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赋税

1754年5月9日的《宾夕法尼亚公报》上有张一条蛇被砍成八截的卡通画。蛇头位置处标着“N.E”，代表新英格兰，其他七截分别标着英国的各个北美殖民地，蛇尾处是南卡罗来纳。这张漫画下面是大字号标题：“JOIN, OR DIE”（要么加入，要么灭亡）。

这可能是美国的第一张政治漫画。和这张漫画一起发表的还有报纸发行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社论，呼吁北美各殖民地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86]：法国。几年前，富兰克林私下里阐述了统一捍卫殖民地的必要性，然而，前一年发生的事情促使他在推动统一的过程中更直言不讳。

在过去的一个冬季里，英国和法国关于俄亥俄河的领土纠纷突然升级，超出了表面上的示威姿态。除了争夺地缘政治优势，双方还争夺对北美内陆地区印第安人毛皮贸易的控制权。注入密西西比河的俄亥俄河将货物一路运到下游法国控制的新奥尔良，这对法国在北美的利益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紧邻当时英国殖民地，地域辽阔、人烟稀少（白人移居者很少）的俄亥俄地区也是英国争夺的目标。利用先前熟悉的模式，英王批准一些弗吉尼亚人成立了俄亥俄公司，授予该公司在50万英亩的土地上定居的权利[87]，并允许他们将这块土地卖给其他私人投资者。因为法国人在该地区的主要经济活动是与土著做易货生意，所以他们建立了用于收购印第安人毛皮的贸易站。为了保护这种高价值业务，他们建造了支持其军事存在的堡垒。鉴于商业利益和殖民利益往往是一回事，弗吉尼亚人也设法强化[88]自己的存在，与法国人相抗衡。

为了不断挤压法国的空间，弗吉尼亚副总督兼俄亥俄公司的股东罗伯特·丁威迪（Robert Dinwiddie）委托[89]一个年轻士兵带领队伍进入双方争夺的地区。从1754年冬天开始，22岁的乔治·华盛顿为了执行任务，在荒野地区遭遇法国和印第安的小队人马。双方一边保持着勉强的和平，一边在准备军事行动。到了春天，华盛顿的大多数精力用于严密关注法国在俄亥俄河岸上修筑的一处堡垒。5月28日上午[90]，华盛顿带领的队伍错误地以为附近的法军士兵要攻击他们，首先向对方开枪射击。这一事件标志着英法在北美的一场旷日持久战争的正式开始。这场战争在美国被称为“法国——印第安人战争”，其中印第安战士站在法国一边。

在法国军队占上风的情况下，数星期前富兰克林《要么加入，要么灭亡》的漫画和社论文章似乎是有先见之明的。富兰克林将法国人的军事信心归咎为“英国殖民地分裂状态”[91]，并且认为自己完全是一个英国公民，他接着提议：“敌人具有很大优势，因为他们拥有统一的指挥官，拥有统一的议会和统一的资金来源。”作为补救措施，各殖民地计划于7月在奥尔巴尼开会，讨论建立统一武装的事情。富兰克林这一时期的文字还阐述了建立统一的殖民征税体系的想法。该体系可以为各殖民地共同利益，统一管理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保卫海岸线提供资金，虽然这一切都需要英国议会批准。然而，这次会议只有7个殖民地派代表参加，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决议和盟约。

不过，各殖民地也存在一个统一因素，即，所有这些殖民地，不管距离大不列颠多么遥远，都是其一部分，英帝国要为情况迥异的各个殖民地的整体安全负责。因此，各殖民地之间不需要建立一个把大家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联合体。如果出现情况，各殖民地并不采取一致行动，而是各自单独向北美的英国军队提供士兵和课税收入，以实现共同的军事目标。

在富兰克林所在的宾夕法尼亚，这种战时税收政策引发了问题。在英属北美殖民地中，当地的立法议会长期以来一直在行政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总督由英王任命的情况下，行政和立法职能的二元制起到了平衡当地利益和君主利益的作用。然而，与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这样的殖民地相比，宾夕法尼亚治理结构中民众代表的力量要弱很多。这源于该殖民地的创立背景。1680年，为了免除英王欠下佩恩家族[92]的1.6万英镑债务，英王将特拉华河以西4.5万平方英里[93]的土地授予威廉·佩恩——这块土地就是后来的宾夕法尼亚殖民地。佩恩死后，他的儿子继承了这个殖民地的所有权。虽然佩恩后来将一些权利让渡给该殖民地的议会，但是该殖民地那些没有人居住的土地仍然属于佩恩家族所有。法国——印第安人战争开始后，宾夕法尼亚的议会为筹集战争资金，通过了一项向公民征税的法律，其中还包括对佩恩家族的财产利益征税。对此，佩恩家族极力反对[94]。富兰克林不但没有将所有殖民地团结在一起，而且还卷入了一场危机，因为他在反对该殖民地最有势力的利益群体。

18世纪50年代末，为了压制佩恩家族的势力，富兰克林远赴英国[95]，在那里作为宾夕法尼亚殖民地代表多方奔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将宾夕法尼亚变成类似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那样的殖民地，他想要扩大英王和英国议会对殖民地的管理权，借此打击佩恩家族作为宾夕法尼亚所有者的权威。

这时候，法国-印第安人战争演变成一场欧洲帝国之间的大规模战争。西班牙、英国、法国，还有其他处于上升或衰落阶段的欧洲国家，纷纷加入了这场战争。这场被称为“七年战争”的大冲突几乎蔓延到了这些殖民帝国存在竞争关系的所有地区。1763年，战争结束之际，英国取得了实质上的胜利，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强国。在美洲，它向西推进了殖民地边界。然而，胜利是有代价的：虽然有战争期间的税赋收入，但英国财政部七年期间的新增债务超过了6000万英镑[96]。

不难理解，战后的大英帝国要想方设法偿还因为战争欠下的债务，包括将这些财务负担的一部分强加给殖民地。同时，它现在还需要在北美维持1万名士兵的常备军[97]，以保卫来之不易的战争果实。1765年，为了偿还战争债务和保证军队开支，英国议会通过了针对北美殖民地的《印花税法案》[98]。此前，进出口税是北美殖民地的主要税收来源。大英帝国很少干涉北美殖民地内部事务。然而，《印花税法案》要从本质上改变这一现状。该法案中有数百个条款，规定征收印花税（stamp duty，政府部门盖章表示认可某一文件的行为，与邮票是两回事）。征收印花税的范围是学位或技术证书的颁布、酒的销售、律师或其他领域营业执照的颁发、土地勘测结果的认定、法律案件的备案、船舶的委托、租约的签订、财产转让契约的签订和报纸广告的刊登等。几乎所有与任何协议、文件、出版和政府备案有关的活动都需要附加印花税。这一法案的涉及面非常广泛。北美殖民地认为印花税是侵入性的，于是开始酝酿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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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杜拉尼（Daniel Dulany）是马里兰殖民地一个富有政治家的儿子，曾在英国接受教育，在他看来，北美殖民地需要解决立宪问题。他认为，英国宪法（其本身是一个由众多文件、议会法案、判决先例、历史理解等解读的框架，而不是单一文件）的基本目标是平衡三种力量：君主政治、贵族阶层和民主精神[99]。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英国法律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层次：决定“征税”与否的权力属于下议院，即“民众代表”。对于英国民众来说，下议院的这一至关重要的任务是民主的体现。各种地区和选区都在议会中通过某种方式拥有代表。任何与税收相关的法案要生效，都需要获得下议院的多数票，然后递交英王批准实施。在《印花税法案》通过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杜拉尼在他印制的一本很有影响的小册子里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政府不能未征得公民同意就征税”，他说这是“英国宪法至关重要的一个原则”[100]，公民同意可以通过在议会中拥有直接代表的方式获得。杜拉尼问道：“谁是殖民地的代表？”

从1765年到1766年，在杜拉尼等理论家的鼓动下，北美殖民地对“无代表即征税”的方式日渐不满，尤其是当北美殖民者将自己看作英国人的时候。在弗吉尼亚议会里，年轻人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发表了他反对英王的第一个重要演讲，呼吁通过一项决议，明确代表权是“反对苛重税负[101]的唯一保障”，是“英国自由的一个鲜明特点”。弗吉尼亚议会通过这项决议之后，北美各地报纸刊发了这项决议的内容。

马萨诸塞更向前推进了一步。该殖民地的立法机关呼吁其他北美殖民地采取一致行动——人多力量大——建议在纽约召开一次大会，讨论应对措施。13个殖民地中的9个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大会就“殖民地的重要权利和自由”拟定了一系列“我们卑微意见的声明”[102]。在宣布所有民众“都忠诚于王室”的同时，它详细地描述了北美殖民地的经济困境。十年前印第安人和法国的入侵没有做到的事情，即促使北美殖民地用一个声音统一各殖民地的利益，由对他们经济利益的侵犯行为做到了。一些紧张情绪蔓延到了街头，发生了反对王室权威的骚乱。

虽然上述会议和殖民地的立法机构（如弗吉尼亚议会）颁布的措施没有约束力，但北美殖民地的一致反应，促使英国议会在《印花税法案》通过不到一年之后开始认真重新考虑这个法案。在深入谨慎了解不久前北美发生的骚乱的部分讨论中，英国议会召集当时身在伦敦的最有名的英属北美公民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前往议会，向议员们讲述殖民地的形势。

在那次肯定持续了数小时的冗长陈述里，本杰明·富兰克林回答了下议院[103]提出的数十个问题。他极力区分殖民地民众对外部税（比如商品税、货物税）的服从与对内部税的极度不满。

提问者：你说殖民地民众通常同意征收外部税，但是反对议会征收内部税的权利。你能说明这两种税之间的差别吗？

富兰克林：我认为两者差别很大。外部税的征税对象是进口商品，税款加在了货物成本里。货物出售时，税款就是价格的一部分。如果人们觉得价格不合适，就可以不买。然而，内部税如果不经民众选出的代表认可，那就是没有经过人们同意强行征收。《印花税法案》规定，我们不能做买卖，不能交换财产，不能收回欠款，不能结婚，不能立遗嘱，除非缴纳特定税款；这无异于敲诈勒索。然而，如果不缴纳这笔款项，就会祸事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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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富兰克林巧妙地威胁北美殖民地将抵制英国生产的商品，并暗示北美还将在这方面加快经济自给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陈述的后半部分，有人让富兰克林阐述北美利益和英国利益的差别，尤其是在安全和战争方面。有人问，如果再来一场欧洲战争，北美是否服从英王的征税命令。富兰克林给出了一个合格的答案“如果他们条件允许的话”，而不是爱国的答案“是的”。

听了这番陈述，有先见之明的议员就会想到，如果北美民众的抗议活动能够在这次推翻英国的权威，可以预见的是，他们总有一天会否定英国的所有权威。如果对“公开藐视英王政府，性质最为危险[104]的叛乱”让步的话，就会产生严重后果。反对取消《印花税法案》的人认为，《印花税法案》征收的税款总金额不到北美移居者年收入的1%[105]。更让他们不满的是，这些税收收入的相当一部分是用以维持北美的防卫力量，保护这些殖民地。反对废除该法案的人呼吁英王室面对北美民众的抗议，一定要坚定立场。

不过，也有人支持北美民众：害怕北美民众抵制活动的英国商人和工厂，尤其是当时北美殖民地人口迅速增加成为一个大市场。在一个需要通过跨洋、跨洲贸易在帝国内沟通有无，创造财富的商业化国家，作为英国财富来源之一的北美殖民地在议会里拥有了自己的声音，还为北美赢得了胜利。英国《印花税法案》通过后不到10个月就在1766年被废除了，然而，双方的紧张远远没有消除。恰恰相反，这标志着北美终结英帝国控制的开始，北美民众已经尝到了团结一致的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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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73年11月一个寒冷的日子，商船“达特茅斯号”驶入波士顿港。船上载着来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数吨茶叶。在接下来的20天里，这艘船上的货物成为一场紧张对峙的焦点。

在废除《印花税法案》和“达特茅斯号”停靠波士顿港之间的七年里，征税和法律问题让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的关系越来越糟。一旦英国议会认可了北美殖民地对内部税的不满，它就会想方设法尝试在外部货物进入殖民地港口之际对货物征税[106]，和过去几十年一样。看到富兰克林同意英国有权就商品买卖征收外部税，新任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Charles Townshend）设法颁布了一套更为全面的税收政策。1767年，《印花税法案》废除后一年，《汤森法案》出台。

这时候，北美商人看到了《食糖法》[107]产生的影响。虽然该法案名为“食糖法”，但是它对木材、铁、咖啡、糖蜜甚至纺织品的进出口做出了广泛的限制。该法案明确表示，对进出北美的各种商品征税，不仅可以增加收入，英国政府还将通过提高和降低商品价格来管理北美贸易。实际上，对进入北美市场的货物实施高税率，可能让某些进口商品成本过高。相反，征收高昂的出口税可能让北美商品在国外市场上失去竞争力。很明显，不管是哪种情况，英国议会都可以通过调整税率，控制北美货物的进出口，以牺牲北美殖民者和外国商人利益的代价，让英国商人和工厂受益[108]。

在《汤森法案》通过后的几个月内，北美各殖民地抵制英国商品的活动高涨起来。从费城到波士顿，当地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开始向售卖英国货物的零售商和批发商施压，要求他们不再经营英国货物。另外，从城镇到乡村开始了一场抵制英国货物的运动。这些措施背后的动机是让英国企业面临收入的大幅下滑，迫使其利益团体游说议会[109]以获得救济。同时，对于一些大部分北美民众喜欢消费的商品，比如茶叶，他们可以绕过所有税款，从走私者手中购买。对于从中国贩运茶叶到北美的荷兰商人来说，北美是一个高增长市场。

到1770年，抵制活动似乎已经产生了某些影响。英国政府几乎无法收到足够的税款用于殖民地民政管理，更不用说维持常备军了。不过，这对双方都是一场经济灾难。虽然有关争议的法律仍没有废除，但形势因为财政压力的原因开始缓和。

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等港口城市的联盟，以及他们各自的商人团体，越来越面临着参加抵制英国货物活动的压力。随着港口城市签署的禁止进口英国货物的协议逐渐期满，大多数人拒绝将抵制活动继续下去。让港口城市联盟更为无力的是，因为产品被抵制而同样蒙受经济损失的英国工厂和出口商游说议会，取消了《汤森法案》中的大多数税目。但是，如果完全取消这一法案就会显得过于软弱，于是英国议会没有调整《汤森法案》中的茶叶税。

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英国继续向北美征收茶叶税，而从荷兰走私来的茶叶在大部分北美殖民地依然便宜且充足。

由于英国出口北美的茶叶数量不多，实力强大的东印度公司长期存在的财务问题更加严峻。正如弗吉尼亚公司曾被授权为英王的商业代理人，东印度公司也被授予了远及非洲最南端附近的好望角以东的一切英国贸易往来的垄断权，这个庞大的地区[110]还包括中国和印度。这个公司的贸易职责之一是从中国港口收购茶叶，然后卖给伦敦的批发商。茶叶进入英国时，就要被征税。批发商可以将茶叶卖到英国各地，也可以将其包装后出口到其他国家。如果要出口，就要再次被征税。因为进出英国都要被征税，所以英国茶叶在离开伦敦港时就已经没有竞争力了。不过，这对北美来说倒有好的一面。因为征收汤森茶叶税，英国茶叶的价格升高了很多，因此在北美的销量没有多少，使得英国财政部无法通过汤森茶叶税收到很多税款。

东印度公司在向英国政府寻求救济的过程中，做出了一系列经济上的让步，以换取140万英镑的巨额贷款[111]。不过，除了这笔贷款，该公司还获得了一个相当大的好处：获准将中国茶叶直接销往北美市场，而无须缴纳英国港口的进出口税。该公司的茶叶只需缴纳进入北美港口的汤森税。这将使英国茶叶的价格大幅降低，大大增加它在北美市场的竞争力，也意味着英国政府可以通过汤森税获得大笔税款。这一新法规实施后到达北美的第一批茶叶，现在就存放于停靠在波士顿港的“达特茅斯号”的货舱里。

问题很简单。让这批茶叶清关进入波士顿意味着北美接受这种税，也就意味着接受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茶叶贸易中的角色。王室殖民地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意味着英属北美政府官员和士兵的增加。可以说，廉价的茶叶是一个代价高昂的交易。一旦进入波士顿，它就会进入北美各地。因此，一些波士顿人打算不让这批货物上岸。

另一方面，“达特茅斯号”所有者的代表打算将这批货物卸下，装上另一批货返回伦敦。每耽搁一天就意味着减少了一天的收入。然而，码头上越来越强烈的抗议活动，再加上一些知名公民如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的呼吁，想迫使这艘船载着茶叶返回英国。按照英国法律，这将导致针对茶叶权益的丧失。这对船只所有者来说也是一笔损失，因为他们负责将船上的货物送到交货地点。为了打破这一僵局，海关官员和王室派在当地的总督决定和码头上的抗议人群耗下去，等待触发港口超期停靠条款。在船只停靠港口的第二十天[112]，海关当局有权以未缴纳关税为由扣押船上的货物，之前约定的买主只要缴纳了到期未缴的关税就可以将茶叶提走。

抗议的人们看出了这一用心。随着第二十天的一天天临近，5000多人聚集在码头上。随着每一个钟头的消逝，北美民众同意确立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北美市场地位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时候，另外两艘船，即“埃莉诺号”和“河狸号”也装载着和“达特茅斯号”一样多的茶叶[113]停靠波士顿港。晚上，一群群脸上涂着油彩的人登上这3艘船。在码头上大批旁观者注目下，上船的人们有条不紊地提着短柄斧奔向装着茶叶的板条箱。在接下来的几个钟头里，船长等人被制伏，人们将45吨茶叶倒入海中。在港口的浅水区，大堆大堆的茶叶被冲到海滩上，随后被海湾里12月冰冷的海水带入大海。

随着茶叶被海水冲走，很多人心中与母国和解的所有希望也一起被冲走了。没过几个月，英国开始实施报复。包括英王在内的很多英国人[114]，将波士顿人胆大妄为归因于《印花税法案》的废除；他们现在认为，这是在殖民地管理方面的一个根本性错误。这一次，他们关闭了波士顿港，让马萨诸塞的经济从1774年春开始陷于被封锁的状态。一年内，在距离波士顿港几英里的地方，终于打响了革命战争的第一枪。

* * *

没过多久，弗吉尼亚就感受到了波士顿倾茶事件的政治影响。该殖民地中最有特权的那些人开始讨论、研究和分析这一潜在的历史召唤。就在十五年前，连接马萨诸塞和弗吉尼亚的唯一纽带是将大英帝国各个部分连接在一起的线索。同时，北美各殖民地正在发现，除了同属英国人之外，他们还有另一个统一的身份。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各殖民地渐渐认识到，他们需要互相团结。

在弗吉尼亚内陆，距离该殖民地首府威廉斯堡100多英里的地方，是阿尔伯马尔县众多连绵起伏的山脉之一。在一个风景极为优美的山顶上，矗立着托马斯·杰斐逊的宅邸。他是弗吉尼亚最为幸运的人士之一。虽然他的社会地位来自他继承的家产，但是他的成就来自那些生活安逸的富绅很少能够受得了的严苛的学习探究生涯。从少年时代开始，杰斐逊就深入学习了哲学、语言和文学。他在蒙蒂塞洛的家里到处是书。他几乎不停地按照欧洲最漂亮的宅邸扩建和重新设计自己的居室。他的日常餐饮和生活起居都由身穿制服的家奴照料；酒窖里的藏酒可以和最奢华的法国家族的收藏相媲美。青年时代，他也一度沉浸于弗吉尼亚种植园主习以为常的消遣，如猎狐、赛马和打牌。总之，杰斐逊这样的人，其培养目标就是成为贵族[115]，成为北美拥有众多地产的上等人。

乔治·华盛顿的8000英亩的庄园弗农山庄，在鼎盛时期每年可产数千磅[116]烟草，而它背靠静静流淌的波托马克河的住宅区则是其引以为傲的地方。这座奢华宅邸坐落在精致漂亮的花园和果园里，到处都是训练有素的黑人奴隶工匠；在1774年，这里是华盛顿生活和休闲的中心。

像他们这样家底如此殷实的人怎么会突然成为革命者？他们想得到什么？

在这个问题的答案中，讽刺随处可见。弗吉尼亚与马萨诸塞的情况相类似，数十年来基本实行自治。弗吉尼亚的立法机构，即议会，和总督在英王十分有限的干预下一起管理殖民地。同时，英国也远不是一个专制的君主政体。17世纪40年代查理一世国王被处死后，英国王室就逐渐将大部分立法职能让渡给代表民众的议会。事实上，那句愤怒的“无代表不纳税”就说明了生活在母国的英国人拥有同意或拒绝征税提案的民主权利。北美殖民者也想拥有这种权利。在欧洲大陆国家的人看来[117]，没有规矩的英国人大逆不道，无法无天，算不上是任何国王的良民。

因此，北美早期的民主种子，不是彻底抛弃专制政治，而只是呼吁和大西洋对岸自由的英国民众拥有同样的权利。然而，英国关闭波士顿港发出了一个殖民地民主权利倒退的明确信号。如果马萨诸塞民众对英国军队让步的话，汤森的茶叶税就会在北美殖民地全面实施，成为所有经济管束政策的突破口。这些税收将支撑一个更大的英国官僚体系，以及拥有更大权力和权威的皇家总督。在北美民众的眼中，如果波士顿在英国的高压下屈服，他们就再也回不到先前殖民地的半自治年代。到时候，英国将会极大地扩张在北美殖民地的权力，考虑到北美政治的动荡，他们很可能会这样做，除非先发制人阻止英国。

不过，弗吉尼亚的另外一些因素让它不知不觉地卷入了这场革命。与马萨诸塞或其他北方殖民地不同，弗吉尼亚是一个商品净出口地区，它对英国出口的东西超过了进口的。该殖民地的数千小烟农将他们的作物与最大种植园主的产出捆绑出售。当时的种植园主与英国的代理人或经纪人保持着直接的联系。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关系变成了一种依赖关系。最富裕的那些种植园主几乎完全受制于那些海外经纪人，尤其是在烟草价格疲软的年份，不过这种受制于人的感觉往往被英国方面提供给种植园主的大笔借款所冲淡。种植园主用这些借款购买英国奢侈品，这些物品已经成为弗吉尼亚上层人物标准生活方式的一部分。18世纪70年代，很多弗吉尼亚种植园主已经债台高筑。在各殖民地欠英国债主的400万英镑中，将近一半属于弗吉尼亚潮水区的烟草种植园主[118]。

华盛顿在写给英国经纪人罗伯特·卡里（Robert Cary）一封又一封的信中，不断抱怨对方给他的烟草开出的价格过低，而帮他购买的那些奢侈品价格过高——这两者导致的巨大债务“成为自由思想的羁绊”[119]。这种形势[120]促使这位“性情暴躁”的烟草种植园主“自然而然地将政治抱负与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摆脱英国的自由也意味着摆脱债权人的自由。

波士顿港因为倾茶事件被英国军队封锁，北美各殖民地呼吁1774年9月在费城召开大陆会议，讨论集体应对措施。为了筹备这次会议，31岁的杰斐逊作为弗吉尼亚议会的代表，起草了一份名为《英属美洲权利概要》的文件。相较于朝圣者签订的要求绝对服从上帝和英王的《五月花号公约》，杰斐逊的这篇文件称英王陛下仅仅是“法律规定的，权力被明确约束的人民首席长官[121]，其职责是帮助运行庞大的政府机器”。接下来，杰斐逊讲到，美洲殖民地的初期开发完全由“个人风险投资者”[122]的资金资助，风险由私人资本和殖民地居民的生命来承担。然而，随着殖民地越来越具有商业价值，英王在殖民地的权力逐渐扩大。这时，也就是一个半世纪之后，这种扩大最终导致了一种反常的命运：和英国自由的民众相比，大海对岸的殖民地民众拥有更少的权利。杰斐逊起草的这一文件辗转传到了[123]弗吉尼亚议会，引起了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和其他读者的兴趣。后来，该文件还传到了第一届大陆会议。此后不久，第一届大陆会议散会。

此时，人们群情激愤，不过枪声还没有响起。很多人指望避免发生内战，而其他人则认为流血不可避免，让人们反响最为强烈的就是帕特里克·亨利那句直白的“不自由，毋宁死”。同时，有人呼吁1775年春季召开北美殖民地的第二届大陆会议。然而，就在星期三，也就是4月19日，在马萨诸塞的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对峙后，英国军队和殖民地民兵相互开火。虽然这一事件后来被视为美国革命战争的开始，但殖民地政治力量的全面联合并宣布独立是一年多之后的事情。

也许相对于马萨诸塞的枪声，从皇家总督邓莫尔勋爵（Lord Dunmore）威胁到弗吉尼亚人最有价值的财产开始，南部数百英里之外的弗吉尼亚发生的事情让形势更加无法挽回。

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战斗打响后的第二天——不过当时的邓莫尔无从知道那场冲突——邓莫尔命人收缴了弗吉尼亚人秘密储藏的一大批火药，将其运到一艘英国皇家海军舰艇上。当时，相较于迫近的英军的敌意，弗吉尼亚人对奴隶暴动的担忧更为强烈。因为奴隶人口占弗吉尼亚总人口的五分之二，所以弗吉尼亚人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一些激进的奴隶最近的某些行为让弗吉尼亚人高度紧张。当邓莫尔派人没收那批火药时，弗吉尼亚人认为这是在削弱他们镇压潜在的奴隶叛乱的能力。一些弗吉尼亚人赶到邓莫尔总督的宅邸抗议。邓莫尔看到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气愤不已，扬言要解放弗吉尼亚的奴隶[124]——创造南方殖民地财富的劳动力。

自1772年以来，英国解放奴隶[125]的问题一直是弗吉尼亚人的心头大患。在英国最高法院审理的“萨默塞特诉斯图尔特”一案中，法庭判决结果严格限制了英国奴隶主在英国的权利。这一裁决在美国奴隶主中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很多奴隶听到了有关那次英国法庭判决的激进传言[126]之后，就将英国人视为他们的解放者，而将北美殖民者视为压迫者。

邓莫尔没收弗吉尼亚人火药没过几个星期，弗吉尼亚人便威胁邓莫尔，要他交回火药。邓莫尔害怕至极，离开宅邸逃到了英军军舰上。就这样，在1775年5月费城第二次大陆会议的筹备期间，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这两个北美人口最多的殖民地，发生了两起互相独立的敌对事件。华盛顿、亚当斯、富兰克林、杰斐逊、亨利和美国革命的其他领导人都参加了第二次大陆会议。会议上，人们慷慨陈词，制订了殖民地共同的防卫方案。在这次饱学之士[127]济济一堂的会议上，华盛顿因为过去的行伍经历，当选为北美各殖民地的大陆军总司令。

一年多后，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才面世。眼下，战争已经开始。为了应对形势的变化，邓莫尔发布了一份声明，宣布所有拿起武器反对殖民地作乱者的奴隶都是自由人。接下来的几年里，随着战争的激烈进行，杰斐逊蒙蒂塞洛宅邸和华盛顿弗农山庄的大量奴隶[128]为了获得自由，逃到了英军舰艇和军营。即使在1781年的最后时刻，英军在约克镇投降的几个月前，当英军舰艇“野人号”停靠在弗农山庄附近水面时，仍有17个华盛顿的奴隶逃往那艘舰艇。1783年，《巴黎条约》签订，英国正式承认了美国的独立，华盛顿极力请求英国送还逃到英军那里的所有奴隶。虽然英国碍于尊严不愿意在面子上再次让步，但还是将华盛顿的8个奴隶[129]送还给他。

这种财产的神圣性直接转化为弗吉尼亚人的政治权力。殖民地之间下一个阶段的谈判旨在通过一部美国宪法建立一个更为完善的联盟，为了给各州分配代表，将奴隶按照五分之三人口折算。在针对自由人和奴隶财产的选举计算方式的推动下，由于弗吉尼亚的黑人和白人几乎人口数一样，在美国实施总统制的最初三十六年里，有三十二年是由弗吉尼亚人担任总统。华盛顿执政八年后，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继续执政四年。接下来，又是三位弗吉尼亚总统——杰斐逊，他的门徒詹姆斯·麦迪逊和他的邻居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每个人的任期都是八年，一直持续到1825年。三十六年之后，弗吉尼亚再次宣布独立。这一次，它想脱离美国，选择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不是联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