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海上走私贸易面面观

中国台湾学者陈文石发表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的长篇论文《明嘉靖年间浙福沿海寇乱与私贩贸易的关系》指出：“在贡舶贸易制度下虽然有勘合的国家，可享有贸易上的种种特殊权益，但究为贡约所限，不能随其所欲自由往还。同时，此仅为贡舶国家王室或官方支持下的贸易，一般番商因不能取得勘合，便无法进口。而贡舶输入的货物，犹为政府垄断。虽然市舶司或会同馆开市时，中国商人可承令买卖，但仅为官方所不肯收买的残余物品，货色粗劣，数量亦微，品类价格又都有限制，而且往往供求两不相投，双方俱不能满足所欲，于是贡使、中外商人，遂互相勾结，窝藏接引，进行秘密私贩活动。尤其中国海商，在政府禁海垄断，外舶特权强占的双重刺激下，既不能取得公平合法的贸易，便只有越关冒禁，挑战下海，从事非法贸易了。”[48]

陈文石论文的第二章《国人私贩贸易与沿海地理经济条件》、第三章《嘉靖前期的私贩活动》，详细论述了福建、浙江沿海人民冲破海禁，进行私贩贸易的情况。他指出，明代“寸板不许下海”的禁海措施，不但违反自唐、宋以来中外海上贸易的历史潮流，阻抑了国人向南洋开发活动的趋势；同时更严重地漠视了边海地区的自然地理因素与人民生活条件。冒禁下海者，以福建沿海最为昌盛，其中漳州、泉州尤为严重。广大贫无立锥之地的农民，只能“以船为家，以海为田，以贩番为命”，而执政者全然无视这种客观现实，严禁下海，无异于扼断了他们的生命线。他还说，明代海禁，广东较宽，浙江、福建以接近日本，禁令特严。然而日久弊生，禁令往往成为空文，常时如水上无寇，海防官员且得纳贿要利，则漫不之禁，采取半放任态度。一旦生事起衅，事态扩大，为逃避罪谴，遂张皇禁治。如此张弛反覆，欺蔽蒙骗，及至积重难返而不能制，于是朝廷简派重臣衔命禁海，穷根推排，严急追捕。私贩者生路乏绝，转而为盗，内地人民久失生理，不逞者又起而从之，相率入海，推演激荡，遂酿祸乱。大抵以嘉靖二十年（1541）为界，此前，浙闽沿海已经所在通番，不过大多为海上及滨海人民为生计所迫，冒禁下海，豪门巨室参加者较少，尚不敢公然出入。此后，情况更趋严重，此时的私贩分为两种：一种是由闽浙大姓贵家操纵主持，私枭舶主与势要土豪结合的上层势力，挟制官府，包庇窝藏，公然进出海上；另一种是沿海贫民与桀骜者结船行贩的下层势力，他们在急迫时也往往贿投势家为之掩护。[49]

张燮《东西洋考》书影

张燮《东西洋考》说：“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奸人阴开其利窦，而官人不得显收其利权。初亦渐享奇赢，久乃勾引为乱，至嘉靖而弊极矣。”[50]究其原因，与“海禁—朝贡”体制弊端日益显现有关。地方政府接待朝贡使节、运送贡物等，是沉重的财政负担，因而对于朝贡以及与此相关的勘合贸易不感兴趣，而对于打着朝贡幌子的走私贸易趋之若鹜。

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指出：正统以后，朝贡贸易萎缩，主持其事的市舶太监无事可管。非法的商舶贸易日趋兴旺，有利可图，引起市舶太监的垂涎，地方当局与市舶太监之间权利争夺随之展开。市舶太监利用权势，不按规矩办事，导致原有的制度不断崩坏，形同虚设。他列举了广东市舶太监韦眷违法乱纪的事例来加以证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番商马力麻假冒苏门答腊使臣来贡，“私通贸易”，广东市舶太监韦眷“利其货，不究问之”。同年，撒马尔罕贡使由海路回国，贿赂韦眷。弘治二年（1489），撒马尔罕国王阿黑麻遣使由满剌加来贡狮子、鹦鹉等物，太监韦眷等官“违例起送”。礼部尚书倪岳上疏指出，撒马尔罕朝贡道路应该是陆路的甘肃、陕西，而不应走海路，“今若听其从海而来，则后次倘有附近本番浮海商夷，托称彼国差来入贡，则既无勘合，又无印信，何由知其真伪？”[51]由此可见，广东市舶太监假公济私，使得当地的“海禁—朝贡”体制弊端百出。

陈文石说得更为直接：“海防官军，由于待遇菲薄，且不得按时支给，往往有拖延数月或经年不发，故常卖关取贿，放纵出入。而提督市舶太监包庇主使，尤足刺激私贩活动。如宪宗时的韦眷，《实录》：‘广东布政使陈选奏，据番禺县呈鞫犯人黄肆招称：县民王凯父子招集各处客商，交结太监韦眷，私出海洋通番交易，谋财杀人，警扰乡村。’《双槐岁抄》：‘广东市舶太监韦眷，招集无赖驵侩数百十人，分布郡邑，专鱼盐之利。又私与海外诸番相贸易……’”他指出：“市舶太监除提督贡舶外，并负有代王室沿海采办任务，是以彼等得乘机弄权，挟制有司，渎法为弊。此辈不但破坏国家法令，且常启祸肇事，嘉靖二年日本贡使仇杀事件，即因此辈受贿偏颇，颠倒旧例所引起。”[52]地方当局可以从走私贸易中获取好处，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