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学期

第一章　荷马1

《伊利亚特》关于荣耀和死亡的暧昧不清的态度，挑战了我们现今的大多数观念，关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真、什么是英雄，以及最后，什么是人性。

《伊利亚特》

我忘记了。我忘记了它那极端的残忍与温柔，以至于现在读起来，随便翻到它15 693行中的任何一行，都令我震惊。一个濒死的词，“震惊”。自从《北非谍影》（Casablanca）里克劳德·雷恩斯的那句名言之后，已经很少有人能善用这个词了：“发现这里有赌博，真是令我震惊，震惊啊。”边说着边把赢的钱收进腰包。但对于这么强烈的激动和警觉，只有这个词才足以形容。空气凛冽鲜活，船队阵容强大，风怒火烈，战役如火如荼，平原上惊马嘶鸣，慌乱摔跌；战士前仆后继倒在尘埃中；思乡与念亲之情如此强烈，而对于温柔与和平的渴望饱受摧残，使得争战双方立即和解，其间即使不共戴天的仇敌也沉迷于赞叹对方的高贵和美丽——这是一首战争诗，而里奇蒙·拉第摩（Richmond Lattimore）的译文生动鲜活地再现了近乎偏执的观察下令人无法置信的可怕场面。

伊多梅纽斯用矛插进他的

胸口中央，戳裂了他披挂青铜的铠甲，

那是以前曾保护他身体免受毁灭的。

于是他叫，大叫出声，被戳裂了，身中矛枪，

而摔落，一声巨响，矛紧紧卡进他的心脏，

但那心脏仍在喘息和跳动，摇晃了矛的尾端。（XIII, 438～444）

如果我是在购物中心的恐怖电影里看到那支抖动的矛，我会从黏糊糊的地板上跳起来夺门而出。非人的剥削！青少年什么书也不读，所以他们才会喜欢这种恶心的垃圾电影！但这可是西方文学之始的景象，还是最有名的一本书。

那支颤巍巍的矛令人汗毛直竖，不过还有更吓人的景象：插在矛头上的眼珠被胜利者高高举起，矛锋砍进嘴巴就是“黄铜的矛头往上一扬便直直削去了脑，白骨粉碎”。荷马记述这些砍杀的时候显然津津有味，但突然就转变成了苦涩的哀伤（这是这些景象不同于恐怖片的一个地方），以及对正常生活的渴望，使我们眼前令人目瞪口呆的灾祸之中渗进了怀旧的气息。淋漓尽致的暴力中充满着最深沉的惊惶。扎营在特洛伊城外的希腊人离家千万里，但家，以及所有可能在那里发生的可爱的、正当的、给人安慰的事物，都是在令人心碎的时刻闪现的。就像是：

希摩埃西欧斯这个俊美的青年，是他

身为伊妲后人的母亲在希摩埃斯河岸生下的，

在她跟随父母牧羊之后。

所以他们叫他希摩埃西欧斯；但他再也不能

回报他挚爱双亲的照顾；他英年早逝，

被打倒在心高气傲的埃亚斯的矛下，

在刚前进的时候被击中了右胸的

乳头，青铜的矛头一路戳穿肩膀。

于是他跌落尘埃，像一棵黑色的白杨树……（IV, 472～482）

右胸的乳头。荷马用他可怕的精确笔法，告诉我们长矛从什么地方进、什么地方出，砍断了哪一只手脚；他告诉我们死去的人不会回到丰饶的土地上，不会再照顾年迈的双亲，不会再从他们年轻的妻子身上得到乐趣。他开门见山，有一种超越所有幻想的决定性。到头来，（由诸神推动的）战争会吞噬他们绝大多数的人，希腊人或特洛伊人都一样，战火会接连燃烧一年又一年，像一个具有排山倒海之势的谜，每一分钟都充满了紧迫的活动，整体上却毫无意义。起先是一方长驱直入，歼灭了成千上万人，眼看就要赢得胜利；然后过了几天，某个神的伎俩或是某个幽灵幻影的激励，给了筋疲力尽的战士的迟钝大脑一点刺激，使另一方恢复了元气，向前迈进，收复失地。在诗开场的时候，这进进退退的动作已经持续九年多了。

爱德华·泰勒教授说，我们将建立自我

老师是个矮小结实的男人，六十岁左右。他走进教室，在黑板上写了一些开头字母：

W　A　S　P

D　W　M

W　C

D　G　S　I

正当我们大多数人试解其意时（前两个对我不成问题，第三个我拿来对自己开了个乏味的玩笑，第四个则难倒我了），他转过身来扫视全班，用热情的、几乎是恳求的口吻说：“我们在一起只有一年的时间……”他的声调祈求而忧愁，像是个害怕被拒绝的情人，然后别扭地顿了一顿。有些学生觉得窘迫，于是低下头。他接着说：“这门课程已经被攻击了三十年。有人说，”他指向第一行字母，“这些作家都是盎格鲁—撒克逊白种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s）。事实并非如此，不过没关系。他们说这些都是死掉的白种男人（Dead White Males）；事实并非如此，不过没关系。还说这都是西方文明（Western Civilization），这也不大对，西方文明有很多个，不过没关系。有关系的是这个。”

他看着我们，然后转身面对黑板，仔细、恭敬地端详“DGSI”这几个字母，揉着下巴。“别被扯进去。”（Don't Get Sucked In.）他终于说。再度停顿。我注意到我身旁的女孩有着张牙舞爪的头发，下巴和前额长了一大堆痘痘，惊慌地咧开嘴。其他的人在笑。抱歉，不是“他们”，是他们／她们，是大一新生，来自各科各系，很多并非主修文学，因此包括了未来的律师、会计师、教师、商人、政客、电视制作人、医生、诗人、游手好闲的人。他们来上文学人文课，这是一门必修课，哥伦比亚大学几乎所有学生都在第一年修完。这说不定是他们在学校里见到的第一位老师，而他并没使他们太好过。

“别被虚假不实的想法给扯进去，”他说，“你们在这里不是出于政治。你们在这里是为了很自私的原因，那就是要建立自我。自我是创造出来的，不是继承得到的。创造自我的方法之一是借鉴过去。呃，如果你觉得《伊利亚特》无聊、讨厌，或颂扬战争，你说得没错。那是你脑海中的一首诗，让它在你脑海中成形。这里面的女人是馈赠品，是战利品，像三足鼎一样，或者比三足鼎还不如。如果读这首诗的任何男性将校园里的女性当作财产看待，会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我也相信你们读了这首诗之后，不会出去找一个人来大卸八块。”

喔，我想，披头士时代的酷哥。他承认显而易见的指控，以求减弱其影响。而关于先验的价值、西方的最高经典诸如此类的东西则丝毫未提。我们在这里是为了自私的原因。他的声音悦耳却奇怪，是平稳的男中音，句子短而有力，却有嘲弄的意味。语调低沉，仿佛他在为说出的字句加饰黑色丧服似的。披头士一族的机智。他几乎是在嗡然念叨，但其中包含了些小小的惊奇，有稍稍暗示的概念，还有突然扩张的感觉。他有种阴沉的魅力，像莎士比亚笔下那些端正古老的丑角。

我清楚地记得他：爱德华·泰勒（Edward Tayler），英文教授。二十九年前我上过他的课（那时他是个年轻的助理教授），一堂17世纪玄学派诗歌的课，是当时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学生必修的系列课程之一。我记得自己当初对他那晦涩难解的举止感到既迷惑又好奇。他显然很聪明，但他喜欢四处乱跳，让学生失去平衡，他会做出暗示后又撤退。我在课堂上学到了一些关于邓恩（John Donne）和马维尔（Andrew Marvell）的东西，然后在离开课堂时松了一口气。这些年来，他已经变成了一位有名的老师，现在被誉为人文学科鼎鼎大名的“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教授”。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那里时，特里林是哥伦比亚大学最负盛名的英国文学教授，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诠释的圆圈’，”泰勒说，“这是狄尔泰（Wilhelm Dilthey）说的。除非你掌握了结构，你才会知道怎么处理细节；而同时，除非你知道了细节，你才知道该怎么处理结构。在人生和文学中都是如此。诠释的圆圈是个恶性循环。呃，我们在一起只有一年的时间，你必须阅读。你在大学的四年中将要做的所有事情里，从自私的原因出发的话，没有比阅读这门课的书更重要的了。”

他们可会建立自我？从我在教室一侧的位置，我偷偷瞄了一眼。此时此刻，他们看起来像是一块一块的、混沌未开的大一学生。男生把腿伸得老远地坐着，眼睛盯着笔记。其中一些反戴着帽子。他们才十八岁，顶多十九。穿着T恤、牛仔裤，反戴着帽子的他们，有种夏令营式的早熟，像是刚带着一群十岁小孩去爬山回来的辅导员一样，随时要说“给我啤酒”。女生有很多也穿着T恤，头发用橡皮筋绑在脑后，注意力比较集中；她们看着泰勒，但眼神空洞。

泰勒发下来一张有数段引文的纸。最上面的是《创世记》开头的句子。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

光与暗分开了。……上帝说，

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

使旱地露出来。

“你们也许不相信上帝创造了宇宙，”泰勒说，语气是忧伤的、阴沉的，“但无论如何，看看上帝在这一段里做了什么。他在设立对立的东西。这也是我们一生中都在做的事。从二元对立中出现了道德的对立面。有的人是你会接触的，有的人是你不会接触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一种排除。要如何逃出二元对立的束缚？呃，我们稍后会读到的圣奥古斯丁说，在亚当和夏娃的堕落之前是没有非自主的行动的。堕落之前，亚当从来没有非自主地勃起过。”一阵停顿……“如果亚当和夏娃想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但你们是毁了，你们有麻烦。你想做的和你应该做的不是同一回事。你想出去和朋友喝杯啤酒，于是你必须逼迫自己通过一系列的战役。在亚当和夏娃的堕落之后，你掉进了双重性。”

纸上还有其他的引文，包括一段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诗，但泰勒当下并未说明它们可能有什么意义。他扫视全班。有人听懂了吗？也许有吧。那么我呢？走着瞧吧。然后他又表现出一副诚恳的情人样。然后他又说了一次：

“呃，走下去的时候注意你们的心灵状况。这是一项非常自私的事业。”

* * *

《伊利亚特》的情节展开的时候，最初造成这一连串事件的起因——一个男人拐跑了另一个男人的老婆，几乎已不再被任何参战者提起了。荷马在对着听众们吟唱的时候，必然是预期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老掉牙的故事的。多年以前，特洛伊的王子帕里斯在造访希腊国王梅内莱厄斯的寓所时，带走了心甘情愿跟着他离开的美丽王后海伦。于是戴了绿帽子的丈夫的弟弟阿伽门农召集了各地的国王和王子，率军前去包围特洛伊城，打算惩罚骄傲的城民并夺回海伦。但在九年多的征伐之后，当初引发这整场大战的风流行为已经被大多数人遗忘了。这个时候，羞愧的海伦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荡妇（她困窘地出现在特洛伊城的墙头时，事实上是蛮令人失望的），而她的第二任“丈夫”帕里斯谈情说爱的本事强过作战，根本很少在战场上露面。当他真的出现并和梅内莱厄斯决斗的时候，诸神又插手混淆了结果，使得战争继续下去。九年之后，战争本身变成了战争的理由。

一本书怎么能同时让人觉得受伤和兴高采烈？《伊利亚特》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残忍和高贵的行为似乎是相生相成的，就像是某个有害的幻想所产生的一体两面的善与恶，共同形成了一个可怕的不稳定人格。毕竟，西方文学起源于两个高傲的海盗分赃不均的争执。在诗篇的开始，聚集在特洛伊城墙前的希腊诸部族（荷马称他们为亚加亚人，在他的时代，希腊并没有国家认同）正大难临头。他们的领导人、国王中最强的阿伽门农从邻近的城里掳来了一个年轻女子当情妇，她的父亲是阿波罗的祭司之一；阿波罗愤怒之余，降下瘟疫报复希腊人。阿伽门农是个脾气暴躁、爱逞威风的国王，发号施令时并不稳重。在其他领导人的施压下，他恼火地把女孩还给了她父亲。结果为了补偿这个损失，他竟把手下大将阿喀琉斯的情妇占为己有。女人们像是金制品或头盔似的被传来传去。这自家阵营里的打劫令阿喀琉斯大怒，几乎要杀了比他年长许多的国王。他在最后关头克制住没动手，从战场退回自己的帐篷，向他的母亲西缇丝祈祷，希望自己这一方战败；然后他就坐在帐篷里，弹弹七弦琴，“歌颂男子的名声”（也就是他自己的名声），任由他的朋友们被特洛伊人砍杀。接下来的一串战役，惨烈程度在我们的文学中无出其右者。

在西方文学艺术的初生期，这本书几乎太过分了，是一部极端而诡异的文学艺术作品。它令人想挺身而起直视它，因为这诗篇描绘的就是生命的极致，几乎永不停止的调兵、遣将、前进、撤逃，其间交替的和平时期是那么强劲，会议—宴会—竞技，简直不像能让人有喘息的机会。阅读这整篇诗，就像是直接面对一场不肯消停或止息的风暴。起初，我必须挣扎着读它；我并不感到无聊，但我想反抗，我的注意力像腾跳的马一样不愿被缰绳束缚。它太冗长了，我想，太残忍，太重复，而且，尽管它对战争的描写如此有力，离我们还是有一段奇怪的遥远距离。在这一切之中，荷马在哪里？他无所不在，选取、塑造着材料，但作为一个可触碰的存在，作为一个良心，他又无所在，而对一个现代的读者来说，没有良心是骇人的。没有人告诉我们要如何对那些残忍的行为或对任何东西做出反应。我们只能靠自己。被电影喂饱的我不习惯于如此努力地工作，而当我坐在家里的沙发上阅读的时候，总是会做白日梦，想着跳出座位，跳进卧室去，躺在床上打开电视，或是跳进厨房去打开冰箱。我在脑海中把自己拉回来，终于安稳下来读了又读，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是跌跌撞撞、浑身酸痛的。

校园书店

其他的男人或许有比较活泼的记忆，比如主场比赛进球得分然后亲吻一个女孩、那些秋天气息、口袋里的小酒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式的东西，但我大学时代最甜美的回忆是偏向亲昵、沉静的那一面。在每一个学期的开始，我会站在各科必读的书本前，慢慢品味那个时刻，就像一个小孩看着商店橱窗里他知道父母会买给他的那辆脚踏车一样。我很快就会拥有这些东西了，不过购买它们的行动可以延缓。急什么呢？各个科目必读的书放在学校书店的架子上。我会长久地注视着它们，拿起来，翻一翻，假装我并不真的需要这一本或那一本，把它放下然后再拿起。如果没人在看我，我甚至会闻一闻书本、摸一摸书页，这是我对书的质地触感有偏好。当我知道我的偶像、伟大的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把书当作很感性的物体而沉迷其中时，我觉得很高兴。

显然，让我兴奋的不只是学习，而是阅读那些宝典的这个念头，是拓展自己的可能性，是接触陌生事物的冒险感。阅读具有一种收藏家的热情和占有欲：我想吞下整个书店。这是我在做梦。上学期可能书读不下去或者没意思，老师授课令人昏昏欲睡，甚至我可能自怨自艾地虚耗了一学期，但在新学期开始时，我总是振作起来到书店里进行美妙的巡礼。每当我站在那里时，就看见我自己安详地吸收一切，尽管我阅读的速度慢得可恨，要咀嚼到风味几乎尽失了为止，以至于从没能读完任何一科开出的书单。

从那时起便一直是如此。从曼哈顿城中走回家的路上，我会不幸地被吸引进某间书店，比如说百老汇和57街交叉口的“大竞技场书店”，在那里买下两三本书，然后它们常常会在我的书架上一坐数年，可能没被动过或是只读了一部分，直到有一天我找什么东西的时候才会抽出一两本来，惊讶地发现我有这些书。我喜欢拥有它们：我惯于买书，但不见得总是惯于读书；也许对出版业有帮助，不过对我自己却没有。

阅读是仅次于食色的最自然、最重要、最令人满足的行为之一，却奇异地变成了一种困扰的经验。我读的很多，有时候我整天阅读，但读的大部分是新闻性的东西：文章、评论，或者是我写《纽约客》杂志上的影评之前需要看一看的电影原著小说，或者是我从不会错过的作家，如菲力普·罗斯（Philip Roth）、索尔·贝娄（Saul Bellow）、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书，读他们的作品比较像是和信任的朋友重温情谊，而非全新的体验。但我读了什么？我是说认真地读了什么？阅读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去斯万家那边》（Swann's Way）是一个狂喜的经验，不太可能被《追忆似水年华》（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的其他部分取代。至少在我当下心有旁骛的状况中是不太可能的。要读像普鲁斯特这样密布浓郁细节的书，你需要特别拨出至少一个小时的安静时间；虽然我认识一些人会早起读普鲁斯特甚至一本不错的新出版的美国小说，但我自己是没办法早起的，而即使我能早起，我会做的也是煮咖啡，然后在儿子们进占厨房之前读《泰晤士报》。我太太的生活和我的一样不得安宁，却仍然能一本接一本地读很多书，有时候能一口气啃完同一个作者的所有作品。但我已不再能定下心来约束自己认真地阅读，我失去了一个真正读者的习惯，那就是一头栽进某本书，狼吞虎咽地读，不管是在公车上、浴缸里，还是在午餐柜台边。电影中充斥着垃圾，令我厌倦，但当我拿起一本正经的书，常常读了二十页就心不在焉。我想要读，但纷乱的思绪就是蜂拥而来，使我无法专心在书中的字句上。我的节奏改变了。我变成了一个看电影的、看杂志的、看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人。当CNN报道了某个重大新闻，我会在当天的某几个时段继续收看最新消息，然后在半夜被汽车警报吵醒的时候接着看故事的发展，然后隔天早上再看看结局。要保持“消息灵通”云云，简直会变得像噩梦一样。如果你持续关注某一个报道，你就会开始觉得自己像是滚来滚去的球，或者是时钟指针，总是回到原点。

回到学校里，会迫使我去读书店里那整个书架。回去的意思不是要找寻我的青春，这想法太可怕。依我现在的想法，青春岁月是人生中最被过度称赞的时光。当你年轻的时候，你没办法看着你的孩子玩耍，也享受不到权力，而且你花的是父母的钱。我跌跌撞撞地混过了年轻的时光，现在享受着中年人的特权，但我渴望能……再有一个机会，一段用来认真读书的时间，一次重回学校的尝试。我厌烦于对所有的事都一知半解，我渴望投身于比我的事业更广大的东西。

四十八岁的我，站在哥伦比亚大学位于115街和百老汇交叉口的书店里。它比起当年要大，也更为明亮，我做学生的时候这书店塞得满满的，让人摆脱不掉新书散发出的那种淡淡香气。我感到莫名的兴奋。文学人文课和当代文明课的书都在这里：两本厚厚的荷马；企鹅出版社版本优雅的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和霍布斯（Thomas Hobbes），镶着黑色的边框、字体统一；装帧庄重的学术版本的柏拉图（Plato）和洛克（John Locke），一本正经，封面或封底都没有装饰，只有书名，内页是端庄朴素的字体，印得密密麻麻的，像法律书籍一样。这些书可能很难读，我为此感到激动。我将要读书，我将要学习，我将要和十几岁的人坐在一起了。

我没注意到的事物

阿喀琉斯真的是我们文学中的第一个英雄吗？他看起来像个傻瓜，幼稚而自恋。西方文学的第一个词是menin，古希腊文中“愤怒”的意思。荷马指的是阿喀琉斯的愤怒，其中包含着神祇的怒火的成分，足以摧毁军队、攻破城市。但是在我们看来（虽然古希腊人不以为然），阿喀琉斯的愤怒似乎和神祇并没有太多关系，而是虚荣自私的。他的战利品被另外一个男人抢去了，于是他坐在营帐里生气，就因为如此他怒火冲天，岂不是反应过度得离谱吗？然而即使在阿喀琉斯退开的时候，他仍然是全诗的灵魂人物；他的情绪化、自我中心，正是使他迷人的原因之一。他创造出一种氛围，一种特殊的震动。从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年轻时一些精彩的阴沉演出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阿喀琉斯的某些个性。阿喀琉斯愤怒的意愿对命运的影响，超过任何凡夫俗子的平庸欲望。

他很年轻，可能才二十出头，天不怕地不怕，身高体壮，动如脱兔，充满了肌肉和美感，把他自己看得无上重要，甚至当他的荣耀受损的时候，他情愿让战况恶化。特洛伊人在他们的壮士赫克托耳的领导下，杀了许多希腊人，已经逼近烧毁希腊船舰、切断他们退路的地步。和阿喀琉斯同住一个营帐的密友帕托克罗斯为了力挽狂澜，穿戴阿喀琉斯的盔甲上阵，顶替了阿喀琉斯被赫克托耳杀死。

这下子阿喀琉斯不再避不出战了。他勃然大怒，而且伤心欲绝，终于决定上战场（此时我们已经读了一大段诗了，还没看到过他打仗），天空和大海都为之撼摇动荡。天色变暗，幽冥世界几乎迸裂开来，势不可挡的巨大力量出动了。阿喀琉斯开始作战，在厮杀中发泄他的苦痛。第十一卷开场时，他正在将特洛伊人赶回特洛伊城中：

但当他们将要横渡美丽奔腾的

滚滚的赞索斯河——这流水的父亲是不死之身的宙斯——

阿喀琉斯杀进他们阵中，把一些人赶过平原，

朝那城市的方向，就在前一天的同一个地方，

当显耀的赫克托耳仍怒发冲冠时，亚加亚人惊恐地四散奔逃。

就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大批撤退；但赫拉降下了

浓雾在他们面前阻挡。同时另一半人

正拥挤在河水深深的银白色旋涡中，

嘈杂喧嚣地跌跌撞撞，而湍急的河水

发出声音，四周的河岸巨响回应，他们高叫出声，

试图往各个方向游，在旋涡中打转。

就像是在熊熊火焰前逃散的蝗虫

群集半空投向河中，而不屈不挠的火焰

突然窜出，蝗虫便挤在水里；

此时阿喀琉斯眼前淙淙的赞索斯河

深水的旋涡中便满是人马杂沓。

但从天而降的阿喀琉斯将他的矛留在岸上

倚靠着柽柳，然后像不死的神一样跳进水里，

只带着他的剑，但他是来者不善的，

于是他在四周砍出一个圈子。他们可悲的哀号声

响起于他们被剑砍中时，水被血

染红。就像是张开大口的海豚面前其他逃散的

鱼族，充塞了深水港的每一个角落。

心生畏惧，因为他抓到的都迅即吞噬；

沿着那可怕的河岸特洛伊人

在峻岩下颤抖。他，当他手杀得累的时候，

从河中选取带出了十二个人

为帕托克罗斯——梅诺丘斯之子——的死复仇。

这些人，像吓呆的小鹿，被他从河中带出

绑住双手，所用的皮绳是切割于

他们自己穿的长衫上解下的皮带，

让他的同伴把他们带到空船上，

然后自己旋身回去，仍杀气腾腾。（XXI, 1～33）

荷马不需要向他当时的听众解释说，皮绳干了以后会缩紧，会勒进阿喀琉斯那些特洛伊俘虏的皮肉里。他也不需要解释为什么稍后阿喀琉斯杀了一个他认识的特洛伊战士，尽管那人在他脚边求饶。但一个美国读者对此会有什么反应？他来自一个号称道德的社会。我们的法律和行政系统、总统的言论、流行文化（影响所及，电视里的警察鲜少不对受害人照顾备至），都包装在关心里。事实上这个社会对艰苦的处境常常是无动于衷的，也难怪整个国家的心态充斥着反讽和愤世嫉俗。相反地，希腊的观点虽然野蛮，但不做作。《伊利亚特》里的希腊和特洛伊贵族们将死亡看作是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事，他们眼中的世界不是愉快与否的问题，也不是善良或邪恶的问题，而是光荣或可耻的问题。我们也许可以说荷马笔下的人生观是高贵而非道德的，但这样的划分终究会误导我们。对希腊人而言，高贵就包含着道德的性质。你并非基督教所谓的好人或坏人，而是强壮或虚弱、美丽或丑陋、征服人或被打倒、活着或死去、受众神眷顾或诅咒。泰勒所谓的“二元对立”便是如此，但这里的划分法对我们而言是陌生的，而荷马依此对人格或事件所做的评断非常严格。

学院中反对西方经典课程的人，不断地督促读者思索“他者”——以西方的标准看来奇怪或讨厌的其他文化，据称是被我们践踏、边缘化了，另外还有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遭到排斥或轻视的他者：女性，有色人种，任何非白种、非男性、非西方的人。但在这里，在西方书写文化之初（《伊利亚特》也许能上溯到公元前8世纪），有着像是“他者”的东西，那就是希腊人本身，一个高贵野蛮的种族，他们脱取尸体的盔甲，在大排场的宴饮中甚至在战场上向彼此朗诵自己的家谱。杀人、掳掠、洗澡、吃饭、向神献祭。我们和这些古时候东地中海的劫匪有什么关系？

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的今昔

这些大学生看起来真是苍白。我坐在娄氏图书馆的台阶上，看着他们在开学第二天的校园里走动，放眼望去没有几个人是晒成棕色的。难道他们都不去海滩了吗？我知道这个大学是在城市里，但我们刚过了三个月的暑假呀。他们看起来也不怎么快乐；他们看起来严肃，甚至有点阴沉，而且紧张。也许是刚开学的焦虑吧。还有，这里的学费是天价（包括食宿在内，大约二万三千美元），很多学生即使有补助，可能还是需要钱。对了，他们一定是整个夏天都在打工，而且是做室内的工作。没时间去海滩。无论如何，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向来看上去就不太健康。这说不上是一个风度翩翩的校园（光鲜亮丽的人都上别的学校）。但他们聪明、严肃而有野心，这不就是我喜欢他们的地方吗？

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的那个时代，这学校里充满了城里的犹太人和意大利裔美国人，学究式的、面色青黄的年轻男人（就像我），偏好萨特和卡夫卡、贝多芬和摩登爵士四重奏，身穿灯芯绒外套或海军大衣，用当时流行的模仿亨佛莱·鲍嘉（Humphrey Bogart）的样子抽骆驼牌或吉坦司牌没有滤嘴的香烟。当然学生不只包括我们。事实上，我和我的朋友们——将来会走法律、教育、新闻的道路的英文和历史系的学生——只占少数，但我们创造出我们自命不凡的哥伦比亚大学，围绕着著名的作家（也是近期的校友）如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与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以及英文教授如特里林、弗雷德里克·杜贝（Frederick Dupee）和史蒂芬·马库斯（Steven Mar-cus）。还有一部分学生是我认为的常春藤联盟的男孩——我叫他们贵族划桨手——他们有一种高傲但抑郁的样子，仿佛因为他们读的不是普林斯顿而失望。我对他们有偏见，不只是因为他们的举止和我们不同，也因为他们通常体格都很好。大部分的男学生都比我们那时候体型好，他们几乎全都有点肌肉男的样子（这在1961年的知识分子学生中可是有失身份的）。

更重要的是，学生不再是清一色的男性，自1982年起招收的女生现在占学生人数的一半。少数族裔学生的数目也增加了。当我去旁听另一堂文学人文课（我想去看看不同的教法），向好些学生点头打招呼之后，才突然发现，这个课堂完全不像我三十年前的那样。在一个班二十二个大一学生中，一共有四个白种男性。只有四个！学生们来自欧洲、印度、新加坡。喔，这就是美国啊！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但我为什么会感到惊讶呢？难道我要课堂上由白种男性占大多数吗？不是的。但学生时代记忆中的某个地方被搅乱了。如果你是一个四十岁以上的男人，要是不进到教室里，你是不会真正发现美国的大学教育已经变得多么多元化的。

当代文明课开始：安德斯·史蒂芬森与西方历法的霸权

“约翰·肯尼迪于1963年11月23日遇刺，”老师说，“这是客观的陈述吗？”

另一门必修的宝典课程——当代文明也开始了。学生听着这不太寻常的开场白，面无表情。他们大部分是大二学生，不会轻易让自己出丑。这是不是个陷阱？“大家举手表决好了。”老师说。大部分的人迟疑地举起了手。

“我不能说这是客观的。”一个亚裔美国学生说。他是一个戴着眼镜、长相斯文的男孩。“我没有目睹，事情发生在我出生以前。”

“嗯，好吧。你的意思是你不能确定这是真的。但这是不是客观的陈述？”大部分的学生都喃喃地说是。

“但看看这个年代，1963。在犹太历里那会是五七二四或某某年，而在中国农历里又是另外的数字。基督诞生的日期是由6世纪一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僧侣决定的。事实上，基督生于公元前4年。这样一个基督教历书上的年份，1963，本身不就是一个带有意识形态的日期吗？”

大家渐渐开始感到迷惑：他是讲正经的吗？老师是一个历史教授，一个名叫安德斯·史蒂芬森（Anders Stephanson）的瑞典人，学生还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英俊、瘦削，约莫四十岁，金发蓝眼，笑起来颇有魅力，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白色T恤，外罩黑夹克。在我看来，那T恤还蛮潇洒的，尤其是配上黑夹克。那么他是个年轻的单车健将知识分子吗？不，我无法想象他把啤酒溅在桌上的样子。他说起话来的节奏和用字，都是纯粹高级的学院作风。他的口音很接近英国腔，神态坚定，活泼但有着英国学院派的坚决。

“当然，你要是用其他的历法就会有不同的日期，”终于有一个男生说，“但不管你用什么历法，肯尼迪仍是死在同一天。那个日期是约定俗成的。”

“啊，约定俗成，约定俗成的。对。”

不过史蒂芬森用他那明目张胆的瑞典／牛津口音，把“right”（对）说成了“roight”。

“roight！而这约定俗成，不管是好是坏，就是我们制订历法的方法。有整整一系列的霸权过程在支配着我们描述时间的方法。它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犹太的方式。这一门课里的书，就像我们的历法一样，是跟随着主导欧洲的西欧的物质发展的。13世纪的中国也许是先进的文化，比欧洲先进很多，但由于种种因素它并未成为世界上的霸权，而它的书也不在这门课程里。”

好啦，这就是了。我第一天上当代文明课就听过了。没有什么可以说是客观的，没有什么是自然的或放诸四海皆准的，包括日期在内。这就是“文化左派”的主要信念，这些学院叛逆分子急着要让西方人认清，他们的观念和体制并非放诸四海皆准的常理。在数学楼的一间窄小教室里，史蒂芬森的第一节当代文明课中，他颠覆了学生的三观，仿佛抽走了学生脚底下甚至不知道自己正踩着的地毯：你大多数的日常认定都是武断的，都由政治的因素决定。

学生们四脚朝天，他给了新的学术配给。当代文明课的书单，不管再怎么传统（柏拉图、《圣经》、卢梭、康德、马克思等），都是一个武断过程的结果。这些书得以存在这么久，并非证明了它们的世界性，而是正好相反——它们是一个政治上胜利了的传统的一部分。史蒂芬森甚至没把它们称为“书”；他用的是标准新学术的词语“文本”，听起来是去浪漫化的、幻灭的，是一个官方的、强加上去的名字，像是总统的演讲，而不是作家欲望的果实和读者的乐趣。这些文本，他说，“具体而微地代表了一种将教育放在学生面前，说什么是或不是文化的方式。这不是一个无辜的清单”。

当史蒂芬森说那些文本并不“无辜”时，他重重地强调了这个词，像是法庭上作风强硬的年轻辩护律师。从瑞典哥德堡大学毕业之后，他先后在牛津的新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念研究生，但显然是牛津真正影响了他的风格。我开始感受到他那仿英国式的认真的魅力了。

所谓清单并不无辜的看法，正是攻击“经典”的主要理由。那些清单充斥着排除异己的味道。“文学的传授就是价值观的传授，”著名的非裔美国学者及评论家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在1990年写道，“这并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这不仅是而且已经变成了一种审美和政治秩序的传授，女性和有色人种从未在其中找到他们自己形象的投射，或听到他们自己文化声音的回响。”盖茨并不鼓吹瓦解传统的经典，而是要将其范围扩大，容纳那些未被听到的声音。然而有许多人意见激烈得多，进一步攻击当初制造出那些经典作品名单的权威阶层。这样的名单（哥伦比亚大学核心课程当然不是唯一的一个）达成了一套单一或几乎单一的价值观和想法，在一串不停地自我确认的过程中建立起它的中心甚至世界性的地位，就像是一个坚持会员高人一等的俱乐部，拒不承认其他人的特质。这样一个传统里被呈现为“世界性”的东西（那些人主张），事实上只代表了有限的一群人的经验和权力欲。所谓的世界性不仅是假的，是烟幕和骗局，而且更具有政治性的企图和实质影响。而本来只是重要作品的集合的“经典”，就是白种欧裔美国男性“霸权”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带着伪装的意识形态，推进或好或坏的西方模式，如个人主义、市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

如果文学人文课的泰勒说的是“这些书会形成你的人格”，教当代文明的史蒂芬森说的则是“这些书是被选来形成你的人格的”。然而，当我坐在那里时，我感到的不是惊慌，而是一股骄傲的暖流。这感觉简直令人全身舒畅：这自希腊文学发源之时便展开的巨大历史洪流，是针对我们来的。

“这些之所以是经典作品，”他说，“在于它们不断地接受重新诠释。”这也解释了他将采取的上课方式。他不会告诉我们该怎么想，他只会监督讨论的过程并保证它不离题。学生们要轮流针对各个作者上台做“报告”。

“我们永远不能接受这些文本表面的样子，”他说，“而是要质询它们。‘客观’的观点也许不存在，但严肃的阅读是存在的。”我们将严肃阅读这些书，在书堆中打发日子。但怎么做呢？

泰勒教授讲授《伊利亚特》

“想想形状，它的结构，”泰勒说，“而不是去想那些人物感觉到什么、没感觉到什么。《伊利亚特》并不只是在赞颂战争，这里还有些其他内容。而这其他内容，就需要对史诗的解读。”

开场白讲够了，现在可是玩真的，第二步是做实际的文学分析。他和全班一起检视这首长诗的结构，带他们分析整体性的宏观动向，然后是段落中比较微观的动向和模式，让他们面对这滔滔不绝的文本时不会无从下手，也突然好像不那么无所适从了。泰勒可以被称为观念的历史学家，但当他直接处理文本的时候，他用的是一种衍生自新批评的方式，该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间盛行于美国大学，坚持伟大的艺术作品需要形式的一致。近年来，由于大学文学教育意识形态的改变，新批评事实上已经式微了。泰勒所尝试的，是现在被普遍认为不可能、异想天开，甚至暗中带有政治意味的——让文本“自己发言”。

当然，泰勒并不直接告诉学生他要什么。或恳求或督促，他引导学生们自己得出结论，用问题引导，给予暗示，要他们大声念出书中相隔遥远、看起来没有什么关联的段落。有时候课程的进行遇到瓶颈，他就会表面上从他的立场向后退，低下头想一会儿，然后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谈，就像是游击队在丛林中尝试进攻一样。到头来，他会哄学生们从藏身之处出来，将他们包围。

一个被逼到角落的学生开了口。

“呃，是因为阿喀琉斯称这个他要，你知道，杀掉的家伙为‘朋友’？”大一新生说起话来很不流畅，句子七零八落。有些学生开了头之后又没下文了，也有些在泰勒叫到他们的时候一脸茫然，这时，虽然我明知他不会叫到我，但我的手心突然间就会开始出汗，我会低头盯着笔记本，因为我也不知道答案，而学生时代的印象就会倒流回来——那时我也常常不知道答案。更糟的是，他是那种会把孩子钉在当场的老师，会让学生绞尽脑汁，直到被遗失在怠惰和健忘的抽屉里的答案掉出来，这是我一向很讨厌的，因为在这种状况下我的大脑通常都会上锁。幸好他似乎明白，呆等是没有用的。当一个学生大脑上了锁，他最后便会转向其他的学生，或者他会接下那个学生所说出的、不管多微乎其微的东西，摆弄它、扩大它，好让它多少有点意义，然后把它和另一个人所说的寥寥几个可以听懂的词串在一起。很快地，这两个结结巴巴、还在脸红的学生，就会被描述为一起建立了什么，或者充分阐述了“异议”。这蛮滑稽的，因为那两个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讲了什么。有些时候泰勒的魔术把戏会壮了学生的胆，他们就真的开始发言了，从而成为他已经从帽子里变出来的兔子。他的出发点像是在空口说白话，但最后却抓住了全班的耳朵。

为什么结构这么重要？学生有点招架不住，但他坚持不懈，在全诗中跳来跳去。他会把这全部的线头接起来吗？在他的扼要说明的空当，这个悬念产生了。比方说，他有一次谈到《伊利亚特》中的五卷，叫学生们看一个宣誓、休战、决斗、盛宴重复出现的模式，然后过了一个小时左右（课是一个星期两次，每次两小时），他们就不需要太多指点，自己即可找出对称的地方，他称之为“环形组成”，其中的结构元素一团团地回到诗中，但次序相反。然后他突然走到黑板前，画了个东西。

“这是什么？”

“猫。”有人说，那是一个叫贺尔维兹的学生。“是啊。贺尔维兹，这又是什么？”

“老鼠。”贺尔维兹说。

“老鼠？贺尔维兹，拜托！”“哦，呃……猪！”

“是的，是猪。看，你的文化包袱来自小说、电影和电视；你习惯于读取人物和心理发展。所以你认出了猫。但如果你的文化不让你看见尾巴的小卷，你就搞不清楚了，还在舔着牛奶而不是去吃猪食。这首诗不是一本小说，”他把猫划掉，“而是小猪史诗。在我举的所有例子里，要你们看的都是尾巴的小卷，看见一个用不同方式运作的头脑。这是史诗，它是在圆圈和对称里运作的。呃，这是一首关于愤怒的诗，一种特别的愤怒。阿喀琉斯不去打仗了，坐在帐篷里一赌气就是好几天。那其他的这些东西在这里干吗——这些战役和英雄？我们读这群配角英雄和这些模式，因为他们代表了英雄规范的不同方面。然后我们就了解了阿喀琉斯的意思，因为他违犯了那个规范。”

大家开始微笑，放松。老师不再神秘兮兮了，至少目前是如此。“我对你们采取心智上的穷追猛打，也是情非得已。我为此道歉。我一直在尝试的，是教你们读比较古老的艺术作品。你们要读的是来自另一个文化的东西。这里面没有心理层面，没有自由意志和宿命论的冲突，没有主观和客观。这是首史诗，全部都是前景。但它并不是随便地收集了一些战役，每一个部分稍后都会有情绪上的对应部分。一旦你们习惯了这一点，你们就可以摆脱我，那对你们来说会是如释重负。摆脱了我，你们就得到了自己。”

突然之间，每一个人的头都抬起来了。这怎么可能呢？

我可以看出来，泰勒采取行动的角度，是为了对抗老套的窠臼。他提到了当初阅读《伊利亚特》时感到的抗拒。20世纪80年代末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一段时间，每一年要在文学人文课上读这首诗，令一些比较年轻的教职员慌了神。这是一首压迫女人、歌颂战争的诗，有一个幼稚的英雄人物，云云。我向自己微笑，因为我也曾有类似的想法，而且没有任何批评理论的助益。泰勒没说这么多，但在我看来他的意见是，那些东西随便哪一个白痴都看得出来，而看得出来却不见得表示你会了解史诗究竟是什么。解构它，或将一些现代的阶级、权力、性别的观念（哪一个都和荷马没有多大关系）用在它上面，就是让这首诗失去意义。他的言外之意是，如果将这些书仅仅看作今日的一个有缺陷的版本，古老的经典作品将无法生存。

这部分我懂，但我仍然看不出从形式的角度读这首诗会如何向学生揭示他们的自我。他是说真的，还是在夸海口？因为如果他是说真的，这就是一个巨大的承诺，也是吓人的承诺。这些学生是否希望被这样公然地糊弄过去，包括那个高中刚毕业、有种静谧气质的长发女孩，那个腿伸得远远的加州来的大个子，还有那个沉默寡言但彬彬有礼的韩国男孩？至于我，十八岁的时候我最不想要的就是被揭示自我，而四十八岁的时候呢？也许太迟了。

* * *

当《伊利亚特》里的希腊和特洛伊战士倒下时，他们倒得沉重、缓慢，像大树一般，带着他们的家世、故事、土地、动物一起轰然倒下。屠杀的规模巨大，但其描写从来不平淡无奇。每一个死亡的打击你都能清楚地感觉到，绝不会变得麻木。诗里的每一件事物都有一种特别的分量和重要性，包括战将们的自吹自擂。这些男人正式地互相称呼，叙述家族的光荣和胜利事迹——从倒下的敌人那里取得的矛、盾牌、头盔、甲胄，统统是“在它们骄傲的闪耀中”取得的。在现代，绅士的品位禁止吹嘘（会显得没风度，因为赢家从不会自吹自擂的），但荷马笔下的夸耀和（比方说）两个黑手党大佬攀比的势力范围，味道却大不相同。要不是曾经戴过它的人是英雄好汉，那些闪耀的头盔也就不会那么有价值了。光荣在任何地方都是可能的：那些头盔骄傲地闪耀着。

荷马对有关行为举止或所属物品的繁文缛节也从不马虎。他坚持言之有序。称之为“英雄的规范”不足以捕捉其中指示和赞扬的力道。宴饮、作战、向神献祭的行动，只能有一种适当的进行方式——那就是尽最大的努力，用最繁复的技巧，冒最大的失败风险来努力实施。在奋力向前的冲劲中，行动冒着可能受到公然羞辱的风险。登峰造极也许会痛苦，但永远不会没有意义。

再一次指出：这离我们的世界十万八千里远。缺少怜悯只是第一个令人震惊的地方。第二个来得很缓慢，也许不仅仅是震惊，而是骇人的现实：《伊利亚特》的光辉，大地、空气、天候的宏伟，还有兵器的金铁交鸣，假若道德因素统治了全诗的话，这一切都不会如此精彩。物质、身体的颂扬光芒四射，不受拘束。这不是也不能被变成一部人文主义的作品（虽然尝试过的人很多）。

当我在泰勒的帮助下了解到这一点时，就不再抗拒这首诗了。我放松下来，开始享受这首诗了，尽管我的注意力还是会不集中。分心的小魔鬼闯进了我的脑海，它们不请自来，在诗中的某些能量从我的潜意识中引发出一个或一连串的白日梦之时出现——我是个战士，打造着强大的文章——然后我突然回过神来，五分钟已经过去了，又一小段时间一去不返。

我的注意力的确不如以前集中了。十几岁的时候，我可以躺在我的床上，连看好几个小时的书，只偶尔抬起眼睛研究一下脚下那块厚厚的阿富汗羊毛地毯的花纹。绿色，棕色，绿色，棕色……然后又回去读我的狄更斯或托尔斯泰。或者我会坐在宿舍床上，四周是淡绿色的水泥墙，对车声充耳不闻（对纽约人来说，车声就如同潮声，是种浑然不觉的背景音响），一头栽进一本小说，一读就是好几个小时。现在，我已经不能再那样地向小说俯首称臣了；我读读停停，读读停停，像一列火车因为轨道上的阻碍、天气恶劣、动力不足而被拦下来。每个人都抱怨在电视、电影、电动玩具、饶舌音乐中长大的年轻人没有耐心看长而复杂的叙述文字，但我小时候并没那么多电视可看，人到中年却失去了耐心。是过去三十年中我看的那些电影破坏了我脑中的电路，让线路乱成一团吗？这是个灰暗的想法。因为如果这是真的，照我思路现在的样子来看，是注定要支离破碎、观点游移不定、被疯狂的想法打断了。四处乱窜的小妖在搬动家具，我的思绪混杂于其间。

但电影真的是罪魁祸首吗？我那些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并没抱怨注意力不能集中。比较有关联的是，我的生活已经变得复杂多了。我娶了一个聪明杰出的女人，还有两个小孩在跑来跑去；我有好几份工作，要想的东西比起十八岁的时候多太多了。扩展了的人生经验此时投射出很多回声。也许白日梦并不只是虚掷时间，而是别有寓意的，是某种来自内心深处的隐晦评语。或许它也给了我暂时脱离这首残酷史诗的喘息的空间。

英雄阿喀琉斯

一个男人许多天（许多诗行）都没有参与行动、任由朋友和敌人同归于尽却待在帐篷里生气，怎么会仍然是史诗里的英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指出了为什么吓人的、陌生的、暴力的、野蛮的《伊利亚特》，在西方文学传统之始的重要地位是不可以轻易动摇的。

对现代读者而言，诗的关键显然是在于第四卷，离阿喀琉斯重返战场还有一大段距离。特洛伊人夜里在火边等待拂晓出击时，感到大事不妙的希腊人派出了三个使者去见阿喀琉斯，承诺要犒赏他。这三个战将恳求阿喀琉斯息怒，其中包括最足智多谋的国王奥德修斯。他们开出的礼物清单是：三足鼎、大锅、马匹、黄金、女奴、将阿伽门农的一个女儿许配给他，甚至把阿喀琉斯的那个奴隶情妇完璧归赵，并且阿伽门农发誓从没碰过她。阿喀琉斯还嫌这不够吗？依照他们所遵从的战士行为规范，他应该接受礼物，重返战场，因为他遭到破坏的荣誉现在已经重振了。

阿喀琉斯起初的答案是莎士比亚式的排山倒海的演说，超过120行（309～429行），其中思绪纷呈、情绪波动，和全诗其他的部分听来完全不同，因为这里面呈现出了一个男人挣扎着要说出在那一刻之前从没有人说过，甚至想都没想过的东西。如果说其他战将们的滔滔言谈是在为对家族传统的重视、荣誉、战利品、掳掠行为撑腰，阿喀琉斯则只为自己说话。

因为就像我厌憎死亡之门一样，我厌憎那个人，他

内心深处藏着一件事，说出的又是另一件。

但我会用我觉得最好的方式来对你们说：我既不认为

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能够说服我，

也不认为其他的达南人能，既然他们对永远和敌人

奋战不歇的人没有感激之心。

对于不出战和奋勇作战的人来说，命运是一样的。

我们都有着一致的评价，不管是强是弱。

一事无成的人难逃一死，成就斐然的人亦然。

我并没有赢得什么，现在我的心已经不再患有

让自己永远在沙场上冒生命危险的疾病。

因为就像母鸟为未长翅膀的幼雏带回

所有它所能找到的食物，而自己却受尽辛苦，

我也一样，度过那么多无眠的夜，

熬过那么多血腥厮杀的日子，

和战士们为了这些人的女人奋斗。（IX, 312～327）

谈到所有物，

牛只和肥羊是城破之时会有的东西，

三足鼎是可以赢来的，黄褐色的高头大马亦然，

但人的生命是不会重返的，不能用武力

将它攻破或俘虏，一旦它逸出了皮囊。（IX, 405～409）

英雄毕竟是英雄。阿喀琉斯愤而退出战场本来看起来很幼稚，最多是自恋的心受了伤，因为他的战利品——女奴情妇，被大佬抢走了，但却有种醍醐灌顶的效果，让这个高傲的年轻人看到了战争的另一层意义。突然之间，他开始有些明白荣誉并不建立在女人和货物的交换上，也不建立在男人对彼此英勇程度的评价上。“我们都有着一致的评价……一事无成的人难逃一死，成就斐然的人亦然。”对全世界最伟大的战将而言，承认这一点是很具破坏力的。从我们的观点看来，阿喀琉斯已经跃进了一种私人的甚至心灵的价值观：荣誉是一个男人和宙斯之间，或者和自己之间的事，而到头来，没有人的死能被补偿；生命的价值是不能度量的。当你把这段演说拿来与其他战将的行为和言谈比较时（泰勒就带着学生这么读），你就看得出阿喀琉斯已经快要和荷马笔下战士社会中的荣誉／耻辱观决裂了。虽然不见得很成功，但他已经试着要有所觉悟，而（对于现代的读者而言）这种觉悟是在此之前一直在诗中付之阙如的。

第一个觉悟的英雄只能到达这个地步，他的反抗没有效果。帕托克罗斯战死之后，阿喀琉斯的愤怒变成了针对手刃帕托克罗斯的赫克托耳的私人恩怨，然后他大开杀戒（我们已经看到了），见一个杀一个；他将特洛伊军队赶回城里，最后杀死了赫克托耳，一连数日拖着他的尸体绕城墙而行。在帕托克罗斯的葬礼上，他用那十二个从河中带出的特洛伊年轻人献祭，他们和牛羊一起被割断喉咙，尸体被高高放在火葬的柴堆上。他彻夜难眠，恨意不消，悲痛欲绝。

用“人文主义”自以为是的角度来读《伊利亚特》，阿喀琉斯在诗末达到了完整的英雄境界。他把伟大战将赫克托耳的尸体还给了他的父亲——特洛伊王普里阿摩斯。第二十四卷中普里阿摩斯哀求阿喀琉斯的场景（“我经历了大地之上任何其他凡夫俗子都没经历过的事，我亲吻了杀死我孩子们的凶手的手”）是文学中最令人动容的场景之一，在这里，他有了同情之心（某种解读是这么认为的），并做好了赴死的准备。荷马在赫克托耳的葬礼中结束全诗，但我们知道阿喀琉斯选择的是光荣和英年早逝，而非在他父亲的土地上安全度过舒适的中年。阿喀琉斯的人格改进了，他扬弃了残忍，重新加入了社群，（在诗的情节结束之后）他以一个成就了的英雄的身份死去。

但这实在太现成老套了，这是主日学校的教材，或者也许是五十年前的文学人文课的读法。一个高傲年轻男人的成熟过程，如果这就是全诗的意涵所在的话，那我们真的可以赞同那些鼓吹放下《伊利亚特》的人。但事实并非如此。像阿喀琉斯的这种愤怒，一旦被激起就是不能平息的，因为它会增添新的残忍度，那就是思想的残忍：他所问出的关于战争和死亡的问题在诗中并没有得到解答，因为那些问题没有答案。《伊利亚特》尽管光辉灿烂，却和它自己之间存在着张力，质疑甚至颠覆它自己的信念，读后让人惴惴不安。读完全诗，我松了一口气，也感到一种惊叹。就是这同一部作品，让一些批评者和教师斥责为对战争进行无理性的歌颂，让渴望在物质和社会层面扩张霸权的现代帝国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趋之若鹜吗？阿喀琉斯知道他会成为流芳百世的英雄，但他却是唯一一个衡量死亡意义的人。在诗末，我们想象他仍然无所慰藉，也慰藉不了人，仍然在特洛伊城外平原上的某个地方奔驰。西方文明的叙事始于一个既代表了当时所建立的文明的特质，又对之质疑的英雄人物。

* * *

作为一个白种资产阶级男性，在西方的文化中长大，我虽然不是帝国主义者，但我写作的出发点是在帝国的宫墙之内，并享受着它的保护。以文化左派的角度，从外表看来，这就是我的身份。但只是从外表看来而已。一个以种族、性别、阶级（文化左派离不开的三位一体）来定义的身份，怎么能解释我们面对各自境遇的方式、解释我们对自己经验的感知？于是，在读完《伊利亚特》之后，我想起了一些事，记起了十八岁时我读大一，同时上那两门核心课程时被荷马的诗弄得惊慌失措。我深受十八岁的拘谨之苦（而在1961年的哥伦比亚大学，拘谨之苦可是很时髦的），因而衡量了荷马笔下的英雄和我之间的差距，结果不怎么令人高兴。我被身体上的勇气压倒了，还有这首诗的宏大气势，那时我觉得它是在讥嘲我。

在这期间，我在纽约结婚生子了。我现在享有豪宅，生活优渥，食物精致，晚餐桌上还有圣培露矿泉水；而当我再次阅读《伊利亚特》，它带给我的烦扰又不同了。这首诗描写的壮丽场面，光芒四射，饮宴欢愉，火光灿烂，回荡着对物质性欢乐的野蛮赞颂，即使震撼的效果退去，也几乎令人沉迷。而这最起码使人对于当下优渥生活中圣培露矿泉水的满意程度降低了很多。中产阶级的生活不过是一个宜人的妥协，相较于：

就像当大海的浪涛沿着雷声隆隆的沙滩拍岸，

西风推动着它一波接一波；远处

先是在水面上翻腾，然后

发出巨响拍打在干燥的大地上，撞击突出的岩石

将它也变成浪头，吞吐着盐水的冲刷；

达南人密集的阵营也同样一波接一波蜂拥而来

涌进战场，每一个君主率领着

他的兵将……（IV, 422～429）

我的意思不是说，《伊利亚特》的力量能以它对某一个中产阶级读者造成的苦恼来衡量。一件伟大的艺术品很可能挑战甚至颠覆任何一个人的平静。即使是《伊利亚特》宁静的最后一卷，当普里阿摩斯进入希腊阵线四处寻找他儿子的尸体时，都充满了悲痛、威胁，暗示着即将到来的大灾祸——特洛伊城陷落，剩下的男人被杀，女人和小孩被掳去当奴隶。荷马宣扬冷血的残酷，而厌恨冷血的残酷所造成的结果。《伊利亚特》关于荣耀和死亡的暧昧不清的态度，挑战了我们现今的大多数观念，关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真、什么是英雄，以及最后，什么是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