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译者序言

演化或许比它的各部分加起来更伟大一些，

但也伟大不到哪儿去

在宇宙中，人类是一种典型现象还是一个特殊现象？一种文明的扩张有其极限吗？剽窃自然算作弊吗？意识是人类能动性的必要组成部分吗？我们应该更相信自己的思想还是自己的感知？是我们在控制技术的发展，还是技术在控制我们？我们应该给机器以道德吗？人类社会与细菌群落有什么共同之处？我们能够从昆虫那里学到什么？要想回答上述及更多的问题，翻开斯坦尼斯瓦夫·莱姆的《技术大全》，你显然没有找错地方。

对于英文读者来说，莱姆最著名的身份是小说《索拉里斯星》的作者，这部小说曾两度改编成电影，导演分别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影片获1972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和史蒂文·索德伯格（2002年上映）。然而，全世界的科幻迷这些年来一直都在阅读莱姆那些颇具原创性，而且往往非常惊人的小说——这些作品已被翻译成四十多种语言。不过，这位波兰作家对科幻小说的态度也没少给他惹麻烦。看看他是怎么激怒美国科幻与奇幻作家协会（SFWA）的吧，莱姆毫不客气地批评此类型中的大多数作品都毫无想象力和预见性，对未来的想象也相当狭隘。莱姆自己的小说则完全不同，它们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是对技术、时间、演化，以及人类的天性（与文化）的深刻哲学思考。使得莱姆的作品格外与众不同的是他幽默讽刺的写作风格，充满了双关、玩笑和机灵的旁白。但与此同时，他这些扣人心弦的太空旅行、外星生命和人类强化故事，也是关于人类与非人类生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形态的复杂哲学寓言。

莱姆小说中的哲学野心在他最为完整、成熟的一部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部未来学、技术和科学论集，名为《技术大全》。这个书名是对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的戏仿，莱姆建立起一座世俗知识的大厦，意欲与他的经院学术前辈分庭抗礼。在《大全》中，莱姆致力于研究当时的科学概念背后的前提与假设，特别是支撑着这些概念的“技术”这一观念。他开宗明义地写道：“在本书中，我将集中讨论我们文明中可以在既有知识的基础上猜测和推导出来的各个方面，无论其实现看上去有多么不可能。这一假设构建的基础就是技术，亦即，用以实现某些集体决定的、受制于既有的知识水平和社会交往能力的目标——没人把它们当作目标的目标——的手段。”

尽管《大全》的写作已经是近五十年前的事了，但它的思想活力和重要意义却不曾有半分失色。自1964年出版以来，某些具体的科学议题或许有所推进或纠正，但真正令人惊讶的是：他搞对了，甚至预测到了那么多的事情——从搜寻地外文明计划（SETI）的局限到人工智能、仿生学、搜索引擎理论（莱姆的“阿里阿德涅学”）、虚拟现实（他称之为“幻影术”）和纳米技术。不过，这本书之所以能经久不衰，靠的还是在多个层面上展开的哲学讨论。生物物理学家彼得·布特科2006年发表了一篇《大全》的阐释文章，将其描述为“一部演化领域无所不包的哲学论述：不仅是科学和技术的演化……而且是生命、人性、意识、文化和文明的演化”。[1]

莱姆对涉及生物与技术演化的平行过程的研究，以及他对这种平行性后果的探索，为那些如今被许多媒介理论家用得多少有些随意的概念——譬如“生命”（life）、“缠结”（entanglement）、“关系性”（relationality）——奠定了重要的哲学与经验基础，同时剔除了其中活力论者的傲慢。可以说，在莱姆看来，演化“只是恰好发生了”。尽管如今人们又重燃起了对亨利·伯格森的著作及其创造性演化思想的兴趣，吉尔·德勒兹（往后看看就会知道，莱姆应该不会太喜欢他的哲学理论）也给出了对伯格森的重读，围绕着达尔文著作同样产生了多重交锋和概念重建，但莱姆对演化及地球生命兴起的不同线索和故事的批判性研究也没有失去任何重要性和时效性。我们应当将两种演化——生物上的和技术上的——放在一起考察，他的这一假设不仅仅是一种类比论证，也有着明显的现实维度。在题为《三十年后》的后记中，莱姆解释说，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是“一个信念：生命及其经过生物学检验的演化过程将成为一座金矿，为未来所有适用于工程学方法的现象的构建带来取之不尽的启示”。[2]有趣的是，我们可以在贝尔纳·斯蒂格勒提出的原始技术性（originary technicity）上看到这一纠缠演化轨迹（并非有意）的回声，这一理论是斯蒂格勒在其著作《技术与时间Ⅰ》中提出的，受到了勒鲁瓦—古兰古生物学研究成果的启发，现已成为当代技术哲学与媒介理论的基石之一。

以这种方式来思考生命在地球上的兴起，对于将人类置于万物之巅的人类中心主义来说，无疑是一种打击。莱姆认为，演化过程的背后不仅没有任何计划或整体思路的指导，其跳跃式行进中还充斥着一系列的错误、抢跑、重复和死胡同。他指出，“鉴于靠双脚站立并行走的尝试已经反复出现过无数次，想要为人类寻找一条平直的演化谱系的努力注定是徒劳的”。正如波兰批评家，同时也是著有多部作品的莱姆研究专家耶日·亚热布斯基所说，莱姆还点明了生物演化与理性演化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否认后者的增加会自动带来设计能力的提升。莱姆的观点比理查德·道金斯“演化是一个盲眼钟表匠”的观念要早上二十多年，非但不那么浪漫，还要更加讽刺，正如在《大全》的第八章《演化的讽刺》中，他把演化描述为一种在设计自身方案时投机、短视、吝啬、挥霍、混乱、毫无逻辑的存在。演化最让我们感兴趣的产物，也就是被莱姆视为“自然最后的遗迹”的人类自己，也在引入自身和环境的技术侵袭之下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不过，莱姆并没有为这一正在发生的变化而悲哀，也不想去捍卫“自然之道”，或是坚持人类作为有机统一体的“本质”，因为后者看起来是那么短暂，在某种程度上也并不真实。正如布特科所说：“莱姆在哲学上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他知道对大多数人来说，衡量万物的尺度是人性……但《大全》中并没有对人性的崇拜，我们并非演化的完美成果，要是它现在就停下来，那才叫奇怪呢。”[3]

为了进一步讨论这个观点，我们可以把莱姆关于演化设计的思考和斯蒂格勒的原始技术性理论结合起来，鉴于二者都认为人类早已技术化，而且恰恰是在与技术——从燧石工具与火一直到蒸汽机和因特网——的关系中出现的。斯蒂格勒用来解释人类对世界这一外在化过程的词叫作技术趋势（technical tendency），早在更为原始的动物学演进中应该就已经存在了。正是这一趋势使得人类（当时还不是）站立起来，把手伸向全世界去拿、去制造东西。“因为两手做事——即变爪为手——就意味着操作，而手操作的就是工具或器具。手之为手就在于它打开了技艺、技巧与技术之门。”[4]斯蒂格勒这样写道。在传统的亚里士多德理论模型中还只是一种工具的技术，在斯蒂格勒的框架中已经囊括了整个环境。这一理论策略使得这位法国哲学家可以假定我们在世界上的存在本质上是技术的，也反驳了所有只是简单谴责技术，或是想要回到想象中自然之地的尝试——因为人们认为自然是最原始的，因而也就更可信、更真实、更纯粹，一如人们觉得它先于技术而存在。和他一样，莱姆也不许我们对自然的运作抱有诸如此类的幻觉。在他看来，人类兴起的过程仍在继续，尽管自工业革命以来，这一过程无疑加速了。莱姆在《大全》中详细阐释的“信息泛滥”便是这种加速的结果之一。

本书中，莱姆的理论框架来自（当时尚属萌芽阶段的）控制论，以下段落便是明证：

想要控制周围环境，或者至少是在挣扎求生的过程中不向环境投降，是所有生物所共有的一种与生俱来的倾向，事实上，每种技术都是这种倾向的人为延伸。内稳态（Homeostasis）——一个复杂的名称，指的是努力达到平衡，或在变化中维持存在——创造出了抵抗重力的钙质和几丁质骨架，便于移动的腿、翅膀和鳍，用于进食的尖牙、角、下颌和消化系统，保护自己不被吃的甲壳和拟态。最终，在努力减少有机体对环境的依赖的过程中，内稳态还实现了对体温的调控。就这样，在普遍熵增的世界中出现了一批熵减的小岛。

因此，我们文明的历史，用莱姆的话说就是“从类人猿序章一直到我们在这里概述的可能的延展”，可以视作一个几千年来内稳态范围不断扩张的控制论过程——人类对身处环境进行改造的另一种定义。作为一种探讨这个世界及其自然与技术进程的思想，多亏了N.凯瑟琳·海勒、加里·沃尔夫和布鲁斯·克拉克[5]等人的开拓性工作，控制论已经对媒介研究、科学技术研究，以及数字人文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把莱姆当作这一理论框架自觉而又批判的应用者来看待，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有趣的是，莱姆还能将控制论研究置于冷战时期，特别是核威胁不断迫近的政治背景中，以“东方”的视角来讲述有关科学——政治关系的故事，在他看来，东方正处于与其西方对手之间不断摇摆的冲突与缓和之中。于是，《大全》成了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How We Became Posthuman）一书的重要伙伴，后者通过考察梅西会议，追溯了控制论的起源，其背景是冷战带来的科研经费与两极分化的思维方式。

虽然超越了认为人类处于生物链最顶端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莱姆还是花了大量时间思考人类在广阔宇宙中的特异性，以及他们的道德与政治责任。正如彼得·斯维尔斯基指出的那样，在《大全》中，莱姆与“认为人类能够超越部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建设一种更美好未来的启蒙主义思想”[6]划清了界限，恰恰相反，他关注的是“我们对冲突与侵略无孔不入，似乎也无法遏止的冲动”[7]。这位波兰作家对“‘智人’的理性持怀疑态度——和在他之前的乔纳森·斯威夫特一样——认为他们只是具有理性能力（Homo rationis capax）罢了”[8]。莱姆自己在《大全》第一章里做出的预测也很是不详：“比起一百年前，现在的人更加认识到自己的危险倾向，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他的知识会更先进，然后他会利用它。”在《大全》和莱姆的其他作品（尤其是他晚年那些科学与哲学主题的短文[9]）中，都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他对作为演化产物的人类不怎么乐观——不仅是上文中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不乐观，对当下的伦理政治形势也是如此。也许这并没有什么好惊讶的，因为正如前文所说，莱姆觉得一旦“知道它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就不可能再信任演化。看上去，我们自己也不值得信任——至少不是始终如一的信任。这一有限的认知源自一种深层的矛盾，矛盾双方在莱姆那里表现为“有意识、能思考的头脑与决定行动的深层程序”，按照海勒的解释，这个底层程序就是基因，她还进一步指出，莱姆作品中的能动性危机因而“进一步表现为能思考的头脑（们）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处境”[10]。

事实上，在他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所有论述中，正是伦理方面的探讨提出了堪称最发人深省也最及时的问题。1994年，在接受斯维尔斯基的长篇访谈时，莱姆阐述了他的伦理学立场，其基本结论便是“传统的伦理类型都在迅速失效”[11]。在莱姆看来，经历了各式各样权威的垮塌、世俗化、极端民族主义与极端地方主义的兴起，以及逃避主义的诸多病态表现，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人类不知怎么患上了留白恐惧症（horror vacui），“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新型‘没有良心的人’的产生”[12]。对人类境况的这种悲观与忧伤，无论是在哲学还是在文学中都已经很常见了。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得区分以下这两种对人类的悲观态度：一种是比较概括的形而上学叙事，包括那些主流宗教，认为人类受苦是因为某种原罪，或是其他引人作恶的固有缺陷；另外一种是更具怀疑精神的现实主义者的论点，他们会更实证地评估人类的缺陷，也就是说，建立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此外，这种对人类作恶潜力的推定是用减法做出来的：如莱姆所说，人类终将利用他的知识，那么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用法，其中肯定会有一些有害的用法，因为无论是人类自身还是这个世界，都没有任何既有的因素能够打断这些操作。纵使人类已经在生物与技术演化的平行过程中获取了技术知识，但本身还是缺乏政治智慧，用斯蒂格勒的话说就是索菲娅（sophia）[13]，这就是为什么没什么东西能够阻止他制造武器而非生产器具，制造战争而非做爱。政治体系、国家与组织的政策、道德准则、文化价值观本可以阻止事情向负面甚至破坏性的方向发展，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政治和伦理想要赶上科学的发展那可是太难了。结果就是它们根本来不及阻止任何事情。人类自身能动性上的自由这么有限，又缺乏与世界上其他生命相处的知识，这些都加剧了人类的悲剧状况。

亚热布斯基表示，在莱姆看来，道德是“人类对人类历史的真正贡献”，它赋予了“不讲道德的达尔文主义模式一种人情味与组织感”，同时也使得文学作品的作者能够“以明确的观点”收束全篇。[14]与此同时，他还指出了莱姆叙事中的一些逻辑缺陷，尤其是他对理性的发展不受限制的坚信——莱姆声称，到了某个时刻，理性将会压倒人类的智力，朝着某些虽不明确但有可能很危险的方向发展：比如说，走向宇宙的死亡。在指出传统神学在即将到来的“天启”或曰世界末日的问题上处理得更好的同时，亚热布斯基也提醒大家注意莱姆自己围绕这些问题所做的末世论方面的思考。这大概也解释了莱姆为什么会喜欢“构建配有某种脐带或入口的世界，以物质和完全世俗的方式来理解超然的存在。这使得把末世论的问题抛向另一个世界成为可能，从而免除了我们在已知宇宙的范围内回答这些问题的责任”[15]。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莱姆（或许是无意识地）从他论证的后门走私了一些人文主义的碎片。他不时的斯威夫特式的厌世主义掩盖了他对人类状况的悲哀及改善的渴望——某种只有在形而上学或小说中才能上演的东西。在《大全》中，莱姆对佛教在社会政治方面的寂静主义的尖锐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他自己的技术化科学预测。

但我们不应低估莱姆在多个方面展开的这些批评的力量，和他写到的那些技术一样，在一个科学需要被严肃对待，但任何权威本质上又都很有限，也很难不犯错误的世界里，如果它们掌握在正确的人手中，便有可能成为一种动力，推动知识与文化发生真正的转变。事实上，在整个论证过程中，莱姆都毫不留情地将奥卡姆剃刀运用在科学所持有的许多假设和命题上，同时也对科学辩论和发现沉迷不已。尽管他自己对文学理论中各种各样的“主义”都相当怀疑，面对许多思想家和思想流派时更是非常暴躁——他对“这个疯子德里达”持强烈批评的态度，认为黑格尔是个“白痴”，对认为病人会按照性象征做梦的弗洛伊德学派和认为病人会按照原型做梦的荣格学派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嗤之以鼻——但他对认知本质的怀疑主义（或者说是“可误主义”，按照帕斯里·雷文斯顿的说法[16]）中还夹杂着对某些人类掌控之外的非人力量的探索。这些力量主要是自然之力，从演化的曲折和反复中便可见一斑，但莱姆也表现出了对个体人类的能动性被“系统”（无论它是生物的、社会的还是政治的）的力量征服、与之竞争，以及时有发生的协作情况的兴趣。这或许就解释了他为何会反复讨论意外、机会和运气等问题，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非常流行的）博弈论恰好为他分析现代世界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然而，如前所述，我们回到莱姆，并不只是出于历史原因。莱姆和大多数技术哲学家的区别不只是在于他的机智——可以理解为思维敏锐又有幽默感——还在于他对自己的哲学与科学中叙事性与故事性的自觉。（这并不是说这里的科学是“编造”的，而只是说它不仅依赖于数学语言，也依赖于文化上特定的符号学描述符，而且，它的惯例与假设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因此，《大全》便成了另一种技术哲学的样本，将严谨的知性分析与更容易和文学联系到一起的语言学游戏结合到了一起。尽管科学以其根植于客观事实与理性方法的方法论[17]，为莱姆在整本《大全》中采取的立场提供了一个坚固的基础，但可以说，他更感兴趣的是指出某些问题，并对此提出疑问[18]，而非为当下或未来提供某些确定的图景。结合了科学的严谨与哲学的前瞻性，莱姆谦虚地宣称：“我并不觉得自己在主观上永远不会犯错。”[19]因此，他是一个怀疑论者，无论是在对科学与技术发展的看法上，还是在探索科学的不确定性与人类认知的限度时。或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对那些跟他采用的理论框架不兼容的思想流派的态度不是那么客气（也有可能它们只是不合他的胃口）。譬如：莱姆对文学理论中的结构主义从来都不屑一顾，尽管他会目不转睛地阅读博弈论的结构主义基础；承认自己没怎么太认真读过哲学，在他看来，哲学只是科学的衍生品罢了（显然，哲学被限制在了它的分析性肉身之中）；认为女性搞文学和学术都是“毫无必要地难上加难”[20]。

可以说，文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空间，在那里，这样的讨论得以最有效、最自由地发生——他那些深深根植于科学之中（与那些通常与科学只有粗浅关联的科幻小说截然不同）的“关于科学的小说”，为他的许多思想实验提供了试验场。尽管就其哲学风格与学术论证的性质而言，《大全》与莱姆的小说分属不同的体裁，但它们都受制于一种独特的文学性，在其作者把语言当作一种可塑材料来使用的创造性文化过程中展露无疑，这种材料在实验中确实会发生一定的变形，但同时也会表现出某种“材料韧性”。亚热布斯基甚至觉得，对于莱姆来说，演化本身也是一种“叙事”。[21]同样，这并不是说它其实没发生过，而是说它需要多种叙事的演绎才能作为一个概念被传达——或是“传输”，借用《大全》里最爱用的那种通信用语——给处于特定的社会文化与哲学背景中的人类接收者。这就出现了一种悖论，因为正如亚热布斯基所说，演化是无法用理性来理解的——“因此，唯一的应对办法就是把一种人性的、近乎合理的叙事强加给它”，这就是为什么必须“通过与某种我们已知的东西类比，把它融入人类历史中”。[22]可以说，《大全》想要处理的正是这一悖论。

谈及莱姆的文学性时，许多评论者都会提到安迪·索耶所说的作者“拖泥带水的写作风格”，以及他对“怪诞的、意象性的、语言学上的过度”的热爱——在索耶看来，这让莱姆变成了一位“巴洛克大师”。[23]这种巴洛克式的，而且经常是很戏谑的风格或许是莱姆读者的快乐之源，但同时也是他的译者的沮丧之源。莱姆的语言与概念实验有着一长串的解码者——迈克尔·坎德尔、安东尼娅·劳埃德——琼斯、彼得·斯维尔斯基——在翻译莱姆那些自造词和复杂的措辞时，他们都展示出了炉火纯青的语言驾驭能力。莱姆自己似乎也很清楚译者的任务在某种程度上是开放的，他说：“对文学的理解从来不存在唯一的最优解，有的只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集合。翻译也是如此。莎士比亚有那么多不同的译本，大部分都非常好，不过它们非但不雷同，事实上还千差万别。这都是无法避免的事。有的读者会一直喜欢《哈姆雷特》的这个译本，有的则会发现另一个译本读来更满意。”[24]当然，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把这里的《哈姆雷特》换成《大全》——真是一则令人安慰的说明，尤其是当它来自一位据说给他的许多译者都写了“分手信”的作者。

综上所述，翻译《大全》对我来说是一场有趣的智力和语言冒险。2009年，马克·珀斯特教授与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刚联系我，让我考虑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提议相当诱人，倒不是说我就忙不迭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或是说后来我决定接下这本书的时候心里并不忐忑。（据说莱姆曾接待过一位想要翻译《大全》的“年轻女士”，但“尽管她非常努力……还是被迫放弃了”[25]，但这则逸事对我的作用只有激励！）作为莱姆的长期读者，在从事学术工作之前是科学与人文学术文本的译者，如今的研究领域又恰好是《大全》所关注的技术哲学与伦理学，我深知自己要处理的是一个令人兴奋但又十分困难的文本，无疑会渗透到我自己的哲学谱系与全部语言变体中。事实确实如此：我被彻底地“莱姆化”了。比如说，《后新媒体的生活：媒介作为关键过程》[26]中就萦绕着莱姆的思想，这本书是我在翻译《大全》期间与莎拉·肯伯合著的。它帮助我明晰了我们可以称之为批判性活力论（critical vitalism）的观点：演化过程应该被严肃对待，而非盲目崇拜；生命在生物与哲学上的发展需要人类的干预来理解，并控制它的随机展开。

首版《大全》1964年在波兰出版，同年再版，1967年与1974年也陆续出了新的版本（莱姆都做了一些修订）。本书翻译依据的是1974年的第四版，因为这可以说是最成熟也最新的版本了。布特科说：“本质上讲，《大全》是一部仍在进行中的作品：莱姆修正了错误，更新了思考，部分依据是读者的反馈，他们往往是些科学家或各自领域内的专家。”[27]2000年，《大全》在波兰再版；莱姆去世之后，又作为他作品全集的一部分于2009年至2011年间由《选举报》（Gazeta Wyborcza）的出版商阿戈拉集团出版——这说明莱姆在其祖国的受欢迎程度和重要性都一如既往。莱姆自己似乎也始终坚信《大全》中的观点会有长久的时效性，远远超过他那些具体科学预言的实现，鉴于他曾对波兰文学评论家斯坦尼斯瓦夫·贝雷希坦陈：“《技术大全》是我所有这些论述性作品中唯一满意的一本。倒不是说它就不能更改，但如无必要，还是不改为好。这本书已经活了下来，而且依然很有生命力。”[28]不过，莱姆在1991年的时候也承认他很乐意出“一部评述版的《大全》，把我对自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写的东西的评论和解说——以大量旁批、脚注和其他的方式——都增补进去”[29]。他的两篇文章，《二十年后》（写于1982年，附在《大全》第四版后，莱姆在这篇文章中给出了他对未来学的反思）和《三十年后》（回应了波兰哲学家莱赛克·考拉阔夫斯基的一篇书评），表明作者对这本书“如石沉大海，没有激起水花”[30]有些伤感，还把《大全》中的一些例子更新为后来出现的科学对应物（比如合成生物学，以及可视电话和数据手套之类的虚拟现实设备）。提到这些是为了证明莱姆在《大全》中确实预测到了多少发明和发现——尽管他对人类的未来学愿景很是怀疑。“没有什么比未来衰老得更快。”[31]他调侃道。

本书收录于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的“电子媒介丛书”——在十余年的时间里，该系列为新技术和新媒体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旨在为最成熟的1974年第四版《大全》提供一个准确的译本，同时呈现莱姆在语言上的癖好。虽然原书中的一些科学材料甚至术语均已过时，但这里并没有想要把莱姆“更新”到二十一世纪，因为这本书确实“已经活了下来，而且依然很有生命力”。和各位译者一样，我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在处理风格、语法和特定概念的语言学演绎时做出一些决定。我特别留意到莱姆在调整第三人称单数他（he）上相当强硬的态度，他是这么说的：“我被当代北美的一个规定搞得很烦，他们要求你在写到某个人，比如一个物理学家时，必须用‘他/她’来指代。我坚决反对这一点，当他们要我同意在我的书的美国译本里这么用时，我明确拒绝了。我告诉他们，他们要印可以印，但只能按照它本来的样子来印。这就跟管上帝叫‘她’一样荒谬——一个奇怪的概念，鉴于在所有的一神教中他都是男的。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这一点，这个传统又不是从我这儿开始的。”[32]从某种程度上看，波兰语中的“rozum”一词是本书讨论中的基础所在，既可以翻译成“reason”（理性），也可以翻译成“intelligence”（智能），在“istota rozum”这样的词组中则既可以翻译成“rational”（有理性的），也可以翻译成“intelligent being”（智能生命）。我采用的是后者，由于它在天体物理学和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广泛应用。莱姆的“Konstruktor”在这里翻成了“Designer”（设计者），但是我也希望读者能意识到这个术语的工程学含义。在整本书中，莱姆对大写的使用似乎是一种有意的风格和视觉特色，需要引起注意。比如说，“evolution”“designer”“history”“nature”这些词通常都是以小写的形式出现的，然而，其中某个词会突然被大写——大概是为了提醒读者注意这个概念在这里的重要性。原文中这些大写的地方我都照原样保留了下来。[33]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还得到了许多在科学概念和理念，以及它们的历史沿革上的建议：从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天体物理研究所的维托尔德·马切耶夫斯基到预印本数据库arXiv.org，还要感谢加雷·哈勒和萨拉·肯伯，他们认真且耐心地阅读了译本中的不同部分，感谢我所在的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给了我时间来完成这个项目。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的，感谢麦吉尔大学（那里的莱姆精神非常活跃）邀请我担任2011年的比弗布鲁克访问学者。

乔安娜·齐林斯卡

注释

[1]见Peter Butko, “Summa Technologiae—Looking Back and Ahead,” in The Art and Science of Stanisław Lem, ed. Peter Swirski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84.——如无特殊说明，本书中注释均为英译者注

[2]见Stanisław Lem, “Thirty Years Later”（《三十年后》）, in A Stanisław Lem Reader, ed. Peter Swirski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7), 70.

[3]见Butko, “Summa Technologiae,” 102.

[4]见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技术与时间Ⅰ：艾比米修斯的过失》）, trans. Richard Beardsworth and George Collin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13. 更多相关内容可参考Joanna Zylinska, “Playing God, Playing Adam: The Politics and Ethics of Enhancement,” Journal of Bioethical Inquiry 7 (2010): 2.

[5]见N. Katherine Hayles,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Cary Wolfe, “In Search of Post-humanist Theory: The Second-Order Cybernetics of Maturana and Varela,” in The Politics of Systems and Environments, Part I, special issue of Cultural Critique 30 (1995): 33–70; and Bruce Clarke, Posthuman Metamorphosis: Narrative and System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8).

[6]见Peter Swirski, “Stanisław Lem: A 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 in Swirski, A Stanisław Lem Reader, 6.

[7]同上。

[8]同上, 10.

[9]正如莱姆在题为《小型机器人》的文章中所说：“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拥有主权意志的机器可能会在某个时刻开始反抗我们。当然，我关心的并不是机器人对人类的反叛——就像所有原始认知魔法的传播者都喜欢做的那样。我的关注点在于，随着主体行为自由度的提高，‘善且仅善’也将无法维持，因为这种自由也会产生一丝‘恶’。我们在自然演化中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种反思或许可以暂缓我们赋予机器人自由意志的企图。”见Lem, “Small Robots,” inLemistry: A Celebration of the Work of Stanisław Lem, ed. Ra Page and Magda Raczynska (Manchester, U.K.: Comma Press, 2011), 15–16. 莱姆在多年前就曾表达过这一思路，见“The Ethics of Technology and the Technology of Ethic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67), 在这篇文章中，莱姆将道德定义为一种“技术社会的应用型控制”，转引自Peter Swirski, “Reflections on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Science (Personal Interviewwith Stanisław Lem, June 1992),” in Swirski,A Stanisław Lem Reader, 50.

[10]见N. Katherine Hayles, “(Un)masking the Agent: Stanisław Lem's ‘The Mask,’” in The Art and Science of Stanisław Lem, ed. Peter Swirski(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29.

[11]见Peter Swirski, “Lem in a Nutshell (Written Interview with Stanisław Lem, July 1994),” in Swirski, A Stanisław Lem Reader, 115.

[12]同上，114.

[13]见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1, 180–95.

[14]见Jerzy Jarzębski, “Models of Evolution in the Writings of Stanisław Lem,” in Swirski, The Art and Science of Stanisław Lem, 115.

[15]同上，111.

[16]见Paisley Livingston, “Skepticism, Realism, Fallibilism: On Lem's Epistemological Themes,” in Swirski, A Stanisław Lem Reader.

[17]见Swirski, “Reflections on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Science,” 31.

[18]见Hayles, “(Un)masking the Agent,” 43.

[19]见Swirski, “Lem in a Nutshell,” 93.

[20]见Swirski, “Reflections on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Science,” 56.

[21]见Jarzębski, “Models of Evolution,” 105.

[22]同上，115.

[23]见Andy Sawyer, “Stanisław Lem——Who's He?” In Page and Raczynska, Lemistry, 258.

[24]见Swirski, “Reflections on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Science,” 27.

[25]见Swirski, “Lem in a Nutshell,” 116.

[26]见Sarah Kember and Joanna Zylinska, Life after New Media: Meditation as a Vital Proces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12).

[27]见Butko, “Summa Technologiae,” 83–84.

[28]转引自波兰语的莱姆官网：http://www.lem.pl

[29]见Swirski, “Reflections on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Science,” 54.

[30]见Lem, “Thirty Years Later,” 68.

[31]见Stanisław Lem, “Dwadzieścia lat później” [Twenty Years Later], in Lem, Summa Technologiae, 4th exp. Ed. (Lublin, Poland: Wydawnictwo Lubelskie, 1997), 327.

[32]见Swirski, “Reflections on Philosophy, Literature, and Science,” 55–56.

[33]英文版中大写的词在中文版中用粗体表示。此外，英文版中斜体的词在中文版中用仿宋体表示。——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