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四位先知
何塞·马蒂
苦难和独立
拉丁美洲的现代革命思想史起始于一位异乡纽约客的人生、作品和苦难。这个人叫作何塞·马蒂。马蒂1853年出生于古巴,当时的古巴和波多黎各、菲律宾是西班牙王国最后的堡垒。他的父母都是西班牙人,父亲是一位巴伦西亚(Valencia)的士官,母亲则来自加那利群岛(Islas Canarias)。马蒂在穷困中度过了童年,又从青年时代开始就过着流亡的生活。“我了解苦难。”十六岁的马蒂在拉克里奥亚(La Criolla)监狱中写信给他的启蒙老师拉斐尔·玛丽亚·德·门迪韦(Rafael María de Mendive)时说道。在这座监狱里,马蒂被迫在采石场从事体力劳动,期间腹股沟处受伤,一生都受其困扰。这次牢狱之灾的起因是他对于古巴独立的维护。几个月前,马蒂开始创作独幕诗剧《阿布达拉》(Abdala,1869年),借以表达自己的新思想。这部作品在风格上尚显稚嫩,但在内容上已经预示出后来的马蒂。在《阿布达拉》中,一位努比亚(Nubia)战士为了解放人民奋力抗击埃及王国。他对自己的母亲说:*
我是努比亚人!
整个民族都在等着我去捍卫他们的自由!
异邦人侵占了我们的土地:
卑鄙地以奴役我们相威胁,
傲慢地向我们展示他们强大的长矛。
主神给予我们荣耀,
让我们为了祖国而牺牲,
而不是看着她屈服于野蛮的压迫者,
成为软弱的奴隶。
就什么是最深沉的爱,阿布达拉与他的母亲埃斯佩塔(Espirta)展开了争辩:
埃斯佩塔:(这种爱)难道比你的母亲在你胸中唤醒的爱还要更伟大吗?
阿布达拉:难道您认为,还会有比热爱祖国更加崇高的感情吗?
阿布达拉的话语在马蒂的一生当中不断回响,成为他牺牲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种神话也掩盖了马蒂生活中充满活力、闪光的一面:总是大胆、新奇、警醒的散文,无尽的能量和好奇心;高贵而慷慨、充满创造的喜悦和爱的心灵。而爱,则是其中最重要的。
被流放到西班牙之后,马蒂学习了法律专业,发表了《古巴的政治犯苦役》(El presidio político en Cuba),证明中心区和殖民地的言论自由有着显著的区别。他还创作了一首关于被杀害的医学院学生的诗歌《致我11月27日罹难的兄弟姐妹》(A mis hermanos muertos el 27 de noviembre),这些学生在此前被古巴当局以莫须有的颠覆罪起诉、杀害。1873年,西班牙第一共和国宣布成立,马蒂撰写了《西班牙共和国与古巴革命》(La República Española ante la Revolución cubana,题目中的“古巴革命”指1868年失败的革命)。在这篇文章里,马蒂第一次基于自己有关共和国的观念和对自由的理解批判了帝国统治:
如果古巴宣布独立凭借的是与西班牙宣布自己为共和国相同的权利,那么西班牙共和国如何能够否定呢?西班牙共和国正是基于这一权利才得以存在,又怎么能够自我否定呢?若一种生活尚不完整且无自由,明显与民众意志相悖,又怎么能将这种生活强行加诸一个民族之上呢?
马蒂的这些文字深刻地预见了1898年美国吞并古巴、占领菲律宾时,卡尔·舒尔茨(Carl Schurz)、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马克·吐温等美国反帝国主义者的言论——一个共和国绝不可能在不否定自身本质的情况下,扼制另一个共和国。共和主义这一概念在马蒂的革命思想中不断得到重申。从1873年开始,马蒂一直是一个古典共和主义者,献身于民主事业,坚定支持民治政府,反对军国主义,与个人专制和独裁为敌。
他的革命思想承袭自美国独立战争和之后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战争。几年之后,马蒂满怀热情和悲悯地为芝加哥烈士†写下了一篇文字。早在1883年卡尔·马克思(Karl Marx)逝世时,他就曾谨慎撰文以致哀思。但马蒂从未将有关革命的定义(社会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用于自己的言论之中。事实上,马蒂一直避免使用“革命”一词,同时对使用暴力持谨慎的反对态度。在于纽约写就的给马克思的悼文中,马蒂说道:
马克思已经去世了。他值得尊敬,因为他一直和弱者站在一起。但是他没能指出(革命可能招致的)伤害以及如何真正避免这些伤害,他只是传授了一些温和的补救方法。挑动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这种事很可怕。为了某些人的利益而把另一些人变成野兽,这并不划算。但我们必须为愤怒寻找合适的出口,在这头野兽真正发作之前迫其停下,将之赶走。
在1882年彻底定居纽约之前,马蒂是一位游荡在“大亚美利加”土地上的古巴流浪者。这个身材瘦弱、热情洋溢、生龙活虎的小个子曾于1873年至1876年在墨西哥居住,此后又搬去危地马拉,并希望留居于这两个国家。在那段时间里,他为杂志撰稿,参加会议,发表讲演,捍卫自由的原则,因而声誉鹊起,结识了终生挚友,也邂逅了许多女人。这些女人有的对他躲躲闪闪,有的为他深陷爱河,还有一位甚至因为他的离去而痛不欲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他最终之所以离开这两个国家,是因为反对当权的考迪罗‡、独裁者或是受到当地名人的排挤;作为一个没有祖国的人,马蒂宣称自己属于美洲这个更大的祖国,而这些言论总是令他人感到不快。他希望能够到洪都拉斯和秘鲁去。“我的灵魂中满怀痛苦,从一片土地流浪到另一片土地,这样漫无目的地游荡是非常艰难的。”马蒂写道。然而就是在这个灵魂中一直沸腾着一个确定的念头:“我的脑海中始终装着我不幸的同胞;在我看来,也许有一天,他们的自由将取决于我的一呼一吸。”
他在墨西哥与古巴贵族后裔卡门·萨亚斯—巴桑(Carmen Zayas-Bazán)成婚,在第一次独立战争折戟沉沙之后,马蒂曾经非常不情愿地试图回到古巴安家。这次回国行动很谨慎,马蒂将自己的中间名和母姓拼在一起,用了一个半真半假的名字胡里安·佩雷斯(Julián Pérez)。1878年11月,他们的儿子何塞·弗朗西斯科(José Francisco)在古巴出生,小名佩佩(Pepe)、佩皮托(Pepito)。但是,他在良知的召唤下重新回到反对政府的老路上,随即再次遭到逮捕并被驱逐出境,在西班牙度过了一段短暂的时间。
1880年,马蒂来到纽约,为第二场战争筹措资金。这场战争后来被称作“小战争”(Guerra Chiquita),和上一次一样也没能获得成功。卡利斯托·加西亚(Calixto García)将军与二十六位志士共同启程前往古巴。马蒂则留在纽约,担任古巴革命委员会(Comité Revolucionario Cubano)的代理主席。
马蒂住在纽约东29街51号曼努埃尔·曼蒂利亚(Manuel Mantilla)的家里。曼努埃尔是一位病入膏肓的古巴流亡者,几年后就因病去世了。家中还有他的委内瑞拉裔妻子卡门·米亚雷斯(Carmen Miyares)§,以及两名子女卡门(Carmen)和曼努埃尔(Manuel)。在妻子和儿子抵达纽约后,马蒂在布鲁克林租了一套房子。但是卡门·萨亚斯从不认同或真正理解马蒂的政治热情(他的岳父曾经叫他“疯子”),同年10月她就回到了古巴。一个月之后,卡门·米亚雷斯·曼蒂利亚诞下了女儿玛丽亚(María)。这个小女婴不是曼努埃尔的孩子,而是她教父何塞·马蒂的亲生骨肉。此后,马蒂最后一次试图在西语美洲的土地上生根落脚。他前往卡门·米亚雷斯的祖国委内瑞拉,创办了一份短命的出版物《委内瑞拉杂志》(Revista Venezolana),并宣称:“我是美洲之子……委内瑞拉,请告诉我,我该怎样向她效力;把我当作她的一个新儿子。”但是自负的委内瑞拉总统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Antonio Guzmám Blanco)因为马蒂在一场公开演讲之中没有提及他而心生怨恨,对马蒂下达了驱逐令。最终,马蒂又一次回到了纽约。他的母亲恳求他、妻子要求他返回古巴。在给妻子卡门·萨亚斯的信中,马蒂温和而清晰地写道:
你说我应该回去。如果回去能让你开心,我愿意献出我的生命!我不必强迫自己回去,我决定不回(这可能会让你感到不快)。如果你能理解那就太好了。如果你不理解,我又能怎样呢?我知道我的事业对你而言并不重要。但我不会苛求你重视这种纯粹精神性的、秘密的和没有收益的伟大事业,这是不公平的。
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夫妻矛盾:卡门·萨亚斯不理解她丈夫的使命,也决不会支持他。
至此,这场大剧的轮廓已然清晰:为了革命事业被祖国流放,疏远了妻子和深爱的幼子;与已婚女子的私情以及和“教女”相携散步为他带来慰藉。在这之后,马蒂的生命只剩十三年了。卡门和年幼的佩佩回到了古巴,长期生活在那里,时不时回纽约陪伴他一段时间,直到1891年8月夫妻俩最终决裂。在这十年间,马蒂为减轻个人的悲痛,全力投入到工作之中,成了一位活跃的战略家、思想家、演说家、预言家,最终成为古巴独立的精神领袖。他出版短小精美的诗集,翻译小说,编辑书刊,任由自己被极度的渴望所驱使,努力了解和介绍这个接纳了他的陌生国度和光怪陆离的城市中存在的种种奇迹。
如今,纽约成了他在古巴之外风雨飘摇的居所。面对陌生、艰难的环境,马蒂努力地驯服“优美而不羁的英文”,开始在美洲大陆的多家报纸上以来信专栏的形式发表西班牙文文章。马蒂给阿根廷大报《民族报》(La Nación)总编巴托洛梅·米特雷(Bartolomé Mitre)¶写了一封信,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计划。他并不希望专栏只是赞美或批判美国,而是希望以生动、睿智的方式观察美国的现实,让西语美洲了解美国的必要知识。
这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惊奇。他写下的丰富文字成为研究这十年间美国生活面貌的重要资料。他的文字既涉及由相对和平的门罗主义向张牙舞爪的帝国主义的演变,也涵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加菲尔德(James Abram Garfield)总统谋杀案的审判,克利夫兰(Stephen Cleveland)总统的就职和他女友的嫁妆,布鲁克林大桥的开通,科尼岛(Coney Island)周日的喧嚣,第五大道的时尚,舞蹈、雪橇、帆船、拳击、棒球等娱乐活动,纽约的流氓无赖与犯罪活动,杰西·詹姆斯(Jesse James)**之死,汉诺威广场上托雷尔女士美味的马赛鱼汤,各种艺术展览和戏剧演出,黑人地位的明显改善,天主教会的分裂,俄克拉何马州地价飙升的细节,高架铁路的兴建,自然灾害的发生,苏族††与政府军之间的战争。随着时间的推移,马蒂想要写一本书来汇总他在此前写作中涉及的所有人物:亨利·朗费罗(Henry Longfellow)、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尤里西斯·S. 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将军等等。在1886年发表于《民族报》的长篇信函中,马蒂书写了他亲历的自由女神像落成仪式。他以优美的文字描述了这一情景,重现了类似移民乘船驶入海湾,远远望见那片应许之地时一样激动的心情:
终于看到她了,她耸立在比塔楼还要高的基座上,像暴风雨一样壮丽,像天空一样美妙!任何一双干枯的双眸看到她时都会再次满盈着泪水。许多灵魂似乎都打开了自己,飞向她,藏在她外衣的褶皱处,在她耳边低语,伏在她的肩上安静地等待死亡,就像光亮中的蝴蝶一样!她好像是活的一样;汽船冒出的烟雾笼罩着她,赋予她一种朦胧的清晰。她真的像一座祭坛似的,许多汽船跪在她的脚下!……她是由世间的所有技艺创造出来的,就像自由是由人类所有苦难创造出来的一样。
凭借着道德的敏锐和中立的态度,马蒂看到了美国社会的优点和缺点。确实,“对于物质财富不顾一切、强烈且不安的热爱和追求,并不是一个民族良好的根基。这种追求正在摧毁他们的社会,让他们看起来既像巨人,也像婴儿”;确实,有一群“贪婪的思想家”热切地想要沿着海岸线向“我们的美洲”扩张;确实,“看到一只斑鸠死在食人魔的手中是一件极度痛苦的事情”;但是不应该把那些“超级鹰派俱乐部的成员”(aguilistas,马蒂根据西班牙语“老鹰”创造的词,用来描述美国的沙文主义者)与“多民族混居、勤奋保守、努力实现价值并乐在其中的中立”普通美国人混为一谈。考虑到美洲西班牙文化中的慵懒,马蒂觉得亟须描述、理解和解释美国人的生活,让同胞“看到美国的伟大,竭尽全力强调美国人的光辉奋斗”。
在那十年当中,马蒂的专栏每周都会出现在《民族报》上,后来更陆续出现在西语美洲的二十余家报纸上。虽然他做演讲的时候令人振奋,但文章中的言论很少像演说时那样激动人心。他在1881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直白、鲜活、口语、自然、丰富多彩的语言;真诚、坦率、简单的语言。这就是‘扬基’(yanqui)‡‡的语言,是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使用的语言。”他对于词语使用的这一发现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马蒂在纽约期间放弃了“苦难者和受害者”的西班牙传统——例如“仿佛用血书写历史”这样的比喻——而倾向于使用能够表明逻辑的结构和描述方式。在美国的新闻媒体和文学作品中,他发现了语言表达的自由,既不用畏首畏尾,也不用长篇大论:说话、写作与出版已经不再是表达反叛的手段,而是成了一种职业行为,是“生动、简单、实用而又充满人性的沟通”,成了可以公开讨论的内容。马蒂不再使用那些抽象难懂的词汇和权威术语,而是面向读者写作。在西班牙停留期间,他曾细致深入地了解了西班牙黄金世纪和巴洛克时期的诗人和剧作家;如今,他把西班牙最高文学传统这杯老酒倒入了北美新闻业的新瓶。从这个角度来看,马蒂是拉丁美洲的首位现代作家。
马蒂不只以记者的身份做到这一点。他专注于古巴解放事业,并非有意革新语言的审美,但是他恰巧通过三个渠道实现了这一点:他的专栏、诗集和信件。“他从事的是新闻写作,”多米尼加评论家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Pedro Henríquez Ureña)写道,“他在新闻事业中将西班牙语提升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水平……在他的笔下没有哪一行文字是无足轻重的。”很快,这样的革新出现在了1882年出版的诗作《伊斯马埃利约》(Ismaelillo)中,这本书是他出于儿子(佩皮托)离开美国返回古巴后心中的失落感写就的(“我是我儿子的儿子!/是他重新造就了我”)。在恩里克斯·乌雷尼亚看来,这本书“比最早的西班牙语现代主义诗歌潮流还要早十六年”。
《伊斯马埃利约》中共包含十五首诗,其灵感来自儿子返回古巴后马蒂的失落,他亲切地称他的儿子称为佩皮托。诗歌语言简洁、优雅,完全没有19世纪的浪漫修辞。诗中穿插着一些突然的、时常让人觉得惊讶的意象,预示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出现,但是也并没有脱离17世纪西班牙黄金时代诗歌的影响。诗不仅体现了他对儿子的想念,也表达了他对政治自由的追求和渴望。
小小的鹰,
在天空中栖息。
像是翱翔的理想,
冲破它们的监牢!
他记忆中的婴孩遍布于这简短而有力的诗篇中,也许甚至包括对“小小的”这样的形容词的选择:
是什么包裹着你?
肉,还是珍珠母?
微笑像是被装在
阿拉伯玛瑙杯里,
在完美无瑕的胸前
冒着胜利的气泡:
给你!苍白的骨头,
鲜活且耐久!
我是我儿子的儿子!
是他重新造就了我!
语言上的革新也出现在马蒂写给朋友和政治伙伴的信件当中。这些信件在他去世多年之后得到出版。米格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将他视作新时期的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称他“如思想者一样伟大的感受者,甚至更加伟大”。在马蒂的信中,乌纳穆诺看到了两位西班牙先贤的影子:塞内加(Séneca)和圣女大德肋撒(Santa Teresa de Jesús):“在马蒂的信中,经常会看到诗歌的韵律,以及高度凝练的、充满诗意的语句。”
对于马蒂的新闻报道,鲁文·达里奥(Rubén Darío)写道:“他笔耕不辍,这座大都市的热情引燃了他心中的活力。”“在我的一生中,至少有几年和纽约捆绑在一起:每件事都让我和这杯毒药紧紧束缚在一起”,马蒂向他最常联系的墨西哥记者曼努埃尔·梅尔卡多(Manuel Mercado)这样说道。当饮下纽约生活这杯毒药时,他感到“灵魂的恐惧”“一点点缓慢的死亡”以及“如同高烧般贪婪、干枯的内火”。他远离家人,独自生活在这座大城市中,不为那里充满诱惑的生活所动,不得不在各种商业公司做着无聊的工作赚取微薄的工资。重新成为编辑的想法,减轻了马蒂心中的苦闷。
对于一个沉浸在文化工作氛围中的男人来说,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决定。他这样写道:“在这里,一个好想法总能找到热情、柔软、肥沃的土壤。人必须要聪明,聪明就够了。只要做一些有用的事情,你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沉闷和懒惰的人是没有出路的;服从工作法则,生活才有保障。”马蒂认为自己能够为拉丁美洲人译介北美文化,并可以为美洲的这两片土地搭建理解的桥梁。他像1847年时旅美的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19世纪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一样惊讶地发现,这里的每个人都读书,他想鼓励西语美洲的人们也养成这样的习惯。他曾为一本科学期刊《美洲》(La América)担任过短暂的编辑工作,还在上面发表过关于肥料和奶酪的文章。基于这点有限的经验,1886年他打算在一些墨西哥朋友的帮助下,创办“一家目标崇高广阔的美洲企业”,出版“便宜有用、富有人情味、活泼易懂的书籍……帮助人们陶冶情操、从事实际工作。”
开办一个面向拉丁美洲的出版社,这一想法产生于他作为一个新闻记者频繁活动,同时担任乌拉圭驻美国领事的时候,且恰逢他的政治活动危急存亡之时(虽然他并未承担责任)。19世纪80年代中期,因两次试图推翻西班牙殖民政府不成,马蒂建议追随者们等到古巴内部条件成熟,民众对革命者的支持度和革命者的能力均达到一定程度时再行尝试,这样可以保证战争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益,为建立一个自由和谐的共和国奠定基础。他尤其担心前两次战争的领导人安东尼奥·马赛奥(Antonio Maceo)和马克西莫·戈麦斯(Máximo Gómez)的个人专制主义。1882年,马蒂在纽约认识了这两位领导人。1884年他写信给戈麦斯说:
但是除了个人的支持之外,你还能在我身上激发一些东西。在我的一生中,我始终无条件坚守着一个观念:我绝不赞同将个人专制政权带到祖国的土地上,绝不为这种事奉献哪怕一点力量,这种专制远比祖国现在承受的专制统治更加可耻和不幸,后果更严重,更难以根除,因为它会裹挟着某些价值观一起到来,这些价值观会美化政权的想法,并且因为革命胜利而变得合法化……祖国不属于任何人,如果说它属于谁——只在精神上属于——那也是属于一个为服务祖国而超越自我奉献智慧的人。这个人很可能是你,也有可能不是你。所谓伟大,就是要尊重信任我们、对我们寄予厚望的人民;而利用他们的苦难和热情谋取私利,是一种无耻的行径。
接着他写信给梅尔卡多:“如果千辛万苦取得胜利,推翻外来的暴政,只是为了自己坐上宝座,有什么意义呢?我所看到的,只是两个人决定用一场代价惨重的苦战来实现自己的利益。”
马蒂出版“廉价而有用的书籍”项目没能得到墨西哥朋友们的支持,他们觉得这一计划没有市场前景。1887年,他给梅尔卡多写了一封信,说他在物质、个人和历史三个层面的“救赎”希望都落空了:
我本打算利用人们对我名字的熟悉和喜爱,凭着我对出版工作和拉丁美洲的了解,就可以非常好地开展工作。一开始谨慎一些,少量地出版一些图书;然后系统地、有目的地进行调整,使之符合我热爱的土地的需要和特性;随后逐步加大教育书籍的销售力度,直至我可以在这片广袤大陆的各个国家推广我从孩提时期就开始设想的出版计划。通过这种服务他人的方式,我就可以实现对自我的救赎。
随着出版计划的搁浅,这段插曲便告一段落。他最终也没能在墨西哥出版自己翻译的海伦·亨特·杰克逊(Helen Hunt Jackson)的小说《蕾蒙娜》(Ramona),尽管“它是一本好书,而且是以墨西哥为主题的”。10月10日(1868年古巴第一次革命战争爆发纪念日),马蒂往返于纽约和佛罗里达之间,为古巴人做了一系列公开演讲(他在之前的数年间一直拒绝这种行为)。他在前街120号的办公室成了古巴人和其他拉丁美洲人的集会所:“这里就像一座‘国家交易所’。”1887年,马蒂的父亲去世,马蒂承认从未理解过他。他在给自己最年长的古巴朋友的信中说:“费尔明(Fermín),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在这场充满激情的运动中发挥作用了,我只能为它做一点间接的、并不让我感到开心的事。”他自然是在说他对古巴解放事业的热情:“事实是……我现在只为我的国家而活。”
长期以来,马蒂对爱默生的作品和惠特曼的诗歌十分钦佩。马蒂像爱默生一样太过神秘,没有建立哲学体系;和惠特曼一样充满诗情,无法清晰地描绘周遭世界。但是两个美国人都影响了马蒂的核心原则:自由是人们必须亲自捍卫的财富。自由无法出让于人,它是人必须自行肩负的东西。关于自由的理念,关于如何获得自由和构建自由,马蒂在1883年6月为中央公园的玻利瓦尔雕塑落成仪式(适逢玻利瓦尔一百周年诞辰)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说道:“玻利瓦尔并没有像捍卫美洲获取自由的权力那样捍卫人民自我管理的权力。”在关心自由的同时,他同样甚至更为关心的是古巴这个国家应该如何创造条件来实现自我统治。何塞·伊格纳西奥·罗德里格斯(José Ignacio Rodríguez)提出,古巴可以在美国的调解下经过谈判实现和平独立。对此,马蒂在1889年10月给贡萨洛·德克萨达(Gonzalo de Quesada)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想法:
他热爱自己的祖国,按照自己的理解为之服务,在他看来,所有的事情都再明显不过。他自信地认为,出于地理、战略、财政和政治上的原因,美国需要将我们从西班牙政府手中解放出来,赋予我们自由,教我们捍卫它。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我们自己本就没想过要的自由,甚至可以用它反过来对付施予者。这种想法过于天真;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恕我不能接受。
他还提出了一个与这种道德信念相关的问题:“一旦美国被领进古巴的门,谁能把他请出去呢?”
对于马蒂来说,他有四个问题需要解决:专制主义的目标是获得权力而不是自由(他在给戈麦斯的信中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从西班牙手中获得独立的方式;美国吞并古巴的压力,这种主张既有美国人支持,也有某些古巴人支持;美国对古巴的态度。马蒂不得不在各种力量冲突中讨论、分析和协调。众所周知,古巴人面对的是一个腐朽专制的西班牙帝国。按照帝国律法,他们不是公民,而是臣属。但是,马蒂坚持认为,抗争是为了独立,不是为了针对西班牙人:“发动这场战争的是古巴人,而终结它的将是古巴人和西班牙人。他们若不曾虐待我们,我们就不会伤害他们。他们尊重我们,我们就会尊重他们。以硬碰硬,以心换心。”
美国新闻界开始讨论吞并古巴的利弊。在古巴,有很多生活优渥的古巴人支持这一想法。他们相信,吞并可以把他们变成大商人,并大大提高他们土地的价值,以得克萨斯州为例,几十年前毫无价值的墨西哥土地已经成为美国的高价值财产。在报业巨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rst)和“黄色新闻”的影响下,类似的谣言甚嚣尘上。马蒂立即认识到公开讨论的重要性。在1889年3月21日,他给《纽约晚邮报》(New York's Evening Post)写了一封信,题为《古巴的辩护》(Vindicación de Cuba),为美国的古巴劳动者和他们对自由的热爱大声疾呼:
他们仰慕这个国家,这是自由被确立以来最伟大的国家;但他们不信任那些灾难性的因素,它们就像血液中的蠕虫,开始在这个非凡的共和国里搞破坏活动。他们把这个国家的英雄当成了自己的英雄,渴望着人类最伟大荣耀的北美联盟的最终成功;但是,他们无法真正相信,极端个人主义、对财富的崇拜,以及对可怕胜利的持久喜悦能够让美国成长为自由国家的典型。在一个理想的自由国度中,不应有任何基于对权力不加节制的渴望的观点,也不应有违反善良和正义原则获取财富和胜利的行为。
面对美国扩张主义的新意识形态——“我们是这个大陆的罗马人”,法学家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曾说——一向审慎的马蒂正在抛弃最初对于美国的钦佩。他先是感到吃惊,然后觉得受伤、遭到背叛,像是被一头怪物碾过。他不知道如何协调这种不可调和的关系:美国已经承认他在公共生活中是一个平等、自由的人,完全接受了他是一个外国人;但是权力的机器已经开始粉碎他对祖国的梦想,甚至没有注意到他的感受。他们在美国的事务上承认他的存在,但是在古巴事务上完全忽略了他。“让我几乎失去支撑的是,看到我的祖国面临危险,一点一点落入那些要扼杀它的人手中。”不仅古巴不得不忍受这种痛苦,而且“和我有着相同血统的民族也有同样的感受”。
1889年7月,马蒂主持出版的一本名为《黄金时代》(La Edad de Oro)的月刊面世,专门面向拉丁美洲的儿童,这是他最后一次尝试通过印刷世界的文化实现救赎。这本杂志刊登故事、寓言、诗歌和其他儿童感兴趣的读物,但是因为马蒂拒绝赞助人刊发宗教主题文章的要求,只出了四期就停刊了。1890年和1891年举行了两场对于美洲地区非常重要的国际会议:第一次美洲会议和美洲国际金融会议。可这些会议只是让他更为忧虑,进一步认清了现实。
马蒂失望地看到“美国……非但没有巩固民主制度,免于君主制的仇恨和苦难,反而使民主遭到腐化和削弱。仇恨和苦难的威胁死灰复燃”。他认为:“从司法和正统的社会学可以看出……美国自独立以来的特点已经被削弱,不再如当初那么勇敢和宽厚;而相比于早先那群反叛的牧师、空想家和无知野蛮的印第安土著而言,今天的西语美洲人显然更为出众,尽管他们正感到困惑和疲劳。”为了证明他对两个美洲新的看法,他在1891年初写了《我们的美洲》(Nuestra América),成为20世纪西语美洲主义的基石。
首先,他自豪地宣布自己是“我们痛苦的美洲共和国”的一员,这些共和国以其“印第安群众”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了“先进而团结的诸多国家”。在一段自我批评中,他指出“下笔轻率、语言浮夸,却要指责自己的祖国无能、无药可救,并要求自己的国家去适应其他国家的形式和规模,这些行为令我不齿”。不该效仿的模式和规模,如今已经是指向美国人了。“汉密尔顿(Hamilton)的法令管不住平原上的小牛,西哀士(Sieyés)的一句话也不会让印第安种族的鲜血凝固。”马蒂指出,一个国家是根据自身的“自然”条件而诞生的。在驳斥萨米恩托时,马蒂在数年就在他的著作《法昆多》中看到了“我们美洲的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马蒂指出,“文明与野蛮之间并没有斗争,虚假的学术与自然之间才存在斗争”。应当了解,了解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能期望用“美国或是法国的视角”来统治一个陌生的民族……无论是欧洲的书本还是扬基的书本都没有给西班牙语美洲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马蒂这一次用了“扬基”这个词,赋予了它新的意涵。他批评“这些舶来的想法和形式,因为缺乏对当地现实的了解,反而拖累了合乎逻辑的政府的运转”。
他曾经一直认为共和国是“合乎逻辑的政府”,但现在他补充道:“如果共和国不向所有人张开双臂,带领所有人前进,共和国将会消亡。”他所说的“所有人”,主要指的是“未开化”的土著居民和穷苦的大多数。他不再相信共和国了吗?那他想要什么?至少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还不清楚,但几个月后,马蒂在起草古巴革命党(Partido Revolucionario Cubano)的纲领时,就给出了清晰的答案:
古巴革命党为争取“古巴的绝对独立”,并将革命成果辐射到波多黎各而斗争(第1条);革命党呼吁大家精诚团结,避免混乱,并发动“一场旨在追求古巴居民的和平与幸福的、英勇而又短暂的战争”(第2条);战争必须遵循“共和派的精神和手段”,以寻求“一个能够确保人民持久幸福,并能够在南美洲大陆的历史长河中履行其地理位置指明的艰巨任务的国家”(第3条);革命党并不是主张要延续“殖民地的专制精神和官僚结构,而是要建立在坚决并热切地行使人的合法能力的基础之上。这是一个新的、真诚的民主国家,能够通过真正的工作秩序和多方社会力量的平衡,克服一个被奴役的社会突然转向自由造成的风险(第4条)。
在后来的文件中,他继续作为一个典型的共和派讲话,明确寻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致力于发展公民自由、市民生活、新闻自由、教育自由和自由贸易。
他最担心的不是北方邻国,而是北方邻国的“蔑视”和他们对“我们美洲”人民的无知。在新的局面下,马蒂的立场发生了逆转:现在美国需要去了解他的邻国,因为他们的贪婪是源于对拉丁美洲能力和特点的无知。“美国一旦认识了南方的邻国后,出于尊重,就会放弃插手他国事务。”最好对美国试图控制南邻的企图早作预防,并应该防止无意义的仇恨,及时说出真相。马蒂既没有仇恨美国,也没有针对它的思想偏见。他很了解美国,因此提出了具体的想法,撰写文章告诫美国人民。他的劝诫简单、睿智、带有道德和政治色彩:去认识,去尊重,而不是去统治。
马蒂还不到四十岁,但那时他的信中充满了死亡的预兆:“我就要死了,我的全部人生都是在履行职责。”他愈发频繁地提到“即将来临的战争”。同样的征兆也出现在他的诗里,例如给和他共同发动起义的朋友塞拉芬·桑切斯(Serafín Sánchez)的充满诗意的信:
仿佛有什么东西进入了我的内心,
在沉默风暴的前兆,
在更大的沉默中,
在我们都平等的地方。
烘烤面包后
伴随着每天的痛苦,
我手里的笔死了,
我在飓风中裹紧自己……
关于我,我必须告诉你,
在前行的过程中,我很平静。
不害怕雷电,
我正在为未来做准备。
1891年8月,马蒂的妻子卡门和儿子佩皮托(他们三个月前抵达美国)永久地离开了他。背着马蒂,卡门设法获得了领事的许可,在没有经过丈夫准许的情况下离开。马蒂再抱怨也于事无补。在生病之后,马蒂几乎不再有羁绊的人生驶入了一条无法回头的革命道路。
1892年4月,古巴革命党正式宣布成立时,马蒂辞去了在纽约、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领事馆以及西班牙语美洲文学协会主席的职务。他开始四处奔波,为古巴革命事业寻求外部的经济和政治支持。他依次走过了佛罗里达的古巴社区、加勒比海、中美洲和墨西哥。墨西哥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向他的事业捐赠了两万比索。1895年初,第一个起义计划失败了。同年3月,马蒂和戈麦斯将军在多米尼加一起签署并发布了著名的《蒙特克里斯蒂宣言》(Manifiesto de Montecristi)。它不仅是一份战争宣言,还为古巴共和国未来的宪法设计了一份蓝图。他还给多米尼加教育家、作家费德里科·恩里克斯—卡瓦哈尔(Federico Henríquez y Carvajal)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通常被视为他的政治遗嘱:
胜利永远不会降临,有的只是痛苦和责任。我的血在燃烧。现在,我们必须庄严肃穆、满怀深情地面对牺牲,让战争成为不可磨灭的现实。若你听从我的心愿,命令我留下,我就要留下来战斗;如果你让我离开那些让我明白何为死得其所的人,我一样有离开的勇气。我将唤醒世界。但是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坚持战斗,坚持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安静地死去。我的时候到了。
革命行动的逼近和挚爱祖国的临近照亮了马蒂。“他是在国门之外成为作家的,”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方特(Guillermo Cabrera Infante)写道,“但他的代表作品却是在回归与夺回祖国的征途上写就的。”因方特指的是《行军日记》(Diario de Campaña):“在通往死亡的道路上,游击队员的征途成就了他的文学精进之路。”马蒂与他怀恋的古巴土地相遇是一种神迹,这一相遇在《行军日记》中被神圣化了。自然、风景、人物、风俗,他见到、提及和创造的细枝末节,都令人难忘。
在他的信和诗中,马蒂向几乎所有人告别。他留给儿子的只有寥寥数语:“今晚,我要踏上去古巴的路了。我没有你的陪伴,而你本应在我身边。在离开的那一刻,我想起了你。如果我消失在旅途上,你会收到这封信,以及你父亲生前用过的怀表链。再见了,做个正直的人。”他没有给妻子留下任何话。他写给母亲的话,几乎和他的戏剧《阿布达拉》结尾的台词一模一样:“您带着对爱子的愤怒,哀悼我的牺牲;您为什么生下我,这么一个热爱牺牲的生命?”他写给卡门·米亚雷斯的大女儿,他“亲爱的小卡门”,说他爱她,就像是爱自己的女儿,嘱咐她照顾好母亲和哥哥。在“给我的玛丽亚”——他十四岁的女儿写的信中,马蒂用很长的篇幅为她提供了科学阅读的建议、对爱情本质的精微思考,和她未来职业的务实看法。他谆谆教导她相信语言的力量:“向我学习。我将生死置于书桌的两侧,将人民背在背上:你看我写了多少东西。”在信的末尾,他要求玛丽亚“像光一样”感到“纯净而轻松”,又说“如果你再也见不到我……就把一本书,我跟你说过的那本书,放在我的坟上,或者放在你的胸前,因为如果我死在人们找不到的地方,我就葬在你的心里。要好好工作。吻你。等着我”。在他去世前一天,他给他的挚友曼努埃尔·梅尔卡多写了一封著名的信:
现在,我每天都可能为了国家和职责牺牲生命。我清楚这一点,并且有勇气这样做。我的职责是通过古巴的独立,及时阻止美国在安的列斯群岛(Las Antillas)的扩张,防止它得到这股新的力量,扑向我们的美洲。到目前为止我所做的一切,以及今后要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以前我们对此不得不保持沉默,只能含沙射影,因为有些事必须隐蔽些,如实公布的话,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极度难办,最终使目的无法实现。嚣张而残暴的北方邻国看不起我们,企图吞并我们美洲的国家,我们必须阻止他们,即使以鲜血为代价也在所不惜。有些国家——例如你我的祖国——密切关心的是防止美帝国主义者和西班牙人在古巴开辟吞并的道路,但他们被同样性质的琐事和公共的义务所妨碍,没有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提供显著的帮助,尽管这牺牲也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我曾生活在恶魔的身体里,熟知它的五脏六腑:我手中握着大卫的投石索。
马蒂在当时的情势下本不用赴死。但是他选择了自己的死亡时刻。戈麦斯将军指派一名士兵保护他的安全,被他称为“守护天使”。一支西班牙小队经过两条河的交汇处时,马蒂毫不犹豫地向他们发起了冲锋。他的脖子中了一枪,人从马上摔了下来。根据卡夫雷拉的讲述,一个给西班牙军当侦查员的古巴穆拉托人“离得很近……他认出了马蒂,喊道:‘马蒂先生,是您吗?’他随即举起雷明顿步枪再次向马蒂射去。马蒂的尸体落入了敌人手中,被搜查、抢掠,最后被西班牙人匆匆掩埋”。马蒂一生都在期待甚至渴望这样死去,他将之视为自身殉道的结束和救赎的开始。
大约在1900年的时候,哈瓦那(La Habana)的街上开始流传一首哀歌:
马蒂,他本不该死的。
唉,可他死了!
如果马蒂没有死,
清晨听到的将是另一种鸡鸣,
祖国会被拯救,
古巴会很高兴。
马蒂本不该死的!
唉,可他死了!
在神话的意义上,马蒂并没有死,他永远都不会死去。1959年以前,所有古巴人都记得他是为古巴的独立献出生命的救赎者,有人认为独立事业已经实现,有人认为只是部分实现或者受到了挫折。1959年后,当权的革命者称马蒂为自己人,他们视自己为新一代的“大卫投石索”,认为他们已经完成了马蒂的工作。古巴的流亡者们发现祖国仍不自由,“推翻暴政的人取而代之,将胜利据为己有”,他们在马蒂这个一生流亡、为古巴独立而奋斗的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救赎者和无可救药者,马蒂在历史上最终属于哪一类?在某种意义上,他两者都是;但他一定属于西班牙语文学的光辉历史。
马蒂开创了拉丁美洲革命思想的新时代。在他之后不久,其他不同的声音将会响起。
* 原文无此句,译者据《阿布达拉》原文添加。
† “芝加哥烈士”指1886年5月4日芝加哥“秣市惨案”中及此后遇害的罢工工人。
‡ Caudillo,西班牙语,通常指军政领袖或专政元首。
§ 原文写为玛丽亚·米亚雷斯,据其他资料及作者确认为卡门·米亚雷斯。
¶ 阿根廷第六任总统,结束任期后于1870年创办《民族报》。
** 美国传奇强盗,“詹氏—杨格”团伙成员。
†† 北美印第安族群,也泛指所有使用苏语的印第安族群。
‡‡ 泛指美国人,微含贬义,多译为“美国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