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俯视周边的朝贡体制

所谓朝贡，有着悠久的历史，明朝继承了这一传统。历朝皇帝以中央之国的姿态俯视周边国家，把它们看作甘心臣服的藩属国。维系的纽带就是该国国王派遣使节定期朝贡，并且接受明朝皇帝的册封。明朝建立伊始，朝贡体系就开始运作，朱元璋一方面派遣使节出访各国，一方面接受各国使节的朝贡。在《明太祖实录》中留下了许多记录：

命使出疆，周于四维，历诸邦国，足履其境者三十六，声闻于耳者三十一，风殊俗异，大国十有八，小国百四十九。[11]

海外诸番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商贾便之。近者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爪哇、大琉球、三佛齐、渤尼、彭亨、百花、苏门答剌、西洋、邦哈剌等，凡三十国。[12]

日本学者檀上宽的《明初的海禁和朝贡》指出：从本质上来说，朝贡制度是把中国国内的君臣关系扩大到周边诸国，把国内的政治统治照搬到周边诸国。伴随着朝贡的交易方面的经济利润是次要的，中国方面的“出超”是常态。明朝要求周边国家呈献的贡物是简素化的，它所强调的是朝贡的政治礼仪；与贡物相比，明朝皇帝的“回赐”数量是巨大的，往往是贡物的数倍，并且对朝贡国的附带品实施免税的恩惠。对于明朝方面而言，通过朝贡关系，确立东亚“礼的秩序”，才是最重要的事情。[13]

万历《大明会典》用了整整五卷的篇幅来谈朝贡，分别是东南夷（上）、东南夷（下）、北狄、东北夷、西戎（上）、西戎（下）等。很显然，对周边邻国与民族的这种称谓，反映了中国皇帝的世界观：自己是“中央之国”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君临天下，周边的“蛮夷戎狄”，必须对中央之国表示臣服，而表示臣服的方式就是定期的朝贡。所以朱元璋的“祖训”开列了“不征诸夷”：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剌、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浡尼等十五国。[14]

关于朝鲜国：洪武二年，国王王颛遣使奉表贺即位、请封、贡方物。诏封为高丽国王，赐龟钮金印、诰命……若朝廷有大事，则遣使颁诏于其国。国王请封，亦遣使行礼。其岁时朝贡，视诸国最为恭慎……贡道由鸭绿江历辽阳、广宁，入山海关达京师。[15]

关于琉球国：大琉球国朝贡不时，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学读书，礼待甚厚。小琉球国不通往来，不曾朝贡。按：琉球国有三王，洪武初，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帕尼芝，皆遣使奉表笺贡马及方物。十六年，各赐镀金银印。二十五年，中山王遣子侄入国学，以其国往来朝贡，赐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永乐以来，国王嗣立，皆请命册封……谕令二年一贡，每船百人，多不过百五十人。贡道由福建闽县。[16]

关于占城国：自占城以下（苏门答剌、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浡尼）诸国，来朝时内带行商，多行谲诈，故沮之。自洪武八年至洪武十二年，方乃得止。按：占城国滨海，即古越裳林邑。洪武二年其国王阿答阿者遣使朝贡，诏封为占城国王，赐镀金银印……永乐后，其国与诸国皆来朝贡，始定三年一贡，贡道由广东。[17]

关于浡尼国：洪武四年，其国王马合谟沙遣使，以金表银笺贡方物。永乐三年，遣使往封麻那惹加那乃为王，给印诰、敕符、勘合。六年，王率其妃及家属、陪臣来朝……是年，王卒于会同馆，辍朝三日，祭赙甚厚。诏谥恭顺，赐葬南京城外石子冈，以西南夷人隶籍中国者守之，树碑立祠。[18]

关于满剌加国：永乐三年，其酋长拜里迷苏剌遣使奉金叶表朝贡，诏封为国王，给印诰。使者言：“王慕义，愿同中国属郡，岁效职贡……”[19]

朝贡使节向皇帝进献贡品的仪式十分隆重。《大明会典》载：

凡朝贡方物，洪武二十六年定，凡诸番国及四夷土官人等，或三年一朝，或每年朝贡者，所贡之物，会同馆呈报到部。主客部官赴馆点检见数。遇有表笺，移付仪部。其方物分豁进贡上位若干、殿下若干，开写奏本，发落人夫管领。先具手本，关领内府勘合，依数填写，及开报门单，于次日早朝照进内府，或于奉天门，或奉天殿丹陛，或华盖殿及文华殿前陈设。本部正官奏启进纳。或遇庆贺圣节、正旦，贡献之物初到，即以数目具本奏闻，物候至日，通进。

凡进虎豹禽鸟之类，到于会同馆，就令畜养之人喂养，具数奏闻，送所司收领。至期，进内府，丹墀内陈设。

凡进金银、器皿、珍宝、段匹之类，须同贡献之人，验视明白，具写奏本，仍以器具装盛，或黄袱封裹，分拨馆夫，一同贡献之人收管。先期一日，关填勘合，开报门单。次日早照进内府，于殿前丹陛等处陈设，一一交付长随内使收受。[20]

至于国王亲自来朝觐皇帝的礼仪，也有规定：凡蕃国王来朝，先遣礼部劳于会同馆。明日，各具其国服，如赏赐朝服者则服朝服，于奉天殿朝见。行八拜礼毕，即诣文华殿朝皇太子，行四拜礼。见亲王亦如之，亲王立受二拜，答后二拜。其从官随蕃王班后行礼。凡遇宴会，蕃王班次居侯伯之下。其蕃国使臣及土官朝贡，皆如常朝仪。[21]

由此可以看到当时朝贡关系的大体状况。郑和下西洋其实是维系和发展朝贡关系的一种主动姿态，正如《大明会典》所说：“永乐中，数有事于西洋，遣中使以舟师三万，赍金帛谕赐之，随使朝贡者十有六。”[22]因此可以说，郑和下西洋是“天朝大国”放下身段，主动出行，把朝贡关系延伸到了“海外诸番国”的身边，郑和作为使节，代表皇帝接受当地君王的朝贡，并且代表皇帝把大量礼品回赐给那里的君王，不过是改变了朝贡的地点与形式而已，朝贡的本质并没有变。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积二十年之研究，写成《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贸易圈》，对朝贡贸易体系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朝贡的前提是朝贡国接受中国对当地国王的承认并加以册封，在国王交替之际，利用庆慰谢恩的机会去中国朝见皇帝，以臣服于中央政权的各种活动，作为维系与中国关系的基本方式。用“朝贡—回赐”维系的两国关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呈放射状构成的体制。另一方面，它是以商业行为进行的活动，使得以朝贡贸易为基础的贸易网络得以形成。他特别指出，14至15世纪以来，亚洲区域内的贸易在逐步扩大，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贸易圈，以及在这两个贸易圈之间，由若干贸易中转港为中心的亚洲贸易圈。[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