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应用科学研究

经济学是应用科学，这一点在后面的第三章会展开讨论。但为理解这一点，有必要先单独辟出一节来讨论有关应用科学研究的几个要点。

1．现实痛点——应用科学研究的中心

既然应用研究的根本目标是改造人类所处的不舒服、不和谐的状态，也即痛点，那么，现实痛点就是应用研究的中心。要深刻理解这一点，需要先明白何为现实痛点和如何识别现实痛点。

（1）何为现实痛点？

现实痛点可以体现在各种各样的维度上。在多数时候，现实痛点可以粗略地用一个简化的二元模型来刻画，比如，低收入相对于高收入、身体不健康相对于健康、社会动荡相对于安全稳定、产品竞争力不足相对于竞争力强、破坏环境的发展方式相对于可持续发展方式等，都是更令人类感觉到痛点的状态。这里的收入、健康、社会稳定、竞争力、环境代价就是所谓的不同维度。

这种二元模型也可以被简单地抽象成一条两端指向不同方向的“线”，两个方向分别代表着该维度上两个相对的有限或无限的延伸。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从不舒服、不和谐状态向舒服、和谐状态的过渡，就是从线一头向另一头，或从中间的一个点向另外一个更舒服、更和谐的点演化的过程。当演化的方向倒转或停滞，或者相对于人类需求或其他群体演化速度而言太慢的时候，就会出现不舒服、不和谐的状态，比如收入下降、健康状态恶化、社会变得不稳定、科技进步速度太慢等。

另外一种常见现实痛点是，舒适区处于一条线上的某个区间范围内，当所处状态偏离该舒适区时，就会出现不舒服、不和谐的痛，如营养摄入水平过低会导致营养不良、消瘦，过高会导致肥胖、引发慢性疾病等；再比如收入差距，过小会导致平均主义，制约发展动力，过大则会威胁到社会稳定，并反过来威胁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注意，这种二元的或“线式”痛点表述是对现实问题的高度抽象，目的只是试图用一种相对的和简单的思维来表述人类的状态，并使之和不舒服与舒服、不和谐与和谐相一致，从而更容易帮助读者理解我们讨论的现实痛点。

一些读者可能已经意识到，这种“线式”痛点表述方法，只是针对事物所处状态的刻画，并没有涉及人类自身的立场与价值判断。但事实上，在应用科学领域，所有的状态判断和改造都是基于人类的意愿而给出，因此，判断当前的状态是否不舒服、不和谐，是否处于舒适区或非舒适区就离不开所站的立场与所秉持的价值判断。由于这一点的至关重要性，我会在随后的第4小节和本书的最后一章进行更多的讨论。

（2）如何识别痛点？

对于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则需要不少的训练才能有所感悟。这其中有三个难点需要掌握：一是感受痛的能力，尤其是感受别人痛的能力(4)；二是穿越不同尺度与维度体会痛的能力；三是深刻体会立场与价值判断在应用研究中的科学地位（这一点将在第4小节中讨论）。

首先，感受痛的能力。感受痛的能力并非我们常说的身体器官的感觉，而是发自内心对观察到的现象的感知力。感知力能够帮助研究人员从观察到的现象中敏锐地察觉到不舒服、不和谐的点，并与之产生共鸣，从内心深处升起想要对其进行改造的冲动。关于这一点，我曾一度以为，只要问自己：“我对面前的现象或事物是否感到不舒服、不和谐？”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多半就意味着感受到了痛。对于不少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简单的办法。但后来发现，事实远非如此。

作为一个做农业经济研究的教师，我笃信带领学生到农村调研是寻找有价值选题的不二环节。一次当我和学生们站在一个村落的路口在等待村干部带我们到下一个样本户家里的时候，我问学生，调查至今有没有被什么事情触动到？为了不让他们局限在调研前预设的兴趣点里，我专门强调，任何你认为触动到自己的事情都可以。即便如此，从同学们的表情和支支吾吾的言语中能明显地看出来，直到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搜肠刮肚地想，终究五六个人也未能说出个长长短短。

然而，在我们站着的路口旁，就是成堆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四处散落着，都已经出现在路边的排水沟和农田里了；不远处，几个中老年人正围坐在街边一个简陋的桌台边打牌，头顶两三米高的地方挂着几根凌乱排布的电线，间或有不知是否带电的线头垂着；街道上几乎看不到一个孩子，甚至找不到一只鸡，倒是家家户户都养着狗，这还让几个同学一度因为害怕而不敢进农户家门。即便如此，五六个同学愣是在十多分钟里没有提及这类现象中的任何一个。

从那以后，我在做调研动员的时候，就从原来的“希望大家带着眼睛、带着嘴巴、带着耳朵、带着脑袋去”，改成了“带着心去”。没有一颗柔软的、能够对周围的一切保持敏感的心，很难感受到别人与社会的痛。对于应用科学研究，这种对现实痛点的感知力至关重要。可以说，感受不到痛，就很难说清楚我们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就从根本上很难说清楚我们研究的动机和重要性。

其次，穿越不同尺度与维度体会痛的能力。令人不舒服、不和谐的痛可以存在于各种各样的尺度上、维度上或维度间，因此，具备一定的跨尺度、跨维度穿越能力，才能更清晰地体会到痛点的真实所在。比如，静态地看待当下有广泛受众的手机短视频，很容易得出短视频给人带来欢乐的结论，但如果试着跳出其娱乐的一面，就不难看出短视频对终端用户的生活和生产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流量和时间消耗暂且不说，沉迷于短视频使得很多人身心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伤害，更导致不少人失去了专注力，从而无法全神贯注地做好手头的事情。因此，长期来看，短视频风靡中的隐患显然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同样，如果只看贫困人口绝对收入快速增长，我们会得出他们收入增长很快的结论，而如果放在人口总体中，就不难看出，这部分群体与中高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仍在持续拉大，而这既不利于社会稳定，也不利于人民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的实现。再比如，人工智能作为第四代技术革命的中心，已经成为各国科技竞争和大国博弈的前沿阵地，但跳出科技发展思考人工智能在其他维度上的影响，就不得不担忧其高速发展可能对就业、劳动强度和收入极化带来的巨大冲击。事实上，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技术进步极大地丰富了物质生活，却也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收入差距（皮凯蒂，2014）。

痛点可以在单个维度上存在，但更多的时候需要在跨维度和现象与现象的联系中才能感受到。做好这一点，灵活掌握一定的辩证法思想是十分有益的，二分法就是思考世界时对辩证法的一种运用，比如：宏观的、微观的，局部的、全局的，长期的、短期的，主体的、环境的，自然的、社会的，偶发的、经常的，生理的、心理的，当下的、未来的，等等。

我们再通过几个例子以在不同尺度或维度上感受痛。比如，居民收入增长乏力，返贫可能性大，是微观层面的痛；财政支出压力大，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就是宏观层面的；老龄少子会在微观家庭层面上引发养老难问题，也会在宏观层面上导致社会养老压力大和劳动力供给不足、后续乏力等问题；不健康的饮食会在短期内导致营养失衡，也会在长期内导致慢病高发和对整个社会公共卫生与医疗系统的压力；治安状态不好主要是人类社会层面的问题，而人类过渡捕捞就会导致鱼群的退化和水体环境的长期破坏；极端天气对于小国来说是偶发的，对于大国来说，就是经常的；腐败可能是局部的，也可能是系统的；慢病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

感受不到痛是包括经济学在内所有应用科学研究的大忌。

2．应用科学研究的三种基本类型

应用科学研究可以依据研究的目标动机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

（1）改造型——以改造既有痛点为目标的研究

这种类型相当于科研人员已经意识到现实的痛点，研究的目标是寻找改造该痛点的方法。对于这类研究来说，准确地抓住痛点毫无疑问是极其重要的。越是令人感到痛的问题，越是影响更多人的问题，其重要性就越大，反之，其重要性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完全无关痛痒。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自己费尽心思做出来的研究报告、学术论文或基金申报书，常常会被质疑不具备重要性，这其中的关键就是，促使研究人员出发的痛点不够痛。当然，也有一种情况是具有真痛点，但由于研究人员未能清晰地呈现出来，从而无法让评审人感觉到相同的痛。这种情况的出现，有表达方式的问题，但多半是因为研究人员并没有准确地抓住痛的本质。

（2）揭示型——以揭示痛点为目标的研究

这种类型相当于研究人员因某种原因而开始怀疑某种现象或人类活动可能会给人类带来某种之前没有意识到的痛点，研究的目标是为了证实怀疑或担心的痛点是否存在或可能发生，以引起对这个现象或活动及其产生的痛点更广泛的关注，为进一步避免或解决该痛点提供依据、方法和环境。

人类在通过各种努力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常常因为自身的行为活动不断地制造着各种各样新的不舒服、不和谐。有时，人类可以根据行为活动的不良后果自觉地修正自己的行为，但更多的时候，人类在制造这些痛楚的时候并不自知。行为涉及面越广，产生结果的机制越复杂，观察到结果的周期越长，结果与行为主体利益连接越不紧密，这种不自知就越容易出现。这使得很多出于良好动机的人类行为也常常会导致非期望的不良后果。

比如：发动战争常常被政治家当作追求和平的手段，但战争本身又会给很多人带来巨大的灾难；施用化肥是现代农业追求高产，从而可以更好地保障粮食安全的手段，但当化肥施用过量或不当的时候，又会造成水土污染，威胁农业生态，还可能威胁食品安全和人体健康；当政府试图通过降低准备金率给市场释放更多流动性的时候，就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也可能因释放的流动性更多流向富人而导致收入差距拉大。这样的例子在复杂的经济社会活动中可谓数不胜数。

除了人类活动，人类所处的周遭世界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一些可能与人类活动有关，比如空气污染、森林退化等，另外一些则与人类活动并没有那么明显直接的关系，比如气候变化、地震、瘟疫等。这些外在环境的变化，很多时候也会让人类感到不舒服、不和谐。

这样，以改造痛点为根本目标的应用科学研究，在很多时候也需要首先揭示某些人类活动或外在因素是否带来或可能带来新的痛点。这便是第二类揭示型研究。

多数时候，我们也可以把揭示型研究看作是改造痛点的阶段性研究。因为只有揭示了痛点，才有可能通过研究，找到解决痛点的方法。从这个角度来说，一项研究即使不能找到解决痛点的答案，只要能够在揭示痛点上有所贡献，也一样重要。

事实上，在当前的很多经济学期刊上，这类以揭示痛点为目标的论文比比皆是，占比甚至超过以改造痛点为目标的论文。其中的一些研究，在揭示痛点的同时，已经提出了改造痛点的有效方法，另一些研究则可能止步于揭示痛点，把解决或改造痛点留给未来研究。

需要强调的是，当一项研究以揭示痛点为目标时，并不意味着研究人员在研究之初就可以以任何人类活动或外在因素为出发点，试图通过研究，考察其会不会在某个方面产生某种痛点。事实上，研究人员一定是在开始验证前就已经基于一些理论思考、实践观察或逻辑思辨，怀疑或担心某个人类活动或外在因素可能会在某些方面导致某种不良后果，才有了通过研究对这一怀疑或担心进行验证的动机。从这个角度而言，质疑可能产生痛点就是这类研究的出发点。

举例而言，一项研究的题目为《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这个题目中，“收入分配”很可能是一个痛点，读者可以轻易地想象到，所谓收入分配，要么是收入差距被拉得过大，从而威胁到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增长能力，要么是收入差距被压缩得很小，以至于缺乏了经济激励而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当收入差距在一个不大不小的范围内时，其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就不再是痛的事情，人们乐见其成，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当前状态处在人类“舒适区”，那样就失去了研究收入分配的基本价值与动机。这个题目中的另外一个关键词“住房公积金制度”本身并不具备痛或不痛的特质。

这样，题目中的痛点就有两种可能，一是，收入分配过大或过小是研究拟改造的痛点，那样该研究就是改造型，相应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就成了寻找改造“收入分配痛点”的突破口或原因；二是，收入分配过大或过小是研究拟揭示的问题，那样就变成了揭示型，“住房公积金制度”相应地就成了科研人员担心可能导致收入不平等的某种痛点的人类活动。

那这一研究可能属于哪一种类型呢？我们不妨往前多想一步，假设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制度确实导致收入差距拉大，那能够简单地取消住房公积金制度吗？显然不能。是否要取消住房公积金制度，不仅要考虑其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负面效应，还要综合考虑住房保障、社会福利等一系列问题。这就意味着，简单地把“住房公积金制度”当作原因，试图改造“收入分配”的痛点，是说不通的。反过来，如果把“住房公积金制度”当作一项人类活动，该研究就可能是揭示型，主要揭示住房公积金制度是否会在保障住房福利的同时，造成其他新的痛点——收入差距过大或过小。显然，把该研究看作是揭示型研究，更合理一些。

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住房公积金制度虽然不能取消，但是可以修订某些细节，以减少或避免其引发的非预期的收入分配过大或过小问题。比如，住房公积金的覆盖范围或工作单位的匹配比例，都可能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或过小的原因。那不就是说，该研究也可以是“改造型”吗？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但如果证明住房公积金制度中的覆盖范围或匹配比例是导致收入差距过大或过小的原因，那么，题目就应该改成《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范围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或更直接地改成《住房公积金制度中的匹配比例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吗？》。这样的题目显然比之前的题目更加准确地体现了该研究的研究目标，并具有更丰富的信息量。

（3）方法型——支撑前两类应用研究的研究

这类研究不直接以改造既有痛点或揭示潜在痛点为目标，而是为开展改造或揭示痛点的研究提供支撑。这类研究主要包括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构建一个新的数理模型、开发一个新的测度方法、提出一个新的模型估计方法等。

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中的很多经典的经济学理论都属于这一类，比如需求理论、供给理论、价格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产权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就业与通胀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不确定性选择理论等。这些理论都是在一些假设条件下，由经济学家抽象出来，并能够比较准确地刻画宏微观经济世界运行的基本规律。正因如此，这些抽象出来的理论为经济学家揭示和改造现实痛点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与理论支撑。但是，这些理论离不开预设的假设条件，也离不开人类思维的高度抽象，其与纷繁复杂的经济现实之间总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因此，在具体的改造或揭示现实痛点的研究中，还必须大量依赖实证研究，并不断丰富和完善这些高度抽象的理论，使之与现实经济世界更加吻合。在本书的第三章，读者会注意到，绝大多数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中的经济学理论都与本书贯穿始终的ABC分析范式相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理论类研究，其他方法型研究往往不具有典型的经济学研究特征，比如开发一个新的数理模型、设计一套新的变量测度方案、提出一个新的模型参数估计方法等。换言之，这类研究并非本领域研究人员的专属，而是有很多来自基础领域的科学家参与其中。比如，经济学上的很多方法、模型事实上都是来自非经济学领域的科学家，如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就是由美国的数学家柯布（C. Cobb）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P. Dauglas）一起提出的，恩格尔定律则是由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E. Engel）提出的。正因为如此，这类型的研究往往并不符合本书中讨论的经济学底层思维逻辑。关于这一点，读者在第三章有关不规范或欠规范经济学研究的讨论部分，将会有更深刻的体会。但是，因为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应用科学研究领域，都有本领域的研究人员开展这类方法型研究，所以有大量成果发表在各自领域内的期刊上。

除了上述三类基本研究类型外，应用科学研究还有一类研究是理论体系研究。注意，我说的是理论体系，而非通常意义上的某个具体理论。在经济学上，我们熟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都是可以用来开展经济研究的理论体系而非具体的某个理论。理论体系研究不等于理论研究，其往往是很多理论的组合，是很多理论的基础平台。在经济学上，这样的理论体系往往是以整个国民经济或经济社会为研究对象构建的。由于这类研究基本上不可能由一项研究或一个人的研究完成，更不可能是几篇文章就可以完成，因此，这一类型的研究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

显然，除了方法型研究，一项应用科学研究要么开始于某个痛点，以探索改造此痛点为研究目标，要么终止于某个痛点，以为之后的研究揭示痛点为目标，要么同时兼顾了揭示与改造痛点的目标。这就是说，一项非方法型应用科学研究必须有痛点，不管是作为起点还是终点。一项没有痛点的应用科学研究就缺乏了研究的基本动机与价值。

围绕现实痛点把应用研究划分成上述三种基本类型的做法，可以很好地帮助研究人员确定一项研究或一篇文献的具体目标，这不仅对于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或研究意义的陈述至关重要，而且对于论文写作构架也十分重要。当然，对于一篇具体的应用科技论文来说，可以同时涉及上述两种甚至三种基本研究类型，但在论文写作中往往仍以其中最具贡献的一种类型为主线，以确保论文整体结构与主线的清晰。不管是研读别人的文献，还是写自己的论文，首先搞清楚该研究属于哪一种基本类型是十分有益的，这会帮助我们明确作者或我们自己思维的努力方向。

对这一小节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一项应用科学的研究，令人痛的结果是至关重要的，但并不是只有直接以改造痛点为目标的研究才有意义，以揭示新的痛点为目标的研究一样重要。换言之，一项应用科学研究，可以从痛的结果开始，也可以从可能导致某种痛的原因开始，但无论从哪里开始，最终落脚都要在痛点上。

3．“鱼缸理论”——做问题导向型研究

对于很多研究生来说，在研究实践中准确地抓住痛点，并设计自己的研究，其难度常常让很多人惊讶不已。在社会科学领域，这种状况更为明显，以至于许许多多的研究生开题报告呈现出来的是对各种各样甚至无法称之为经济现象的现象的描述或解释。

为了帮助同学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做问题导向的研究”，什么是“关注现实痛点”，如何开展文献研究和设计自己的研究，我曾在学院安排下，数次给新入学的研究生作报告。第一次准备报告的时候，就在想，我该怎么更直观地给同学们呈现自己理解的“做问题导向型研究”。这个时候，我瞥见了自己办公桌上的鱼缸，突然灵机一动，就有了下面这个自称的“鱼缸理论”。

这个鱼缸现在打理起来已经不太费事，但在初装的时候，却遇到过很多挫折，其中一个困扰自己很久的事情就是，鱼缸的玻璃缸壁上总是会“生出”一些类似青苔的东西，让原本清亮的鱼缸变得十分浑浊。这就是我要说的“现实痛点”。

该怎么办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首先要知道这是什么。只有知道“是什么”，才能更方便地问别人或在网上搜寻解决这个痛点或问题的答案。假设一番询问或搜索后，认识到这是青苔，那就可以进一步问或搜索“为什么鱼缸会出现青苔？”。这个搜寻“是什么”和“为什么”的过程，就是文献研究。

如果找到的方法已被证实有效，那就可以直接拿来用，比如，用纯净水替代自来水，更换鱼缸中的景观沉木、给铺底的材料消毒等。待我逐一照做后，发现缸壁上的青苔问题确实改善了，但青苔仍然会在一段时间后出现。这让我想起来，在自然水土中也常常会看到的青苔问题，并意识到，只要有水的地方，时间久了可能都会出现青苔，青苔的出现说不定意味着我的鱼缸生态已经更接近自然状态（鱼儿的存活率确实大大提高了）。但是，从观赏的角度来说，青苔的存在无论如何都令人不舒服，于是我继续采用网上推荐的办法定期用刮刀刮。这个过程就是过往成果的应用过程。

这显然很有效，但问题是，每刮一次都最少需要半个小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比如找一种可以与鱼儿共生的能够以青苔为食的水中生物呢？假设网上并没有这种推荐的方法或者尚未得到验证，那么，我就要自己来验证这种方法是否可行。这样我就为了改造这个青苔的痛点，提出了自己待检验的科学问题。通过了解各种螺的习性，并进行反复试验后，发现有多种螺不但能够与鱼儿共存于一个鱼缸，还十分喜欢以缸壁上的青苔为食，这样，我就很好地解决的这个问题，从此不再受青苔所困。这个过程就是研究了。

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以改造型为主线的研究，不仅清晰地呈现了所谓的痛点，也包含了探寻“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这样的基本科学问题，同时呈现了提出一种可能方案（假说），并通过实验验证可行性的研究过程，此外，还包含了以改进方法为目标的方法型研究。

应用科学研究基本上都遵循这个解决鱼缸青苔问题的基本过程，只是研究对象、尺度或方法不同而已。

4．立场与价值判断在应用研究中的科学地位

既然现实痛点是应用科学研究的中心，开展应用科学研究就必须要判断某个现象是不是痛点。前面我们在讨论何为痛点的时候曾讲过二元或“线式”痛点表述方法，并给出了不少例子。但有一个问题大家是否注意到？那就是，对于同一个现象、同一种状态，有没有可能一些人认为不舒服的、不和谐，但另外一些人可能完全不认同？这当然可能。比如说，收入差距多大比较好呢？一天工作多长时间是最好的呢？粮食产量是不是越高越好呢？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多数时候取决于作答者所站的立场和所秉持的价值判断。

想要更充分地理解立场与价值判断在痛点判断中的重要性，就必须先了解另外一个概念，那就是参照。

在自然科学上，参照可以是任一客观物体，也可以是任一时点上某个客观物体所处的状态。天文学家可以用地球作为参照，判断月球当前处在近地轨道还是远地轨道，生物学家可以用5000~6000米海拔高度上的生物种群数量作为参照，判断海拔高度在6000~7000米区间内的生物种群数量是多还是少；育种科学家可以用当前种植面积最大的玉米品种的单产作为参考，判断一个新玉米品种的单产水平。

在社会科学上，参照可以是某个人或群体在某个时点上的特征或状态。管理科学研究可以把钟南山先生的工作积极性作为参照，研究一个科研机构或个体是否积极工作。如果用每天工作时间来衡量，就可以观察一个员工每天工作的时间与钟南山先生相比是长或短。经济学和社会学还可以用国家贫困线为参照，判断一个人或群体是否处于贫困状态。

显然，离开参照，就无法刻画或判断当前状态是什么。

确定了当前状态后，对应用科学来说，还要判断“要不要改造”和“向什么方向改造”。首先要判断这种状态是舒服还是不舒服，是和谐还是不和谐。这时，就要用到立场和价值判断了。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研究机构的管理者认为自己机构的员工都应该像钟南山先生那样工作，否则就是工作不积极。那么，如果对比的结果是机构员工工作时间比钟先生短，这种状态对管理者来说就是不舒服的，就需要改造。相反，如果管理者认为自己的员工不需要像钟南山那样拼命工作，那么他就可能不认为当前的状态是不舒服的、需要改造的。当然，管理者也可以不用工作时间衡量积极性，而只关注每个员工在一段时期内形成的科研成果数量或级别，并和某个人或某个组织进行比较，以判断自己机构的科研产出是否处于让自己舒服或不舒服的状态。同样，管理者也可以站在员工立场上（心理学上常常讲换位思考），认为员工有机构认同感和个人幸福感就是最重要的，还很骄傲地说：“我就高兴这么做！”现实中，很多管理人员不仅关心自己的员工收入，也十分关心员工是否能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家人、是否能够和同事建立良好的友情和工作关系，就说明了这一点。

另外一个更加广为流传的例子是，一个开车去见客户的富人在路上看见另外一个人大白天在河边悠闲地钓鱼，富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人大白天不去工作挣钱而在这里钓鱼是在浪费时光，但他也可能感叹自己工作这么繁忙，不如这个钓鱼人生活得惬意；钓鱼的人可能觉得这个富人很可怜，挣那么多钱，却不能像自己一样享受钓鱼的美好时光，但富人的出现也可能让他觉得心生羡慕，并觉得自己真的是在浪费时光。

显然，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秉持不同的价值判断，人们就可能针对相同的现象给出完全不同的状态判断，同样，回答“要不要改”和“向什么方向改”就变得十分困难。

基础科学的本源目标是满足好奇心，而非改造某个痛点，因此，基础科学研究不需要立场与价值判断。继续用上面的例子，判断了月球处在近地或远地轨道的当前状态后，人类可以据此决定地月飞行器的发射时间和角度，但起码到目前为止，人类并不想去改造月球所处的状态，因此，并不需要有任何立场和价值判断。再比如，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改变了人类对“地心说”的认知，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进而建立了物体与物体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成果或纠正了人类的既有认知或拓宽了人类认知的边界，但都不依赖任何人或群体立场和价值判断，皆因我们到目前为止并不想也完全不可能改造日心或万有引力。

因此，立场与价值判断是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本质区别(5)，这是由应用科学和基础科学的本源目标不同决定的，而非由意识形态决定的。这部分论述可以用图形更直观地呈现（图1-3）。

需要强调的是，应用科学中的立场与价值判断是不能分开使用的。这是因为相同立场上可以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不同立场上也可以有相同的价值判断；立场常常会影响价值判断，但立场决定不了价值判断，反过来，价值判断也决定不了立场。因此，立场与价值判断在应用科学研究中是不可分的。

5．围绕痛点的应用研究学科划分

现实痛点是应用科学研究的中心，但面对同一个痛点，人类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对象、方法着手展开研究，寻找改造方案，这就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学科。

以作物单产低这一痛点为例。育种学是以种子为研究对象，从遗传性状、基因表达、分子结构等视角，采用杂交、基因编辑等方法，开展研究，从而形成不同的育种学分支；土壤学则以土壤为研究对象，从土壤结构、养分管理、水分管理等视角，采用物理、化学或生物方法等开展研究，相应形成不同的土壤学分支；社会科学则以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或群体为研究对象，从技术采纳、技术扩散、田间管理等角度，采用经济学、管理学或社会学等不同的方法开展研究，从而形成不同的社会学分支。

上述学科或学科的分支，其目标都可以是改造作物单产低这个痛点。因此，所谓的学科划分，其实就好比人类想要登上珠穆朗玛峰一样：既可以从北坡上，也可以从南坡上；既可以徒步，也可以乘坐直升机，还可以徒步加直升机；既可以自己攀登，也可以为别人开发攀登工具。各有不同，但可以殊途同归。

这样的学科划分当然形式多样，但总体上划分的标准离不开视角、对象和方法，在不同的学科层级上皆是如此。

搞清楚应用科学的学科划分对于高效地开展文献研读、科学研究和科技论文写作十分重要。对学科划分的理解不仅有利于科研人员准确地把握其研究的规范性，提高科研效率，更有利于研究人员超越自己所在学科、超越不同理论体系，在更高层次上评价一项研究、一个学科、一套理论的价值与局限性，进而有利于开展跨学科、多学科交叉研究，更高效地取长补短，而不至于把交叉研究做成交换学科研究，完全丢掉自己的学科特长与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