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部分
Del 8

2009年9月中旬，我北上去托马斯[1]和玛丽位于赫加奈斯市（Höganes）和默勒（Mölle）之间的小小乡居，他要给我拍照，用在接下来的几本小说上。我租了辆车，一辆黑色的奥迪，一大早开上四车道高速公路时，胸膛里是强烈的幸福感。天空明净湛蓝，太阳有如夏天时那样灼热。前方左边的厄勒海峡[2]在闪耀，右边的金黄麦茬地和草地向内陆延展，中途被栅栏断开，沿岸有成排落叶树生长的溪流，忽然就到了林边。我感到今天似乎是凭空出现的，像一个夏日绿洲在秋天随风摇曳的风景里，太阳不该燃烧得这么灼热，天空的光芒不该如此饱和，本不应如此的这些在欢欣中勾起了一点不安，我留意到了这一点，但是并没有理会这念头，最好它能自行消失，我跟着音响里此刻送出的《猫人》（“Cat People”）的华彩片段哼唱起来，欣赏着左边出现的城镇、港口的大吊车、工厂烟囱、仓库。我已经开过兰斯克鲁纳市郊外，几分钟前路过笼罩着核电站气息的巴瑟巴克，把它那可怕的轮廓远远抛在身后。下一个城市是赫尔辛堡，我要去的村子就在城外几英里处。

我动身晚了。起初我在停车场里那辆凉爽的大汽车中坐了良久，不知道怎样发动汽车，也不能去租车公司前台问人，害怕他们会因为我显露出的无知而把车收回，只好继续坐着读汽车使用手册，前后翻着，但是哪儿也找不到关于如何启动引擎的内容。我看着仪表盘，然后看看钥匙，那其实也不是钥匙，而是一块黑色塑料。我之前开车门的时候就是按了它一下，由此推测发动汽车应该也是类似的一套系统。无论如何，方向盘轴附近没找到任何能打火的地方。但是，那是什么？那儿总算是有个洞？

我把那黑色塑料块塞了进去，车发动了。接下来的半小时我在马尔默市中心附近兜着圈子，寻找离开市区的正确道路。当我终于开上高速，已经差不多迟了一个小时。

就在兰斯克鲁纳在山坡后消失时，我在旁边座位上摸索着手机，找到了，拨打出盖尔的号码。是他把托马斯介绍给我，他们在一个拳击俱乐部相识，托马斯在那儿拍一本拳击题材的摄影集，而盖尔在就同一个题材写学位论文。婉转地说他俩是针尖对麦芒，但是他们对彼此都深怀敬意。

“你好啊，孩子。”盖尔说。

“你好啊，嗯，”我说，“你能帮我个忙吗？”

“当然。”

“给托马斯打个电话，说我会迟到一小时？”

“没问题。你现在已经出门了，在路上开着呢？”

“对。”

“听起来挺好的。”

“特别好，有变化总是好的。不过我现在要超一辆大货车了。”

“那又怎么了？”

“我不能一边超车一边讲电话。”

“真该有人研究一下你的多线程能力。不过行吧，再聊。”

我挂了电话，超过了那辆长长的白色大货车，它在气流中微微晃动。那年夏天早些时候，我开车带全家去科斯特（Koster）群岛，途中有两次几乎出事，第一次是高速行驶过一段积水路面，差点就真的完了，另外一次没这么严重，但也是吓死人：在哥德堡城外的拥堵车流中，我要变道又没有看见后方驶来的车，全靠那辆车迅速刹车才免于相撞。随之而来的怒火万丈的喇叭声直轰进我灵魂深处。打那以后我开车时就再也感觉不到美好了，内心总有一些恐惧，这是有益的，但还是不爽，超一辆大货车也让我胆寒，我几乎需要逼着自己去进行这操作，在类似的汽车旅行后我总要不安好几天，就好像每次喝得烂醉以后那样。我的灵魂不在意我持有驾照可以合法驾驶这个事实，它还活在从前那段时光，那时我最频繁最可怖的噩梦就是坐进一辆汽车开上路而我还不会开车。满怀恐惧地沿着蜿蜒的挪威公路行驶，警察随时会出现的威胁笼罩在我上方，我睡在什么地方的一张床上，枕头乃至被子表层都被汗水打湿。

我下了高速公路，进入较窄的国道，开往赫加奈斯市。外面的热肉眼可见，也许是因为天光和天空里的某种致密感，又似什么被遮蔽着，那柔和的闪耀恍如阳光被洒向万物。世界如此坦荡，这就是我此刻的感觉，万物闪烁。

十分钟后我拐入一家超市前的广场，停车，下来。哦，空气中有一股吸力。那里有大海的蓝，但不像夏天的空气那样热烘烘，那里有一个凉爽安静的区间。我走过沥青路面来到超市，外面挂的旗帜耷拉着，这空气让我想起在一个炎热夏日的意大利城市里，手在一块大理石表面上抚摸过的那种感觉，那凉爽有多让人惊讶就有多微妙。

我买了一筐覆盆子作为给他们的礼物，给自己买了包香烟和一盒口香糖，把小筐放在乘客座位上，开上最后一段路。仅仅在超市百米开外，路就下行去向海边，道路狭窄，两边缀着小小白色度假屋的树篱。托马斯和玛丽住在路的尽头，向西直面大海，向东则是广阔的绿色田野。

当我砰的一声关上身后的门，托马斯光着脚从草坪上走过来。他给了我一个拥抱，他是少数几个这么做而不使我感到局促的人之一。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也许只是因为他比我大十五岁，尽管我们对彼此不算非常了解，但是他总是很能和我共情。

“嘿，卡尔·奥韦。”他说。

“很久不见了，”我说，“天气多好啊！”

我们走过草坪。空气凝结，树木纹丝不动，海面上高悬的太阳把灼人的光芒射向四方，但同时我一直感到清凉，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感觉到类似的宁静了。

“喝咖啡吗？”托马斯说，这时我们在房子背后停下来，去年夏天他在这里造了一个木头平台，像船上的甲板，从房子墙壁延伸向那茂盛而密不透风的树篱，假使那凝固的阴影再向内几米，就和平台衔接上了。

“好啊。”我说。

“那你先坐下来吧。”

我坐下来，又戴上墨镜，点烟的时候向后仰着头，尽可能多接点阳光，而托马斯在那个小厨房的水龙头下往一个容器里灌水。

玛丽出来了。她把墨镜推到额头上，冲着太阳眯缝着眼。我说我早上在《每日新闻》[3]读到关于她的文章，那是一篇她参加的一场艺术辩论的实录。我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关于她的部分写了什么，所幸她没问，她只是说会在图书馆里找找这份报纸，正好她也要去图书馆。

“你的书出了吗？”她说。

“没有呢，说起来，它周六会上架。”

“太让人兴奋了！”她说。

“是啊。”我说。

“那么一会儿见，”她说，“你留下来吃午饭吗？”

“当然！”我笑着说，“还有啊，我带了琳达的稿子，待会儿给你。”

玛丽以前在毕斯科普斯—阿尔内的写作学校担任过辅导，她答应过读一读琳达刚写完的短篇小说。

“好啊。”她说，然后回屋。不一会儿一辆汽车在房子另一头发动了。托马斯拿着两杯咖啡和一盘玛芬蛋糕走出来。他坐下，我们聊了一下，他把相机拿出来，在我们说着完全不搭界的东西时拍了几张照片。上次我在这儿的时候，他正在读普鲁斯特，他说，他还在读。就在我进门时他还坐在这儿，读到外婆之死。我说，这是全文最好的段落之一。是的，他说，站起来从另一个角度给我拍照。我想着外婆之死这一段在我脑子里留下的零星记忆。它是怎样莫名其妙地就发生了。上一刻她正爬上一辆将载她穿过卢森堡公园的马车，下一刻她就中风了，几小时后死去。或者几天？房子里到处是医生，当那希望带来的不安持续地打破着我们的漠然，悲伤第一阶段的氛围全然是灭顶的忧虑。一切都突如其来，内核在突突颤抖。

“好，”托马斯说，“你看把椅子搬到树篱那边去怎么样？”

我照他建议做了。随后他走进室内好在背光的地方仔细看看照片。我去厨房拿咖啡，走过他时顺便瞥了一眼他正按着浏览的照片。

“应该不错，”他说，“如果你不介意从这个角度鼻子看起来有点长。”

我笑了笑，又走出去了。托马斯并不想让我看起来上镜，也没有打算捕捉某种特定表情，而是完全相反，照我理解就是这样，就是当我什么都不想、完全放松时看起来的样子。

他没拿相机就出来了，靠着迎着太阳那面墙坐下。

“我们完事了吗？”我说。

“是的，”他说，“看起来挺好的。也许待会我再照几张全身的。”

“好。”我说。

树林另一面响起低低的声音。我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望向天空。一丝云也没有。

“我们下来前，我去医院看我一个最好的朋友，”他说，“他摔断了脖子。”

“太可怕了。”我说。

“是啊。他在古尔玛广场上被人发现。没人知道究竟怎么了，他只是躺在那里。”

“他后来恢复意识了吗？”

“恢复意识了，他能说话，头脑也很清楚。但是对于发生了什么一点也记不得了，也想不起来他为什么到古尔玛广场。”

“这事和酒精有关吗？”

“没有啦，没有的事。这是病。类似的事情以前也发生过，他在公寓里晕倒，醒来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这次后果更严重，我想他也许不能独立生活了。”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就点了点头。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托马斯看着我。

“我们出去走走？”

“太可以了。”

三分钟后，他关上了我们身后的大门，我们踏上被啮啃得光秃秃的牧草地，坡地向下插进卵石海滩，那儿海浪拍着岸。一些长角牛站在一个小山包上盯着我们。尽管上面五十米开外就有房屋，而房屋后又有条车来车往的公路，但这感觉依然像走在一片被遗弃的荒原上。也许这片海导致了这个印象，直接延伸到海滩的牧场殊为罕见。一般来说，这些角落的野地价值最高，不会留给牲畜享用。

“那上面还有战争留下来的工事。”托马斯说，指着远方几处低矮的混凝土建筑。“你知道，丹麦离这儿很近。”

“我长大的地方也有这些东西，”我说，“不过那是德国人建的。”

“真的？”他说，举起相机，给我拍了一张面向大海的侧影。

“我小时候大家都在那儿玩，”我说，“森林中的掩体尤其诱人。它们居然还在那儿！那是七十年代末。离战争那会儿也就过了三十多年。”

空地上风更大了，但是拍打着海滩的波浪低而微弱。那些牛又开始吃草了。它们身后到处都是牛粪堆，有的湿润柔软，有的干燥僵硬。

“那儿有个稀罕玩意儿。”托马斯说，他指着一个小湖，它卧在一个长着灯心草和苔藓的洼地里，躲在海边一个小丘背后。

“是什么？”我说。

“你看到那个湖了？”

我点了点头。

“那里住着一种蛙，在瑞典其他地方都找不到这种蛙。就只存在于这里。在这小湖中。”

“真的吗？”

“真的。它们显然也分布在芬兰。红腹铃蟾，就是这种蛙的名字。如果我们走运，就能听到它们的叫声。听起来像小钟表在走。我曾经听过一次电台广播，他们在这里录下了它们的叫声，和芬兰的那些进行比较。想去听一下吗？”

我们在湖水前驻足。什么都听不到，除了抵着耳朵的风声，还有恍惚微弱的海浪啸声。

“没有，”他说，“它们不是每次都有动静的。而且它们越来越少了。以前，嗯，也不是很久以前，湖水覆盖这整片区域。然后附近造起了房子，于是水位开始下降。”

“它们怎么会只存在于这里呢？”

“我不知道。有可能以前它们在很多地方都有，然后都灭绝了，就只剩下这里的，这里的环境对它们来说肯定相当不错。”

“真神奇。”

“是啊。你听不到它们的叫声真是不巧！听起来真的很特别。”

我们继续往远处走，走到了一个曾经的小渔村，现在的避暑胜地。所有老房子都翻新了，所有的花园都被精心打理得漂漂亮亮，车道上停着铮明瓦亮的新车。我们沿着路穿过它们，然后回去，很快就在我们一小时前离开的小后院中坐下。托马斯继续煮咖啡，玛丽站着做饭。

我们用餐，煎蛋饼、煎土豆、面包和啤酒，边谈着约恩·福瑟。玛丽把他的戏剧翻译成瑞典语，眼下刚完成了一部，秋天晚些时候要在瑞典皇家剧院上演。福瑟是这种作家，他起步时如实描述世界，最初的那些小说是由细小而不可避免的事物与关系组成的社会现实主义噩梦，充满神经质和惶恐，现在他描述的是世界的真实，黑暗而开阔。从可能只存在于个体的世界，到那个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世界，这就是他写作的发展轨迹。随之而来的是转向上帝和神性，所有为突破存在边界而努力的人，或迟或早都要来着手处理这些。人性的一切有其内在边界和外在边界，两道边界之间是文化，也就是终于能为我们所见的那些。在福瑟那儿它低调地、近乎犹疑地、坦荡地面对外面的力、风和黑暗，这些好似他笔下那些人物内心升起又降下。他们也因此具有了一种前现代特质，因为我们用来填充时代的一切，所有的报纸，所有电视节目，由政治、新闻、八卦和名人的漩涡构成的我们的世界，至少在我来说如此，似乎全然与福瑟的人物隔绝。他后来作品里的质朴被一些人称为极简主义，其黑暗让人不免提及贝克特，但福瑟一点儿也不极简主义，他身上的其实是本质主义，而且他一点儿也不贝克特，贝克特是坚硬的、嘲讽的，绝无希望，他那里的黑，寒冷而充满笑声，而福瑟的黑暗则温暖，很能抚慰人，没有笑声。也许因为他是从内部抵达，而没有像贝克特那样走了另一条路？

以上这些我一点儿也不能对托马斯和玛丽说，虽然这刚好是关于我读得最多的文学和看得最多的艺术，我从来不和观点扯上什么关系。我知道福瑟是如此这般，贝克特如此这般，这我都知道，但也就止步于此。

“你叔叔那边怎样？”托马斯说，“他的气还没消吗？你上次说他打算告上法庭？”

“没有什么消息，”我说，“书已经印出来了，然后就会有官司，书上架以后就会打官司。他威胁我说要闹上报纸。那其实是我最害怕的。如果它们抓住这些事。”

“但是如果他不希望任何人读到你写的东西，闹大可就不明智了。”玛丽说，边把叉子向嘴边送去。“不然呢？”

“的确不智，但是这整件事本来也没道理可讲。”

我把盘子推开，靠在椅背上。

“谢谢午餐，”我说，“味道很好！”

我想来根烟，但是一直等到他们也吃完。

托马斯抬头看着我。

“你要想抽就抽吧。”他说。

“谢谢啊。”我说，点了一根，看着那绿色树篱上露出的墨蓝色大海边缘，它闪耀至地平线尽头，在那儿阳光像炸弹一样把一切擦掉，而天空则因为薄霭显得更明亮而高远。

真是美好的一天。

他们开始收拾，我把烟放在烟灰缸里去帮忙，把盘子摞在玛丽身边的台子上，玛丽开始冲洗它们。她快六十岁了，但她看起来要年轻得多，许多写作者都是这样。只是偶尔，在短短一瞥间，能从她的脸上看出年纪。对脸的印象和脸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它们交缠在一起，就像那些素描，看阴影部分它表现着某件东西，看其他部分时，它又像在表现另一样事物，你可以这么理解，不过，一张脸就更复杂了。它不但每小时都在变化，取决于在其背后和周边流动的情绪，而且它每年都在变化，这取决于你和这张脸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我母亲的脸，对我来说通常是恒定的，我所看到的是“妈妈”，她一直就是妈妈，然而当她稍微一扭头，忽然间，我震惊地看到她现在是个老人了，一个快七十岁的女人，甚至也许没有十年好活。然后她再转头说些什么，我所看到的就又只有“妈妈”了。

我在外面坐下，香烟还燃着，我把它塞进嘴唇，深吸了一口，以至于滤嘴都发烫了，我望向天空，然后望向托马斯手中，他拿着那盒覆盆子走了过来。

“以前我们在这儿可以听到夜莺，”他说，在桌子另一侧坐下，“根本也不是很多年前的事。”

“怎么回事？”我说。

他耸了耸肩。

“它们就是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