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萨福

萨福的诗风格轻柔，但却一针见血地直指生命核心。其中谈到了私人的情感、渴望、性、婚姻、分离、欲望，兼具讽刺、幽默及现代精神。

没有眼泪的母校

我干脆承认吧：我对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没有什么特殊的记忆。那是一个处在市内的校区，缺少优雅的气氛，没有咖啡店，没有舒服的交谊厅，没有什么学生可以溜进去消磨时间的地方；有的只是一小片不太茂盛的绿地和东一丛西一丛开着花的灌木，找不到任何纯粹漂亮、豪华或者荒诞的东西。于是，过了大二那一年，我就和朋友一起搬出宿舍，搬进112街上的一间公寓，在百老汇和阿姆斯特丹大道之间，然后我就尽可能地逃进了城中——到卡耐基音乐厅、格林尼治村里的民谣俱乐部，或西边上城放老电影的戏院，那里黏黏的地板、坏掉的椅子、装有薄荷醇的小便池比起校园里那种平淡乏味的不舒适要更合学生的口味。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马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让·雷诺阿（Jean Renoir）们的电影调剂了朴素单调的大学生活。

1897年，大名鼎鼎的麦克金／米德／怀特建筑事务所给了校园一个统一的设计风格，但我从没见过有谁为这些新文艺复兴式的红砖建筑而痴狂。这些有石灰石镶边和淡绿色黄铜屋顶的建筑，围绕着中间的大片校园，北面是娄氏图书馆，南面是呆钝的、“胡佛风格”的巴特勒图书馆。这宽广的空间令人印象深刻——曼哈顿的任何开放空间都会令人印象深刻——而且校园的北端逐步延伸到一个气派的高坡上。然而，在校园东西两侧的这些红色教室和宿舍建筑虽然有模有样，但是，老实不客气地说，却并不美丽，也没有古趣。娄氏图书馆本身有着新帕拉第奥式的圆顶，虽然宏伟的构想很可敬，但无论在气势上还是创意上都不够引人入胜。喜欢那个圆顶的人是有，不过不包括我。在我看来，它像个飞起来的盘子安在柱子上面。当我想到大学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朋友、老师和一种充满了战后纽约风味的学术气氛，简直可以打包做纪念了。

我大学的很多时光是在校园西侧靠近阿姆斯特丹大道的汉米顿楼里度过的。有许多节文学人文课和当代文明课都是在那里上的，其他的人文科目也是；多年来，那是学生示威和“攻占”的地点。汉米顿楼！对大学部的学生而言，他们就像熟悉自己的书包一样地熟悉它。在我再度走进它时，我并不认为自己会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却突然受到了扰动。为什么？那大厅显然没什么特别之处。然而，正是那种没有特征的模样触动了我，天花板高高的，肃穆，简朴，空白，正如旧式的美国学术精神：既没有魅力，也不向你打招呼，只是准备好要包容些什么。我慢慢地走上长长的阶梯（旁边的学生川流不息），在第一个平台处看到了一张“女同性恋／双性恋／男同性恋联盟舞蹈大出演”的海报。有时候，会有反性别歧视的异性恋者团体（“面对我自身和他人的性别歧视观：男性觉醒工作坊”）。这些平台已经变成多彩多姿的校园行动组织看板，诉说着对这个时代的不满、控诉，以及自我控诉。我是个反性别歧视的异性恋者吗？我想是的，但我无法想象加入一群男人来讨论这个问题。女人不是更能教导男人“性别歧视”是什么吗？

楼梯空了，大家开始上课。汉米顿楼或许有四十个教室里有人在讲课，不过楼梯间里听不到什么声音。他们说的东西可能高妙，可能寻常。现在汉米顿楼里站满了老师和学生；我回到大学里来了。我像诵经一般对自己重复这句话。在一个偏向实用主义、被媒体所迷惑的市侩社会里，大学是少数诚恳的地方之一。严肃的汉米顿楼里，装着我们国家生命最柔嫩的一部分。

尝试坐在教室椅子上

可是教室的椅子为什么要那么硬啊？实心的橡木板，以不同的角度钉在一起，呈现幽暗的深棕色，对一个四十八岁的身体线条丝毫不让步。我找不出一个好的姿势来坐这些椅子。如果我塌下身子，靠在椅背那块木板上，我的屁股就会渐渐往前滑，我的腿也会滑出去，脊椎就会绷得太紧。椅子的右侧装着一块扁平的板子，供写笔记之用，如果我坐直了抄笔记呢，我就得向前倾，重心压在那块板子上，我担心我会往前栽倒在地上。

泰勒在汉米顿楼授课的那间教室里全是这种折磨人的椅子；史蒂芬森授课的教室则不在汉米顿楼，而是在数学楼，那也是一栋麦克金／米德／怀特出品的建筑，但位于校园北侧，娄氏图书馆后面的高坡上。教室中心摆着一张讲桌，四周是一些沉重的课椅。这些椅子的形状稍微舒服一点，有些凹下的曲线。但是我不能和其他学生一起坐在讲桌边。那是他们的课，我是去旁听的，不是要去喧宾夺主，所以我坐在墙边的另一排椅子中，在史蒂芬森到达之前偷听一点无精打采的对话。这一班和泰勒班上的学生都对我很好奇；他们向我点点头，然后跟朋友交头接耳。我问他们一些个人的问题时他们似乎很紧张，仿佛我是个警察，在盘查他们似的，搞不好是个间谍。但是谁派来的？我解释我在做什么，但我的解释在我听来总是奇怪而且没有说服力，也许在他们听来亦然。一项写书的计划？以学校为背景？也许他们忽视关于写书的那部分，只是把我当成我本来的身份来看待——一个不能相信自己的大胃口的男人。我打算闭口不言，洗耳恭听，但开始上课之后，我觉得自己不吐不快。要保持旁观恐怕不会是件简单的事。

《致得墨忒尔的赞美诗》

文学人文课上被《伊利亚特》眩惑得筋疲力尽的我们，在继续读《奥德赛》（Odyssey）之前暂停下来，带着感激之情先读《致得墨忒尔的赞美诗》（Hymn to Demeter）及其他萨福（Sappho）的抒情诗。在两部巨幅史诗之间，两个女人的作品交织在一起。共495行的得墨忒尔赞——诗风格轻柔，但却一针见血地直指生命核心。掌管丰饶和收成的女神得墨忒尔有一个美丽的女儿珀尔塞福涅，被宙斯的弟弟冥神哈迪斯绑架（也就是强暴）并掳走，拉进了他的地下王国。这位勇敢的母亲形单影只，心痛且愤怒，起先藏身在希腊的依洛西斯城，混迹于凡人之间。但经过一段哀叹的时光后，她起而报复——在地球上降下饥荒，如此一来不但人类没有食物，神祇也没有献祭的东西可享用。如果珀尔塞福涅不回来，人类就会饿死，神祇会得不到祭拜。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开始担心了：在多次派遣使者到依洛西斯和哈迪斯处斡旋之后，诸神决定，让被劫走的珀尔塞福涅一年中有一部分时间（冬天）和哈迪斯一起待在地下，这个季节中万物不生，其他的时间则和她母亲在一起。得墨忒尔感激之余便让田野遍布草叶、花朵、树木，于是有了四季，寒冷或温暖、荒瘠或丰盛；于是在收成的季节，依洛西斯有神秘教派，那种祭祀混合了农神节的仪式，一半像大弥撒、一半像春假时的劳德代尔堡，参与者疯狂无度，在彼此面前裸露、高举着大型的阳具模型、做爱、喊叫着猥亵的笑话、丢掷粪便。是的，美丽、严肃的希腊人会做这些事，在既神圣又低下的仪式中驱赶他们对贫瘠田园和死亡的恐惧。

这首赞诗充满了做母亲的悲伤和爱意，写得很美，常常还很幽默，但有着它神秘的角落。得墨忒尔痛苦地寄居在依洛西斯时，让别人雇用她做类似神圣奶妈的工作，照顾一个王族的孩子，并决定把他抚养成神，在晚上他的父母都睡了之后把他放在火中锻炼。这是在做什么？她为什么要烤那个小男孩？泰勒提出了一个人类学的、象征的解释：这首赞诗传达了早期母系社会转移到初生的希腊城邦的父权组织时的压力。在火（经验）中锻炼过的小男孩将会接收权力，部分是因为收成的女神得到安抚后，放弃了她可怕的力量。如果你想想这一点，这诗里隐含着恐怖的预兆：如果愤怒的女人撤回了属于她们的美好事物，生命将会中止。

为了和谐起见，文学人文课假定《致得墨忒尔的赞美诗》的作者是女性。事实如何，没有人有完全的把握。当我1961年首次修文学人文课时，这首赞诗和萨福都占不到一席之地；1986年，学校开始招收女生的三年后，这两项被加进了书单。简·奥斯汀（Jane Austen）是前一年被加进去的，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被列入书单则是在四年之后的1990年。没有人能对她们在书单上的地位提出质疑。但萨福呢？她被列入其中是否是一种特别的辩护，是用政治的短棍敲裂古老雕像的一击？要让新来的人有容身之处，就有人得让位，于是拉丁文作家卢克莱修（Lucretius）——记得以前很喜欢他那首离经叛道的史诗《物性论》（On the Nature of Things）——就被踢出名单之外，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 Dostoyevsky）和文采斐然、言不离屎尿、据称是性别歧视者的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我心存怀疑地读下去。

爱情又再度来袭，令我双腿发软，

那既甜又苦、无可抗拒的形态。

读萨福是文学人文课中令人着急的时刻，因为她残存的作品多半是短短的片段（如上所示），或者是被后来的作家引用，或者从古老、残破的莎草纸上抽丝剥茧而出。有一首诗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我把它抄录在下面，另外还有一些比较长的诗句片段加起来大约500行，但其他的都归于尘土了。萨福的作品被认为不值得保存或不应该给年轻人看到，中世纪时可能没有被转抄在比莎草纸持久的羊皮纸上。萨福写的是情诗，一个被认为低于史诗和悲剧的文学类别。在对于类别的偏好底下，是否隐藏着对女人的歧视？就算她的作品真的曾被传抄，也可能在某些文学的危急存亡之秋散失了，比如说1204年在不光彩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陷拜占庭的时候。“当宫殿失火时，”我听到一个教授说，“要抢救史诗。”

没有人怀疑原有的诗多出很多，也许有九部莎草纸“书”之多，而且一般也同意那是一部重要作品。萨福的时代在荷马之后，大约公元前600年左右——当然是生活在莱斯沃斯岛上——在接下去的几个世纪中很有名。钱币上铸有她的面容，大城市里竖有她的雕像；柏拉图显然称她为“第十位缪斯”。但令人捶胸顿足的是，作品本身已经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有她才华横溢和闻名遐迩的记录。

萨福的命运和名声

萨福在课程中占了一个尴尬的位置。比起其他“消失”的、也可以拿来研究的诗人，她被选上是因为她是女性，这点还用怀疑吗？当我想到这一点时，我就开始排斥这个选择，在我对萨福作品的欣赏中（即使只剩零星片段，她的作品仍然是非常值得欣赏的）也沾染了不悦之感。她受到的待遇像是某种保障名额，为了一个明显的目的，即反驳那些想象不出古典世界中有一个重要女诗人存在的人。仿佛我们支持的是让一个女人来搅和“死掉的白种男人”保护区的这种做法，而不是她的成就本身。

但如果我们想想她的名声暗淡的历史，把这一点列入考虑后，再来评断这样的行为是否有必要呢？在公元前5世纪被尊崇的萨福，在下一世纪以及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被嘲弄。因为萨福笔下的题材不只是爱情，更是两个女人之间的爱情，而她感官色欲的诗句引起了人们的不安与不满。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讽刺剧作家讥嘲她是个妓女、有自杀倾向、在床上如狼似虎等。在两千多年之后的19世纪末，那些以讹传讹的人还不肯罢休。颓废派的信徒，如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魏尔伦（Paul Verlaine）、比埃尔·路易斯（Pierre Louys），利用她的传说，将她塑造成一个狂热的女同性恋异类、一个欲望如同无底洞的女人、一个性爱的女怪。她变成了色情文学幻想中的人物。或许那些法国作家只是把她用在他们自己所沉溺的事物里，但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对她的嘲讽可能更为丑陋，是男性假道学的极致，因为那些希腊人将男同性恋描绘成浪漫而严肃的关系。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自然是将她净化了，而这是另一种侮辱。

萨福作品的编者乔瑟芬·巴玛（Josephine Balmer）指出，诗人萨福常常被从个人的角度来评判。大部分身为男性的抱有敌意的评论者，都认定她私密的诗句宣言中写的就是她自己；他们弃而不用通常的文学假面分析理论，即诗人可能是把她自己创造成一个角色（如果是男诗人的话，他们就不会那样写了）。巴玛说的显然有道理。萨福被成功地中伤了，她的名声被一种丑闻和诋毁的气息包围，没有读过她作品的人只知道她是某种狂野的女同性恋诗人。这被中伤的恶名，又借由对她写作内容的忽视而更加根深蒂固。

一首萨福的诗

诗里的证据显示，萨福有着高尚的社会地位，结了婚，有一个女儿。泰勒简短地描述她为“受过高等教育，非常聪明，承继了大约五百年的诗歌历史”。和荷马一样，她承袭着口述的文化传统；这些诗虽然写成了白纸黑字，但其目的仍是要被朗读的。想象一个聚集着聪慧女性的沙龙，在场的大部分是结了婚的贵族，她们在一起享受一个晚上的休闲，会有些音乐，然后萨福会站起来唱歌。她的诗谈到私人的情感、渴望、性、婚姻、分离、欲望，就如这首呼唤爱之女神阿弗洛狄忒的诗，请她帮助追求一个女子。

光亮宝座上，不死的阿弗洛狄忒，

神的孩子，心之主宰，请你垂听！

勿用痛苦和心碎来摧毁

我的灵魂，女神，

而是请你来到我这里，如果过去

你曾经在远处听见

我的声音，并离开了你父的房屋，

来到这里，你的金色

战车套好了缰索，你美丽迅捷的

羽翼丰厚的燕子，旋绕在

黑土之上，自九天之外

穿过大气，

现在来到这里。你，幸运的你，

不死的容颜带着微笑，

问我现在又是怎么回事？

此番为何召唤你？

我疯狂的心中最想要的

是什么？“此番你要我

帮你赢得的是谁？是谁，萨福，

对你不公？”

“她若逃避得很快必将转而追寻；

退还礼物的将会转而送人礼物；

不爱人的必将很快坠入爱河，

无论是否心甘情愿。”

再来一次吧！解放这棘手的

焦虑，让我的灵魂得到

它所希望得到的，你是

我并肩作战的士兵。（J. V. Cunningham英译）

我很高兴有人要我读这首诗。在阅读荷马猛烈的大块文章之后，萨福的生气勃勃令人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诗人写她追求一个女人，但夹在欲望和自我讥嘲之间；也许是贪得无厌，但也是荒谬的。这一次谁会被你看上呢，萨福？我们猜得出来，阿弗洛狄忒以前已经听过这些要求，也予以满足了。然而女神还是会扭转情势；她会使萨福爱上的那个女人投向她的怀抱，即使是不由自主的。也许就是这种成竹在胸让读者不悦，因为在那半真半假的对女神的召唤中，顺理成章地认定火焰会延烧，欲望是具有感染力的（就算我们想躲避，阿弗洛狄忒还是会触及我们），而被追求的会变成追求者。萨福既在诗里，又以诗人的身份控制全诗，既是欲望的发动者，又被欲望愚弄。我想，这诗的精神是热情而紧张的，同时又略带讽刺和轻松。

泰勒班上的学生抓到了基调所在，指出萨福（在这首和其他的诗里）挪用荷马的战争与征服的意象，将之用于私密目的的手法——她翻唱了荷马的英雄风格。泰勒转向班上的女生，对她们开一点关于欲望的玩笑（“这有没有在你身上发生过？”），然后再移向男生，试着要他们谈萨福所定义的爱的样子——“既甜又苦”。有几个女生微笑点头，但男生保持不大高兴的沉默，或者只说了几个不友善、不清楚的字，不太确定是要跟着打哈哈还是该发火。我想泰勒对其中一个女生有点过分了，她年轻、很胖，睡眼蒙眬，甚至可能有些沮丧，而他摆出一个开明伯伯的样子，谈到性。不过他谈得很奇怪，他对学生说如果他们想有真正的生活，必须在某个时刻拥抱欲望，但一旦这么做了之后，除了麻烦他们什么也找不到。可能这就是，既甜又苦。

文学人文课之“叙事”的一点点变化和改进

这两名诗人应该置身于这堂课之中吗？我无意尊奉崇拜哥伦比亚大学的书单，毕竟那只是颇为武断的选择结果，随时可能改变。其他的大学有其他的书单。不过我们也用不着假装我们不在乎谁上得了这类名单以及原因为何。女性主义和反女性主义的论争掺杂在我的阅读乐趣里。胜利的父权以不同的方式替这两个作者做下记号。《致得墨忒尔的赞美诗》中述及的古老母权秩序已经被彻底消灭，以至于像萨福一般威胁到新的父权统治的人，即便用的只是抒情诗和自我解嘲的欲望，也必须被粗鲁地打压。对萨福名誉的长达两千年的毁谤，黯然而有用地指出了为什么在17世纪以前，创造出伟大文学、哲学、绘画、音乐作品的女性那么稀少。

伟大作家之间的竞争是荒谬的。然而，我没办法说三十年前我读卢克莱修而非萨福的时候，对艺术和人生没有学到更多。她是个敢于讽刺、幽默、具有现代精神、面目一新的诗人。她的作品留下来的很少，但有些是，如同斯宾塞·屈赛（Spencer Tracy）谈及另一个天才女性时所说的，“cherce”。因此我扬弃了原先的怀疑：萨福的诗残存的极少，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忽视流传下来的那些。正好相反。在两首荷马的史诗之间读她，是文学经验，也是令人恢复理智的经验。可以让双腿发软的不只是胸口插进的一支矛，还有爱，爱也可以使四肢松弛。我们将会以不同的眼光来看荷马，以及或许课程里的其他作家。文学人文的“叙事”已经被更动了，门被打开，虽然只开了一条缝，但笑声和理智已经冲了进来。

插曲一

在反对“经典”的论争中心，有一个逻辑让一些局外人觉得很怪异。以女学生的处境为例。从萨福名声的历史可以看出，数千年来女人大多没有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得不到去从事文学、哲学、绘画等方面的工作的鼓励。但是，如果说直到大约17世纪左右，这种恶劣的双重禁锢造成了西方女性创作不出极具价值的作品，或者幸存下来的极具价值的作品甚少。这个灾难现在怎么能被用来当作反对女人研习过去大师之作的理由？毕竟女人终于有了接受完整大学教育的机会。难道她们不该也利用这个机会，来研读过去的女人被迫自己读甚至根本读不到的这些东西吗？弗吉尼亚·伍尔夫在1929年所著的《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中一再强调，若要产生伟大的女性文学，需要的不只是经济独立，更需要许多代的教育和许多次要作家作品的累积。首先，女人需要进入图书馆和大学，她们需要从过去的作品中得到一个坚稳的立足点。如果文化左派说女人阅读那些不“代表”她们的作品时是受到了某种“压迫”的话，岂不是再次主张不让女人读那些伍尔夫认为她们应该读的作品？而不也正是这同一种逻辑在坚持，新进大学的少数族裔学生应该读“代表”他们的作品，而非他们的父母没有机会或被禁止阅读的古典作品吗？尽管这回的动机非常纯正，这个逻辑也难以立足。

哥伦比亚大学没有接受这种逻辑，该校不同意文学人文课或当代文明课的书单应该反映出上课学生的种族和性别分布的观点。首先，这样做显然有实用性的理由：现代美国大学里的学生非常多元化，想要有代表性的话非得反映出每一个人的背景不可，而这么一来课程就毫无意义了。但无论如何，代表性并不是重点。在开学第一天，斯密特（J. W. Smit）教授（历史学家，生于荷兰，也是当代文明课程的主任）的当代文明课上，一个黑人女学生有些激动地提出了黑人作家及黑人代表性的问题。“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的族群的人在哪里？”她问，“我们存在着。”大块头、和蔼可亲、声音温柔的斯密特轻轻叹了口气，说：“他们存在着，但当时他们并没有对美国产生影响。中国的政治思想有影响到美国的政治思维吗？我们的自由市场经济导致并塑造了我们的个人主义思想，而非洲的族群组织导致的是大不相同的一种思考方式——以社群为基础的组织的意识形态。美国的文明在许多伟大文明之后很久才出现，受不到它们的影响。”

于是，斯密特提出，维持古典作品的理论是立足于历史影响。美国的主要机制，政经体系、语言、法理学、权利观念、对个人主义的强调，来自英国和西欧，并受到开国元老和早期政治、宗教、知识界领袖的影响。当代文明课的书单代表了历史的证据。这门课的开设并没有包含黑人、拉丁裔、亚裔、美国原住民或其他许多族群的成就（或情感），虽然他们也为建立这个国家以及它的铁路、城市、农田等出过很大的力，参与创造了它的民间文化、市井言谈、大众幽默、流行音乐，而非它的法律及市场机制。没有人否认这所有的一切都和柏拉图一样对美国很重要，甚至更重要，但它们形成的是一种不同的文化。首先有的是遗产，然后才有美国灵魂的发展。

留下的是书，斯密特说：“它们是主导我们生活的鲸。”鲸？我思索着他的比喻。鲸一潜到底，然后浮升，大力喷气，一路吞食数以百计的鱼。吞噬的巨兽，宇宙的君王。19世纪，它们尾巴一挥就将小艇上手执鱼叉的水手甩出船外。但现在鲸成了每个人唾手可得的猎物，一些种类已经濒临灭绝。鲸怎么能“主导”？它们是强壮的动物，但容易受伤害，太容易受伤害了。斯密特是这个意思吗？如果这些书是鲸，美国大学里可有很多人希望它们搁浅并死在沙滩上。

那个黑人女学生毫不满意，更激动地坚持：“这门课有些性别歧视和精英主义。这让我不舒服。它没有包括其他的文明。”

她有礼貌而且勇敢。有多少学生能有勇气在开学第一天质问当代文明课的主任？斯密特必须回答她。

“西方文明，”他说，“曾经引起宗教战争、奴隶制度、纳粹主义和犹太人的浩劫，但也带来了西方民主政治的规划。这些书既好也坏，既危险也是文明的精华。现在我们教学的方式和十五年前不一样了，像这样的一门课的确可能将经典书籍的价值观强加在人们身上。现在我们将那些不一致的沉默带了进来。”

如果注意的话，沉默是会说话的。“比方说，”他继续说下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作品中的性别可以用很特殊的方法来看。作家们不自觉地表达了他们自己的性格以及他们时代的特质。他们的思考方式和我们不同，但这正是读这些书的价值所在。这些和我们想法差这么多的人居然仍有这么大的威力，是很神奇的一件事。关于种族也是一样的道理，顺带一提，这个概念是相当近代的发明，我们的种族概念基本上是18和19世纪期间形成的。早期的作家对种族并无察觉，或者不自觉地表达了偏见，这一事实，对我们是很有用的。”

于是斯密特道出了该校的官方看法，将对经典的攻击反转了过来：因为这些书仍然有威力，所以你必须读它们；否则你就不会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你也不会知道你反抗的是什么，如果你要反抗的话。最终这是一个语言的问题：如果你不读这些书，你就会语言乏味，陈词滥调。

部分说来，斯密特之所以可以为当代文明课维持原状辩护，是因为学校当局认识到该名黑人学生的抱怨是很有力的，已经在这一门课之外采取了相关措施。1988年，哥伦比亚大学承认这两门经典课程，以及其他西方艺术和音乐的必修课，可能带给学生有限而自满的观点。校方因而决定增加当时称为“扩充核心”的课程，要求所有的大学部学生额外修两门“主要文化”的半年课程，也就是非西方文化（比如说，阿拉伯世界的现代主义思想，或拉丁美洲文学）。到了1991年，我问过的学生都认为这个妥协堪称公平，尽管“扩充核心”一词被一些少数民族学生视为眼中钉，因为他们认为这听来像是后见之明。1992年春，校方将该项必修课更名为“文化与专题”。在我离开后，有更多的改变在考虑中，但眼下校方巧妙地满足了传统和改革两派，保持了它的核心课程，但也要求学生的眼光跨越领域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