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言

沈括这个名字在中国科技史界耳熟能详、无人不知晓；他也是整个古代中国研究中的一个必修课题。沈氏所著《梦溪笔谈》是最知名的古籍之一，是传统中国文化修习者的一本必读书。沈括的博学多闻无疑为现代学者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研究路径，每一个不同的切入点都能揭示不同的风景。本书立足于思想文化史，旨在探讨沈括作为一个身体力行的“闻见主义者”在中国思想发展脉络中的地位。笔者欲向读者揭示，沈括在对闻见之知的终身钻研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对知识本质的看法；这个认识论系统，是他在现代广为称颂的“科学家”身份背后最为重要、不可忽视的哲学根基。

值得玩味的是，沈括最为闻名的时代是20世纪，所以本书先宕开一笔，从对当代的探索开始。

20世纪的“科学巨星”

作为在当代中国最负盛名的古代人物之一，沈括被媒体广为传颂，被冠以“科学巨人”、“科学巨星”以及“发现并命名石油的古代科学家”等一系列充满现代气息的名号。(1)他甚至是多本童蒙读物的主人公。1977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题为《中国古代科学家》的连环画，讲述了一系列以科学成就闻名的古人的故事，譬如名匠鲁班、天文学家张衡、名医李时珍，以及宋代科学家沈括。书中讲述了沈括多个令人瞩目的科学发明，譬如他观察到了陨石和铁之间的相似之处，该发现“比外国人早六百多年”(2)。他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蒙气差现象的人，这个发现“在西方国家是五百年以后的事了”(3)。沈括还通过对雁荡山的考察，阐发了流水侵蚀对山体形成的影响，而这一见解“比欧洲地质学家早了六百多年”(4)。他代表宋廷出使契丹，回程后制作了一套三维立体的宋辽边境地图，“这一创举比西欧最早的地理模型（18世纪瑞士制造）要早六百多年”(5)。更有意思的是，沈括被发配延州时，留意到当地一种地下开采出来的黑色液体可燃并有黑烟，遂命其名为“石油”，沈本人在现代也因此获得了“石油之父”的美名。(6)除此之外，沈括还讨论过指南针、小孔成像和共振，以及一系列物理、化学、数学、医学上的重要问题。(7)这本连环画在结尾处写到：“外国一位专门研究中国科学发展史的科学家将沈括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不是没有道理的。”(8)

民间与媒体对沈括的兴趣事实上源于20世纪的一支学术研究脉络。中西学者对沈括均有浓厚兴趣。自20世纪初至1970年代，几代中国学者致力于揭示沈括的“科学发明”，旨在为现代科学找到在中国传统里的对应。(9)上述连环画中提到的“外国一位专门研究中国科学发展史的科学家”事实上就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李氏是在欧美汉学界创建中国科学史这一学科的第一人。20世纪中叶，他在其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将沈括列为一个代表性人物，多处对他的科学贡献进行详尽讨论；李氏之西说又东渐，进一步推进了汉语学界对沈括的兴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约瑟等学者的关注正是沈括走入连环画、成为民间想象一部分的重要致因。沈括的盛名起于学者，兴于群众，是学术影响民间的一个有趣案例。

诚然，将一个宋代士人与现代科学直接挂钩的论点无疑是现代情愫驱动的产物。与其说它是对宋代史实的揭示，不如说它更是20世纪历史的一部分，必须要放在20世纪的语境中审慎、批判地理解。汉语学术界对沈括的兴趣与20世纪的两个重大风潮相关。一是自19世纪开始、于20世纪初进入高潮的西学东渐。在此风潮之下，来自欧美的科学技术不仅取代了传统中学的主导地位，还在精英和民间的普遍认知中成为了中国现代性的表征。(10)第二个结构性的变化来自于学界。最早的一批受西学训练的中国科学家携手崭露头角的科学史家，共同致力于书写一部能将煌煌中华文明与其现代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的科学史。(11)在这些学者的眼中，沈括的妙处就在于他既古又今，既能代表一千年前的中世，又能与现代科学认知挂钩。他的存在暗示了一种诱人的现代性展望，就是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借力本土资源、保留自身特色，而不必接受西方殖民结构之下的西化压力。

史学界对沈括的青睐是一个长时段的现象，跨越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两个政权，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同的时代与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潮息息相关。(12)譬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即“文革”期间，沈括研究达到了一个小高潮。在政府的大力鼓励和支持下，一大批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程师投身对沈括和《梦溪笔谈》的研究，产出了大量在自然科学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沈括专题研究，可谓中国科学史研究史上一个极富特色的时刻。(13)

在对沈括的研究中，中国与西方的对比无疑是一个中心话题。从1977年出版的连环画中就能看出，无论明言或暗示，对沈括的兴趣事实上一直以对西方的关注为背景，而沈括对西方的种种超越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民族身份想象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沈括对20世纪的中国的确是至关重要的，也无怪乎他能走出史册、走入童蒙读物，成为一个时代依托于孩童的殷切愿望之一。

为沈括立传的考量

沈括在20世纪的成名毫无疑问是时代的际遇，作为一个11世纪的士大夫，他当然与现代西方科学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不过，即使卸下20世纪给他戴上的光环，沈括依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历史现象。沈括在现代的被青睐本身就说明了他本人的卓尔不群，毕竟，有几个古人能顺理成章地被塑造为现代科学的先驱呢？与中古精英的主流相比，沈括确实颇有特色，他广泛涉猎天文、光学、数学以及医学；他的确是蒙气差、流水侵蚀、石油以及活字印刷的最早（抑或是最知名）的记录者。这些新知中的任何一项对史学家来说都是极有研究价值的。而沈括的一生将这些一系列发见囊括在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之中。这种包罗群艺的境界，称他为不世奇才，也不是夸大之词。

因此，对沈括的历史判断应当基于更加审慎的考察。从史学家的角度来说，无论多么超乎寻常的现象，终究归结于对基本因果的考察。正因为沈括的种种知识成就卓尔不群，以此推论之，造就这些知识成就背后的思想则必有特殊之处。从知识史的角度来说，异于常俗的发见，背后多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知识论推动。

本书的重点即在于此。笔者重点考察的是沈括的知识论立场，及他认知实践背后的哲学底色。以沈括的生平为依托，本书欲深入观察他对知见条件的判断、对知见对象的捕捉、对认识过程的部署，以及总揽而论，他立足于闻见之知的认识论哲学。

必须要说明的是，本书的目的不在于为天才列传。诚然，沈括的人生和思想是本书的主要脉络，但是笔者关心的要点是他的认识论哲学在宋代历史——乃至于从上古到唐宋的整个思想传统之中——生发和形成的过程。沈括本人的思想固然值得注意，但造就他的思想的因缘更加有趣；这些历史性的成因远远不是沈括的个人才华能够囊括的，二者是不同维度上的问题。基于这些考虑，本书不会将沈括塑造为“万目交张，维纲之举”(14)的个人英雄，而是将他作为一盏探照灯，以光柱缓缓划过苍茫的时间宇宙，照亮并点明那些成就了他的认识哲学的因缘与际遇。

宋史中的沈括

研究沈括无疑也是深入探索宋史的一部分。在笔者看来，厘正沈括的历史地位至少能丰富和修订两条重大的史学研究脉络。其一是对宋代的整体判断。有宋一代以史无前例的文化繁荣和社会变革而著称。宋代在西文教科书中时常被美誉为“当时世界文明中最发达之社会”，又或是“中国的文化复兴时代”(15)。以此背景观之，沈括当然不是凛然孤身，他的博学也并不诡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应正是“文艺复兴”之时代风潮的一个个体具象。

就宋史的原有情境而言，沈括的历史身份首先是一名士人，是唐代贵族势力式微之后新起精英阶级的一员。(16)入宋以后，庶族士大夫彻底取代门阀士族成为帝王政治舞台上的新主角。为了招揽人才、推动政治新血液的再生，宋代君主尤其推崇科举制度，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以加强选拔的公正性，并在知识导向上逐渐由诗赋取士向经义取士过渡。(17)对于一个11世纪的宋代男性而言，登科即可入仕，入仕则为士子。士人阶层以其背景的多样化和蓬勃的政治野心改写了政治精英的面貌。他们为11世纪的中国打造了特色鲜明的政治文化，促成了新学（譬如理学）的兴起，从而进一步为中古以降的历史变迁埋下了重要伏笔。

沈氏的生平基本是北宋士人的标准一生。他文才斐然、博学好古且得意于场屋。在三十余载的官宦生涯里，沈括有相当一段时间身处主事之位，握有决策之权柄。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宋士大夫文化就是研究沈括最紧要的背景之一；沈括的思想就是北宋思想革新的百卉千葩中的一朵。

具体而言，沈括的生平与宋史有三个重要的交叉点。其一是王安石变法。王氏所主持的变法是宋士人最野心勃勃的政治试验之一；熙丰新政的出发点是对宋代国家机器的重新想象，所变之法深入意识形态、经济以及军事林林总总各个层面。沈括的大部分政治生涯都是在服务新法中度过的。因此，熙丰新法是沈括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沈括的一生也巧逢思想的盛世。11世纪的北宋是一个变革的年代，推陈出新是时代大势所趋。在门阀旧世界式微的基础之上，士大夫踊跃地创造新文化。在官僚和学者双重身份的驱动下，他们致力于展望天下的新秩序，意欲以文才治国。北宋士人之“学”，实为儒学、文章以及材能的复合体。(18)

儒家经典在场屋与庙堂中的核心地位为宋学带来了一种复古的面貌。11世纪下半叶的“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基于六经之文、圣人之说的对天下秩序的想象。所谓终极的秩序就是“道”；今人欲使圣人之道复明于世，则必自求索于经籍始。(19)驰骤于试场的学者，特别是进士科出身者，尤专注于寄古述今，以圣人之旨为根柢阐发时事之想与治国之经略。(20)

这时代风潮中的一个微妙之处就是，复古的面貌之下恰恰是史无前例的创新。这种好古又求新的风尚鼓舞着每一个心怀抱负的士人以求道之名追寻一种“棣通之观”（total view），又或称为一种“统理”（system）。(21)熙丰变法就是一个最积极涉世且强势作为的统理。而放眼观之，11世纪显然并非只有王安石这一个声音，士人们纷纷立说，各有其棣通万物的看法；彼时也正可谓是一个“统理之世”。

在一个争鸣的年代，各人主张的统理在细节上各有不同；但汇总起来，人人参与对统理的辩议之精神却是一致的，一种席卷时代的风潮由此而起。在11世纪下半叶，议道者之间的共识已经很明显：人人都向往以典籍为根究的对天地人世万物的贯通之解；这种共识也预示了一种新的知识立场的形成。对统理的追求造极于朱熹以及集宋学之大成的理学。从王安石到朱熹这一百多年的“统理之世”，正是本书讨论沈括的另一个重要的文化背景。

沈括的有趣之处正在于他并不是一个统理建构者。他对追求棣通之观表达了明确的怀疑和抗拒，并因此成为从王安石到朱熹这段思想史上的一个异类。他的闻见主义正是一个“非统理”（nonsystem）的立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沈括的存在尤其值得现代读者注意，因为他揭示了统理建构风潮之外更加丰富多样的哲学思想。思想史界很少讨论沈括，恰恰是因为他这种对主流的偏离，令他看似与思想史无关（事实上，是与思想史主流无关）。主流对思想史脉络的垄断是历史书写的常态，而着眼于反思的现代史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打破这种垄断。宋学的思想生态显然要远远复杂于由王到朱的简单脉络，沈括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然，沈括的重要性并不仅限于为思想史的谱系增添一个个案。事实上，他为宋代思想的研究带来了一个崭新的维度，一个着力于知识及其性质的新视角。无论是从整体哲学思路还是具体政策的制定，沈括都对主流议道颇有质疑。譬如，求道者何以知道自己求之有方？统理者何以知道其统之有理？沈往往倾向于要多问一层问题以求核实。从具体的政务而言，从旧闻延展至新知应由何路径？换言之，人知之所以知，导引何在？就“认知导引”（epistemic guide）这个问题，笔者首先要排除“依经据典”这样的简单回答。这个逻辑的缺陷是明显的：如果宋代的复古议道者仅仅是在重复圣人的不刊之言，也就无所谓革新，更遑论什么“文艺复兴”了。统理议道的主流的知识论立场，事实上是要求现代学者透过历史表述进一步厘清其概念和预设的。而研究一个质疑这些概念和预设的人，譬如沈括，正是一个厘清的好办法。所以，沈括研究的重要性不仅在敦促思想史研究向所谓小道末流拓展，也同时转换了角度，对大道主流的研究中含蓄未发之处做进一步探索。

在王安石新政和统理时代之外，宋史研究与沈括生平的第三个交叉点是科技的发展。在中国科学史的主流写法中，宋代一直是一粒明珠。席文（Nathan Sivin）氏有言：“宋代的成就在科学与技术的每个领域都是斐然的。”(22)从10世纪到14世纪之间，算学、历法、医学中的新发见层出不穷。(23)与此同时，宋代以一系列技术发明而著称，譬如活字印刷、航海罗盘以及火药配方的成熟。(24)这些技术革新来自栖居于社会不同层面的人士，尤其是非精英的劳动阶层，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多少知识共同体的互相认同，所以并不是一场系统的“科技革命”式的运动的成果；(25)但是这些发明创造本身的分量也足以让宋代扬名于科学史了。

在具体的物质成就之外，一种探索世间万物的热情也确实在宋代扬起。宋代国家对技术知识的扶持和投入是空前的。(26)譬如，政府投入大量资源支持天文观测和历法改革，并且官办药局，大力推动医典和农书的出版。(27)政府投入的另一面其实就是士大夫对技术知识的兴趣；他们本来就是这些政府出版物的主导推手和重要读者。对于士大夫而言，这些知识虽属小道末流，但也是“圣人存此”之说；所以，尽管他们不屑与所谓的医卜星相之流为伍，但依然对这些知识抱有兴趣，有的甚至乐于将其作为从属部分纳入精英话语体系（譬如统理求道的哲学理想）。(28)

宋代科技的兴盛无疑是沈括研究的重要背景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时代的变迁是沈括之博学不可或缺的条件。大量出版的医、算、农书为沈括这样能断文识字的人提供阅读来源；而他在朝中的任职一度让他能够使用当世最大的图书馆藏——皇家馆阁的藏书。沈括曾就任司天监，故一度站在天文历法工作的前沿，享受国家提供的最先进的资源。与此同时，其他士大夫对技术知识日益浓厚的兴趣也为他提供了一些知识共同体的氛围和能彼此交流的同好。自1970年代始，科学史家反复考察了上述背景和沈括个人的知识行为之间的关联。(29)在过去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中，沈括的科学成就和宋代的科技发达事实上成为了表里相依的两条话语线：前者为表，后者为里，彼此推动，互为验证。

现如今任何对沈括的新研究都深深受益于科学史家过去几十年的积累。但本书对沈括的考察，将不以科学史已有的主流脉络为依托。在科学史的视野里，沈括最显著的首先是他的科技成果，在此中心之外，才会进一步考虑将他与宋代社会文化的其他方面相联系；这是现代学科突出自身关照的一种写法。本书摒弃了从科学开始的立足点，而采用一种更加贴合历史概念的框架，以“学”为基础语境考察沈括的思想。“学”正是宋代士大夫思想知识追求的总称，既包括从儒经中求道，也包括钻研星历、浏览医书。学是宋人自己的概念，也是他们自有文化身份的历史框架。在学的共同体中，沈括与名臣王安石、词圣苏轼、易学家邵雍、理学二子程氏兄弟，以及“科学家”苏颂皆为侪辈。(30)以学为纲是以历史概念为依托将沈括整合入思想史，同时也是避免以今度古的一种方法上的警醒。

知识史上的沈括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沈括和宋学主流之间的认识论分野，本书将进一步把视野扩展到知识史，并且是从先秦到唐宋的长时段的知识史。因为基本的认识论前设（epistemological assumptions）是长时段的心智习性（habits of mind），并不是一种会在短期内任意消长的现象。宋代的知识论的种种特征事实上不少都能追溯到先秦两汉思想。所以，由上古至中古的知识史，是本书铺陈分析的重要语境之一。

笔者所指的“知识史”并非一个单一学科，而是一个囊括了多学科的广谱研究视野。知识本身是一个海纳百川的概念，显然并不仅限于科学技术知识。本书的一大目标，是在对知识史的讨论中尽可能地忠于知识本身的丰富多元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笔者以“何以为知”为中心问题串联起一系列不同的具体语境，譬如政事、道德、格物以及宇宙论。

在知识史广阔的视野里，沈括研究提出了两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重要问题。其一，古代中国有一个一统的主流知识论（即“古代中国认知之道”）吗？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现代学者致力于将中国的认识论传统与以笛卡尔体系为中心的西方范式区别开来（即为中国认知论在西方语境中争取存在性）。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讨论的“古代中国认知之道”是一种“玄默之框架”（framework of taken-for-granted），是潜藏在具体的言、行、知识选择之下的深层结构。(31)它不见得发于言语，甚至也不明于志，但是却著于行，是求知者韬默的导引。这种玄默性也正是中国认识论的首要特色，它不是一个依赖言语与命题的理论，与笛卡尔知识论的面貌相去甚远。(32)

古代中国认知之道的第二个特色关乎它的一些基本概念导向。不少学者认为，实体（substance）、本质（essence）、属性（attribute）这些西方传统中的基础认识论概念在中国传统中并不重要；相反，关联（relation）和过程（process）才是更重要的理念。(3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是以“游弋于关联、得益于关联、并在关联中求索洞然无疑”之面貌呈现的。(34)

第三个特色则是对“知见”这个行为的具体定义。学者们认为，它往往并不是狭义上的“认知”（cognition）。相反，知见这个行为常常包括“行”（participating）与“成”（realizing）的含义，故不光得诸心，也充诸身。(35)

第四个特色则是古代中国认识论与西方传统最大的区别：笛卡尔系中最关键的两个区分——主体（subject）客体（object）之分、对象（object）与该对象的观念（idea）之分——都在古代中国思想中存在感甚微。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代中国的知见是同一维度上的呈现（presentation），而不是跨维度的再现（representation）。(36)

上述的几个特色实属洞见，它们的不同排列组合对不同语境中的知见有着相当的诠释力。比如，第二和第三点能很好地阐释社会语境中的知见行为，即对人际关联的谙练，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应对万事的圆融无隙。在这个意义上，求知其实是一种行为上的“有关德性的、审慎的知识”（moral，prudential knowledge）。(37)

第二、三和四个特征联合起来描述的正是所谓“同类感应”思想（correlative thinking）。在这个系统中，万物（包括人）以“类”相联、相召，故彼此感应。所谓的“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彼此互有系统性的关联（故此呼应第二个特征）。最常提起的类之关联莫过于阴阳五行了，万事万物正是以它们为基础结构而彼此感应的。且以阴阳为例，男性和太阳同属阳，女性和月亮同属阴；男性与太阳因此关联则会彼此感应，而男女之间则以阴阳之则相协。每一次基于类别的感应都构成了一个“相关”（correlation），世界正由无数相关分布流行而成。(38)每一个体都是这些关联身体力行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见第三、四个特征）。在以西学理念为主导的现代学术中，“相关性”往往是与“因果性”（causality）对立的。(39)而这种对立往往也成为区分古代中国思想（或者更加宽泛的“前科学思想”）和现代科学思想的标杆之一。(40)正因为如此，有些学者在讨论以相关为主要特色的中国思想时，往往不免批判地认为它是“非理性”（irrational）的。(41)

就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视野而言，古代中国认知之道的第三、四个特色说明了这个传统确实不执着于笛卡尔系的真理，从而也与现代西方认识论中以追求真理为终极目的展开的一系列问题保持了相当距离。在古代中国传统中，求知者并不试图以一个心生之念（idea）来精确对应真际（reality），所以她亦不执着这个对应的确定性（certainty）或者证伪性（justification）。而这些概念和问题恰恰也都是现代西方认识论的基本出发点。(42)

以上的四个特征是笔者从一系列的汉学研究著作中提炼出来的，这些研究其实不少是以上古中国的史料为基础的。但是这些基于上古的论述其实不少也相当契合中古、特别是宋代的情况。譬如，宋人也认为身体力行的参与往往是知见的一个要素，而在朱熹手中集大成的理学则鲜明地以关联为中心。而对于求道者来说，道并不是客体，人也不是主体；主客体之分在这个语境中是不适用的。

古代中国认知之道这个框架无疑是广泛好用的，不过适用性广泛背后的一个可能的陷阱是对普适性的迷信，学者当然要对其谨慎处理。沈括的个案研究其实为我们绕开这个陷阱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材料。譬如，他在探究万物的过程中对实体和本质的关注并不少于关联；知见对他来说常常是一个狭义的认知行为。沈括开始考虑把真际与念想从存有论的意义上分开，并开始接受对真际的再现这一行为的意义。沈括当然也不是笛卡尔系真理的信徒，但是他对知见的“信验性”（reliability）却颇有执着；这个信验性与确定性、证伪性是颇有相类之处的。除此之外，沈括甚至也开始明确讨论认知行为中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沈括这个个案确凿地提醒我们，中国古代认知有其主流框架真实不虚，但是以这个主流为基础构建一个普适性的中西之分当然不是严谨的学术所为。

进一步地说，沈括与古代中国认知主流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孤案。纵观不同的知识阶层，诸多医、匠、工在他们的实践中也关注物质的实体和本质，也往往坚持自己的一套辨伪存真的标准以及对信验性的重视。在宋代，信验性作为一个认知理想也开始为不少士大夫所接受和推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沈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立场鲜明、记录丰富的个案，通过这个个案，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古代中国认知主流结构之外种种旁出的支流。

闻见主义与经验主义

沈括研究在知识史的视野中提出的另一个概念性问题是，所谓的闻见主义与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关系究竟何如？(43)本书的英文原著确实是以经验主义为题的，而中文译本转译为闻见主义，因为笔者确实意图将中文中的闻见和西文中的经验主义联系起来。那么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哲学研究中对经验主义的定义。在欧洲传统中，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rationalism）是一阴一阳、互为界定的。有研究者认为经验主义这个概念不适用于中国语境，因为“中国传统中没有一个相应的理性主义”(44)。欧洲传统是将经验（experience）与“内在理念”（innate knowledge）对立起来的，而一个古代中国的知见传统中没有严格的存有论意义上的先天内在理念。(45)所以，古代中国的认知具有“笃实的经验性”(46)。没有了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孤身无傍，故远远不如在欧洲传统中显赫。

经验主义在中国语境中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关乎“知觉”（perception）。尽管欧陆和英美传统中就如何定义经验主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混战，但各种不同的学派还是有一个共享的基本立场的，那就是经验主义必以知觉为重要的知识来源（source of knowledge）。西方思想史上以此为中心定义经验主义的例子举不胜举。譬如伊壁鸠鲁（Epicurus）说，知觉是知识不可动摇的基础。(47)16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先驱，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有云：“我辈知天事人胜于古人，正因我们以眼见为实，抑或至少以知觉为实，并以此为判知万物严格的准绳。”(48)同一学脉的洛克（John Locke）也附议道：“知觉经验是一切知识的太初之源。”(49)

感官知觉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却远远不如西方显著，也似乎从未引起复杂的哲学争议。比如西方传统中著名的“知觉之疑”（problem of perception）很少困扰中国哲人。(50)在欧洲传统中，一个经典的论点就是人不可以无条件地依赖感官知觉，因为它有可能产生伪见（illusion）或者妄见（hallucination）。这个质疑说明任何对知觉的讨论都必须谨慎地处理客体和感官之间的关系——值得强调的是，这并不是一个简单透明的关系。而古代中国传统中的知见者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在其西方同侪眼中看来就略显稚朴；对他们而言，感官知觉似乎就是个自然而然的事，是一种直白无碍的意识。并且，因为中国传统中的知见者没有把自身和周身环境在存有意义上严格地分割开来，他们也并不觉得自己的知觉行为就是“主观”（subjective）的，所以也没有什么理由要怀疑知觉是否能提供有关客体的客观认识。

但是，认为中国哲学传统完全不重视感官知识却是有失偏颇的；对知觉的哲学兴趣其实是从先秦至宋一直存在的。(51)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闻见之知”（或曰“闻见”），这个概念在宋代思想中十分常见，而“闻见”的重点正在于知觉。进一步说，对感官闻见的关注也促发了以知觉为基准的对知识的分类。譬如，与闻见之知相对的是“德性之知”，这二者构成了宋代思想中一对重要的概念。(52)尽管在现代读者眼中“德性”似乎专指道德，但是德性之知的范畴远远超过现代思想中狭义的道德伦理。为了避免误解，本书在分析中将以“模比”（modeling）一词作为替代，以此更加准确地阐述德性之知的认识论含义。闻见与模比/德性构成了一个两重的知识分类。对大多数宋人来说，闻见是一种境界狭小的知识，地位明确低于德性之知；对求道者而言，逐步模比的德性之知才是正道。所谓模比，是人以心探求宇宙微隐秩序（deep orders）的过程，与闻见是完全不同的认知行为。(5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宋人还是真有自己的一种“知觉之疑”，虽然这种质疑的主要动力并非来自对妄见的担忧，而更多出于对深度的追求。

所以，闻见与模比的二分展现了一个与欧洲传统中的经验主义类似的结构语境：两种以知识来源为区分的知识种类中，其中一种是依赖感官为来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中国的闻见之知与欧洲的经验主义的地位和意义是有可比性的（尽管模比与理性主义非常不同，它既不依赖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内在理念，也不追求严格的超越性）。纵然欧洲意义上的理性主义与古代中国无关，古代中国的求知者也确实面临着驱动理性主义产生的类似问题，万物之庞杂浩瀚，人类何以遨游其中而不迷失方向？这种对真确与秩序的向往促使人们考虑一些具有一统性的认识论方法，而且他们走出了一条不依赖于神灵或者超越性理想主义（transcendental idealism）的道路。

当然了，上述比较只是一个开始，还需要在具体的历史分析中不断细化。闻见与模比的关系是需要进一步精确定义的。譬如，沈括所持的闻见主义并不等同于对德性之知的否定。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宋人（包括沈括在内）都无意将闻见与德性分割开来。这二者往往是同一过程中的不同阶段，闻见之知是用功之初始，德性则是它的升华。所以，闻见和德性的区别在知识实践中往往体现在侧重点的不同。以沈括为例，他侧重于依赖闻见给他的认知导向，这个倾向性可能发生在他只行闻见的时候，也可能发生在他探求微隐秩序的时候（即德性）。理解沈括的闻见立场，必须要明了这个立场是两个不同认识论倾向在知识实践中不断博弈、商榷的结果，这一点是本书要在历史语境中详细说明和展开的。

除了哲学上的考量之外，本书对沈括闻见主义的考量也有与具体历史相关的两个特色。第一，沈括对闻见的兴趣并不仅仅意味着对目见耳闻感官活动的依赖，也包含对个体知见者的认知自主（epistemic autonomy）的重视；认知自主不仅包括感官认知，也包括一系列以增强信验性（reliability）为目的的思辨技巧。换言之，这些技巧涵盖的范围并不只局限于狭义上的感官认知。

第二点则与研究闻见主义的方法相关。与以上引述的欧洲经验主义哲学家相比，沈括是一个方法论上的沉默者。他并未系统地对闻见主义做一番哲学定义，给它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义”的面貌，他甚至也没有对感官认知进行学理上的剖析。即使与他同时代的宋人思想家相比，沈括的沉默也是明显的：他不是一个靠恢弘论道立身的人，特别与诸多统理求道者相比，沈明显短于雄辩析理，而长于记录知识实践中的具体见识。

这种沉默，或者精确的说，“矩范立则之言”（normative articulation）的缺失使沈括的闻见主义看似不是哲学研究里最显而易见的对象，但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却别有趣味。笔者认为，沈括的闻见主义是一个经验主义的立场（empirical stance），这个立场涵盖的是认知态度、倾向和具体手段；它与一个立足于论点和命题的哲学论点是性质不同的。(54)沈括的闻见主义立场是通过对具体知识实践的叙述体现的。事实上，这个特色在诸多不同文化传统的经验主义中都有体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经验主义很难有先验的哲学定义。比如，学者普遍认同近世欧洲语境中的经验主义（historia）也常常暗含在实践行为之中，并不总明示于矩范立则之命题或论点之间。(55)这种基于知识实践的研究方法当然不仅限于经验主义。认识论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场域，有数种不同的学科及研究方法参与其中。哲学家可以侧重分析命题，历史学家也可以专注历史文化语境中具体的知识生产行为。所以本书的方法也可以称之为“历史性的知识论”（historical epistemology）。(56)

基于这些考虑，本书的重点不在于将沈括的闻见主义分解为抽象命题来做分析，因为他本志不在此。笔者的分析框架将主要由宋代思想的历史概念构成，譬如学、道，当然还有闻见与德性之知。在这个基础上，本书将深入讨论沈括的知识实践行为。并且，笔者会尤其注重挖掘他实践行为之下的认识论前设（epistemological assumptions）。比如，第四章讨论沈括的闻见主义的存有论意义，第十章探究他在追求信验性的过程中开始对主客体进行分离。这些讨论都将对理解沈括的闻见主义有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书致力于对沈括思想的“玄默之框架”的揭示，从而能将他的思想与古代中国认识论主流做一次深度对比。

给读者的阅读导航

本书同时是一个人物和一个哲学理念的“传记”，所以采用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结构。本书的第一条主线是沈括的生平，包括第一、三、五、六和八章；第二条主线则是对他的闻见主义立场的分析，分布在二、四、七、九、十章。第一条主线中的每一章在第二条主线中都有一个对应。每一章思想分析都是基于对应的生平章节，其分析的重点都来自于沈括生平具体语境中的概念，并将这些概念投射到更广阔的背景中讨论。这个安排的目的有二：一是为分析沈括的思想留出大量的空间，因为一本评传的重点终究还是归于系统的“评”；二是为了本书能在结构上以小见大，能从沈括的个案延伸到整个古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框架中去。笔者希望读者不仅能看到沈括这盏探照灯，也能看到被其光柱划过的广袤思想天地。

---

(1) 见王伟：《科学巨人，政治矮子——话说沈括其人》，《文史天地》2011年第4期；李翠翠：《科学巨星——沈括》，长春：吉林出版社，2011年；李华新：《沈括》，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99年。

(2) 李光羽、谢宝耿编文：《中国古代科学家·下集·沈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4页。

(3) 同上，9页。

(4) 同上，10页。

(5) 同上，13页。

(6) 同上，15页。

(7) 李光羽、谢宝耿编文：《中国古代科学家·下集·沈括》，19、21、23页。

(8) 同上，25页。这位“科学家”即李约瑟（Joseph Needham），他的原话是，沈括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头脑之一”（one of the greatest scientific minds in Chinese history）。见Joseph Needham，The Grand Titration：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9），27。

(9) 譬如，著名地质学家竺可桢曾以地学为框架讨论沈括的成就。见竺可桢：《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科学》第11卷第6期，1926年。对这个时期沈括研究的全面综述，见Nathan Sivin，“Shen Kua，” in Sivin，Science in Ancient China：Researches and Reflections（Aldershot，UK：Variorum, 1995），49–52。

(10) 有关科学在20世纪中国的地位，参见Jing Tsu and Benjamin A. Elman，“Introduction，”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Modern China，1880s–1940s，ed. Jing Tsu and Benjamin A. Elman（Leiden：Brill, 2014），1–14，特别是6–7。

(11) 有关中国本土第一代科学史学家的研究，见James Reardon-Anderson，The Study of Change：Chemistry in China，1840–194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79–131；有关科学史编撰与中国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见Iwo Amelung，“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Modern China，1880s–1940s，ed. Jing Tsu and Benjamin A. Elman（Leiden：Brill, 2014），39–65。

(12) Amelung，“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3–54.

(13) 比如，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钢铁公司《梦溪笔谈》译注组：《梦溪笔谈译注（自然科学部分）》，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对这些研究详尽的列举，见包伟民：《沈括研究论著索引（1926—1983年）》，载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编：《沈括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325—333页。

(14) 李之仪：《姑溪居士全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1986年，第12卷，2页。

(15) Patricia Ebrey，Anne Walthall，and James Palais，East Asia：A Cultural，Social，and Political History（Wadsworth：Cengage Learning，2009），128；Xiaobing Li，China at War：An Encyclopedia（Santa Barbara，CA：ABC-CLIO，2012），416.

(16) 有关士大夫阶层的兴起以及他们在11世纪的政治与思想作为，见Peter Bol，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8），1–77。

(17) 宋代科举简史请见John W. Chaffee，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8) 有关对此新“学”之内容和风向的探讨，见Bol，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43–77，以及Peter Bol，This Culture of Ours：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9) 有关此复古面貌，见Bol，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61–65。

(20) 有关北宋早中期科场科目的具体变化，见Chaffee，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69–70。

(21) 笔者对统理的定义，受到Donald Kelly对史学研究中关于“system”的讨论的启发和影响。见Donald Kelly，“Between System and History，” in Historia：Empiricism and Erudi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ed. Gianna Pomata and Nancy G. Siraisi（Cambridge，MA：MIT Press, 2005），224。

(22) Sivin，“Shen Kua，” 31.

(23) 有关宋代数学发展之综述，见Needham，“Joseph and Wang Ling，”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ume 3：Mathematics and the Sciences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38–48。宋代天文历法发展之综述，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233—236页。宋代医学发展之综述，见T. J. Hinrichs，“The Song and Jin Periods.”In Chinese Medicine and Healing，edited by T. J. Hinrichs and Linda L. Barnes（Cambridge，MA：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4) 有关罗盘的研究，见Needham，Joseph，Wang Ling，and Kenneth Girdwood Robinson.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ume 4：Physics and Physical Technology，Part 1：Phys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281—282。火药研究，见Wang Ling，“On the Invention and Use of Gunpowder and Firearms in China，”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East Asia，ed. Nathan Sivin（New York：Science History Publications, 1977），以及Joseph Needham，Ho Ping-yü，Lu Gwei-djen，and Wang Ling，Science and Civlisation in China，Volume 5：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Part 7：Military Technology；The Gunpowder Epi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117–126。这三个技术发明之所以特别著名是因为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曾称它们为定义现代世界的标志性发明，而李约瑟又特别强调了这些被西方视为定义自身现代性的科技成就其实来自古代中国。见Needham，The Grand Titration，11。

(25) Sivin，“Science and Medicine，” 54–55.

(26) 有关宋代国家对科技知识产出的投入，见Xiaochun Sun，“State and Science：Scientific Innovations in Northern Song China, 960–1127，” PhD dis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7）。

(27) 有关这些出版物的详细信息，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145—152页。

(28)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北宋士人在官办的校正医书局中的活动，见范家伟的详细研究，范家伟：《北宋校正医书局新探》，香港：中华书局，2014年。

(29) 自1970年代以来对沈括研究的综述，见Nathan Sivin，“Books on Shen Kuo，” East Asian Science，Technology，and Medicine 40（2015）：93–102。

(30) 为了避免“科学家”这一现代词汇的带来的误解，席文建议以“polymath”（博学者）一词作为替代。见Sivin，“Shen Kua，” 31–32，以及氏著“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Research on Ancient Science，” East Asian Science，Technology，and Medicine 23（2005）：10–25。笔者将在本书第九章详细讨论“博学”这个概念在宋代思想中的复杂性。

(31) 有关framework of taken-for-granted的定义，见Charles Taylor，A Secular Ag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13，以及氏著Sources of the Self：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8–11，19–20，and 26–32。

(32) 持这个看法的学者众多，比如，Jana S. Rošker，Searching for the Way（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8），4。

(33) 譬如，见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 2，281。

(34) 引文之原文乃是“how to be adept in relationships，and how，in optimizing the possibilities that these relations provide，to develop trust in their viability，”见David L. Hall and Roger T. Ames，Thinking from the Han：Self，Truth，and Transcendenc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150。

(35) 持此观点的学者，见Hall and Ames，Thinking from the Han，168，以及Roger T. Ames，“Meaning as Imaging：Prolegomena to a Confucian Epistemology，” in Culture and Modernity：East-West Philosophic Perspectives，ed. Eliot Deutsch（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1），239。

(36) 持此观点的学者，见Ames，“Meaning as Imaging，” 228；Hans Lenk，“Introduction：If Aristotle Had Spoken and Wittgenstein Known Chinese：Remarks Regarding Logic and Epistemology，A Comparison Between Classical Chinese and Some Western Approaches，” in Epistemological Issues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ed. Hans Lenk and Paul Gregor（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11；Fraser，Chris. “Knowledge and Error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 Dao：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10（2011）：127–148；以及Barry Allen，Vanishing into Things：Knowledge in Chinese Tradi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103–104 and 197。

(37) Christoph Harbsmeier，“Conceptions of Knowledge in Ancient China，” in Epistemological Issues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14.

(38) 本书第四章讲详细深入讨论基于同类感应的关联思想。

(39) 已有学者对这种对立进行批判，譬如见Willard J. Peterson，“What Causes This?”In Interpreting Culture Through Translation：A Festschrift for D. C. Lau，ed. Roger T. Ames，Chan Sin-wai，and Mau-sang Ng（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1），185–205。

(40) Angus C. Graham，Disputers of the Tao：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La Salle，IL：Open Court，1989），319–320.

(41)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 2，281.

(42) 墨子刻（Thomas Metzger）称这个特色为“认知乐观主义”（epistemolo-gical optimism）。见Metzger，A Cloud across the Pacific：Essays on the Clash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Political Theory Today（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5），21–31。对于这个说法的批评，见Allen，Vanishing into Things，7–9。

(43) 一些汉学家已用“经验主义”这个概念来讨论沈括，比如坂出祥伸：《沈括の自然観について》；Sivin，“Shen Kua，” 33；以及Dagma Schäfer，The Crafting of the 10，000 Things：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133。但是以上学者均没有对该概念的哲学定义进行严格考察。本书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在中国思想特定的概念和结构里较精确地讨论经验主义的可行性。

(44) Allen，Vanishing into Things，201.

(45) 与此同时，西学语境中的experience一词在古代中国思想里也没有一个好的对应。晚至20世纪“经验”才成为了experience的翻译。见雷祥麟的研究，Sean Hsiang-lin Lei，“How Did Chinese Medicine Become Experiential? The Political Epistemology of Jingyan.” Positions 10.2（2002）：333–364；Neither Donkey Nor Horse：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91–93。

(46) Ames，“Meaning as Imaging，” 234.

(47) Elizabeth Asmis，“Epicurean Epistemolog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Hellenistic Philosophy，ed. Keimpt Algra，Jonathan Barnes，Jaap Mansfeld，and Malcolm Schofie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260–294.

(48) Francis Bacon，Francis Bacon：The New Organon，compil. Lisa Jardine and Michael Silverthorn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21.有关培根经验主义的系统讨论，见Paolo Rossi，Francis Bacon：From Magic to Science，trans. Sacha Rabinovitch（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8）。

(49) John Locke，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ed. Peter H. Nidditch（Oxford：Clarendon Press, 1975），104.有关洛克经验主义的系统讨论，见Michael Ayers，Locke：Epistemology and Ontolo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154–168。

(50) 有关“知觉之疑”的相关论点，见William Fish，Philosophy of Perception（London：Routledge, 2010），1–48。

(51) 譬如Jane Geaney就中国上古思想中的感官之知著有一本专著，不过她将“感官辨识”（sense discrimination）和“感官知觉”（sense perception）这两个概念分离开来。见Geaney，On the Epistemology of the Senses in Early Chinese Thought（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52)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25，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317页。早先张载称之为“德性所知”。见张载：《语录》，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卷7，24页。

(53) 这个区分与亚里士多德的感官、智识二分是有相似之处的，尽管中国古代思想里不主张将人的感知与世界以及心分隔开来。见Geaney，On the Epistemology of the Senses，13–14。这个论点不仅适用于上古思想，也适合宋代。

(54) 事实上，笔者对作为立场而不是论点的闻见主义的定义来自于一个哲学家的启发。Bas Van Fraassen选择以“立场”来定义经验主义，因为这个概念很难有先验意义上的哲学定义。见Van Fraassen，The Empirical Stance（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31–63。

(55) Chiara Crisciani，“Histories，Stories，Exempla，and Anecdotes：Michele Savonarola from Latin to Vernacular，” in Historia：Empiricism and Erudi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ed. Gianna Pomata and Nancy G. Siraisi（Cambridge，MA：MIT Press，2005），298.

(56) 几个“历史性的知识论”的著名实践例子，见Mary Poovey，A History of the Modern Fact：Problems of Knowledge in the Sciences of Wealth and Societ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Lorraine Daston and Peter Galison. Objectivity（Brooklyn：Zone Books, 2007）；Hans-Jörg Rheinberger，On Historicizing Epistemology：An Essay，trans. David Fernbach（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