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薇薇安
圣帕特里克节那一天，阳光明媚，天气异常温和，男人们只穿着衬衫。从表面看，工作中午就结束了。酒吧到处客满。鲍曼从外面的阳光中走进其中一家，感到目眩，几乎看不清吧台旁边的面孔，但他在后面找到一个站的地方，那里的人都在叫嚷，彼此高声交谈。酒保给他拿来酒，他端着酒杯，四处环顾。喝酒的有男有女，大部分是年轻女人，其中两个——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刻——站在他右侧，一个是黑头发、黑眉毛，当视线更好时，他看到她下巴上有一颗淡淡的黑痣。另一个是金发，额头平滑光洁，双眼间距很宽，能让人立刻注意到她，甚至是带着某种粗鄙的联想。他被她的脸深深地吸引了，以至于很难直视，但她如此醒目，他又忍不住去看她。他甚至有些害怕看她。
他朝她们举起酒杯。
“圣帕特里克节快乐。”他试着说。
“听不见你说话。”其中一个喊道。
他设法自我介绍。这个地方太吵了。他们好像置身于一个疯狂的派对。
“你叫什么名字？”他喊道。
“薇薇安。”金发女孩说。
他走向前。黑发的是露易丝。她已经是个次要角色了，但鲍曼尽量避免过于直白，于是把她也包括了进来。
“你们住在附近吗？”他说。
露易丝回答说，她住在五十三街。薇薇安住在弗吉尼亚。
“弗吉尼亚？”鲍曼说，感觉自己很蠢，好像那是中国。
“我住在华盛顿。”薇薇安说。
他无法从她身上挪开眼。不知为何，她的脸好像没有全部完成似的，烟焰迷漫的五官，不愿笑的嘴巴，一张令人心醉神迷的脸，上帝在上面镌刻了对生命的简洁回应。她从侧面看更美。
她们问他做什么工作，嘈杂声安静了一些，他回答说他是一名编辑。
“编辑？”
“是的。”
“编辑什么？杂志吗？”
“书，”他说，“我在布莱登鲍姆公司工作。”
她们从来没听说过。
“我本来想去克拉克酒吧，”他说，“但是这里这么大动静，我进来看看是怎么回事。我得回去工作了。你们接下来准备……做什么？”
她们要去看电影。
“想一起去吗？”露易丝问。
他突然间喜欢，甚至爱上了她。
“我不行。我可以晚点再来见你们吗？我会回这里来找你们。”
“什么时候？”
“下班以后，任何时间。”
他们约好六点钟见面。
整个下午，他都昏昏沉沉，无法集中精神。时间慢得可怕，但一到五点四十五，他就快步走过去，几乎跑起来。他早到了几分钟，她们还没来。他焦急地等到六点十五，然后是六点半。她们再也没有出现。怀着一种恶心的感觉，他意识到自己干的好事：没要地址或电话号码就放她们走了，五十三街就是他所知道的一切，他知道再也不会见到她们，再也不会见到她了。他痛恨着自己的无能，待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跟旁边一个男人聊起天来，免得万一她们回来了，看到他像条狗一样傻乎乎地站在那里。
他想知道，他究竟暴露了什么，让她们决定不再回来？是不是他走了以后她们被其他人搭讪了？他很痛苦。他感到了一个被毁掉的男人可怕的空虚，这个男人在一天之内看到一切都分崩离析。
早上去上班的时候，他仍旧痛苦不堪。他没法跟艾丁斯谈这件事。在他心里，这像一道很深的裂痕，掺杂着一种挫败感。格雷琴坐在她的办公桌前。艾丁斯闻到一股滑石粉或者古龙水的味道，很可疑的味道。鲍姆进来的时候，鲍曼正安静地坐着阅读。
“今天上午怎么样？”鲍姆轻松地说，那是他心里无牵无挂时惯用的开场白。
他们聊了一会儿，刚聊完，格雷琴走了过来。
“有人打电话找你。”
鲍曼拿起电话，有点生硬地说：
“你好。”
是她。他的心里一阵狂喜。她是来道歉的。六点前她们就回来了，但一直没找到酒吧，她们记不清是哪条街了。
“哦，原来是这样，”鲍曼说，“我很遗憾，但没关系。”
“我们甚至还去了克拉克酒吧，”她说，“我记得你提到过。”
“你能打电话来我太高兴了。”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们回来找过你。”
“不，不，没关系，没事。你看，把你的地址给我好吗？”
“华盛顿的地址？”
“是的，哪里的都行。”
她给了自己的地址，还有露易丝的。她说，她下午就要回华盛顿。
“你有……是几点的火车？有时间一起吃个午饭吗？”
不太行。火车是一点钟。
“太可惜了。要么下次吧。”他愚蠢地说。
“好吧，再见。”她停顿了一会儿，说道。
“再见。”他不知为何同意了。
但他有她的地址，挂断电话后，他看着地址，它的珍贵难以形容。他不知道她姓什么。
在宾夕法尼亚车站宏伟的穹顶下，大块的阳光透过玻璃照到总在等待的人们身上。鲍曼向前走去。他很紧张，但随即就看见她毫无防备地站在那里。
“薇薇安！”
她环顾四周，然后看到了他。
“哦，是你。真没想到。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想过来说再见，”他说，又补充道，“给你带了一本书，我想你可能会喜欢。”
薇薇安从小就有书，她和她姐姐，儿童书，她们甚至还会抢着看。她读过《神探南茜》和一些别的，但老实说，她说，她没有读过多少。《永远的琥珀》[1]。她的皮肤闪耀着光泽。
“好吧，谢谢你。”
“这是我们出的。”他说。
她读了书名，他很贴心。这是她从未期待过的事，也不是她认识的男孩子会做的事，甚至成年人都不会这样做。她二十岁了，但还没有准备好把自己当成一个女人，大概是因为她在很大程度上还得依靠父亲的资助，也是因为她对父亲的感情。她读的初级学院[2]，找了份工作。她认识的女人皆因她们的仪表、她们的骑术还有她们的丈夫而闻名。以及她们的胆量。她有一个姑妈，家里遭了抢劫，两个黑人用枪指着她。她冷冷地对他们说：“我们对你们这些人好过头了。”
薇薇安·阿穆森的弗吉尼亚是盎格鲁式的，享有特权，近亲繁殖。它由葱茏起伏的乡村组成，美丽的乡村，世代富足，低矮的石墙和狭窄的道路被保存下来。老房子是石头砌的，通常一室较深，两侧的窗户都能打开，让清风在炎热的夏天吹进来。这片土地原本是独立战争前由皇室授予的，大片大片用于农业，起初是烟草，后来是奶制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喜欢打猎的保罗·梅隆[3]来到这里，买下了大量土地，朋友们也加入他的行列，为自己买下地产。这里成了马匹和狩猎的国度，猎狗奔跑着乱吠，在它们身后，疾驰的马匹和它们的骑手从树丛周围而来，跳过石墙和沟渠，上坡下坡，在一些地方稍微放慢速度，然后再次狂奔。
这是一个拥有秩序和格调的地方，王国的缩影，从间堡到上谷，与世隔绝的土地和生活，其中大部分有着浓烈的美，广阔的田野在雨中朦胧凄迷，在阳光中温和而明亮。春天是赛马的季节，五月的金杯赛。在举办障碍赛的山丘上，人们带着食物和饮料坐在一排排停好的车里，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秋天的狩猎活动一直持续到冬天，次年二月才结束，那时大地坚硬，河流结冰。人人都有狗。如果你为一只猎犬起了名字，当它不再为狩猎所需时，它就是你的了，事实上，它会被丢在你家门口。
考究的房子属于富人和医生，庄园——他们称之为农场——还保留着古老的名字。人们相互认识，对不认识的人则心存疑虑。他们是白人，新教徒，仅对少数天主教徒怀有心照不宣的宽容。房子里的家具都是英国式的，通常都是古董，祖祖辈辈传下来。这里最要紧的是马和高尔夫：你在比赛中交到最好的朋友。
沿着笔直的双车道柏油马路行驶，不到一个小时就能抵达华盛顿和薇薇安工作的市中心。她的工作差不多就是例行公事，她在一个产权办公室做接待员，周末回家，去参加赛马会、纯种马拍卖会或者去乡下打猎。狩猎队就像俱乐部，要想加入最好的那个，必须拥有五十英亩以上的土地，薇薇安和她父亲就是里面的会员。那个狩猎队的队长是名法官，约翰·斯坦普，一个狄更斯笔下的人物，肥壮、易怒，对女人有不可救药的嗜好，这导致有一次，在被爱慕的女人拒绝后，他企图自杀。他冲动地跳出窗子，但落在了灌木丛中。他结过三次婚，据观察，每次都是跟一个胸部更大的女人。离婚是因为他酗酒，这符合他旧乡绅的形象，但作为狩猎队的队长，他坚毅忍耐，要求尽善尽美的礼节。有一次，当他们犯了错时，他中断了游猎，狠狠地训斥了他们一顿，直到有人说：
“喂，我六点就起床，不是来听演讲的。”
“下马！”斯坦普喊道，“立刻下马，返回马厩。”
后来他道歉了。
斯坦普法官和薇薇安的父亲是朋友，乔治·阿穆森，风度翩翩，总是很有礼貌，对那些他称之为朋友的人又总是格外挑剔。法官是他的律师，法官的第一任妻子安娜·韦恩，胸部不大，但是个很好的骑手，她婚前跟阿穆森约会过一段时间。通常的说法是，当确信阿穆森不会娶自己时，她接受了法官的追求。
斯坦普法官追求女人，但乔治·阿穆森不会，她们追求他。他优雅，保守，在华盛顿乃至全国范围内买卖不动产颇为成功，令人称羡。他沉稳又有耐心，比别人先一步看到华盛顿的变化，多年来，他在城市西北部买了很多公寓楼，还买了威斯康星大街的一个写字楼，有些采用了入股的方式。他小心谨慎，避免谈论自己的财产。他开一辆普通的车，穿着很随意，不搞花样，通常是一件休闲西装和做工考究的裤子，需要的时候就穿正装。
他一头金发中掺杂了些许灰白色，走起路来从容不迫，似乎体现了一种力量，甚至一种原则，象征着事物该有的样子。作为一名绅士和乡村俱乐部里的一个人物，他知道所有黑人服务生的名字，他们也认识他，每年圣诞节他都会给他们双倍的小费。
华盛顿是座南方城市，无精打采，其实并不是很大。那里的天气很糟糕，冬天阴冷而潮湿，夏天又酷热难当，三角洲的热浪。除了政府之外，那里还有各种社会机构，一些老旧但尊贵的酒店，如沃德曼，有很多情妇被包养在那里，所以又被亲切地称为骑术学院；里格斯银行，行家之选；著名的市区百货商店；霍华德·布林，拥有一家保险公司，乔治·阿穆森主要为他工作。霍华德有一天将继承他父亲积累的巨额财富，包括城里最豪华的公寓楼，在那里，这位老父亲戴着软呢帽坐在大厅中，脚边放着一只痰盂，用一双蜥蜴般的眼睛打量着一切。只有合适的人才被允许做房客，即便他们也被冷漠对待。如果他对着来往的人微微点头，就已经被认为是一种礼遇了，不过这种事并不经常发生。但是，这里的公寓宽宽大大，有漂亮的壁炉和挑高的天花板，雇员们遵从主人的暗示，寡言少语到了傲慢的程度。
战争改变了一切。大批陆军和海军人员、政府雇员、被秘书职位的需求吸引到这座城市的年轻女性……两到三年间，那个死气沉沉的州级城市不见了。在某些方面它固守着自己的传统，但旧时光正在消逝。薇薇安在那段时间成年了。她开始出现在俱乐部里。虽然在她父亲看来，她的短裤太短，高跟鞋又穿得太早，但她的观念其实全部来自她小时候那个世界。
鲍曼给她写信，几乎令他不敢相信的是，她回信了。她的信友好而坦诚。那年春天和早夏，她来了几次纽约，住在露易丝家，甚至跟她睡一张床，穿着睡衣打打闹闹。她还没把男朋友的事告诉父亲。她在华盛顿的男友们都在州政府或者里格斯银行的信托部门工作，在很多方面都是自己父母的翻版。她没有把自己当成复制品。实际上她很大胆，坐火车去见一个酒吧里认识的男人，她不了解这个男人的背景，但他似乎拥有深度和创意。他们去吕肖餐厅吃饭，那里的服务生跟他们说guten Abend[4]，鲍曼用德语跟他聊了一会儿。
“我不知道你还会德语。”
“嗯，直到最近，这都不是什么好事。”鲍曼说。
他解释说，他是在哈佛学的德语，因为那是科学的语言。
“当时我以为自己想做科学家。我在很多事情之间摇摆。有段时间我想我可能会去教书，现在我对教书依然有一种向往。后来我决定去做记者，但没能找到记者的工作。然后我听说了一种叫作审稿员的工作。这纯属运气，或者是命运的安排。你怎么看待命运这种说法？”
“没想过这个。”她淡淡地说。
他喜欢跟她聊天，喜欢她间或一笑，笑容让她的额头晶亮。她穿一件无袖连衣裙，小小的、圆润的肩膀发出微光。她咬一口面包，小指卷曲起来，微微张开。仪态，面部表情，穿衣打扮，这一切都在揭示着什么。他想象他们可以一起去什么地方，那里没有人认识他们，他可以一连几天把她留在身边，但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这种事发生。
“纽约是个很棒的地方，对吧？”他说。
“是的，我喜欢来这里。”
“你是怎么认识露易丝的？”
“我们都上寄宿学校，在同一个班。她对我讲的第一件事就是个黄色笑话，其实，也不完全是黄色笑话，但是，你懂的。”
他告诉她，有一次，埃塞克斯大厦屋顶的招牌上，开头的E和S不亮了，到了晚上，剩下的字母就在四十层楼上那么闪着。[5]他没再往下说，他不想显得太下流。
晚上结束的时候，他在门口准备说晚安，但薇薇安却装作他不在身边的样子，开了门，什么也没说。周末露易丝去探望父母了。薇薇安很紧张，但她不想表现出来。他跟她上了楼。
“你想喝杯咖啡吗？”她问。
“好的，那就……不，”他说，“不太想。”
他们沉默地坐了片刻，然后她直接俯身向前，吻了他。那个吻轻盈但热烈。
“你想吗？”她问。
她没有脱掉所有衣服。鞋子、丝袜和裙子，仅此而已。她没打算做更多。他们亲吻着低声私语。她脱下她的白色内裤，一种看起来神圣的白色，他几乎不能呼吸。她的光泽，金色的发丝。他不敢相信他们在做这件事。
“我什么也……没带。”他轻声说。
没有回答。
他缺乏经验，但这很自然，势不可挡。同时又太快了，他没忍住。他觉得有些难为情，她的脸紧挨着他的脸。
“对不起，”他说，“我没忍住。”
她没说话，她几乎没办法判断。
她进了浴室，鲍曼仰面躺着，对发生的一切感到惊奇，沉醉于一个向极致的快乐猛然敞开的世界，超越认知的快乐。他知道了可能等在前方的欢愉。
薇薇安想的则没那么乐观。她有可能会怀孕，虽然她并不确切地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在学校里人们总谈这些，但也只是谈论，含糊其词。此外，还有女孩子第一次做爱就怀孕的故事。她想，这要看她的运气了。当然，这也并不完全是第一次。
“你让我想到了一匹小马。”他深情地说。
“小马？为什么？”
“你那么美丽，还有自由。”
“我不明白怎么会像小马，”她说，“再说，小马咬人。我的小马就咬人。”
她偎依着他，他试图追随她的思绪。无论会发生什么，他们都已经做了。他只感到兴奋。
那个月他去了华盛顿，他们一起过夜，然后第二天开车去乡下和她的父亲一起吃午饭。他拥有一个四百英亩的农场，名叫盖洛普，大部分用来放牧。主屋用粗石砌成，坐落于一座山坡的顶端。薇薇安带他四处参观，转了花园和一楼，像是在给他介绍房子，某种程度上也是介绍她自己。房子装饰得很草率，似乎不介意风格。鲍曼注意到，就像十七世纪的宫殿一样，客厅的一张沙发后面有些干狗屎。
一个黑人女仆侍奉午餐，阿穆森表现得对她十分亲切。她叫玛蒂，用银制托盘端上主菜。
“薇薇安说你在出版界工作。”阿穆森说。
“是的，先生，我是个编辑。”
“我明白了。”
“是个小出版社，”鲍曼继续说，“但在文学方面声誉还不错。”
阿穆森用小指抠着门牙旁边的什么东西，说：
“你说的文学是指什么？”
“嗯，基本上是有品质的书。生命力很长的书。当然，那是最高端的。我们也出版别的书来赚钱，至少试着赚钱。”
“能给我们些咖啡吗，玛蒂？”阿穆森对女仆说。“你想喝点咖啡吗，鲍曼先生？”
“谢谢。”
“薇，你呢？”
“好的，爸爸。”
关于出版的简短对话没有引起共鸣，并不比谈论天气更能引发他们的兴趣。鲍曼注意到，客厅的书柜里只能看到畅销书的书名，每月畅销书，封面看起来都是崭新的。一个桃花心木书柜的玻璃门后面，也有几本别的书，黑色皮面精装，祖祖辈辈传下来，但没有一个人读过它们。
喝咖啡的时候，鲍曼试着最后一次展示自己作为一名编辑的良好形象，但阿穆森把话题转向了海军。鲍曼曾在海军服役，对吗？这条路上有个邻居，罗伊斯·克罗威尔，他去过安纳波利斯，和“印第安纳波利斯”号[6]的舰长查理·麦克维[7]同年入伍。鲍曼有没有碰巧在海军里遇到过他？
“没有，我觉得没有。我当时只是初级军官。他是在太平洋战场吗？”
“我不知道。”
“嗯，大西洋上也有一支庞大的舰队，负责护航、进攻，诸如此类。好几百艘船。”
“我不知道，你得问他。”
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他就让鲍曼察觉到他是在窥探什么。这次午餐是这样一顿饭：刀叉碰到盘子或者玻璃杯被放下的声音，只会更加凸显出人们的沉默。
在外面，当他们走向汽车的时候，鲍曼看到有东西沿着车道慢慢移动，在常春藤花圃上留下起伏的曲线。
“我觉得那里有一条蛇。”
“哪里？”
“那边。正往常春藤里爬。”
“该死，”薇薇安说，“那刚好是狗喜欢睡觉的地方。大吗？”
那不是一条小蛇，有水管那么粗。
“相当大一条。”鲍曼说。
薇薇安四处看了看，找了一把耙子，放到常春藤花丛里疯狂地来回耙着。但是蛇已经不见了。
“是什么东西？响尾蛇吗？”
“我不知道。很大。这附近有响尾蛇吗？”
“当然有。”
“你最好还是出来吧。”
她并不害怕。她操纵把手，最后一次拨开乌黑发亮的叶子。
“该死的东西。”她说。
她去告诉她父亲。鲍曼站在那里看着厚厚的常春藤，警惕着任何一丝动静。她就那么一脚踩进去了。
那天往回开的时候，鲍曼觉得他们正在离开一个连他的语言都不被理解的地方。他正要开口谈论这件事的时候，薇薇安发表意见了。
“别介意，”她说，“爸爸有时就是那样。不是你的问题。”
“我觉得我没有留下特别好的印象。”
“噢，你真该看看他对待布莱恩的样子，我姐姐的丈夫。爸爸叫他韦安。他总说，她到底为什么选他？他连马都不会骑。”
“你这么说并没有让我感觉好受一些。我会开船，”他补充道，“你父亲会开船吗？”
“他一直开到过巴哈马群岛。”
她似乎铁了心要维护他，鲍曼觉得不应该再说下去了。她坐在那里，侧身望向窗外，神色游离，但她穿着皮裙，头发向后绾起来，脸庞一览无余，脖子上缠着一根细细的金项链，一副引人渴欲的样子。她转过身来看向他。
“这就好比，”她解释说，“进正屋前你得先换鞋。”
“你母亲也是那样的人吗？”
“我母亲？不是。”
“她是什么样的？”
“她是个酒鬼，”薇薇安说，“这就是他们离婚的原因。”
“她住在哪里？间堡吗？”
“不，她在华盛顿杜邦圆环附近有一套公寓。你会见到她的。”
薇薇安又说，她母亲过去很漂亮，但现在看不出来了。她从早上开始就喝伏特加，中午之前很少穿戴整齐。
“其实是爸爸把我们养大的，我们两个是他的女儿，他得保护我们。”
他们沉默地开了一会儿，到森特维尔附近的时候，他瞥了她一眼，看见她睡着了。她的头轻轻垂向一边，双唇微微开启。他涌起一阵肉欲的渴念。她被丝袜包裹着的光滑的腿，他想象它们分开的样子，它们的长度和形状。他意识到他有多么爱她。她有一种力量，能给予人无限的幸福。
在车站告别的时候，他感到他们之间已经有了一些确凿的联系。虽然前途未卜，但他获得了一种确定性，一种永远不会消逝的确定性。
[1]Forever Amber，凯瑟琳·温莎1944年出版的历史传奇小说，故事发生在十七世纪的英格兰。
[2]Junior college，两年制的专科学院。
[3]保罗·梅隆（Paul Mellon，1907—1999），美国慈善家。
[4]德语，意为“晚上好”。
[5]埃塞克斯大厦的英文为ESSEX HOUSE，ES不亮后，只剩下了SEX HOUSE。
[6]指美国军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CL/CA-35），美国海军的一艘波特兰级重型巡洋舰，以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命名，1931年下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指挥第五舰队在太平洋中部作战。
[7]即查尔斯·巴特勒·麦克维三世（Charles Butler Mcvay Ⅲ，1898—1968），美国海军军官。1945年“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在海上失踪的时候，他是其指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