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PART 1

对心脏而言，生命的含义再简单不过了：它将尽可能长地持续跳动下去，然后停下。早晚会有那么一天，这个扑通扑通的、有节律的心脏搏动会自动终结。这时候血液便会开始流向身体最低、最薄弱的部位，在那里形成一个小小的包块。从外观上看，它像是在逐渐变得苍白的肌肤上的一片暗黑色的充血斑块。与此同时体温下降，四肢变得僵硬，腹内的肠肠肚肚一泻而空。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这些变化的进展极为缓慢，它是以一种确信的、几乎像是按着一种仪式的程序来走过的。仿佛生命的章节是遵循着某种固有的法则行事，是在履行一项“君子协定”。也就是在此之后，死亡随即登场。死亡总是在等待生命退却之后，才开始对这片新领地的侵入与占领。这是一种毫无余地、无可挽回地进行着的讨还。伴随着产生的极度高热，细菌病毒开始在躯体内部扩散，其势不可阻挡。若它们试图提早几个小时进犯，那将会立刻遭遇抵抗，但现在环绕其周的一切只有沉寂，它们只需持续不断地向湿润、幽暗的地区纵深发展。这支入侵大军进入哈弗斯骨管，穿过肠腺，进驻胰岛，再插入鲍氏囊，途经克拉克柱，进入中脑黑质,最后抵达心脏。它以一种尚未触及但被劫掠后的状态继续存在着。整个结构已完全被从内部蚀空掏尽，其间含有一种诡谲的荒凉与颓败。人们可以想象，这仿佛是一个在眨眼间工人们全都撤离得干干净净的建筑工地。所有的车辆一动不动，车灯黄色的光线投向树林的幽暗中，简易工房里空无一人。依山的斜坡路上，挂在缆车道上的车厢一个接一个，都装载满满。

在生命离开身体的同一瞬间，身躯归属死亡。废弃的灯盏，箱包，地毯，门把，窗框。泥地，沼泽，溪流，山脉，云彩，天空。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我们继续为这死亡世界的万物及自然现象包围环绕。纵然如此，一旦真的看到有人陷入了那个世界，还是有什么东西会唤起我们很大程度上的不愉快。至少在情况确定之后，尽最大可能不让死者的尸体进入我们的视野。在大型医院里，不仅把尸体藏在单独的、远距离隔绝的房间，去往那里的通道也是隐蔽的。有专用的电梯，专用的地下室通道。即或碰巧有人迷路误入该区，身旁经过的推车上的尸体也遮盖严实。当尸体要抬出医院时，有专用出口与深色玻璃的车辆。在教堂墓地那儿，为他们备有单独的没有窗户的房间。在举行葬礼仪式时，他们被盖在紧闭的棺柩里，直到最后被深深埋入地下，或在高炉里化为灰烬。从实用目的出发，很难看出这类先进的处理方式有什么好处。比如，推着这些死者的尸体经过医院所有的过道时，大可不必加以遮盖，从医院抬走时也用一般的出租车就是了。这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风险。一个老人在电影的放映当中断了气，尽可以让他待在自己的座位上直到电影放完，待到第二部电影结束也未尝不可。一个老师中风猝死在校园，没有必要马上、立刻开车抬走。让他躺在那儿等校工有时间再来料理好了，一直到下午甚至晚上都行的，这不会伤害到任何人。或许会有一只鸟儿飞来停在他的身上，这里啄啄，那里啄啄，这又有何妨？是否等他入了土情况就会好得多，就只因我们看不到那一切？其实只要死者躺在那里不碍事，就毫无理由这么匆忙行事，他们也不可能再死一次。尤其是在冬季严寒的日子里，这种处理方式应当是更为有利。在长椅上和月台上冻死的露宿者，从高楼和大桥纵身跳下的自杀者，从自动扶梯上跌下的老太太，坐在自己车上死于车祸的人，在城里待了整晚后因酒醉恍惚掉进湖里的年轻男子，被公共汽车拖拽到车轮下的小女孩，对这一系列的死者，为什么都是那么急匆匆地把他们赶快掩藏起来？为了合乎礼仪？等女孩的父母亲在一两个小时以后赶来看上一眼，可能更合乎礼仪。她躺在出事地点旁边的雪地上，破裂开来的头颅和完整的身躯，浸满鲜血的头发和洁净的羽绒服。向世界敞开一切吧，像她那样躺在那儿，这本无什么秘密可言。而在雪地上的这么一小时，却又是那么令人难以理解。一座城市不将其死者排除在公众的视线之外，看着他们横尸大街小巷，在公园和在停车场，这就不是城市，是地狱。这地狱以一种更现实主义和更深入真实的方式，反映出了我们生存的条件。但这又怎么样呢，我们原本是知道这个现状的，只是不愿去看它罢了。由此，将死者驱除在外的集体做法就是一个明证。

然而，究竟要摒除什么、驱走什么，却又说不清道不明。这不可能是死亡本身的问题，是死亡的现象在社会上的存在太突出，或者太多。报纸或者新闻每天提及多少死者，根据不同情况多少有些变化，但一年半载下来，其数目可能很稳定，也就渐渐习以为常了。因为消息总有多种渠道传播开来，无论如何没法避开。同时死亡这一现象看上去也不是那么有威胁性。相反，有一些死亡我们还感兴趣，甚至愿意为看它掏腰包。例如那些电影制片公司推出的数量惊人的展现死亡的故事片。如此一来，要将死者摒除在公众视野之外的这个做法，就愈发让人难以理解。若是死亡作为一种现象没有让我们惊骇，那面对死去的躯体为何又有不愉快的感觉呢？这一定意味着，要不就是有两种死亡，要不就是我们对死亡的想象和死亡真实面貌之间存在着冲突和差距。无论是哪种缘由，结论只归于一个：这两者相比较的实质是，我们对死亡想象的画面如此强烈地刻印了在我们的意识里，以至当我们看到真实的死亡展现时不仅感到震惊，同时也会试图用所有的手段去掩盖它。这个结果不是缘于人们有意识的深思熟虑，就像教堂的种种仪式譬如葬礼那样，在我们的时代可以通过协商讨论求得解决，因而从非理性转向理性的领域，从集体的转向个体——不，我们将死者移至视线之外的方式从来就没有过任何争议，我们向来就是这么做的，天经地义。但却又没人能给这种做法的必要性一个理由。但所有的人都明白：若是你的父亲在秋天一个刮风的星期日猝死在外面的草地上，你会尽快将他抬回屋里，要是办不到，至少你会给他盖上一条毯子。但这种冲动不是我们对死者唯一的做法，跟掩藏尸体一样显而易见的还有一个事实，它们总是被尽快地往朝向地面的方向搬走。一家医院把死者的尸体往上搬，停尸房和火化房都建筑在房屋最高的一层，这几乎是件难以想象的事情。死者被安放在越接近地面的地方越好。将这同样的原则换到处理这种事务的单位，则会是：一家保险公司完全可以把他们的办公室设置在八楼，但殡仪馆就不行。所有殡仪馆的办公地点都在尽可能接近街边草坪的地方。很难说清这到底出自什么原因。很可能是受一切从实用目的出发的传统习俗影响而产生的观念。譬如，地窖阴冷，自然最适合保存尸体。但以此原则推及已有冰箱和冷藏室的现今时代，也绝不会有人想到要把尸体向建筑物的高处搬，这看上去很不合情理，好像高度与死亡两者互为排斥。似乎我们有某种潜在的直觉，一种藏于心底深处的情结，我们的死者必得下行于土地，落叶终须归根。

看来死亡经不同的渠道被分为了两类。一类与隐秘、沉重、土地、污秽和黑暗有关，而另一类与开放、轻盈、天空、洁净和明亮相联系。在中东地区某城市，一位父亲和他的孩子被枪杀，在那一瞬间父亲试图将孩子拖出子弹的瞄准线之外。照片中他们两人身体紧紧缠裹在一起，照相机刚好捕捉到子弹穿射进肌肉时身体战栗的一刻。照片传送至环绕着地球的数以千计的卫星中的一个，接着传遍了全世界的电视台。从这里又一张有关死亡和濒临死亡的图像不自觉地进入我们的意识。这些画面没有重量，没有夸张，没有时间和地点，也与这些身体曾经来自哪里毫无关联。它们不属于哪里，却又无处不在。绝大多数图像只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停留片刻，但其中一些出于某种原因将留驻在我们脑海里的黑暗之中。一个滑雪者从高处俯冲时出了事故，划破了大腿上的动脉，顿时血流如注，她身后洁白的雪坡上一道鲜红的血痕拖曳而下，在她身体停止滑行前人已气绝身亡。一架正起飞的飞机，在爬升时两个机翼着了火。郊外的屋顶上是湛蓝的天空，就在这一片湛蓝的天空下面，飞机爆炸成了一个火球。一个晚上，在挪威北部的海湾外有一艘渔船沉没，船上七个水手无一幸免。对发生的一切第二天早上所有报纸都做了报道，因为这是个所谓的不可思议的神秘事件。天气平静无风无浪，也没有船上发出的任何求救信号，它就这么消失了。当天晚上有电视台派出直升机到出事地点做进一步勘察，拍出的画面上只是一片空荡荡的海。多云的天空下，灰绿色的波浪隆起又徐徐退下，缓慢而沉重，较之那些此起彼伏地疾速翻腾着白色泡沫的浪花，保持着自己的另一种节奏。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看到了这一切。那会儿很可能我的父亲正在外面的花园里干活。我注视着屏幕上的海面，没有听到播音员在说什么，突然一张脸的轮廓从那里冒了出来。我不知道持续了多久，或许几秒钟，但时间长到足以对我产生强烈的印象。在脸孔消失的同一瞬间，我站起身来，我要走出去找一个人告诉他这事儿。我母亲上夜班，哥哥在踢球比赛，其他的孩子不会听我说的，所以那就只有爸爸了。想到这里，我急匆匆地跑下楼梯，把脚塞进鞋里，手臂插进夹克衣袖，打开房门出去，绕着房子就开跑。我们是不允许在院子里跑的，所以在快进入爸爸的视线之前，我放慢速度，开始走起来。他站在房子背后，在下面将开辟成蔬菜园子的地方，用手里握着的大铁锤敲打着一块突起的山石。虽然钻孔只打了几米深，踩在他脚下的翻挖出的黑泥土，还有他身后院篱外的一片枝叶浓密的楸树，给山坡罩上了一层昏暗，往下一直延伸到低处。当父亲直起腰向我转过身来时，他是一张几乎完全黑沉着的脸。

但我仍然有足够多的信息来揣摩他。不只是看脸上的表情，还有整个的形体姿态，不用去解读他的思想，而是凭直觉。

他放下铁锤，摘下手套。

“怎么啦？”

“刚才在电视里我在海里看见了一张脸。”我说，在他跟前的草地上停住脚。那天下午早些时候邻居砍下了一棵松树，空气里充盈着石墙外的树桩散发出的浓烈的松树清香气味。

“一张潜水员的脸？”爸爸说。他知道我对潜水员有兴趣，他就不能想想，我跑到这里来可能是另外有感兴趣的事告诉他呀。

我摇了摇头。

“这不是什么人的脸，是海里的一张画。”

“一张画，我说你呀。”说着，他从衬衣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

我点点头，然后转身就想往回走。

“等等。”他说。

他擦燃了一根火柴，然后低下头去直到香烟够得着火。火苗给这片灰暗勾勒出了一个明亮的小圆圈。

“这么说，”他开口了。

在深深吸了一口后，他把一只脚踏在山岩上，朝着路的另一边远处的森林凝视。当然，或许他注视的是那树木上方的天空。

“你看见的是一张耶稣的画像吧？”他说，他抬起头来望着我。要不是这友好的语气，这长时间静默后的提问，我会以为他是在嘲笑我。我是个基督教徒，他感到有点难堪。他对我所有的希望就是，我不要另类，要跟其他的孩子们一个样。在这片住宅区里，没有一个孩子跟他的小儿子一样，称自己为基督徒的。这是件真正让他弄不明白的事。

我感到惊喜，因为他其实是在意我的。同时又有点小小的失落，他是这么低估我。

我摇摇头。

“不是耶稣。”我说。

“这个回答还差不多。”爸爸说，他笑了。在山坡上面的最高处听到一阵轻微的自行车轮碾压在马路上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强。住宅区的一片寂静中，这低低的、摩擦着地面的嘶嘶声响，化为了一阵阵嗖嗖声。当自行车轮在我们远处的路上滚过去时，声音清晰可闻。

爸爸又再吸了一口烟，然后把还没完全熄掉、还冒着烟的烟头，扔到了院篱笆的外面。 咳嗽了几声，戴上手套，又把铁锤握在手里。

“别再想这事了。”他说，他抬起头来望着我。

那个晚上我八岁，父亲三十二岁。虽然我仍然不能说我已经了解或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但现在的我比他当年大七岁，一些简单的事情是比较容易领会的。譬如，我们各自的岁月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异。我的生活里充满着丰富无穷的意义，向前跨出每一步就敞开一道门，而每一道门都可能将我引领到最远处。现在我不能理解的是，他生活的意义实际上从某方面来讲不是把那些单个的、许许多多的日常事件集中一处，而是完全把它们分散。因此除了一些抽象的概念外，不可能抓住要点。“家庭”是一回事，“仕途”是另一回事。在他的那些日子里就没有一次意料之外的可能性发生。他多半知道未来有多大的可能性，以及他如何才能使这个可能性付诸实现。他已结婚十二年，在中学当老师，教书八年。他有房有车，有两个孩子。他被选入市政委，是左党在市政府委员会的代表。在冬天的半年里他玩集邮，很有成绩，在很短的时间里已在这一方地区首屈一指。在夏季的半年里他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拾掇花园上。那个春天的夜晚他在想些什么，对此我一无所知。我也不知道他手里握着铁锤在那半明半暗的朦胧中直起腰来，看见的又是怎样一幅图画。但在他心里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他对围绕自己的这个世界相当地了解。对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整个住宅区所有的邻居他全都知道姓甚名谁，以及与他自己相比较，他们又各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可能他还知道别人最不愿意暴露于世的某些隐私，不仅是因为他教他们的孩子，也因为他对其他人的弱点目光尖锐。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的新成员，每天的报纸、广播及电视节目供给他大量的信息，使他对这个大千世界信息灵通。他也懂一些植物学和动物学，因为他在青年时期就对它们有兴趣。即或在自然学科的其他方面没有进行过深入的学习研究，至少他在高中时学过有关的基本知识。他历史学得不错，这是他在大学里与挪威语和英语一起主修的科目。换句话说，或许他对哪一门都并不精通，又都略知一二，只有教育学除外。他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普通大学生。那时候在中学里教书还是个有社会地位的行业。住在石墙另一边的邻居普雷斯巴克莫，是和他同一所学校的老师。同样，住在房后面那树木遮掩的山坡上的另一个邻居奥尔森，也是教师。其中还有一个邻居克努森，住在拐弯的那一条路的尽头，他是另一所中学的教导主任。当我父亲把铁锤高高举过头顶，让它重重地落在山岩上的这个春天的夜晚，是70年代中期。他捶击着岩石，在这个他所熟悉的世界里，他充满信心。当我自己进入了与他相同的年龄，我首先明白的是，走到这一步是需要为此付出代价的。当视野中的世界变得愈来愈纷乱繁杂，不仅触及心中的痛处在逐渐减少，也会觉得许多事情其实毫无意义。要了解世界，必须将自己摆放在与其保持固定距离的地方。当我们用肉眼看微小的东西，比如分子、原子，会觉得看不清，那就必须把它们放大了来看。若是天体系统、河流三角洲，天穹的星象这种浩大不可及的物象，我们就把它缩小了来看。把这一切都归入我们意识的范畴中，一切便释然了。这个释然，就是知识学问。整个儿童、少年时期我们历经艰辛，为的就是达到能与一切事物和现象保持正确距离的这一点，这一个位置。我们读书，我们学习，我们经历，我们不断地修正。于是这一天来到了，我们达到了与所有物象保持必要的距离的这个点，也有了所需的认知系统的概念。到了这时候，时间便开始飞快地溜走。它不再遭遇障碍，一切就绪。时间洪水般汹涌地贯穿我们的生活，日子便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在我们理解到这一点以前，我们已是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意义需要充实，充实需要时间，时间需要敌人。知识是距离，知识是稳固恒定，知识是意义的敌人。换句话说，父亲在1976年那个春天的晚上的画面有了双重的含义：其一，那时我是以一个八岁孩子的眼睛在看他，毫无预见性，怯生生的惶恐；其二，现时我是作为一个同龄人来看他，时光流过了他整个的一生，不断地、大块大块地剥去了他生命中的意义。

铁锤敲击岩石的声音响彻整个住宅区。一辆汽车从主干道朝这倾斜的山坡开上来，驶过一个接一个路灯。邻居家的房门打开了，普雷斯巴克莫在门口的阶梯下停住，戴上工作手套的同时，深深地吸进一口这晴朗夜晚的空气，然后握住小推车的手把，走进了他跟前的草地。从山那边飘过来父亲捶打山岩发出的火药般的气味，还有石墙外松树桩的气味、新翻出的土地和森林的气味，从北方吹来的微风里夹裹着一丝盐的气味。我想着我在海里看到的那张脸。虽然距离上一次才过去了几分钟，它却完全变了。现在我看到的是父亲的脸。

他在下面忙着打钻孔敲山岩。

“你还站在那儿吗，孩子？”

我点点头。

“马上回屋里去。”

我开始迈步走。

“你听着，”他说。

我站住，带着疑问转过头去。

“这一次不要跑。”

我盯着他不动。他怎么知道我刚才跑来着？

“别这样大张着嘴，”他说，“你看上去完全像个傻瓜。”

我照着他的话做了，闭上嘴，然后慢慢地绕着房子走回去。当我来到屋的正面，看见外面路上全是半大的孩子。年长一些的推着自行车站在一处，他们的身体几乎与昏暗的暮色融在了一起。年龄小些的孩子在玩踢罐子游戏，输家就罚站在马路上用粉笔划出的圆圈内。另外的人都在马路下面的树林一带把自己藏起来，躲在罐子持有者的视线之外，不过我能瞧见他们。

从桥柱间透射出的落日余晖，给黑黝黝的树顶点染上一抹红色。山坡上驶来了一辆崭新的车。车灯首先照亮了骑自行车的人。在短暂一瞥中，反光镜、金属、羽绒服、黑眼睛、白脸一晃而去。接着是那些在路上玩游戏的孩子，他们得向路的两旁勉强迈出一步，好让汽车通过。现在他们站在那里，都扮着鬼脸，盯着这辆车看。

这是特罗尔内塞斯夫妇，我们班上的一个男孩斯韦勒的父母。看上去，他好像没有跟着一起来。

我转过身去，目光追随着汽车尾灯直到它们消失在山坡的最高处，然后回到了屋里。我试着躺在床上看了一会儿书，但没法让自己完全安静下来。于是我来到了英韦的房间，从那里可以望见爸爸。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对他的了解。顶重要的一点是，要心里有数。后来我熟悉了他的心思和情绪，而为了预知这一切，我经过了长时间的学习琢磨。在某种下意识的分类梳理系统的帮助下，我把握住了做事要以什么样的尺度才能达到预期的那个结果。这样我就可以事先都做好准备，一种心智心神的气象预报。汽车加大马力从通向房屋的斜坡开了上来。当他关掉发动机，拿上自己的东西走下车的时刻，他锁上车门的同时向四下里张望的那个样子，当他从门口走进来脱下外套的过程中发出的一系列有着细微差别的不同声响——这一切都是预兆，一切都能加以诠释。他去过了哪些地方，在那儿待了多长时间，以及他是与谁在一起，所有这一些都成为了信息。但我唯一知道的一点是，在得出推论前我就退出了。最让我害怕的是，他是怎么发现的……由于某种原因我竟然没看见一点征兆……

天知道，他究竟是怎么知道我跑过来着？

他能以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原因看透我的心底，这不是第一次了。比如，在秋天的一个晚上，我把一小袋糖果藏在了床上的被盖下，正是因为我猜到了他会进入我的房间。有关我把他给我的钱到底花在了什么地方的解释，他是从来不相信的。他刚一走进房间，站定后，看了我几秒钟。

“你在床上藏什么东西啦？”他说。

他就怎么可能知道？

屋外普雷斯巴克莫打开了他安装在石板地上的那盏强光灯，他通常站在那里干活。在黑暗中凸显的这块新的光明岛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废品杂物。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望着这一切。一堆油漆罐，玻璃瓶和画笔，劈好的柴，残缺的木板，卷在一起的汽车套子，轮胎，一副旧自行车架，几个工具箱，装有不同尺寸和不同形状的钉子和螺丝钉的箱盒，折叠好的那些废牛奶纸盒里铺满了春花的新芽，几袋石灰，浇花用的胶皮水管盘在一起倚靠着屋墙，一块画满了你所能想得到的各类工具的广告牌。或许这在表明，在里面的地窖里，有一个干业余爱好的房间。

我又朝着父亲的方向望出去，他一手拿着铁锤，另一只手拿着一把铁锹，正朝着草坪走过来。我赶紧向后退了几步。就在这时大门开了，是英韦。我一看表，差两分九点半。紧接着，他以他独特的步子走上楼梯，身子往前一冲一冲的，差不多有点像只鸭子在走路。为了能在屋里走路又快又不发出声响，我们逐渐练就了这种走路方式。当他上来以后，已经气喘吁吁，满脸通红。

“爸爸在哪儿？”他进屋就问。

“在外面花园里，”我说，“你没晚回家。瞧，现在九点半。”

我把戴手表的胳膊伸了出来。

他从我身边走过，把书桌前的椅子往后一拉。从他身上还能嗅到户外的气味，寒气、树林、碎石和马路。

“你动我的唱片了吗？”

“没有。”

“那，你到我的房间来干什么？”

“没干什么。”我说。

“要做什么你就不能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吗？”

我们下面的大门又开了。这次是爸爸沉重的步子在楼下的地板上走过。跟往常一样他在门外脱下了靴子，然后走进洗手间换衣服。

“在电视新闻里我在海上看到了一张脸，”我说，“你听说这件事了吗？你知道还有别的人也看见了吗？”

英韦用一种半带疑问、很不情愿的眼神瞅着我。

“你在唠叨些什么？”

“你知道那艘渔船沉没的事吗？”

他微点了下头。

“在电视里显示沉船的地点，我在海里看见了一张脸。”

“一具尸体？”

“不，这不是一张真正的脸。是海面本身形成了脸的模样。”

一时间他只是着我，不再说一句话。然后，他弯曲起食指，按在自己的太阳穴上转了几圈。

“你不相信我？”我说。“那是千真万确的。”

“是千真万确，你就是个废物。”

就在这时爸爸在下面关上了水龙头。我想现在最好还是回到自己的屋里去，那就不会有在过道上和他碰面的危险。同时我不愿意英韦说完最后的话。

“你才是个废物。”我说。

他根本懒得搭理我。他只是把头转向我，像兔子那样把两排牙齿露在外面，还在齿缝间吹出一口气来。他的这个模仿动作暗示我突出的牙齿。在他没能看出我开始掉眼泪之前，我扭头走出了房间。我独自一人待了很长时间，这算不了什么，我扛得住。这一次算我赢了吗？就因为他没看见我哭鼻子？

一进我的房门我就停下脚步，瞬间的念头是我应该去浴室。在那里我可以用冷水洗去脸上的痕迹。可父亲正走上楼梯，我只好用毛衣袖擦拭我的眼睛。盖在眼睛上那层薄薄的泪水被干衣袖这么横着一抹，使得屋内一切陈设的外观变形，色彩有异，仿佛突然间沉到了水下，现在感觉是在水里观物。将这个想象的画面进一步延伸，于是我举起双臂在空中做出划水的姿势，与此同时慢慢地走回书桌。在我的脑海里，我戴着最早期潜水员用的那种铁头盔。那时候在海底行走的他们，脚上是铅铸成的鞋，沉重无比，厚重肥大的潜水衣套在身上臃肿得像一头大象，固定在头部的氧气管子晃动着就像根象鼻子。我嘴里喘息着，小口地往外吐气，把脚一下接一下重重地落在地上，就像他们当时在海底的那种沉重缓慢的移动。就这样我在地板上绕着圈子走了一会儿，直到惊骇的想象进入又一个阶段，开始极为缓慢地向那个刺骨的寒水区域渗进。

几个月前我看过儒勒·凡尔纳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神秘岛》，说的是有几个乘坐热气球的人降落在了大西洋上的一个荒岛上的故事。看到第一个画面时我就被完全震撼了。这里面无奇不有，包罗万象。热气球、狂风暴雨、穿着19世纪服装的人，他们登上的这块光秃秃的荒无人烟的岛屿，可能还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糟糕，围绕着他们一系列诡异神秘莫测的事件一桩接一桩地发生……在那里的那些人到底是谁呢？在那集电视剧快结束时一下子有了答案。在地下水的坑道里有动静，一群人模人样的生物……从他们手里握着的灯发出的光亮里，一个光滑的、面具罩住的脑袋在眼前一晃而过……看清楚了……像蜥蜴，但是在用两肢直立行走……背上还背了几个……其中的一个回过头来，他没有眼睛……

当我瞧见他的时候没有发出尖叫声，但这些恐怖的画面立时贯穿全身，满脑子都是，让我什么事也干不了。即或是在大白天的光亮中，当我一想到水洞里那些蛙人，恐惧就会让我完全崩溃。现在脑子里那无数的念头已经把我变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我与他们互为参照。他们的步子是我的步子，他们的手臂是我的手臂。我一闭上眼，就看见那些没有眼睛的面孔。地下的水洞……黑污的水……手里举着灯的蛙人排成一长串……我陷得太深了，睁开眼睛也无济于事。即使我看见自己坐在自己的屋里，环绕四周的是自己熟悉的东西，我仍被恐惧攥在手里。我害怕得几乎不敢眨一下眼睛，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在床上坐下，身体僵直，看也不看就一把抓起了书包，瞅一眼课表，找到星期三，读下面的栏目：算术、自然地理常识、音乐。我把书包举起，放到膝盖上，机械地翻拨着里面的书本。然后把书桌上翻开的那本书拿在手里，往床里面挪挪直到背倚靠着墙，开始埋头读书。最初我每几秒钟就会抬起头，慢慢地这种抬头的间隔变成了几分钟。后来是晚上爸爸叫我的声音，准确无误的正九点。此刻主宰我的已经不再是挥之不去的恐惧，而是书本了。要放下手里的书也是很需要毅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