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初访天台山

1．唐诗之路

我第一次听说“浙东唐诗之路”，大约是在几年前经过宁波奉化栖霞坑村时，见到村口的墙上全是关于“唐诗之路”的宣传。不过当时并不以为意，觉得只是一种推广旅游的营销手段而已。

之后我又购得邹志方先生所编选的《浙东唐诗之路》一书，略加翻阅。由于是诗词选，对相关历史地理的介绍还是较为单薄，读来当然有趣，但也并未太放在心上。

真正引起了我对这条“唐诗之路”的兴趣并决心从头到尾游一遍的，还是要从华东师范大学应奇教授提议同游天台国清寺算起。既然要游览寺庙，我便提前阅读了一些相关资料。本意只是对国清寺历史稍作浏览，却不时看到“唐诗之路”的相关文章。

当然第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一条浙东唐诗之路，还是不过是后人为了发展旅游业而捏造出来的词？首先提出“唐诗之路”这个概念的是竺岳兵先生，他在《剡溪是“唐诗之路”》一文中认为，唐代的剡溪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要游历当时的浙东名山，必须经过剡溪。而有唐一代的一流诗人，相当一部分都游历过浙东，留下了数以百计的诗篇。因此这条路完全可以称得上唐诗之路。

如果不是那么苛求的话，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唐时期的文人对剡溪确实有独特的情感，不论是出于仰慕谢灵运的放荡不羁，还是想要一探天台的石梁华顶，对不少诗人来说，沿剡溪寻访古迹是一件极具吸引力之事。其中最典型属李白所云，“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

浙东唐诗之路主要连接着今天的绍兴与天台两地，而明确到访过这两个地方，同时又留下诗篇的诗人，为数可观。取其出名者，也可列出李白、杜甫、白居易、刘长卿、孟浩然、元稹、陆龟蒙等人。在唐时期，越中的影响力当然比不上首都长安和洛阳、成都等“一线城市”，却可说得上风华独具，如元稹对白居易所言，“天下风光数会稽”。

在那个时期，人们已经对从绍兴到天台的剡溪之路有足够的认知。建德人李频作《越中行》：“越国临沧海，芳洲复暮晴。……天台闻不远，终到石桥行。”从越国（即今绍兴）到天台，已经被视为一条不太远的游玩路线。更明显的要数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万壑与千岩，峥嵘镜湖里……此中久延伫，入剡寻王许……天台连四明，日入向国清。”从镜湖到剡中，再到四明与天台，直上国清寺，是一条完整的唐诗之路，可见并非后人的一味杜撰。

不过另一方面，如果一味强调此条路线的“唐诗”属性，似乎又可能导致相当的误解，仿佛诗人远道而来浙东，为的便是游山玩水。又仿佛在唐代，只有浙东才一跃而成为中国士大夫心中的世外桃源。

唐代士大夫素有被贬谪的传统，有名的如柳宗元被贬柳州，刘禹锡被贬为远州刺史。公元 819 年，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虽然不过 9 个月的时间，却为后人留下了“约束蛟鳄如驱羊”的佳话。仅就浙江而论，刘长卿被贬为睦州司马，元稹被调为越州刺史，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也并非他们本人所愿。

王敖指出，安史之乱引发了为数众多的北人南迁，而对“南荒”地区的开发，也自然带动了一批唐朝贵族被派离长安。他们所写的山水游记，回应了那段时期的社会动荡，并隐喻着他们的个人遭遇与理想。如果我们以此视角来观察唐代的浙东，便会发现这一时期，浙东地区逐渐获得了进一步开发。其中对后代影响深远的，要数公元 738 年，越州被一分为二，设立明州（即今宁波），公元 764 年，象山也改属明州。从此以后，浙江的行政区划开始保持相对的稳定。明州的设立，主要是为了促进海运与对外贸易，但这也必然要求浙东运河的相对畅通。那个时候的浙东，尽管还并非中国经济的发达地区，却已经具备了“文化之旅”的基础设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