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自1731年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首次将《赵氏孤儿》译介至法国，中西戏剧交流已有近300年历史。若以西方主动译介、演出和研究中国传统戏曲为观察视角，中国戏曲在西方的传播路径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限于文本译研的传播，二是侧重舞台演出的传播，三是兼顾译介、演出和研究三个维度的综合传播。第一类代表剧目有《汉宫秋》《西厢记》《长生殿》《比目鱼》《四声猿》等，主要通过文本译介或学术研究进入西方学术视野，目前尚未出现演出记录，这是一种面向文本的传播方式。第二类传播是指经由海外华人或外籍艺术家跨文化改编，采用英语话剧、音乐剧或英语京剧形式演出的剧目，主要有《灰阑记》《王宝钏》《窦娥冤》和《贵妃醉酒》《四郎探母》《凤还巢》等。这一类别中，西方学者更多关注舞台制作的艺术性，而非对剧本文学性的深入探究，这是一种面向舞台艺术的传播方式。第三类是以《赵氏孤儿》《琵琶记》《牡丹亭》等为代表的剧目。这类作品的异域传播始于文学译介，又超越了单纯的文本传播局限，拓展至舞台艺术，并持续吸引西方及海外华人学者对其本体展开深入研究。这是一种兼顾文本译介、舞台演出和学术研究的“三位一体”的传播方式，也是一部民族戏剧跨越时空限制，进入异域文化旅行希冀实现的理想传播方式，因为“文本”与“舞台”的双轨传播是一部优秀剧作广为流布的应有之义。
《琵琶记》是中国戏剧史上第一部由“名公”文人作者参与创作的戏文，代表着南戏艺术的最高成就，是宋元戏文的终结和明清传奇的先声，史称“曲祖”、“第七才子书”，与《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并称为中国五大名剧。《琵琶记》卓越的艺术成就、独特的儒家伦理主题也引起了西方学者广泛和持续的关注，曾作为中国戏剧的唯一代表载入《世界戏剧评论》(1)（Critical Survey of Drama，1986）。自1840年以来，《琵琶记》已被西方人主动译成英语、法语、拉丁语、德语、俄语等多种语言，并以节译、选译、编译、转译、全译等多种形态传播至欧美（见附录一）。《琵琶记》的英语演出传播长达半个多世纪。20世纪中叶，它被西方戏剧实践者改编为英语音乐剧《琵琶吟》(2)（Lute Song），两度登上美国戏剧的最高殿堂——百老汇，还作为东方古典戏剧的典范在美国大中学院校及社区舞台上演，把孝子贤妻的故事传播到美国本土的38个州。此外，《琵琶记》还成为夏威夷地区探索中西戏剧艺术融合“实验剧”的成功典范，为夏威夷华人构建民族身份提供了展示场所与文化载体。
虽然学界普遍认为“从马若瑟以来，西方人关注中国戏曲的中心始终在元杂剧”(3)，但实际上，英语学界对南戏经典之作《琵琶记》的研究始于19世纪，并持续至今，成果丰硕。
本书基于丰富多样的一手文献，综合运用戏剧学、翻译学、比较文学、文化研究等跨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从中西戏剧比对的跨文化视野，以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阐释思路，从译介、演出和研究三个不同维度，全面考察南戏《琵琶记》自19世纪中叶至今在英语世界的百年传播研究史和动态接受史，凸显作品海外传播过程中的文学性、剧场性和学术性的综合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理论意义上，首先，形成国内外首部全面深入探讨《琵琶记》在英语世界多形态传播的学术专著，有效填补中国古典戏曲从杂剧、传奇发展至京剧在海外传播史上的关键缺环。其次，英语世界研究《琵琶记》的范式和成果，为国内学界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为其生成了更多的学术思维与理论资源。通过中西学术的互补与融合，可进一步拓宽国内南戏研究的学术视野。本书的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书从历时性角度探讨《琵琶记》海外传播“去经典化”趋势之深层原因，从《琵琶记》的个案传播研究揭示戏曲海外传播的路径与模式，展示中西戏剧文化交流与互动的深层逻辑，为戏曲文化“走出去”并“走进去”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第二，戏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和有效传播载体。系统梳理古典戏曲文学与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和接受情况，有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和认知度。
二、先行研究综述
（一）戏曲海外传播的先行研究
国内有关戏曲海外传播的研究可分为四个主要阶段，时间上不作严格划分。
第一阶段萌芽期。《赵氏孤儿》是首部传播至欧洲且在西方引发显著反响的中国戏剧，同时也是国内学术界最早深入响应和研究的作品。1929年，陈受颐发表在《岭南学报》的论文《十八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成为国内关注戏曲海外传播研究的先声。到了1950年代，范存忠的论文《〈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全面评述了《赵氏孤儿》在19世纪英国的译介、改编和演出情况，不仅揭示该剧在英国的文化影响力，还展现了中国文学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传播路径和影响机制，成为研究中西文学互动的经典之作。然而，这两个间隔久远的“声音”略显孤独，直至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更多学者陆续加入到这一研究领域中来。
第二阶段起步期。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研究《赵氏孤儿》西行传播的范围和深度开始不断扩展和深化，众多研究成果相继出现。代表性的成果包括严绍璗的《〈赵氏孤儿〉与十八世纪欧洲的戏剧文学》、何毅的《从〈赵氏孤儿〉到〈中国孤儿〉》和钱林森的《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与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中法文学的首次交融》等，都对这一时期的学术发展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学界的研究视角也从单一的《赵氏孤儿》的个案研究，扩展到更广泛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开始出现系统性整理和推介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这其中，《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1988）和《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1997）两部著作值得重点关注。虽然它们只是提纲挈领地著录戏曲作品海外传播的概述，尚未对个案作品展开深入探讨，却为学界了解更多戏曲作品的海外传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参考。
第三阶段发展期。自新世纪伊始，戏曲从通俗文学的大类中单列出来，成为专题研究的对象，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诸如《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1999）、《英语世界的中国传统戏剧研究与翻译》（2011）和《中国古典戏曲在20世纪英国的传播与接受》（2011）等论著，以中国戏曲史为叙事脉络，按照戏曲样式或研究主题分设章节，史论结合，全面论述了海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与接受的情况。郭英德（2019，2010）和陈芸（2012）等学者系统整理了1998至2011年英语世界中国戏曲研究的成果目录。《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英文论著目录（1998—2008）》汇集了27部专著、25篇博士论文和164篇期刊论文的成果目录。《英语学界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新动向（2007—2011）》概述了11部专著、7篇博士论文和13篇期刊论文的重要学术观点。《“中国趣味”与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所收录的研究成果更是接近百条。这些成果表明，英语世界对中国戏曲的研究不仅成果丰硕，涵盖朝代广，戏剧样式多，研究主题也极为丰富，为国内学者深入探讨海外中国戏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文献和参考索引。
第四阶段成熟期。在这一时期，国内学者运用戏剧学、翻译学、传播学等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方法，对更多戏曲样式和作家作品展开专项研究，形成一系列系统化的学术成果。戏曲的海外传播研究已然成为一门显学。然而，学界对不同戏曲样式在海外传播的研究力度存在一定的不平衡。元杂剧、明清传奇、京剧的海外传播研究成为三座互相媲美的秀峰，相关的研究硕果累累。新近的代表性成果包括《英语世界的元杂剧研究》（2017）、《正义与义：〈赵氏孤儿〉的跨文化阐释》（2015）、《跨文化戏剧的重新定位：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赵氏孤儿〉的中国视角》（2016）、《汤显祖戏曲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演出及其研究》（2016）、《北美明清传奇研究的文化细读模式》（2012）、《美国汉学界的〈牡丹亭〉研究》（2014）、《梅兰芳访美演出的传播策略》（2015）、《中美戏剧交流的文化解读》（2011）、《穿过“巨龙之眼”：跨文化对话中的戏曲艺术（1919—1937）》（2015）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英语世界的南戏传播研究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相关的重要研究成果屈指可数。尽管《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2000）和《英语世界的中国传统戏剧研究与翻译》（2011）等论著，设有章节介绍英语世界对南戏代表作《琵琶记》的研究情况。不过，由于这些著作以宏大的中国古典戏曲史为论述框架，其对特定戏剧样式或主题的研究自然难以达到精深、细致与全面的程度。《“他者”想象的缺位：英语学界的南戏研究》（2016）和《英语世界的南戏传播与研究》（2019）虽将英语世界中的南戏传播研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前者主要分析英语学界对南戏研究的不足及其原因，而后者则侧重于翻译英语学界的南戏研究成果，且所涵盖的成果文献多集中在21世纪之前，主要围绕《张协状元》等个案作品。关于英语世界南戏传播的著作，若未深入探讨“南曲之祖”《琵琶记》的海外传播研究，未免留有遗憾。
（二）《琵琶记》在英语世界传播的先行研究
国内外有关《琵琶记》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还留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在翻译方面，论文《淡妆浓抹总相宜：明清传奇的英译》（2009）结合定性分析与基于语料库的定量分析法，深入剖析了《琵琶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四部明清传奇英语全译本的翻译原则和模式。而《英国汉学家艾约瑟的中国戏曲英译研究》（2021）一文以严谨的文献考证方法，对英国汉学家艾约瑟《汉语会话》（1852）选译《琵琶记》的情况作了评述。《汉语会话》的发现为国内学者了解19世纪《琵琶记》的文本译介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演出方面，论文《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留美学生公演话剧〈琵琶记〉》（2008）简要论述了1925年中国留美青年将《琵琶记》改编成英语话剧在美国波士顿剧院的上演过程。1946年，《琵琶记》被西方戏剧实践者改编成英语音乐剧《琵琶吟》在百老汇连演四个月。此次演出使得《琵琶记》在北美的名声大噪，成为国内外研究者的关注焦点。美国学者凯瑟琳·西尔斯的论文《琵琶记故事：一出中国戏的美国版》（1994），回顾了英语《琵琶记》在百老汇的演出经过，并批评了百老汇屈从于金钱哲学，粗暴西化中国剧的做法。进入21世纪，海外华人学者都文伟（2002）、加拿大汉学家石峻山（Josh Stenberg, 2015）和国内学者高子文（2019，2020）相继撰文探讨《琵琶记》百老汇演出的改编过程、演出接受及主题的置换等。整体上，目前学界对《琵琶记》的文本译介研究大多局限于特定章节或主题的传译，研究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尚有不足。尤其是对《琵琶记》从19世纪的节译到20世纪全译本之间所经历的各种译介形态，还未进行全面的历时性梳理和深度评析。中外学界关于《琵琶记》的演出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在百老汇的演出上，而对于《琵琶记》在进入百老汇之前、离开百老汇之后，以及在夏威夷地区的搬演情况鲜有涉及。对英语《琵琶吟》作为跨文化改编戏剧，其戏剧文学与剧场艺术两个互相关联却独立的层面，缺乏深入的学理分析。此外，现有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主要限于戏剧文学领域内，未能将研究对象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中，探究改编本与原作在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诗学意义上的差异，以及改编本舞台艺术与当时的戏剧思潮和文化背景的深层联系。同时，文献支撑上缺少能够生动再现《琵琶记》演出现场的图像文献。与文字描述相比，演出剧照或有关布景、服饰、人物造型的图片更能形象、直观地还原演出现场与感官体验。研究方面，国内对英语学界《琵琶记》的“研究之研究”主要聚焦于20世纪中后期的成果，时间上鲜少涉及19世纪早期研究和21世纪的最新成果，且文献来源和研究观点有很大程度的重复与交叠。从1840年至今，英语学界对《琵琶记》的研究和接受表现出明显的历时性特征。因此，有必要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探讨英语学界接受与研究《琵琶记》的情况，并在某些关键议题上将英语学界和国内学界的成果展开平行研究。除了一般学术性文献外，本书还收集了英语《琵琶记》舞台演出相关的人物传记、演出手册、舞台剧照等近百幅珍贵照片，整理演出报道和重要剧评近千篇。这些丰富多样的一手图文资料，生动再现了《琵琶记》的演出现场和接受情况。
三、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界定
本书主要探讨南曲之首《琵琶记》以英语为媒介在英语世界进行的传播研究，涵盖了其文本传播、舞台传播及学术研究传播的各个方面。文本译介传播上，书中重点关注西方学者主动翻译《琵琶记》的行为，以及旨在面向英语读者或在英语国家出版的由海外华人或华裔译者完成的译本，而不包括国内出版社发行的英译本。舞台演出传播上，本书聚焦在英语国家由不同民族身份的演员使用英语演出《琵琶记》的舞台活动，而中国剧团出访欧美，用原汁原味的戏曲艺术演绎《琵琶记》的演出活动不在本书讨论范围内。这样的范围界定，旨在更深入地探讨接受文化（即英语国家）对源文化（即中国戏曲文化）的理解、解释和重构方式，更清晰地分析西方视角下的《琵琶记》译介、演出和学术研究的总体趋势与特点，保持研究的聚焦和深度。
广义上，“英语世界”通常指以英语作为主要或官方语言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但不限于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南非、印度及英联邦的其他多个国家。根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显示，在广义的“英语世界”中，只有美国和英国曾用英语上演过《琵琶记》。鉴于此，本书所指的是狭义上的“英语世界”，更确切地说，本书主要聚焦英语《琵琶记》在美国本土，以及夏威夷在1959年正式成为美国第50个州之前的演出情况。因此，第三章标题拟为“英语《琵琶记》在北美舞台的演出”，以明确本书的研究重点和范围。需要指出的是，1948年10月11日至30日，英国知名导演阿尔伯特·德·库尔维尔（Albert de Courville, 1887—1960）在伦敦西区的冬日花园剧院执导了英语音乐剧《琵琶记》。男女主角由百老汇原班人马扮演，其余角色则由英国演员出演。伦敦演出遭到英国主流媒体普遍的负面评价，上演24场便匆匆落幕。虽有媒体称赞其“舞台布景简洁，色彩绚丽、搭配迷人，场景壮观、生动、感人”(4)，但更多的声音批评其“对白冗长、枯燥乏味”(5)，演出“苍白无力”(6)。《每日邮报》则如此评价：“这是一场罕见的视觉盛宴，但作为音乐剧来说，它的表现乏善可陈。整部剧作从始至终几乎缺乏幽默感。演出整体上采取了过于严肃的风格，以至于有时给人一种自嘲或不切实际的印象。”(7)英语《琵琶记》在伦敦上演的反响与其在百老汇的评价大概一致，因此，本书第三章将不再对伦敦版的演出展开论述。
在学术研究方面，19世纪早期的法国是西方翻译与研究中国戏曲文学的重镇。1841年，法国巴黎皇家图书馆出版了《琵琶记》的法语编译本，在当时的西方汉学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关注。这个法语译本在很长时间里，成为西方读者（包括英语读者）阅读或研究《琵琶记》的唯一西方语言全译本。法语译者翻译《琵琶记》的动机具有显著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本书在探讨19世纪英语世界对《琵琶记》的研究特征时，也将《琵琶记》法译本译者的观点纳入讨论，以便更清晰地呈现自19世纪至21世纪，西方汉学界认识与接受以《琵琶记》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戏曲的历史轨迹。
(1) Frank N. Magill，ed.，Critical Survey of Drama（Foreign Language Series，Vol.3），New Jersey：Salem Press，1986：1038—1049.
(2) 旅美华人学者都文伟在其论著《百老汇的中国题材与中国戏曲》（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中首次将《琵琶记》的英语音乐剧剧本“Lute Song”译作《琵琶吟》，本书沿用此译名。
(3) 孙歌、陈燕谷、李逸津《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4) “London Theatres：Winter Garden Lute Song，” The Stage，October 14，1948：7.
(5) Ibid.
(6) “Winter Garden：Lute Song，” The Observer（London），October 17，1948：2.
(7) “Lute Song in London；Musical Gets a Cool Reception from British Stage Critics，” 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12，194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