日本与中国图书馆所能及。回国后七八年，我所找到的材料，只有一部分整理出版。当时日本人很注意研究禅学的，对于搜集材料方面，也走上这条道路。近几年来，日本也发现许多材料。所以现在研究禅宗，比较便利多了。

这个禅宗的问题，我也曾在北大及燕大讲过，不过都不是有系统的演讲。将中国禅学的发展，作有系统的整个的演讲，此还是第一次。

从前许多大师，对于禅宗的材料，都爱做假。所以经我揭穿之后，有许多人不高兴。不过我不是宗教家，我只能拿历史的眼光，用研究学术的态度，来讲老实话。

关于这个总题目——《中国禅学之发展》，我分作四次讲：

（一）印度禅；（二）中国禅宗的起来；（三）中国禅宗的发展和演变；（四）中国禅学的方法。现在先说印度禅。

一、印度禅

我何以讲印度禅呢？禅学来自印度，虽然中国禅学与印度不同，不过要懂得中国禅，须知印度禅。所以先讲印度禅，做一个引论。

关于研究印度禅的书籍，有以前香港大学校长Sir Charles Eliot所著的Hinduism and Buddlism，但是不幸书还没有完成，他就死了。至中国方面，我几年前有一篇文章，即《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收在：《胡适文存三集》中（P423—448）。

在禅宗未起以前，印度便有“瑜伽”，梵文为yoga。此字是印度文与日耳曼文的混合语，在英文中，为牛轭，引申起来，是管束的意思。即如何才能管束我们的心，训练我们的心，使心完全向某一方面走，而能于身体上，精神上和知识上发生好的结果。

在印度未有佛教以前，即2500年前，已有许多人做这种“瑜伽”。释迦牟尼想到名山去学道的时候，遣人出外导道者二人，即为瑜伽师。古代“瑜伽”的方法，在印度很流行，佛家苦修，即用“瑜伽”的方法。后来佛教走上新的道路——智的道路，于是“瑜伽”遂变成了佛教的一部分。但无论任何修行的人，都免不了“瑜伽”的方法。后来佛家给以名字，便是“禅”。

“禅”字起源很早，在小乘、大乘以及各种小说里，都有“禅”字。记得小的时候，看《水浒》，看见花和尚鲁智深打了一根八十二斤的禅杖，禅读作单，后来才知道是读错了，其实并没有错。因为禅字的原文，是Dhyana，音近单。（按：“禅”纽字古音多读入“定”纽。）

佛教有三大法门：（一）“戒”，（二）“定”，（三）“慧”。“戒”是守戒，最低限度为十戒（按，根本五戒，沙弥加五为十戒），后又有和尚戒（比丘僧具足二百五十戒），尼姑戒（三百五十戒），居士戒（即菩萨戒，重十，轻四十八）等。从戒生律，于是成为律宗。所谓“定”，就是禅，也就是古代“瑜伽”传下来的方法，使我们必能定住，不向外跑。第三部分为“慧”，所讲“慧”，就是了解，用知识的了解，帮助我们去定。从表面上看，禅在第二，其实不然，禅实在能包括定慧两部分。如果说禅是打坐，那禅很浅，用不着多说。因为要用慧来帮助定，定来帮助慧，所以有人合称慧定。在中国禅宗，慧包括定，慧的成分多，并且还包括戒，在印度，则定包括慧，定的成分多。

现在讲印度禅，先讲方法，后讲目的。

安般法门

关于印度禅的方法，计有五种：第一个法门最浅显，便是“调息”，佛书中叫做“安般”法门，“安”（aga）是“入息”，“般”（Pana）是“出息”。“安般”的意思，就是用一定的方式——手和脚都有一定的方式，如盘膝打坐，使人坐着舒服，以调和呼吸。这种调息的方法，又可分为四项：（一）“数”，就是从一到十地来回地数着自己的呼吸，以避免四围环境的扰乱，使心能够专一。（二）“随”，便是心随鼻息跑，所谓“念与息俱”，使心不乱。（三）“止”，就是看鼻息停止在什么地方，中国道家向有所谓“祖息丹田”，即此。（四）“观”，就是客观一点，把自己的元神提出来，看看自己到底怎样。比方牛在吃草，牧童却站在旁边看；又好像一个人站在门口，对于过路的人，某是张先生，某是李小姐，都能认识。总括一句，以上都是安般法门，共方法有“数”、“随”、“止”、“观”。

如果一天到晚老是打坐，容易出乱子。譬如在打坐的时候，忽然想到某人欠我的债，或恋爱的事情，或可恶的人与可恶的事，心更不定了，在这个时候，非数息所能为力，所以还要旁的方法来帮助，即靠慧——智识——来帮助。

第二个法门，叫做“不净观”，所谓“不净观”，就是用智慧想到一切都不干净。譬如当我们想到某某漂亮的小姐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她身上如何的不洁净，鼻子里都是鼻涕，嘴里都是唾沫，肚子里都是腥血不洁之物；并且到她死后，桃色的脸庞也瘦成白皮夹腮了，乌云般的头发也干枯了，水汪汪的眼睛也陷落了；到了尸体烂了之后，更是怎样的腐臭，怎样的变成骷髅。如此，我们也就不想她了。漂亮的小姐、金钱、地位，都是如是观，自然都会消除净尽。

第三个法门，叫做“慈心观”。所谓“慈心观”，便是训练你自己，不但要爱朋友，还要爱仇敌；不但爱人，还要爱一切物。如当不安定的时候——生气的时候，一作“慈心观”，便会不生气了。但有时还不能制止，所以又有第四种方法。

第四个法门，就是“思维观”，就是凭我们理智的了解力，来解决一切。常言道“无常一到，万事皆休”，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任何物件，都是不能永久存在的；人不过是九十几种元素所凑成，将来也要还为元素的。比方有人骂我是反动派，反革命，走狗，当我们听到，自然很生气，非要和他拼命不可。要是拿我们的思维力来一分析，骂到底是什么呢？不过是由空气传来的一种音浪，对于音浪，何必生气？至于骂我的人呢？依着化学的分析，也不过是几分之几的氢气氧气等等的化合物；而被骂的我呢？也是和骂我的人一样，几种元素的化合物而已，等到死后，大家都物还原所。如此，则所有骂詈，不过是一种气体的流动，两个机关打无线电而已，有什么了不得？到此地步，就无人无我，四大皆空了。

以上均就智识略高的人说，至于智识太低的人，怎么办呢？

就有一种“念佛法”，即第五法门。

所谓念佛法，就是想到佛三十二种庄严相。“念”便是“想”，后来又念出声来，变成“念书”的“念”，从心中想到口头上念。

从最低的数息，到最高的无常哲学，都是方法；一大部分属于慧。用慧补助定，用定帮助慧，便是“瑜伽”。

上述五种方法，都是禅学的方法。现在讲印度禅的目的，即禅学的境界。此种境界，由各人自己去认识，其实都不一样；至于印度禅的究竟，谁也没有做到。

四禅定与四念处

记得清初有一个大学者颜习斋（元），他是保定府人，最初当蒙馆先生，学做圣人。他有一篇《柳下坐记》，叙述他自己在柳下打坐的情形。300年前的圣人，在保定府打坐，到底到了什么境界呢？他说，在一个夏天，他坐在柳树之下，看着那柳叶，直变成了美丽的绿罗，太阳光从绿罗似的柳叶透过来，都成了一颗一颗的珍珠；他听到苍蝇嗡嗡的声音，就好像听到尧舜时代所奏的九韶之乐一样。像他这样，可算到了他自己的理想境界，却是到不了印度禅的究竟境界。

印度禅的境界，到底怎样呢？计算起来，略有几种：

第一是“四禅”，也叫做“四禅定”；即最初用种种法门帮助你消除种种烦恼欲望，到无忧无欲的境界，便是初禅；但初禅还有思想，还要用脑；再把一切觉观都除去，自然得到一种欢喜（joy），便是第二禅。但第二禅还有欢喜，连欢喜也不要，只有一种心平气和，舒舒服服的“乐”的境界，便是第三禅；到了舒舒服服的乐都没有了，即得“不动处”，只是一种“调”，即安稳调适，便到第四禅。

第一禅还用思想，第二禅还要高兴，第三禅还觉舒服，第四禅则只有调和，要如何便如何，驾驭我们的心，好像马师之御良马，随所指挥，无不调适。

四禅之外，还有四种境界，即“四念处”。此四处：

（一）为“空无边”，就是想到空处。如眼是空的，鼻是空的，一一的想，想到只有空，譬如藕，只想其孔，越想越大，全不见白的藕了。想到全世界，也作如是观。

（二）为“识无边”。“空无边”还有想，便是一种印象；想到末了，不但是空，连这空的印象都没有了，便到“识无边”处。

（三）是“无所有”，一切皆无所有了。

（四）是“非想非非想。”既到“无所有”处，你也没有了，我也没有了，连想都没有了，连“没有想”也没有了，此名为“非想非非想”处。常言说，“想入非非”，不是想，也不是非想，此理难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四禅是一种说法，四念处又是一种说法，并不是先经四禅，而后到四念处。

五神通

所谓四禅和四念处，都是解放人的心灵，以便得到神通。神通计有五种，合称“五神通”。所谓“五神通”：

（一）天耳通——就是顺风耳。比方在南京开的五中全会，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听到，可不是用无线电。

（二）天眼通——就是千里眼。上观三十三天，下观一十八层地狱，一切都可看见。想到那里就看到那里。

（三）如意通——就是想变什么就变什么，好像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一样。

（四）他心通——就是他人心里所想的，都可以知道。

（五）宿命通——不但知道现在和未来，而且知道过去无量劫前生的事。

总起来说，印度的禅，不过如此。此是粗浅的说法。从数息到空无边处，都是“入定”，都是用一种催眠方法，达到“入定”。

定慧

再讲两个故事。

印度相传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在西历纪元3世纪（晋朝），即已有人译成中文。这个故事的目的，在教人专心致志做一件事情。故事是这样的：

某时代，有一个国王，想找一个宰相，后来找到一个可以当宰相的人。先说要杀他，经人解说，于是要他用一个盘子，盛上满盘子油，从东城捧到西城，不准滴出一滴，否则即杀头。这个条件，很不容易做到。他走到路上，有他的父母妻子哭他，他没有看见。有顶美的女人，从他身边走过，看的人不知有多少，他没有看见。后来忽然又来了一个疯象，吓得满街的人，乱跑乱跳，可是他一心一意在盘子上，仍然没有看见。不久又遇到皇宫失火，一时救火抢火，闹得纷乱不堪，并且在殿梁上的一窝蜂子，被火烧出，到处飞着螫人，这人虽然被螫了几下，可是始终没有感觉到，仍然专心致志地捧着油盘往前走。最后，他竟达到了目的地，一滴油也没有滴下来，于是国王便拜他做宰相，以为一个人做事，能够这样专心，便是喜马拉雅山，也可以平下来，何况其他？

在11世纪时，中国的法演和尚，也曾经讲了一个故事。其目的在教人自己找办法。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个大庙，叫五祖寺，寺中有一个和尚，人问他禅是什么，他说：“有两个贼，一个老贼，一个小贼。老贼年纪老了，于是一天他的儿子问他：‘爸爸！您老了，告诉我找饭吃的方法吧！’老贼不好推却，便答应了，一到晚上，老贼就把小贼带到一富人家，挖了一个洞，进到屋里。用百宝囊里的钥匙，将一个大柜子的锁开开，打开柜门，叫他儿子进到里边。等他儿子进去了之后，他又把柜子锁了，并且大喊：‘有贼了！有贼了！’他便走了。富人家听说有贼，赶急起来搜查，搜查结果，东西没丢，贼也没有看见，仍然睡去。这时锁在柜子里的小贼，不晓得他父亲什么用意，只想怎样才能逃出去，于是就学老鼠咬衣裳的声音，一会儿，里边的太太听到，就叫丫环掌灯来看衣服。刚一开柜了，这小贼一跃而出，一掌把丫环打倒，把灯吹灭，竟逃走了。富人家发觉后，又派人直追。追到河边，这小贼情急智生，把一块大石头，抛在河里，自己绕着道儿回去了。到得家里，看见他父亲正在喝酒，就埋怨他父亲为什么把他锁在柜子里。他父亲只问他怎样出来的。他把经过说了之后，老贼便捻髯微笑道：‘你以后不愁没有饭吃了！’像这小贼能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便是禅了。”

上面两个故事，一个是印度的，一个是中国的。从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印度禅与中国禅的区别。因为印度禅是要专心，不受外界任何影响；中国禅是要运用智慧，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打破障碍，超脱一切。印度禅重在“定”；中国禅重在“慧”。

二、中国禅宗的起来

往往一个故事，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从前有一个裁缝，辛辛苦苦地省下钱来，送他儿子念书，他自己仍旧做工。有一次，儿子寄信回家要钱，裁缝不认识字，请隔壁一个杀猪的看信。那个屠户也只认得几个字。便念道：“爸爸，要钱，赶快拿钱来！”裁缝听了很生气，以为儿子从小学念到中学，从中学念到大学，还不知道一点儿礼貌。后来有一位牧师来了，问裁缝为甚生气。裁缝把原委告诉他，牧师说：“拿信给我看看！”牧师看了信，便说道：“你错了！这信上明明写着：‘父亲大人膝下：我知大人辛苦，老是不敢多用钱。不过近来有几种必不可少的书籍和物件要买，我的鞋子也破了，我的袜子也穿了，希望大人能寄给我半镑钱，我很感激，倘若能寄一镑的话，那更感激不尽！”裁缝听了，很高兴，并且问牧师说道：“信上真的是这样写的吗？如果是这样，我立刻就寄两镑钱去。”这便是一个故事的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杀猪的说法，一种是牧师的说法。

现在讲中国禅宗的起来，也有两种说法：

（一）旧说，也可以说是杀猪的说法。相传灵山会上，释迦拈花，只有迦叶微笑，于是释迦将“正眼法藏”传给大迦叶。从大迦叶以后，一代传一代，传到二十八代，便是菩提达摩。达摩在梁武帝时（西元520或526年）到广东。从广东到金陵（南京），见过梁武帝，因为武帝不懂“正眼法藏”，于是达摩渡江而去，并且有“一苇渡江”的传说。渡江后，至北魏，住河南嵩山，面壁九年。当时他有两个弟子，一个叫慧可，达摩很赏识他，于是将法传与他。从达摩起，为东土的第一代，慧可为第二代，再传僧璨为第三代，道信为第四代，至第五代为弘忍。五祖弘忍在湖北黄梅县修行，他门下有两大弟子：一个有学问，叫做神秀；一个没有学问，是广东人，叫做慧能。当时一般门徒，以为传老师衣钵的，一定是班长神秀，对于外来的广东佬，很瞧不起，只叫他做劈柴挑水的工作。一天，弘忍欲传法，召集门徒，令各作一偈，谁作得好，便传衣钵。当时大家都毫无疑问地以为是班长，但神秀也不敢直接交卷，只题一偈于墙上，偈曰：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五祖看了，觉的也还不错，以为一个人能够这样修行，也可以。当时交白卷的门徒，个个都把神秀所做的偈，念来念去，被厨房里的慧能听见了，也做一偈，请人题在壁上。偈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五祖看见了，说：“不行！”用鞋将偈擦去。但到半夜，五祖竟亲至厨房，将法传与慧能，令他即速逃走，躲过几年，方可传道。

慧能走了之后，大家知道五祖已将法传与广东佬慧能，都很惊讶，就去追他，不过追不到了。

慧能到了广东，躲了许多年，才公然传道。但那时神秀已在北方自称六祖了。慧能只能在南方传道，正好像孙中山先生当时只能在广东一带宣传国民革命一样。

慧能后有二大弟子：一为怀让，一为行思。怀让后又传马祖（道一），行思后又传石头（希迁）。马祖石头以后，宗派更多，总之，从如来拈花，到南能北秀，南派五宗，这是旧说。

（二）新说：也可以说是牧师的说法。所谓牧师的说法，以为前二十八祖的传说、拈花微笑的故事，都是假的，这些考证，说来很长，我只讲一点儿。

二十八祖之前二十三祖，还有一点根据，因见于《付法藏因缘传》，（按：此书六卷，元魏吉迦夜等译。）这书乃是叙说印度北方罽宾国一个学派的传授，和禅宗并没什么关系。而且印度人对于历史很不重视；印度向来没有历史，所以印度人向来没有历史的眼光，缺乏时代的观念，后来西洋人用希腊的材料（如亚历山大东征等事），和中国的材料，才勉强凑成一部印度史。因此，《付法藏因缘传》所说的，也不见得可靠。即就该书记载而言，到了二十三代师子和尚，因为国王反对佛教，他被国王杀了，罽宾国的佛法在那时也就绝了，后来讲佛法传授的，因为讲不过去，不得不捏造几代，以便传到达摩；当中加了四代，至达摩便是二十八代。此二十八代，就有两种说法，现在所传的与从前的不同。我上次说过：保存古代禅学史的，一为唐代敦煌的材料，一为日本的材料。从上面两种材料，足以证明现在所传的二十八代，始于北宋杭州契嵩和尚的伪造，（按：契嵩始作《传法正宗定祖图》，定西天之廿八祖，谓《付法藏因缘传》可焚云）即将原有之二十四五七代改易，将二十六代升上去，并捏造两代。此种说法，曾经宋明宗明令规定（按，嘉祐七年，1062，奉旨把《定祖图》收入藏经内），从《传灯录》一直传到现在。

由此可见佛家连老祖宗都可以作假！

中国禅学的萌芽

我们现在拿敦煌本一看，还可以看出当时禅宗争法统的激烈。大家都知道中国只有六代，至于印度，究竟有多少代呢？有的说八代，但释迦与孔子同时，到梁武帝时约千余年，八代总不够吧？于是有二十八代说。但师子杀头了，于是有二十三代说，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九代说，甚至有五十一代说。优胜劣败，折中起来，于是采取二十八代说。

关于二十八代说法的变迁，既有敦煌的本子及日本的材料可证，我曾在《记北宋本六祖坛经》那篇文章里（《国立山东大学文史丛刊》第一期），列了一个关于二十八代传法世系的传说异同对照表，可以参看。

如上所说，佛家对于老祖宗都可以作假，其他自可想而知。常言以为达摩未来中国以前，中国没有禅学，也是错误。关于古代禅宗的历史，有两部可靠的书。一是梁慧皎作的《高僧传》（止于公元519年），一为唐道宣作的《续高僧传》（《自序》说：“始距梁之始运，终唐贞观十有九年”，即止于645年）。在慧皎著书的时候，达摩还没有来，《高僧传》中已有21个学禅的，可见梁代以前，即已有这些个学禅的了。至《续高僧传》中，有133个学禅的，到唐初止。这都有史可考。并且自后汉末至三国，已有许多书谈到学禅的方法，可见中国从2世纪就有了禅学的萌芽。到了晋代（2世纪的晚年），敦煌有名安世高的，译出《道地经》，《大安般经》等书，有支曜译出的《小道地经》；3世纪的晚年（西元284年），有竺法护又译出一本大的《修行道地经》。到了晋末，大约是404年，长安有一位大师鸠摩罗什，译出大批佛书；这是就北方说，至于南方，当410年，庐山也有一位印度和尚名佛驮跋陀罗的，翻译了一本《达摩多罗禅经》，当时慧远还请了许多印度和尚帮助他。顶好笑的，刚才我不是说过菩提达摩吗？《达摩多罗禅经》是410年就译出来的，（按：达摩多罗亦古梵僧名：有四人。）菩提达摩是于500年以后才到中国，乃后来讲禅宗传授的，竟把两个人混作一个，或称为“菩提达摩多罗”！在梵文中，菩提达摩是Bodhi dharma，达摩多罗是Dharmatrata，明是两字，岂可混为一谈？总之，我们要知道在达摩以前中国就有人学禅了；说达摩未到时中国没有禅学，那完全是错误的。

佛道通气

上次说过，修了安般法门，可以得到五神通，即天耳通，天眼通，如意通，他心通，宿命通等。当这种调和呼吸，修炼神通的法门盛行的时候，正是魏晋士大夫崇拜老庄，谈论虚无，梦想神仙的时候。因为佛教最高的境界，是涅槃，是四大皆空，和道家的虚无相似；又有各种方法可以学到顺风耳、千里眼种种神通，也近于神仙之术；所以佛道两教，在当时很能发生关系。3世纪时，中国最著名的和尚道安便把佛法看作“升仙之奥室”，他曾说过，从一数到十，从十数到一，无非期于“无为”和“无欲”，以得到最高的“寂”而显神通。例如他《序安般经注》上说：

安般寄息以成守，四禅寓骸以成定；寄息故有六阶之差，寓骸故有四级之别。阶差者，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级别者，忘之又忘之，以至于无欲。

既“无为”又“无欲”，便可到最高的“寂”。到“寂”以后，便神通广大：

举足而大千震，挥手而日月扪，疾吹而铁围飞，微嘘而须弥舞。

后来慧皎也曾说到禅的最高境界，在得神通，仿佛与神仙相似。例如论《习禅》，他说：

禅用为显，属在神通。故使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结为凝酥，过石壁而无壅，擎大众而弗遗。

佛教“简化”

当3世纪到4世纪间，时人已有主张整理佛教的了。中国固有的宗教，向无天堂地狱之说，也没有灵魂轮回之说。不过鬼是有的，但鬼也可以饿死。印度方面，则上有三十三天，下有一十八层地狱。所以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中国人好像“小巫见大巫”，惊叹佛教的伟大，五体投地地佩服，于是大批翻译佛教的经典，但经典渐渐的太多了，教义太伟大了，又觉得不能完全吞下，于是又想把佛教“简化”（Simplify）起来。上次说过，佛教要义在慧定，慧帮助定，定帮助慧，互相为用。当时人觉的印度禅太繁琐，像什么数息啦，什么四禅定啦，什么四念处啦，……因此，江西庐山有一位慧远大师（按：道安的高足弟子），自创一宗，就是净土宗；并结一社——一个俱乐部，叫做莲社。他以为佛门的精义，惟在“禅智”二字。他尝说：

三业之兴，以禅智为宗。……禅非智无以穷其寂，智非禅无以深其照。然则禅智之要，照寂之谓。

不过从前的禅，既觉得过于繁琐，自有简化的必要。当时从印度传入一种《阿弥陀经》，很简单（按：只1800余言，人称为《小经》）。上次所说的印度禅，有五种安般法门，其中的念佛观便是净土宗的法门，《阿弥陀经》便是念佛观的经典。此经外，尚有《无量寿经》等。经中说西方有一净土，叫做极乐国。那里有无量福，无量寿，无量光；有阿弥陀佛（按：梵语Amita，即无量之义。）；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花鸟都能念经，满地尽是琉璃。欲至其地，唯有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两字，梵音读作“哪嘛”（Namah或namo），是敬礼的意思。只要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便可到极乐世界。何等简单！这就是当时佛教简单化的运动。

道生

到5世纪前半期，慧远有一个弟子，同时并是鸠摩罗什的弟子，叫作道生（殁于434年）。现在苏州虎丘还有一个生公说法台，就是相传“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地方。道生很聪明，得南北两派之真传，以为佛教还要简单化，他相信庄子所说的：“得鱼可以忘筌，得意可以忘象”，以为只要得到真的意思，只要抓住佛教的要点，则几千万卷半通不通的翻译经典，都可以丢掉。印度佛教变成中国佛教，印度禅变成中国禅，非达摩，亦非慧能，乃是道生！他创了几种很重要的教义，如“顿悟成佛”，“善不受报”，“佛无净土”等。“善不受报”是反对那买卖式的功德说；“佛无净土”是推翻他老师慧远所提倡的净土教；至于顿悟说，更是他极重要的主张，与顿悟相反的是渐修。佛家从数息到四禅定，从四禅定到四念处，都是渐修。只抓住一个要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便是顿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话我们听惯了不觉得，其实在当时是一句大逆不道的话！因为如此，十二部大经典完全无用；所有一切仪式，如礼拜、忏悔、念经、念佛，以及寺观佛像，僧侣，戒律，都成废物；佛教起了大的革命！主顿悟的，叫做顿宗；主渐修的，叫做渐宗。那时《涅槃经》从印度输入，尚不完成，仅译成了一半；生公以为《涅槃经》小，说过“一阐提人（icchantika，即不信佛教的）皆具佛性”，更为极端的顿悟说。因此，旧日僧徒便说他“背经邪说，独见忤众”，把他驱逐出去。他当临走时，于四众之中，正容起誓道：

若我所说，反于经义者，请于现身，即表厉疾！若与实相不相违背者。愿舍身之时，据狮子座！

后来《大般涅槃经》传人中国，全部译出，果然与生公之说相合。于是生公仍返江南。后来讲经于庐山，踞狮子座而逝，很光荣。刘宋太祖文帝对于顿悟说，也很赞叹提倡，从此顿宗渐盛。可见禅宗之顿悟说，实始于4世纪后的生公。

菩提达摩

现在要讲到菩提达摩的故事了。

在5世纪（470年左右）刘宋将亡之时，广州来了一位印度和尚，叫做菩提达摩。因达摩由南天竺出发，所以从海道。宋亡于479年。他到宋，宋尚未亡（旧说520年始到，不确。按：520年为梁武帝普通元年），他到过洛阳，曾瞻礼永宁寺，事见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因这书中尝说：“达摩到永宁寺（510年造，520年毁），自称百五十岁。”他来中国是470年左右，到永宁寺大约在520年左右，所以他在中国住了50年。当时一个年少的印度和尚到中国来，道不易行，所以自称150岁，大概由于印度是热带，人多早熟，早生胡须，故自称150岁，以便受人尊敬吧。他到中国后，将中国话学好，四处传道，计在中国50年，其道大行，尤其是北方。

达摩的教义，有两条路：一是“理人”，一是“行人”。“理人”就是“深信含生同一真理，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因人的本性相近，差别无多，只须面壁修行，所以“理人”又叫做“壁观”。所谓“壁观”，并非专门打坐，乃面壁之后，悟出一种道理来。至于“行人”，就是从实行人的，内中又分四项：

（一）报怨行就是“修行苦至，是我宿作，甘心受之”。意思是说，一切苦痛，都是过去积聚的，必须要“忍”，才算苦修。

（二）随缘行——就是“苦乐随缘，得失随缘”。

（三）无所求行——就是一切不求，只有苦修，因为“有求皆苦，无求乃乐”。

（四）称法行——即性净之理。

达摩一派，实为虚无宗派，因为他以为一切经谕都靠不住，靠得住的，只有一部《大乘入楞伽经》，读此一经，即已具足。

达摩一派，主张苦修，凡受教的，只准带两针一钵，修种种苦行，传种种苦行的教义。

达摩一派，后来就成为楞伽宗，也叫做南天竺一乘宗（见《续高僧传》中的《法冲传》）；因为楞伽就是锡兰岛，《楞伽经》所代表的，便是印度的南宗。（参看唐僧净觉的《楞伽师资记》、民国二十年北平校刻敦煌写本。）

达摩一派，既为一苦修的秘密宗派，故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但为什么后来竟成为一大禅宗呢？说来话长，且听下回分解。

三、中国禅学的发展与演变

我们已经讲了两次：第一次讲的《印度禅》；第二次讲的是《中国禅宗的起来》，这两种禅法的区别，简单说，印度禅法是渐修，中国禅法重顿悟，二者恰恰相反：前者是从静坐、调息以至于四禅定、五神通，最合魏晋时清谈虚无而梦想走到神仙境界的心理；后者不然，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办法，这是中国的佛学者力求简单化的结果。

原来在3世纪到4世纪时，中国佛学者对印度禅法已表示不满；到5世纪前半，出了革命的道生和尚，上次讲过：他是慧远的弟子，又曾从罗什受业，肯作深思，把当时输入的佛教思想，综合之，且加以考校，他有几句很重要的宣言：

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义，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

这就是说，到这时候我们中国人可以跳过这些拘滞的文字，可以自己创造了，经论文字，不过是一些达意的符号（象），意义既已得到，那些符号便可扔到茅坑里去了，道生于是创造“顿悟生佛论”，说“善不受报”，“佛无净土”，“一阐提人皆具佛性”，这是革命的教义，一切布施，修功德，念佛求生净土，坐禅入定求得六神通，都经不起“顿悟”二字的威风；这么一来，当时的旧派遂起而攻击道生的邪说，把他赶出建业，于是他只得退居苏州虎丘山，后来大本《涅槃经》全部到了，果然说“一阐提人皆有佛性”，因此，生公的“顿悟成佛论”得着凭证而惹人信赖了，生公这种思想，是反抗印度禅的第一声，后来遂开南方“顿宗”的革命宗派。

达摩禅法

当宋齐之际（约470年），从南印度来了一个和尚菩提达摩，先到广州，后又转到北方，在中国约有四五十年；上次也讲过：他受空宗的影响很大，所以抛弃一切经典，只用南印度的一部小经典《楞伽经》四卷来教人，这是一个苦修的宗派，主张别人打我骂我，我都不要怨恨，所谓“逆来顺受”，认为自己前世造下冤孽，他的禅法也很简单，说一切有情都有佛性，只为客尘所障，故须面壁坐禅，认得凡圣等一，便是得道。故他们在行为方面是“忍”，在理智方面是“悟”。这就是“楞伽宗”，又名南天竺一乘宗，是印度传来的叫花子教，过着极刻苦的生活，如达摩弟子慧可所传的那禅师，“唯服一衣，一钵，一食”，再传的满禅师“一衣，一食，但蓄二针，冬则乞补，夏便通舍，覆赤而已。往无再宿，到寺则破柴，造覆，常行乞食”，在贞观十六年（纪元642年）满禅师于洛州南会善寺倒宿墓中，遇雪深三尺，有请宿斋者，告曰：“天下无人，方可受尔请！”这个苦行的宗派，不求人知，不出风头，所以不惹人注意，知道的很少。道宣在他的《续高僧传》里对这派曾这样说过：“人非世远，碑记罕闻，微言不传，清德谁序？深为痛矣。”便到7世纪时，此宗风气渐变，刻苦独行的人不多，渐趋于讲诵注疏之学，故道宣又说他们“诵语难穷，励精益少”。他们为一部《楞伽经》做疏或钞（钞即疏的注解），共有12家，70卷之多（也见道宣的《法冲传》），可见这时的楞伽宗，已非往昔苦行头陀的风味了。

到8世纪初，正当慧能在南方独唱顿悟教义的时候，湖北荆州府玉泉寺有个神秀老禅师，声誉甚隆。武后派人请他到长安（约701年，武后晚年）。既来之后，便往来于两京（长安和洛阳）之间，备受朝野尊崇，号称“两京法王，三帝（按：谓则天帝，中宗，睿宗）国师。”他自称为菩提达摩建立的楞伽宗的嫡派，他死在纪元706年（武后死的次年），谥大通禅师，当代大手笔张燕公（说）为之作碑。今日我们知道他的传法世系为：

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

第一次便发现于这个碑文里，但与道宣在《法冲传》内所记不同，不过因为神秀地位极高，人都信此法系是正确的了。神秀的二大弟子义福和普寂，也被朝廷尊为国师，气焰熏天。义福死于736年（开元廿四年），谥大智禅师，普寂死于739年（开元廿七年），谥大照禅师。严挺之作《大智禅师碑》，李邕作《大照禅师碑》。都用了上列的传法世系，所以从701到739这40年中，可以说是楞伽宗神秀一派势力全盛时代。

据最可靠的材料，神秀并未著书；现在伦敦及巴黎所藏敦煌发现的写本中，有《五方便》一种，但非神秀作，乃是神秀一派人所作。其教义仍接近印度禅的渐修。如玄颐《楞伽人法志》上说：“禅灯默照，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出文记。”神秀临死时的遗嘱是“屈，曲，直”三字。又如张说所作碑文说：“其开法大略，则慧念以息想。极力以摄心，其人也品均凡圣，其到也行无后。趣定之前，万缘尽闭；发慧之后，一切皆知。持奉楞迦，递为心要。”这可证明他的禅法仍是近于印度禅。普寂的禅法，《神会语录》及《坛经》上说：凝神入定（止），住心看净（观），起心外照，摄心内证。”也可证明神秀教义之一部。

当普寂、义福的气焰方张的时候，开元廿二年（734）河南滑台（即今滑县）的大云寺来了一个神会和尚，他居然大声疾呼的要打倒伪法统，在大会上宣言：弘忍并不曾传法与神秀，真正的第六代祖师是他的老师岭南慧能。

六祖慧能

原来在7世纪末8世纪初，中国另起了一个浪漫的大运动，使中国佛教起一个大革命，革命的首领就是一个不识字的广东佬，神会口中所说的慧能和尚。自从7世纪晚年，弘忍死后，他的两大弟子，神秀就称为北宗的大师，慧能也成为南宗的大师。慧能是广东新州人（现在新兴县，在高要的西南），他住过广州，后来住在韶州的曹溪山，故后人皆称为“曹溪派”。又因为他在最南方，就称为“南宗”。他所提倡的一种革命的教义，就是“顿悟”。他是个不大识字的人，靠着砍柴过日子，他的成功全靠自己大胆的努力。他死于713年（开元元年），留传下来的只有《坛经》一书。但这书也经过了许多变迁：民国十五年（1926）我在伦敦看见的敦煌唐写本，约12000字，可说是最早的一个本子；去年（1933）在日本看见的北宋初（970年，宋太祖开宝间）的《坛经》，分两卷，已加多了2000字；明本又加多了9000字，共计约24000字。但这部法宝《六祖坛经》，除《忏悔品》外，其余的恐就是神会所造的主人赝鼎。慧能的教义可分几点说：

1.自性三身佛 他说：向来劝你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劝你皈依自性三宝，三宝都在你心里：皈依觉（佛），皈依正（法），皈依净（僧）这是自性的三宝。他又说：向来人说三身佛；我今告诉你，三身佛却在你自己色身中：见自性净，即是清净法身佛；一念思量，化生万法，即是自性千万亿化身佛；念念善，即是自性圆满报身佛。他又说：我本性元来清涉，识心见性，自成佛道。——慧能教人，大旨如此。后人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即是此意。此意还是源于“凡圣等一”，故人人都可以顿悟成佛的。

2.四弘誓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自性自度；烦恼无边誓愿断——自心除；法门无边誓愿学——自心学无上正法；无上佛道誓愿成——自悟即佛道成。

3.无相忏悔 永断不作，名为忏悔。

4.摩诃般若波罗密法 “摩诃”之意即是大，所谓“性含万法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般若”之意即智慧，所谓“一切时中，念念不忘，常行智慧”；“波罗密”之意是到彼岸，所谓“离境无生灭，如水永长流，即名到彼岸。”

5.反对坐禅 他说：不用求净土，净土只在你心中；不用坐禅，见你本性即是禅；不用修功德，见性是功，平等是德。他说“一行三昧”，就是“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于一切法上，无有执著，名一行三昧”。“若坐不动是禅，维摩诘不合诃舍利弗宴坐林中。”（这是《维摩诘经》的影响）

神会北伐

神会，襄阳人，约在710年（睿宗景云元年）到曹溪见慧能。在慧能死后21年即开元廿二年（734），他才到河南滑台传道，到现在1934年我们来讲他，恰好是他整整的1200周年纪念。那时他在大云寺大会上当众宣述南宗的宗旨，说当时公认的传法正统是假的，大胆指斥普寂“妄竖神秀为第六代”；他说当初菩提达摩，以一领袈裟为传代法信，授给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慧能，所以我们才是正统，有传法袈裟在韶州为证。他自己称说，他这次在河南设无遮大会兼庄严道场，不为功德，是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为天下学道者辨是非；现在普寂妄称自己为第七代，把神秀称为第六代，他要誓死反对！或曰：普寂禅师名望盖世，天下知闻，如此排斥，恐与身命有关。他说：“我自料简是非，定其宗旨，岂惜身命？”他更进一步说，神秀在世时，因袈裟在韶州慧能处，所以不敢自认是第六代；乃普寂竟让同学广济于景龙三年（709）十一月到韶州去偷此法衣。当时普寂尚在，但也没有人出来否认。可是神会也闹了一个大笑话：有人问他菩提达摩以前，西国又经几代？他可没有预备，信口答出“八代”，并且还把菩提达摩与达摩多罗误作—人（见前讲）。至天宝四年（745），神会到了东京（洛阳），在菏泽寺继续定南宗宗旨，继续攻击神秀普寂一派为“北宗”的伪法统，定慧能一派为“菩提达摩南宗”的正统。他提倡顿悟，立“如来禅”，破北宗渐教的“清净禅”。其实，平心而论，真正的顿悟是不通的。如姜太公钓鱼，被文王任为宰相；傅说举于版筑之间，乃至李白之斗酒诗百篇，莫不是积了数十年许多零碎的经验，蕴蓄既久，一旦发挥出来，所以“顿悟”云云，往往也须经过“渐修”。不过因他是年过八十的老头儿，状貌奇特，侃侃而谈，就轰动了不少的听众。其实义福、普寂都已死了，在生时似乎是不理他，死后他们的徒子徒孙，眼见他声名日大，而且绘出图像来，宣传他所造作的楞伽宗法统史，公开攻击北宗法统，说来动听感人；于是普寂一派人只好利用政治势力来压迫神会。天宝十二年（753）遂有御史卢奕上奏，弹劾神会，说他“聚徒，疑萌不利”；朝廷就把他赶出东京，黜居弋阳（在江西），又徙武当（在湖北均县），又移襄州（在襄阳），又移荆州开元寺，苦煞了这个八十五六岁的老头儿！

神会被贬逐的第三年（755年，天宝十四年），安禄山造反，两京陷落，明皇出奔，太子即位；至757年（肃宗至德二年）郭子仪等始收复两京，神会也回到东京来了。那时大乱之后，军饷无着；于是右仆射裴冕提出一救济经济的政策，“大府各置戒坛度僧。”“纳钱百缗，请牒剃落，亦赐明经出身。”这就是做和尚先得买执照。本来唐朝做和尚的，须购度牒，有了度牒，就算出家，可以免除租、庸、调诸税。但残破乱离之际，这种公债无法推销，非请一位善于宣传的出来负责发卖不可，于是大家都同意把神会请出来承办劝导度僧，推销度牒，筹措军饷的事。他以九十高年，搭棚设坛，大肆鼓吹，听者感动，男女剃度者极多，这种军用公债果然倾销起来，100吊办一张，而当时施主也不少，于是为政府增加了大宗的收入，功劳甚大。肃宗皇帝下诏叫他入内供养，并且替他盖造禅院于菏泽寺中，到上元元年（760），神会死，享年九十有三，赐谥真宗大师，建塔洛阳，塔号般若。他死后36年，即796（德宗贞元十二年），在内殿召集诸禅师，由皇太子主席，详定传法旁正，于是朝廷下敕立菏泽大师神会为第七祖。由是神会的北伐成功，慧能的南宗遂成为禅宗的正统了。

神会教义要点

关于神会的思想，我不打算细讲，其教义可得而言者，约有五点：

1.顿悟 这就是神会的革命旗帜。他说：“十信初发心，一念相应，便成正觉，于理相应，有何可怪？”以明“顿悟不思议”。简言之，便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意。

2.定慧平等 他说：“念不起，空无所有，名正定，能见念不起，空无所有，名正慧。”即是以“慧”摄“定”，最后“戒”“定”都可以不管，只要“慧”，归到理智主义去。

3.无念 他的禅法以无念为宗。“不作意却是无念”。“所作意住心，取空取净，乃至起心求证菩提涅槃，并属虚妄”。“无应所住而生其心”。

4.知 他说：“知之一字，众妙之门。”所以中国禅宗，侧重知解，终身行脚，求善知识；且此语实开中国思想界“良知”一派的先河。

5.自然 他说：“修习即是有为诸法。生灭本无，何假修习？”只是自然，只是无为，与中国道家思想相合。

总之，神会倡言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为天下学道者定是非，所以他对于神秀一系的旧法统，加以诋斥，建立起自己的新法统来。民国十五年我在巴黎发现了神会的许多材料，后来在日本又发现了一些，因知8世纪的前期，普寂盛行的时候，僧人都附于楞伽宗派，所谓“东山法门”。等到8世纪的后期，神会兴起，以至9世纪以来，又都成了南宗门下的信徒了。

“杀猪的”说法（即旧说）就没有神会的地位，因其门下无特出的人物，而继续努力的人，也非同门，所以他的功劳渐渐淹没，过了几百年就完全被人忘记了。

马祖道一

8世纪中，神会北伐成功，当时全国的禅师，也都自称出于菩提达摩，牛头山一派自称出于第四代道信。西蜀资州智诜派下的净众寺一派和保唐寺派，也都自称得着弘忍的传法袈裟。人人依草附木，自称正统。

1.成都净众寺派其法统为：

弘忍、智诜、处寂、无相

所以又称无相派。此派为宗密所分叙的两家，与北宗接近，以“无忆，无念，莫忘”为宗旨。就是说，勿追忆已往，勿预念将来，“当与此志相应，不昏不错，名莫忘”。此宗仍要“息念坐禅”。

2.成都保唐寺派，宗密记此派的世系如下：

无住把净众寺一派的三句改为“无忆，无念，莫妄”；“忘”字改成“妄”字，宗旨就大大的不同。无住主张“起心即妄，不起即真”，似乎受了神会的影响。且此派更有革命左派的意味：“释门事相，一切不行。礼忏、转读、画佛、写经、一切毁之。所住之院，不置佛事。但贵无心，而为妙极。”此派也想争法统，说慧能的传法袈裟被武则天迎入宫中，转赐予智诜，又递到无住手里。

但是，忽然在江西跳出一个和尚来。名叫道一，又称马祖。他说慧能的传法袈裟又到了他那里，其实这些都是假的。他本是四川人，落发于资中，进具于巴西，是由北宗改入南宗的。他是无相（净众寺派）的弟子，后离蜀赴湖南衡岳跟六祖嫡传怀让修行，才入“顿门”，故史家称为慧能的再传，其实他也属于智诜一派。道一这派的宗旨有八个字：“触类是道，任心为修。”他说：“所作所为，皆是佛性；贪瞋烦恼，并是佛性；扬眉动睛，笑欠声咳，或动摇等，皆是佛事。”这叫“触类是道”。既是凡碰到的都是道，就是随时皆为道，随心皆为修行。这个本来就是佛，所以不起心造恶，修善，也不修道，“不断不修，任运自在，名为解脱，无法可拘，无佛可作。”他只教人“息业养神”，“息神养道”。这叫“任心为修”，他殁于786年（唐德宗贞元二年）。

马祖门下有一个大弟子，名叫怀海，就是百丈禅师（殁于814年，即唐宪宗元和九年），建立了禅院组织法，世称“百丈清规”。凡有高超见解的和尚，称为长老，自居一室。其余僧众，同居僧堂。禅居的特点，是不立佛殿，唯立法堂，佛教寺院到此为一大革命，并且他们提倡作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是百丈和尚的格言。以后的禅门大都是从马祖、百丈传下来的。自8世纪以下，禅学代替了佛教，禅院代替了律居，佛教差不多完全变成禅学了。

四、中国禅学的方法

今天是最后一次讲演，黎先生刚才对我说今天功德圆满，其实不过是我的一笔旧债还清了。

这次讲的是中国禅学的方法。上次本来想把中国禅宗的历史讲的更详细一点，但因限于时间，只能将普通书所没有的禅宗的来历，说了一个大概，马祖以后的宗派简直就没有功夫来讲。但不讲也不要紧，因为那些宗派的立场跟方法，大抵差不多，看不出什么显著的区别，所以也不必在分析宗派时多讲方法，现在只讲禅学整个的方法。

中国的禅学，从7世纪到11世纪，就是从唐玄宗起至宋徽宗时止，这400年，是极盛的黄金时代。诸位是学教育的，这一派人的方法与教学方面多少有点启示，所以有大家一听的必要。

南宗的慧能同神会提倡一种革命思想——“顿悟”，不用那些“渐修”的繁琐方法，只从智慧方面，求其大彻大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当时因为旧的方式过于复杂，所以这种单刀直入的简单理论，感动了不少的人，终于使南宗顿教成为禅宗的正统，而禅宗又成为佛教的正统。这是他们在破坏方面一大成功。可是慧能和神会都没有方法，对于怎样教人得到顿悟，还是讲不出来，到9世纪初，神会的第四代弟子宗密（殁于841年，即唐武宗会昌元年），方把“顿悟”分成四种：

（一）顿悟顿修 顿悟如同把许多乱丝，一刀斩断；顿修如同把一团白丝，一下子丢到染缸里去，红即红，黑即黑。

（二）顿悟渐修 如婴儿坠地，六根四肢顿具，男女即分，这叫顿悟；但他须慢慢发育长大，且受教育，成为完人，这叫渐修。故顿悟之、后必继以渐修。

（三）渐修顿悟 这好比砍树，砍了1000斧头，树还是矗立不动，这叫渐修；到了1001斧头，树忽然倒下来了，这叫顿悟。这并非此最后一斧之力，乃是那1000斧积渐推动之功，故渐修之后自可成顿悟。

（四）渐修渐悟 如同磨镜，古时候，镜子是铜制的，先由粗糙的铜，慢慢地磨，直至平滑发亮，可以照见人影，整理衣冠。又如射箭，起初百无一中，渐渐百可十中，终于百发百中。

这四种中间，第一种顿悟顿修不用方法，讲不通的，所以禅宗后来也有“树上哪有天生的木杓”的话。第二种顿悟渐修，却是可能的；第三种渐修顿悟，尤其可能。这两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例子，在西洋也有很多：如圣奥古斯丁，起初是一个放荡不羁、狂嫖滥赌的人，说重一点就是流氓地痞，一天在街上听了一位教师的讲演，忽然省悟，立志苦修，竟成为中古时代的宗教领袖。这就是顿悟渐修，却也是渐修顿悟，因为他早有种种烦闷，逐渐在变化，一旦下决心罢了。又如三四百年前科学大师伽利略（意大利人），生而有艺术的天才，但他的父亲是个数学家，送他到大学去习医；他的兴趣不倾向于这方面，而于音乐绘画等倒是弄得不错。有一天，国王请了一位数学家来讲《几何学》，他听了一小时，忽然大彻大悟，就把一切抛开，去发挥他从遗传中得来的数学天才，后来便成了几何学物理学的老祖师。再举一个日常的例子：我们有时为了一个算学或其他的难题，想了几天，总想不出，忽然间在梦里想出来了。这也是慢慢的集了许多经验，一旦豁然贯通。第四种渐修渐悟，更是可能，用不着来说了。

总之，顿悟渐修，渐修顿悟，都是可能的，都是需要教学方法的；渐修渐悟更是普通的方法，只有顿修顿悟是没有教学方法的。

触类是道，任心为修

禅门中许多奇怪的教学方法，都是从马祖（殁于786）来的。马祖道一，本是北派，又受了南派的影响，所以他所创立的方法，是先承认了渐修，然后教你怎么样渐修，顿悟，顿悟而又渐修。他的宗旨是“触类是道，任心为修。”如扬眉、动目、笑笑、哈欠、咳嗽、想想、皆是佛事。此种方法实出于《楞伽经》。《楞伽经》云：“非一切佛国土言语说法，何以故？以诸言说，唯有人心，分别说故。是故有佛国土，直视不瞬，口无言语，名为说法；有佛国土，直尔示相，名为说法；有佛国土，但动眉相，名为说法；有佛国土，唯动眼相，名为说法；有佛国土，笑，名说法；有佛国土，欠磕，名说法；有佛国土。咳，名说法；有佛国土，念，名说法；有佛国土，身，名说法。”又云：“如来亦见诸世界中，一切微虫蚊蝇等众生之类，不说言语，共作自事，而得成功。”所以他那“触类是道，任心为修”的方法，是不靠语言文字来解说来传授的，只用许多奇特古怪的动作。例如“有一个和尚问他如何是西来意，他便打，问他为什么要打，他说：‘我若不打汝，诸方笑我也。’又如法会问如何是西来意，他说：“低声，近前来！”于是就给他一个耳光。此外如扬眉动睛以及竖拂、喝、踢，种种没有理性的举动，都是他的教学方法。这种举动，也并不是叫对方知道是什么意思，连作的人也没什么意义，就是这样给你一个谜中谜，叫你去渐修而顿悟，或顿悟而渐修。马祖以后，方法更多了，如把鼻、吐舌、大笑、掀床、画圈（圆相）、拍手、竖指、举拳、翘足、作卧势、敲柱、棒打、推倒等等花样，都是禅机。此外来一两句似通非通的话，就是话头。总之，以不说法为说法，走上不用语言文字的道路，就是他们的方法。

马祖是江西派，其方法在8世纪到9世纪初传遍了中国。本来禅学到了唐朝，已走上语言文字之途，楞伽宗也从事于繁琐的注疏；但是那顿悟派依然顿悟，不用语言文字，教人去想，以求彻悟。马祖以下又用了这些方法，打一下，咳一声，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种发疯，正是方法，但既无语言文字作根据，其末流就有些是假的，有些是捏造的，而大部分是骗人的。

马祖不靠语言文字说法，他的方法是对的，是真的，但是后来那些模仿的，就有些要算作末流了。这里且讲一个故事：有一书生，衣服褴褛走到禅寺，老和尚不理他。后来小和尚报告知府大老爷到了，老和尚便穿上袈裟，走出门，恭敬迎接，招待殷勤。书生看了，一声不响。等到知府大老爷走了，书生说：“佛法一切平等，为什么你不睬我，而这样地招待他？”老和尚说：“我们禅家招待是不招待。不招待便是招待。”书生听了，就给他一个嘴巴。老和尚问他为什么打人？书生答道：“打便是不打，不打便是打。”所以末流模仿这种方式的表示，有一些是靠不住的。

呵佛骂祖

在9世纪中年，出了两大和尚：南方的德山宜鉴（殁于865年，唐懿宗咸通六年）和北方的临济义玄（殁于866年，同上七年）。他们的语录，都是很好的白话文学；他们不但痛骂以前的禅宗，连经连佛一齐骂：什么释迦牟尼，什么菩提达摩，都是一些老骚胡；十二大部经也是一堆揩粪纸。德山自谓别无一法，只是教人做一个吃饭、睡觉、拉屎的平常人。义玄教人“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始得解脱。”后来的禅门，总不大懂得这两大和尚第二次革命的禅机——呵佛骂祖禅。

平心而论，禅宗的方法，就是教人“自得之”，教人知道佛性本自具足，莫向外驰求，故不需用嘴来宣说什么大道理。因此，这个闷葫芦最易作假，最易拿来欺骗人，因为是纯粹主观的，真假也难证实。现存的五部《传灯录》，其中所载禅的机锋，百分之七十怕都是无知妄人所捏造的：后来越弄越没有意义了。不过，我们也是不能一笔抹杀。当时的大和尚中，的确也有几个了不得的；他们的奇怪的方法，并非没有意义的。如我第一次所讲贼的故事，爸爸把儿子锁在柜子里，让他自己想法逃出；等他用模仿鼠叫之法逃回家了，爸爸说：你已有饭吃了。这个故事，就可以比喻禅学的方法，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教育上说，很类似现代的设计教学法。看来很像发疯，但西谚云：“发疯就是方法”（madness is method）（按：西文两词音近，中语四字也都是双声）。禅宗经过400年的黄金时代，若非真有方法，可以骗人一时，也不能骗到400年之久。

禅学方法

禅学的方法，可归纳为四种：

（一）不说破 禅学既是教人知道佛性本自具足，莫向外驰求，意思就是说，人人都有佛性，己身便是佛，不必向外人问；要人知道无佛可作，无法可求，无涅槃菩提可证。这种意思，一经说破，便成了“口头禅”，本来真理是最简单的，故说破不值半文钱。所以禅宗大师从不肯轻易替学人去解说。只教学人自己去体会。有两句香艳诗可以说明这个方法，就是：“鸳鸯绣取从（随）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且讲他们三个故事来做例子。其一：沩山和尚的弟子洞山去看他，并求其说法，沩山说：“父母所生口，终不为子说。”其二：香严和尚请沩山解说“父母未生时”一句。沩山说：“我若说似（与）汝，汝以后骂我去。我说底是我底，终不干汝事。”香严辞去，行脚四方，一日芟除草林，偶尔抛一块瓦砾，碰竹作响，忽然省悟，即焚香沐浴，遥礼沩山，祝云：“和尚大慈，恩逾父母！当时若为我说破，何有今日之事？”其三：洞山和尚是云严和尚的弟子。每逢云严忌日，洞山必设斋礼拜，或问他于云严得何指示？他说：“虽在彼处，不蒙指示。”又问：“和尚发迹南泉，为何却与云严设斋？”他说：“我不重先师道德佛法，只重他不为我说破。”大家听了这三个故事，便知“不说破”是佛学的第一个方法。因为一经说破，便成口头禅，并未了解，不再追求，哪能有自得之乐？

（二）疑 其用意在使人自己去想，去体会，例如洞山敬重云崖，如前所说。于是有人问洞山：“你肯先师也无？”意思是说你赞成云崖的话吗？洞山说“半肯半不肯”。又问说：“为何不全肯？”洞山说：“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他这半信半不信，就是表示，学者要会疑，因为怀疑才自己去思索——想若完全赞成，便不容怀疑，无疑即不想了。又：有僧问沩山和尚：“如何是道？”沩山说：“无心是道。”僧说：“某甲不会。”就是说我不懂。沩山就告诉他：“不懂才好：你去认识不懂，这才是你的佛，你的心。”（按；沩山原答为：“会取不会底好。”僧云：“如何不会底？”师云：“只汝是，不是别人。……今时人但直下体取不会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半解，将为禅道，且没交涉，名运粪人，不名运粪出，污汝心田。”）所以“疑”就是禅宗的第二个方法。

（三）禅机 普通以为禅机含有神秘性，其实真正的禅机，不过给你一点暗示；因为不说破，又要叫人疑，叫人自己去想，所以道一以下诸禅师又想出种种奇怪方法来。如前面所举的打，笑，拍手，把鼻……等等，又有所答非所问，驴唇不对马嘴的话头，这种方法，名曰禅机，往往含有深意，就是对于某种因缘，暗示一点出来，让你慢慢的觉悟。试举几条为例。其一；李勃问智常：一部《大藏经》说的是什么？智常举起拳头，问道：“还会吧？”李答：“不会。”智常说：“这个措大！拳头也不识！”其二：有老宿见日影透窗，问惟政大师：“是窗就日？是日就窗？”惟政道：“长老！您房里有客，回去吧！”其三：僧问总印：如何是三宝（佛，法，僧）？总印答：“禾，麦，豆。”僧况：“学人不会。”师说：“大众欣然奉持。”其四：仰山和尚问沩山：“什么是祖师西来意？”沩山指灯笼说：“大好灯笼呵！”其五：僧问巴陵鉴和尚：“祖师教义，是同是异？”鉴说：“鸡寒上树，鸭寒下水。”法演和尚论之曰：“巴陵只道得一半，老僧却不然，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其六：僧问云门和尚：“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谈？”云门答：“餬饼。”法演说：“破草鞋。”这些禅机，都是于有意无意之间，给人一点暗示。

前十余年，罗素（Bertrand Russell）来中国，北京有一般学生组织了一个“罗素学术研究会”，请罗素莅会指导。但罗素回来对我说：“今天很失望！”问何以故？他说：“一般青年问我许多问题，如‘George Elior是什么？’‘真理是什么？（What is truth？）’……叫我如何回答？只好拿几句话作可能的应付。”我说：假如你听我讲禅学，你便可以立刻赏他一个耳光，以作回答。罗素先生颇以为然。

（四）行脚 学人不懂得，只好再问，问了还是不懂，有时挨顿捧，有时挨一个嘴巴。过了一些时，老师父打发他下山去游方行脚，往别个丛林去碰碰机缘。所以行脚等于学校的旅行，也就等于学生的转学，穿着一双草鞋，拿着一个钵，遍走名山大川，好像师大的学生，转到清华，再转到中央大学，直到大觉大悟而后已。汾阳一禅师活到七十多岁，行脚数十年，走遍了七十多个山头，据上堂云：“以前行脚，因一个缘因未明，饮食不安，睡卧不宁，水急抉择，不为游山玩水，看州府奢华，片衣口食；只是圣心未通，所以驰驱行脚，抉择深奥，传鸿敷扬，博问先知，亲近高德。”儒门的理学大师朱子也曾说过：“树上哪有天生的木杓？要学僧家行脚，交结四方贤士，观察山川形势，考测古今治乱之迹，经风霜雨露之苦，于学问必能得益。”行脚僧当然苦不堪言，一衣一履，一杖一钵，逢着僧寺就可进去住宿，替人家作点佛事，挣碗饭吃；要是找不到庙宇，只能向民家讨点饭吃，夜间就露宿在人家的屋檐下。从前有名的大和尚，大都经过这一番漂泊生涯。行脚僧饱尝风尘，识见日广，经验日深，忽然一天听见树上鸟叫，或闻瓶中花香，或听人念一句诗，或听老太婆说一句话，或看见苹果落地，……他忽然大彻大悟了，“桶底脱了！”到这时候，他才相信：拳头原来不过是拳头，三宝原来真是禾麦豆！这就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五）悟 从“不说破”起，到“桶底脱了！”完全觉悟贯通。如圆悟和尚行脚未悟，一天见法演和尚与客谈天，法演念了两句绝体诗：“频呼小玉元无事，为要檀郎认此声。”全不相干，圆悟听了就忽然大悟了。又有一个五台山和尚行脚到庐山归宗寺，一夜巡堂，忽然大叫：“我大悟也！”次日，方丈问他见到什么道理。他说：“尼姑原来是女人做的！”又：沩山一天在法堂打坐，榔头击木鱼，里面一个火头（烧火的和尚）掷去火柴，拊掌哈哈大笑。沩山唤他前来问道：“你作么生？”火头说：“某甲不吃稀饭，肚子饥饿，所以欢喜。”沩山点头说：“你明白了。”我前次所述的奥古斯丁，平日狂嫖阔赌，忽然听人一句话而顿改前非，也是和这些一样的悟。《孟子》上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自得才是悟，悟就是自得。

以上所讲禅学的方法，彻头彻尾就是一个自得。总结起来，这种禅学运动，是革命的，是反印度禅、打倒印度佛教的一种革命，自从把印度看成西天，介绍，崇拜，研究，选择，以至“得意忘象，得鱼忘筌”，最后，悟到释迦牟尼是妖怪，菩提达摩是骗子，十二部经也只能拿来做揩粪纸，解放，改造，创立了自家的禅宗。所以这400年间禅学运动的历史是很光荣的。不过，这革命还是不彻底，刻苦行脚，走遍天下，弄来弄去，为着什么？是为着要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腊月二十五”。什么叫“腊月二十五”呢？这是说怕腊月三十来到，生死关头，一时手忙脚乱，应付不及。这个生死大问题，只有智慧能够解决，只有智慧，能够超度自己，脱离生死，所以火急求悟。求悟的目的也就不过是用智慧来解决一件生死大事，找寻归宿。这不还是印度宗教的色彩么？这不还是一个和尚么？所以这种革命还是不彻底。从禅学过渡到宋代的理学，才更见有两大进步：（一）以客观的格物替代了主观的“心理”。如二程朱子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今日穷一理，明日穷一理，辨明事物的是非伪真，到后来，便可有豁然贯通的一旦。这是禅学方法转变到理学的进步。（二）目标也转移了，德山和尚教人做一个吃饭拉屎的平常人，一般禅学家都是为着自己的腊月二十五，始终只做个和尚。理学则不然。宋仁宗时，范仲淹说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后理学家无不是从诚意、正心、修身做起，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超度个人，不是最终的目的，要以个人为出发点，做到超度社会。这个目标的转变，其进步更伟大了。这两点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总之，宋明理学的昌明，正是禅学的改进，也可说是中国中古时代宗教的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